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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上海迁往广州。
●1949年2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未经代总统李宗仁同意，将行政院迁往广州。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发表声明，要求停战，但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之门最后关闭。
●1949年10月14日：第四野战军攻陷广州，国民党政府再迁重庆。
●1949年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任市长。
1949年2月8 日，星期三，阴有小雨，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南迁的决定在1月25日晚已经做出，但为了安定人心，政府依然对外宣称，“南京迁地办公，不是政府迁都，我们的首都还是现在的南京。”此时，国共双方军队已经距离仅仅五十公里，兵临城下的局面，很快让政府的通告失去了意义。随着城外枪声日渐密集，南迁的进度也一再加快，到了2月5日，行政院已经整体撤往广州办公，三天后，整个政府机关南迁。
慌乱的撤退
由于缺乏准备，撤退一直是在慌乱中进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机关办公室主任李茂林从1月底就开始与同事为接待政府南下而忙碌。2月8日晨8时，南京机关职员及家属三百余人，由南京转乘粤汉线火车抵达广州黄沙车站。
国民党中央原准备以现在广州市东风路上中山纪念堂为办公地点，但一时间各部委三百余人均已抵达此间，不但如此，还随行携带了百余箱文件。纪念堂不敷使用，只得将广东省党部腾出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地址，留纪念堂为中央各部职员住宿之用。
在撤离过程中，各部委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许多职员早已在1月底就离开南京，但因中央机关南迁者多，水路、陆路交通十分不便，所以迟迟不能到达。大批公务人员犹如难民，每天都有一大批涌进广州。广州市府手忙脚乱，由于原有公房难以安置，只得拨出公园的一部分，用作房屋居住及安放档案之地。
“卫生部”算是效率最高的一个部门，2月初迁穗后，随即就在石头海港检役所办公，并在市内中央医院设临时办事处。“财政部”则由于头绪众多，迟迟难以安顿。先是觅得长堤广东银行三楼及广东财政厅二处作为办公地址，随后又开始设立福州办事处，同时在南京保留有办事处负责联络工作。由于掌管国库，迁往广东的各机关经费都要在此领取，各部委人员在财政部长堤办公处排起了长队，但国库工作人员未能到岗，所以经费迟迟难以领取。
至于那些原先就不被重视的“清水衙门”，在撤离中更是备受冷遇。“侨务委员会”迁穗好不容易找到了办公地点——广东省侨务处，但职工宿舍却难以安排。“中央审计部”干脆在市内连办公地都找不到，只好迁往中山县小榄镇。好在有广东审计处长出马，亲自前往小榄镇，这才接洽到祠堂十余间，作为宿舍和办公地点。尽管勉强“开张”，但此时此刻，根本无“计”可审，倒也乐得忙里偷闲，干脆私自放假，等到全部员工到达后再开始办公。
因政府搬迁，受国事影响，一般公教人员，民众眷属，疏散南下者众多，因仓猝间找不到实际通讯地址的为数不少，造成投递汇兑不便。在李茂林的记忆中，那段时间，办公桌上经常堆放着大量信件，都是由于找不到主人而无法投递的。
“陪都”时光
时年20岁的陈穗平，当时在国民党的部队机关任少尉文书。1949年那段时间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乱”。从7月到9月，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一连有两位负责医疗器械、药材管理工作的库长不辞而别。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利用职权将负责管理的医疗器械、药材等物资，或拿到市场上交易，或卖给当地医院，换取大量金钱后一走了事。
陈穗平是1945年成为公务人员的，一直在管理医疗器械、药材的部门从事文书工作。当时能够在乱世之中谋得这个职位，除了“人老实”，更有一个特长就是“靠一手好字旗开得胜”。
尽管高官频爆丑闻，但对于陈穗平这种普通公务人员来说，除了老老实实上班，也没有别的出路可走。当时公务员入职，必须写保证书，宣誓，并随时听候上级发落。刚开始，入职的文武公务员待遇依生活指数发给金圆券，有六十、一百到三百不等。到了1949年1月后，市级公教人员获准配发公粮：职员三市斗，工役二市斗，长警五市斗。
在此窘困的处境下，一些职员甚至开始偷窃。当年4月，《中央日报》报道，一名公务员在偷窃电话时被卫兵发现并扣留。这名职员在市政府电台任职多年，一家七口人都靠他一人微薄薪水维持，平时生活已感万分拮据，近来形势更加逼人。由于债台高筑，加之告贷已再无门，就伺机潜入专门委员会，偷了一部电话，意图变卖，刚刚走到市政府门口，被警卫发现，随后被扣留。
电台台长亲自为此事向市长求情，亦被拒绝。这名职员被扣押期间，守卫不允许家人探视，已经三天未能进食。据这名职员的同事称，此人平日本来是一安分守己的公务员，此系因生活无着，只得出此下策。尽管同事们纷纷表示同情，但面对此事，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到了5月上旬，形势更加糟糕。中央各机关施行大裁员，原定按照相关公教薪俸，发放给三个月薪金，折合银圆百元上下作为遣散费。但后来当局又发行大钞，而国营事业依然用银圆收费，进而引起全国金圆券剧烈贬值。
公务人员遣散费照市值计算，仅得银圆数枚，不仅不够归途旅费之用，更无法维持数口之家。在当时的广州，许多公务人员不过仅存三数日口粮而已，真可谓是雪上加霜。被迫无奈的公务员们，曾发起多次请愿活动，请求改善工资、改善资遣办法，但均遭到了压制。
政府甚至颁布法令，公务员聚众请愿，按戒严法执行：“现值戒严期间，所有公务员一律勤勉从公，不得聚众请愿，妨碍公务，各级主管长官须约束所属，绝对禁止擅自行动，违反法纪，按戒严法第一款之规定执行。”
此间时局不稳，物价飞涨，市场食品无不上涨20%-30%以上：鸡颈每斤4.8元至5元，鸭3.5元，大虾6元，田鸡4元，鲩鱼2.4元，猪肉3元，烧肉3.6元，菜心8毫，牛肉3.2元，牛腩1.6元。所谓“元”，实际是银元，而公务员手中则大部分是金圆券、银圆券，天天贬值。其与“基数”的比率天天不同，时时出入，比如上午1万元金圆券等于1元的货品，下午已变成了1万2千元金圆券等于1元了。
陈穗平还记得当时一出粮（发工资）立即跑步去“剃刀门楣”（因为兑换外币一买一卖，加上手续费，亏掉不少钱，犹如理发店长发进短发出）将金圆券兑换成港币。人们到茶楼饮茶，一进门即想好吃什么，预先买好“烧卖筹”、“糯米鸡筹”，否则到埋单时再结账的话，价钱已翻了一番。到了最后时刻，300万元金圆券才换1元时，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毫无价值可言。
冷清的中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却在广州，部署“保卫华南”的方针。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帮政界人士，则正前去关帝庙，找算命先生占卜民国的命运。也不知是否算命先生为多赚两个钱，占卜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官员们问政局如何，算命先生回答：“汉室复兴，中原在望，天意也。共魔消灭，国事有为，何时了，一载庆升平。”再问到羊城吉凶时，算命先生答：“君问羊城，五羊免劫灾，共终难得志，禾熟见奔逃。”又问曲江和厦门的安危，算命先生说：“曲围由厦解，白兔退林彪。厦门危而复安，天意也。”算命先生的一番话，令政要们欢欣鼓舞。但也就是在此时，人民解放军正迅速南下，已完成进逼广州的部署。
10月6日是中秋节，尽管兵临城下，但广州市内的人们还是没有忘记过节。李茂林上街闲逛，街市上依旧热闹非凡，店铺中挂满花篮和五光十色宣传广告，糖果饼店前摆着各种奇形异象的月饼，连骑楼底下都塞得水泄不通，行人很不易穿过“月饼阵”。为了招揽生意，年轻的伙计大声高唱着推销曲，“朋友买啦，蛋黄、月宝、鸭月月饼，一银元一斤”。但终究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这一点，连《广州日报》的记者也发现了。次日，报上新闻称，“昨六日为农历中秋佳节，省市机关虽有职员办公，惟大部迟到早退，情形殊不紧张，各级学校上午上课下午均放黑市假，酒楼茶市更形冷淡，一般市民均打算闭门“深杯满酌”，以求一醉，故市面景观并不热闹，加予当局为保治安执行宵禁，禁放鞭炮，赏月情绪并不热闹，市民均在外张内弛中渡过中秋。”
到了10月10日，照例要举办纪念“双十节”大会，所有在穗“中央机关”及穗粤各级党政军职员均全体参加。一些学校和农工商团体也派出了代表。李茂林还记得当时大会主题是，“誓死反共反苏到底”，“死守广州，争取胜利”，台上的要员们要市民“协助政府，相信政府”，但台下的人们则早就开始各自的打算了。
陈穗平所在卫生系统，此时已计划随广东政府先迁逃到海南岛，作为最后到台湾的前站。单位贴出通告要全体人员报名准备。陈穗平在得知此消息时，并没像其他同事那样报名，主要原因是不想离开广东，离开亲朋好友。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普通公职人员，他并没有大难临头的感觉，还借了200个大洋给一位去海南的同事，这一借当然是有去无还了。
解放
解放军以神速的步伐逼近广州，其时国民党在广东大陆尚有四个军和一个兵团的兵力，但兵败如山倒，纷纷向西南方向撤退，企图渡海到沿海岛屿。10月12日，国民党南迁的“中央”机关被迫撤离广州。国民党当局的省级机关，亦大批强制征用船只开始从黄埔、大沙头、黄沙等处撤离。
解放马上就要来临，但广州市一百五十万市民，却是怀着“恐惧”、“怀疑”和“希望”的混杂心理，终日蟹居于户内。1949年10月12日，陈穗平在日记中写道：“由是日起，停止返工，广州势危”，因不想跟随单位撤退海南，他决定不再去上班。
两天后，14日晚9时解放军开进了广州。在撤逃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将横跨珠江的海珠大铁桥炸毁，除两岸尚存两桥脚一部分，铁桥已全部被毁，桥身陷入水中，只剩下三个桥墩屹立江中。爆炸时，泰康路一带民居楼因受不了剧烈震动而倒塌，同时铁桥被炸时飞出的铁片，将附近铺户击毁，其中大者三层楼房亦被击破，小者则直接击伤市民，造成本市数年以来的最大浩劫。
也是在1949年10月14日晚，在粤海关任文职的吕健行正和几位同事在家里打桥牌，其中一位叫程逸岩的同事临时有事要先走，吕健行和其他几人对此没有太在意。第二天，广州解放了，粤海关也暂时停止上班。一星期后，吕健行和同事们才惊奇地发现，打牌时有事先走的程逸岩，竟然穿着解放军的服装来接管粤海关。“原来程逸岩就是地下党人，那晚他是加入解放广州的队列了啊！”。
1949年10月15日，钱庄买卖部分启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储金的汇业局仍照常开门，但营业部暂时停顿。市内金铺大多都不营业，而电信局则照常办公，与解放区的电讯开始通畅，普通民众发电报则价格不变，平电一字银元一角一分，急电二角一分。
尽管早在几个月前，广州的不少街道纷纷筹建木栅，到了这时，市民反而是镇静如常，广州人见面时，多会说一句：“喂，有什么搅呀！”对方总是先来一个摇头，继而是一声长叹，然后才开口寒暄。
而茶楼酒馆则利市百倍，由于战火平息，市民们心情大快之余，携男带女到各茶楼酒馆食品店，吃个痛快，早晚茶市座无虚席。市内公共车各线照旧开行，各街道均有市民聚谈，各店铺也大部分照常营业，惠福西各米店生意兴隆，菜市拥挤。报纸上称，“小童如常嬉戏，无战气氛，平静度过此一开头。”
对于旧公务员，新政府则采取了招聘和留用的办法。那些没有随同国民党政府一道撤离的，留在该处，等候人民政府接管。军事接管工作结束后，按照“量材录用”的政策，派到广州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
1949年10月20日，接管市政府的军事代表发布通告：“广州市政府及所属单位现职人员工兹现于本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日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十二时至五时，自来市政府报到并照常办公，如逾期不到即作离职论，特此通告，仰各周知。”李茂林、吕健行由此在新政府继续工作，直到退休。
陈穗平则稍有波折。广州刚解放时，有短暂的真空时期，部分公务员外走香港、澳门找工作，陈穗平也是此时乘坐免费火车到香港，随后又去了澳门。
但在两地并不顺利，当时报纸上发布有不少新政府各行业招聘的广告，陈穗平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广州。在对比多条广告后，他认为工商联400斤粮（折成150元）的工资最有吸引力，于是在2000人的参加的考试中，他成为了被录取的200人之一。纷扰的生活结束了，一切又重新开始。
1949年2月21日《南京晚报》报道
羊城虽好不易居南迁官员要还都
（本报今日广州专电）南迁公务人员因“物价贵，不易居”，纷纷发动还都运动。李代总统所广播之肃整官场与灭绝贪污，在此间已发生重大影响。甚而有一家报纸提出没收逃港要员之全部财产，并没收逃往台湾国民党要员财产之半，贪污人员则处以苦工服役。
1949年2月21日《南京晚报》报道
立委感慨表示将要睡地板了
在广州房荒闹得最严重的今日，抵穗立委近百人住的问题，又要使行政院也感头痛了。行政院前日指定拨中国、农民两银行之宿舍及凤凰、金龙等旅店交给立法院，但是十六日下午二时，立院秘书处与立委多人，前往东山两银行宿舍时，那里已经“人满之患”。据说，盘据此间的还不是两银行的职员，可是却不肯迁出。至于几家旅馆，原规定八折征租，但都故意抬高底价三分之一，才打八折，结果反而租贵了。若干立委很表愤慨，他们说：“政院的命令行不通两间银行和几家旅馆，如果再僵持，宁可睡地板，也不再去找麻烦了。”这件事现在由秘书处向政院交涉中。
1949年10月7日《广州国华报》报道
官员扶乩问时局
（本报专讯）此间省政官员多人，以北平共匪袍笏登场，国际环境与战局变化，对大局如何了结，至感焦虑，五日晚联访省府顾问陆文阑于私邸，谈兴方浓，乃作扶乩之议，香儿洁净，扶乩开始，随获汉寿亭侯关帝降临，对时局及华南安危示偈八句如下：吾乃关壮缪，无事下云游，诸子无可忧，厦门活有救，旧都冠沐猴，有如潮水流，勿恐狂风舟，粤境乐无忧。
众官获此偈语后，六日晨携返省府交与若干未参与扶乩之首长观看谈论，颇为热闹云。
1949年4月26日《南京晚报》报道
匪帮首要份子纷逃广州台湾
（新华社北平二十五日电）由南京逃来上海的国民党匪帮首要份子失魂落魄地向广州及台湾等地逃命，伪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于二十三日逃到上海后，当晚即召集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陈大庆等战犯份子，举行军事会议。二十四日上午，何又召集潘公展、徐寄顷等，大言不惭地宣布"政府有确保大上海的最大决心"，但这个会刚刚开完，何匪就溜往广州。同时逃到广州的还有贾景德、黄少谷、端木杰、贺衷寒等，匪首蒋介石据传已于二十四日自上海乘军舰逃向厦门。张群在向匪首蒋介石请示后，亦已由上海慌忙回重庆。顾祝同、翁文灏、孙连仲、陈雪屏、阎锡山等人，分于同日逃往台湾，台北松山机场从早至晚，机声隆隆不绝，飞机不断从上海抢撤匪帮高级人员，停留上海的飞机不敢留在上海过夜，均于天黑前逃至台北。
（本专题中旧闻选自田晓箐先生提供的《解放时期社会新闻》书稿，特此感谢）
●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上海迁往广州。
●1949年2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未经代总统李宗仁同意，将行政院迁往广州。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发表声明，要求停战，但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之门最后关闭。
●1949年10月14日：第四野战军攻陷广州，国民党政府再迁重庆。
●1949年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任市长。
1949年2月8 日，星期三，阴有小雨，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南迁的决定在1月25日晚已经做出，但为了安定人心，政府依然对外宣称，“南京迁地办公，不是政府迁都，我们的首都还是现在的南京。”此时，国共双方军队已经距离仅仅五十公里，兵临城下的局面，很快让政府的通告失去了意义。随着城外枪声日渐密集，南迁的进度也一再加快，到了2月5日，行政院已经整体撤往广州办公，三天后，整个政府机关南迁。
慌乱的撤退
由于缺乏准备，撤退一直是在慌乱中进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机关办公室主任李茂林从1月底就开始与同事为接待政府南下而忙碌。2月8日晨8时，南京机关职员及家属三百余人，由南京转乘粤汉线火车抵达广州黄沙车站。
国民党中央原准备以现在广州市东风路上中山纪念堂为办公地点，但一时间各部委三百余人均已抵达此间，不但如此，还随行携带了百余箱文件。纪念堂不敷使用，只得将广东省党部腾出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地址，留纪念堂为中央各部职员住宿之用。
在撤离过程中，各部委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许多职员早已在1月底就离开南京，但因中央机关南迁者多，水路、陆路交通十分不便，所以迟迟不能到达。大批公务人员犹如难民，每天都有一大批涌进广州。广州市府手忙脚乱，由于原有公房难以安置，只得拨出公园的一部分，用作房屋居住及安放档案之地。
“卫生部”算是效率最高的一个部门，2月初迁穗后，随即就在石头海港检役所办公，并在市内中央医院设临时办事处。“财政部”则由于头绪众多，迟迟难以安顿。先是觅得长堤广东银行三楼及广东财政厅二处作为办公地址，随后又开始设立福州办事处，同时在南京保留有办事处负责联络工作。由于掌管国库，迁往广东的各机关经费都要在此领取，各部委人员在财政部长堤办公处排起了长队，但国库工作人员未能到岗，所以经费迟迟难以领取。
至于那些原先就不被重视的“清水衙门”，在撤离中更是备受冷遇。“侨务委员会”迁穗好不容易找到了办公地点——广东省侨务处，但职工宿舍却难以安排。“中央审计部”干脆在市内连办公地都找不到，只好迁往中山县小榄镇。好在有广东审计处长出马，亲自前往小榄镇，这才接洽到祠堂十余间，作为宿舍和办公地点。尽管勉强“开张”，但此时此刻，根本无“计”可审，倒也乐得忙里偷闲，干脆私自放假，等到全部员工到达后再开始办公。
因政府搬迁，受国事影响，一般公教人员，民众眷属，疏散南下者众多，因仓猝间找不到实际通讯地址的为数不少，造成投递汇兑不便。在李茂林的记忆中，那段时间，办公桌上经常堆放着大量信件，都是由于找不到主人而无法投递的。
“陪都”时光
时年20岁的陈穗平，当时在国民党的部队机关任少尉文书。1949年那段时间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乱”。从7月到9月，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一连有两位负责医疗器械、药材管理工作的库长不辞而别。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利用职权将负责管理的医疗器械、药材等物资，或拿到市场上交易，或卖给当地医院，换取大量金钱后一走了事。
陈穗平是1945年成为公务人员的，一直在管理医疗器械、药材的部门从事文书工作。当时能够在乱世之中谋得这个职位，除了“人老实”，更有一个特长就是“靠一手好字旗开得胜”。
尽管高官频爆丑闻，但对于陈穗平这种普通公务人员来说，除了老老实实上班，也没有别的出路可走。当时公务员入职，必须写保证书，宣誓，并随时听候上级发落。刚开始，入职的文武公务员待遇依生活指数发给金圆券，有六十、一百到三百不等。到了1949年1月后，市级公教人员获准配发公粮：职员三市斗，工役二市斗，长警五市斗。
在此窘困的处境下，一些职员甚至开始偷窃。当年4月，《中央日报》报道，一名公务员在偷窃电话时被卫兵发现并扣留。这名职员在市政府电台任职多年，一家七口人都靠他一人微薄薪水维持，平时生活已感万分拮据，近来形势更加逼人。由于债台高筑，加之告贷已再无门，就伺机潜入专门委员会，偷了一部电话，意图变卖，刚刚走到市政府门口，被警卫发现，随后被扣留。
电台台长亲自为此事向市长求情，亦被拒绝。这名职员被扣押期间，守卫不允许家人探视，已经三天未能进食。据这名职员的同事称，此人平日本来是一安分守己的公务员，此系因生活无着，只得出此下策。尽管同事们纷纷表示同情，但面对此事，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到了5月上旬，形势更加糟糕。中央各机关施行大裁员，原定按照相关公教薪俸，发放给三个月薪金，折合银圆百元上下作为遣散费。但后来当局又发行大钞，而国营事业依然用银圆收费，进而引起全国金圆券剧烈贬值。
公务人员遣散费照市值计算，仅得银圆数枚，不仅不够归途旅费之用，更无法维持数口之家。在当时的广州，许多公务人员不过仅存三数日口粮而已，真可谓是雪上加霜。被迫无奈的公务员们，曾发起多次请愿活动，请求改善工资、改善资遣办法，但均遭到了压制。
政府甚至颁布法令，公务员聚众请愿，按戒严法执行：“现值戒严期间，所有公务员一律勤勉从公，不得聚众请愿，妨碍公务，各级主管长官须约束所属，绝对禁止擅自行动，违反法纪，按戒严法第一款之规定执行。”
此间时局不稳，物价飞涨，市场食品无不上涨20%-30%以上：鸡颈每斤4.8元至5元，鸭3.5元，大虾6元，田鸡4元，鲩鱼2.4元，猪肉3元，烧肉3.6元，菜心8毫，牛肉3.2元，牛腩1.6元。所谓“元”，实际是银元，而公务员手中则大部分是金圆券、银圆券，天天贬值。其与“基数”的比率天天不同，时时出入，比如上午1万元金圆券等于1元的货品，下午已变成了1万2千元金圆券等于1元了。
陈穗平还记得当时一出粮（发工资）立即跑步去“剃刀门楣”（因为兑换外币一买一卖，加上手续费，亏掉不少钱，犹如理发店长发进短发出）将金圆券兑换成港币。人们到茶楼饮茶，一进门即想好吃什么，预先买好“烧卖筹”、“糯米鸡筹”，否则到埋单时再结账的话，价钱已翻了一番。到了最后时刻，300万元金圆券才换1元时，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毫无价值可言。
冷清的中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却在广州，部署“保卫华南”的方针。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帮政界人士，则正前去关帝庙，找算命先生占卜民国的命运。也不知是否算命先生为多赚两个钱，占卜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官员们问政局如何，算命先生回答：“汉室复兴，中原在望，天意也。共魔消灭，国事有为，何时了，一载庆升平。”再问到羊城吉凶时，算命先生答：“君问羊城，五羊免劫灾，共终难得志，禾熟见奔逃。”又问曲江和厦门的安危，算命先生说：“曲围由厦解，白兔退林彪。厦门危而复安，天意也。”算命先生的一番话，令政要们欢欣鼓舞。但也就是在此时，人民解放军正迅速南下，已完成进逼广州的部署。
10月6日是中秋节，尽管兵临城下，但广州市内的人们还是没有忘记过节。李茂林上街闲逛，街市上依旧热闹非凡，店铺中挂满花篮和五光十色宣传广告，糖果饼店前摆着各种奇形异象的月饼，连骑楼底下都塞得水泄不通，行人很不易穿过“月饼阵”。为了招揽生意，年轻的伙计大声高唱着推销曲，“朋友买啦，蛋黄、月宝、鸭月月饼，一银元一斤”。但终究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这一点，连《广州日报》的记者也发现了。次日，报上新闻称，“昨六日为农历中秋佳节，省市机关虽有职员办公，惟大部迟到早退，情形殊不紧张，各级学校上午上课下午均放黑市假，酒楼茶市更形冷淡，一般市民均打算闭门“深杯满酌”，以求一醉，故市面景观并不热闹，加予当局为保治安执行宵禁，禁放鞭炮，赏月情绪并不热闹，市民均在外张内弛中渡过中秋。”
到了10月10日，照例要举办纪念“双十节”大会，所有在穗“中央机关”及穗粤各级党政军职员均全体参加。一些学校和农工商团体也派出了代表。李茂林还记得当时大会主题是，“誓死反共反苏到底”，“死守广州，争取胜利”，台上的要员们要市民“协助政府，相信政府”，但台下的人们则早就开始各自的打算了。
陈穗平所在卫生系统，此时已计划随广东政府先迁逃到海南岛，作为最后到台湾的前站。单位贴出通告要全体人员报名准备。陈穗平在得知此消息时，并没像其他同事那样报名，主要原因是不想离开广东，离开亲朋好友。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普通公职人员，他并没有大难临头的感觉，还借了200个大洋给一位去海南的同事，这一借当然是有去无还了。
解放
解放军以神速的步伐逼近广州，其时国民党在广东大陆尚有四个军和一个兵团的兵力，但兵败如山倒，纷纷向西南方向撤退，企图渡海到沿海岛屿。10月12日，国民党南迁的“中央”机关被迫撤离广州。国民党当局的省级机关，亦大批强制征用船只开始从黄埔、大沙头、黄沙等处撤离。
解放马上就要来临，但广州市一百五十万市民，却是怀着“恐惧”、“怀疑”和“希望”的混杂心理，终日蟹居于户内。1949年10月12日，陈穗平在日记中写道：“由是日起，停止返工，广州势危”，因不想跟随单位撤退海南，他决定不再去上班。
两天后，14日晚9时解放军开进了广州。在撤逃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将横跨珠江的海珠大铁桥炸毁，除两岸尚存两桥脚一部分，铁桥已全部被毁，桥身陷入水中，只剩下三个桥墩屹立江中。爆炸时，泰康路一带民居楼因受不了剧烈震动而倒塌，同时铁桥被炸时飞出的铁片，将附近铺户击毁，其中大者三层楼房亦被击破，小者则直接击伤市民，造成本市数年以来的最大浩劫。
也是在1949年10月14日晚，在粤海关任文职的吕健行正和几位同事在家里打桥牌，其中一位叫程逸岩的同事临时有事要先走，吕健行和其他几人对此没有太在意。第二天，广州解放了，粤海关也暂时停止上班。一星期后，吕健行和同事们才惊奇地发现，打牌时有事先走的程逸岩，竟然穿着解放军的服装来接管粤海关。“原来程逸岩就是地下党人，那晚他是加入解放广州的队列了啊！”。
1949年10月15日，钱庄买卖部分启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储金的汇业局仍照常开门，但营业部暂时停顿。市内金铺大多都不营业，而电信局则照常办公，与解放区的电讯开始通畅，普通民众发电报则价格不变，平电一字银元一角一分，急电二角一分。
尽管早在几个月前，广州的不少街道纷纷筹建木栅，到了这时，市民反而是镇静如常，广州人见面时，多会说一句：“喂，有什么搅呀！”对方总是先来一个摇头，继而是一声长叹，然后才开口寒暄。
而茶楼酒馆则利市百倍，由于战火平息，市民们心情大快之余，携男带女到各茶楼酒馆食品店，吃个痛快，早晚茶市座无虚席。市内公共车各线照旧开行，各街道均有市民聚谈，各店铺也大部分照常营业，惠福西各米店生意兴隆，菜市拥挤。报纸上称，“小童如常嬉戏，无战气氛，平静度过此一开头。”
对于旧公务员，新政府则采取了招聘和留用的办法。那些没有随同国民党政府一道撤离的，留在该处，等候人民政府接管。军事接管工作结束后，按照“量材录用”的政策，派到广州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
1949年10月20日，接管市政府的军事代表发布通告：“广州市政府及所属单位现职人员工兹现于本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日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十二时至五时，自来市政府报到并照常办公，如逾期不到即作离职论，特此通告，仰各周知。”李茂林、吕健行由此在新政府继续工作，直到退休。
陈穗平则稍有波折。广州刚解放时，有短暂的真空时期，部分公务员外走香港、澳门找工作，陈穗平也是此时乘坐免费火车到香港，随后又去了澳门。
但在两地并不顺利，当时报纸上发布有不少新政府各行业招聘的广告，陈穗平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广州。在对比多条广告后，他认为工商联400斤粮（折成150元）的工资最有吸引力，于是在2000人的参加的考试中，他成为了被录取的200人之一。纷扰的生活结束了，一切又重新开始。
1949年2月21日《南京晚报》报道
羊城虽好不易居南迁官员要还都
（本报今日广州专电）南迁公务人员因“物价贵，不易居”，纷纷发动还都运动。李代总统所广播之肃整官场与灭绝贪污，在此间已发生重大影响。甚而有一家报纸提出没收逃港要员之全部财产，并没收逃往台湾国民党要员财产之半，贪污人员则处以苦工服役。
1949年2月21日《南京晚报》报道
立委感慨表示将要睡地板了
在广州房荒闹得最严重的今日，抵穗立委近百人住的问题，又要使行政院也感头痛了。行政院前日指定拨中国、农民两银行之宿舍及凤凰、金龙等旅店交给立法院，但是十六日下午二时，立院秘书处与立委多人，前往东山两银行宿舍时，那里已经“人满之患”。据说，盘据此间的还不是两银行的职员，可是却不肯迁出。至于几家旅馆，原规定八折征租，但都故意抬高底价三分之一，才打八折，结果反而租贵了。若干立委很表愤慨，他们说：“政院的命令行不通两间银行和几家旅馆，如果再僵持，宁可睡地板，也不再去找麻烦了。”这件事现在由秘书处向政院交涉中。
1949年10月7日《广州国华报》报道
官员扶乩问时局
（本报专讯）此间省政官员多人，以北平共匪袍笏登场，国际环境与战局变化，对大局如何了结，至感焦虑，五日晚联访省府顾问陆文阑于私邸，谈兴方浓，乃作扶乩之议，香儿洁净，扶乩开始，随获汉寿亭侯关帝降临，对时局及华南安危示偈八句如下：吾乃关壮缪，无事下云游，诸子无可忧，厦门活有救，旧都冠沐猴，有如潮水流，勿恐狂风舟，粤境乐无忧。
众官获此偈语后，六日晨携返省府交与若干未参与扶乩之首长观看谈论，颇为热闹云。
1949年4月26日《南京晚报》报道
匪帮首要份子纷逃广州台湾
（新华社北平二十五日电）由南京逃来上海的国民党匪帮首要份子失魂落魄地向广州及台湾等地逃命，伪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于二十三日逃到上海后，当晚即召集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陈大庆等战犯份子，举行军事会议。二十四日上午，何又召集潘公展、徐寄顷等，大言不惭地宣布"政府有确保大上海的最大决心"，但这个会刚刚开完，何匪就溜往广州。同时逃到广州的还有贾景德、黄少谷、端木杰、贺衷寒等，匪首蒋介石据传已于二十四日自上海乘军舰逃向厦门。张群在向匪首蒋介石请示后，亦已由上海慌忙回重庆。顾祝同、翁文灏、孙连仲、陈雪屏、阎锡山等人，分于同日逃往台湾，台北松山机场从早至晚，机声隆隆不绝，飞机不断从上海抢撤匪帮高级人员，停留上海的飞机不敢留在上海过夜，均于天黑前逃至台北。
（本专题中旧闻选自田晓箐先生提供的《解放时期社会新闻》书稿，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