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平原：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既要“走进文学”，又要“走出文学”……
钱理群：
你又要“标新立异”了！
陈平原：
其实一点也不新。“走进文学”就是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角度、而不只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
黄子平：
说得准确些，“文化角度”包含了“政治角度”，但又不止于“政治角度”，文化的内涵要更宽阔，更丰富。
钱理群：
中国的现、当代作家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治性强，恐怕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历史特点。真正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未尝不是一条路子。
陈平原：
问题在于，第一，不能将“政治学”庸俗化，变成庸俗社会学；第二，不能局限于政治学的角度。一个作品的思想内容，不仅指它的政治倾向性，还有哲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多种内涵，因此，在理论上用“文化”这个概念来概括，路子就会宽得多。
钱理群：
这样，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自身知识结构过于狭窄的困难。强调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可我们本身对文化没有多少研究，这是很可悲的。提倡不同学科的朋友共同来研究文学的某一课题，可能是一个办法。
黄子平：
整个文化史研究的落后，跟当代作家、评论家日益强烈的文化意识，形成了一个令人惶惑不安的“逆差”。我们现在来谈文化，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随时都可能犯“常识性错误”。
陈平原：
现在谈文化的人多，谈什么是文化的人少。文化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装是装进去了，可口袋也给胀破了。
黄子平：
在近现代中国，谁最早给文化下定义的？
陈平原：
很难说。不过梁启超一九二二年就借用佛经术语给文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黄子平：
这似乎接近现代国外文化学者的意见，文化即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
陈平原：
对。从美国的航天飞机到北京街头的冰糖葫芦小风车都是文化。
钱理群：
文化似乎可分为大文化与小文化，或叫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一切创造物，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产品。
黄子平：
还可以分出注重共时性的民族文化与注重历时性的历史文化。当然，两者往往互相渗透。
陈平原：
如果扣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则是注重地域文化的“乡土文学”与注重历史文化的“寻根文学”。
钱理群：
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谈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实际上俄苏文学与印度文学、欧美文学，各有不同的文学传统。传统中国文学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么大的疆域，这么多的民族，这么悠久的文化传统，不同地区的文学不可能完全一致。应该说，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都是多元的。
陈平原：
古代学者也讲南北文化有别。但讲得多是欧风东渐以后。这里面似乎有点微妙的因果关系，在比较中西文化差异的同时，比较中国文化的不同传统。王国维讲北方文学重情感，南方文学重想象，两种文学融合，产生大诗人屈原。刘师培讲南北文学传统在不同时期的分合。梁启超讲得最多。他讲先秦诸子如何形成南北两大文化传统，到唐代则文化大一统，尔后又龟裂成若干小块。他甚至设想不同地域作家、学者应如何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
黄子平：
这跟泰纳的文化地理学派有没有关系？那时候泰纳他们正红着呢。
陈平原：
没有直接材料证明梁启超受泰纳影响，但梁启超专门介绍过文化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
钱理群：
在现代，周作人也专门谈过浙东、浙西学风相差很大，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传统。不了解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硬套规范化的儒家传统，真的以为天下一统，未免过于简单化。比如鲁迅、老舍、郭沫若、沈从文，他们接受的传统文化就有很大差别，这对他们以后的文学发展道路影响很大。
黄子平：
作家的文化修养与作品的表现内容，透出强烈的地方色彩。重要的还不是题材的地方性，而是作品中强烈的地方味与“文化味”。同样写四十年代的保长形象，沙汀写的就有“文化味”，写出川西北的地理文化特点。
陈平原：
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理一下文学中“文化味”、“地方味”比较强的作家群。讲流派过于勉强。而且有些稍具流派规模的又没有什么文化味，不在我们论述之列。还是老老实实摆文学现象，先别急于作归纳、概括。
钱理群：
自觉地表现北平生活的文化底蕴的，首先当然得推老舍。曹禺的《北京人》，对现代北京人的心态有相当精采的描摹。
陈平原：
有两部表现北平生活的用英文写的作品，一是王文显的《梦里京华》，一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可惜北京味不足。
钱理群：
倒是丁西林的某些作品，如《北京的空气》有点北京味。
黄子平：
新时期文学中，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都着力于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受老舍影响很大。反过来，又正是这些作家照亮了老舍。有趣的是，这些作家都不是道道地地的老北京。
陈平原：
同样被新时期作家照亮的还有沈从文。通过汪曾棋为中介，新时期作家学沈从文的不少，但学他直接从楚文化中汲取灵感的则是崛起的湖南作家群。
钱理群：
我的同学凌宇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汉族文化与苗族文化的双层撞击中，考察沈从文的创作，很有意思。
陈平原：
讲地方色彩与文化底蕴，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很有特点。萧红的《呼兰河传》、萧军的《过去的年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幼年》……
钱理群：
对。过去我们注重表现抗战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这自然没错。但相对忽视了这一批表现作家“历史的沉思”、挖掘东北地方文化的“根”的作品。从文化角度，或者从艺术角度看，这一批作品也许更有价值。
黄子平：
新时期作家中郑万隆近来写了一组《异乡异闻》，东北地区的读者说他写出了真正的“黑龙江味”。
钱理群：
西南作家如沙汀，李人也算一个。艾芜算不算还得研究，关键看他们反映的生活是不是源于一个共同的文化母体。
黄子平：
西北呢？三四十年代延安集中了那么多作家，有没有形成特殊的着力于挖掘西北生活的文化底蕴的作家群？
陈平原：
似乎没有。延安作家来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复杂。最重要的还不是表现的生活，而是贯串其中的文化精神。
钱理群：
新时期作家写上海生活的不少，可我就觉得唯有王安忆的小说上海味说不出地足。
陈平原：
上海这块地方很值得开掘，对于了解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很有意义。除了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四十年代的张爱玲，着力于表现东西文化夹缝中的上海市民的心理变迁外，实在不多。当然，借上海为背景写其他生活的可就多了。
黄子平：
从文化角度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品，肯定很有意思。表现都市文化心理，尽管畸形，却有很高的文化史的价值。
钱理群：
最近的“寻根热”，很值得重视。跟以往的“乡土文学”不同，自觉追求一种文化意识与哲学意识。
陈平原：
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多元，着眼于民族文化的重构，这场“寻根”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不过要注意两点，一是现代意识在重构中的指导意义，避免由寻根转为复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教训太多了。一是地域文化的独立性是相对的，特别是在现代中国。如果有作家提倡齐鲁文化派，我真不知道他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辨析齐鲁文化与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汉文化的区别。
黄子平：
传统是在文化隔离的条件下形成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文化与新时期作家贾平凹追求秦汉文化，都得益于地理环境的隔绝引起的心理状态的封闭。至于吴越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我有点怀疑。起码我到杭州，感受不到吴越文化的味道。
钱理群：
鲁迅跟吴越文化似乎有关系。
陈平原：
很勉强。鲁迅感受吴越文化，主要借助于古籍而不是现实生活。晚清留学生出于反满的民族情绪，纷纷发掘本地先贤，鲁迅寻找越中先贤，也是基于同一目的，并非为了强调地域文化。经过秦汉的文化大融合，再加上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先秦时代的吴越文化的因子到底还剩下多少，我也持怀疑态度。
钱理群：
鲁迅喜谈鬼神，象目连戏里的无常、女吊，很有特色。还有诙谐与复仇精神。
陈平原：
周作人也喜欢谈鬼。我不懂中国鬼神的分布及其系统，不过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跳大神跟我们广东一样。一南一北，相距几千里，好多祭祀、戏弄鬼神的办法居然一样，似乎汉族地区阴间也有大一统趋向。当然具体步骤千差万别。
钱理群：
鲁迅笔下的鬼善于复仇，这有没有地方特点？
陈平原：
我们现在对鬼没研究，不敢说定，但我怀疑别地的鬼也不是老实好欺负。
黄子平：
我们家乡的鬼也会找替身。这是个很有趣的题目，说鬼自然是为了说造鬼的人，可惜我们的知识准备不够。
钱理群：
周作人说过绍兴的师爷笔法的来源，一是“法家秋霜烈日的判断”，一是“道家的世故”。研究绍兴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从精神到语言到思维……
黄子平：
对。不用吴越文化这样的概念，而用现当代那块地方的文化特点，来说明鲁迅的特点，也许更合适。
陈平原：
研究鲁迅的《故事新编》时，我曾经想用墨学精神作一条主线，大禹一一墨翟——侠，一脉相承。这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墨学复兴有关系。老钱一提鲁迅与吴越文化，我就悟出墨子精神也好，吴越文化也好，都只是鲁迅接受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
钱理群：
鲁迅无疑是综合的。
黄子平：
严格地讲，所有当代作家接受的文化都是综合的。战国以后汉文化融合很厉害，各地风俗大同小异。
钱理群：
连笑话也差不多。周作人校订的《明清笑话四种》很有可读性。
陈平原：
大一统国家，再加上科举制度，一代代士子就啃那么几本书，各地文化分别不太大。
黄子平：
还有战乱等原因引起的人口大迁徒，对各地文化融合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客家就是从中原迁到广东去的。
陈平原：
陈寅恪曾从音韵学角度论述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移引起的语言的融合。士族操北语，庶人操南语，语音代表等级，吴地士子也力避用吴音作诗。
钱理群：
这很有意思。解放前，一般上海人瞧不起江北人。一听江北口音，就意味着祖上或本人不是拉板车就是当售票员。即使衣冠楚楚，很有钱，一口江北话，没错，准是暴发户，没文化，没修养。这当然是偏见，可代表了一种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
黄子平：
《红楼梦》中主人公贵族身分得自北方，财富与民主思想却又来自南方。北方人打到南方，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客观上都促进了文化融合。
陈平原：
现在作家们寻根，一寻就寻到先秦，大概就因为先秦以后汉文化大融合，地域文化差别不大。
黄子平：
这里还有现代主义的味道，反叛传统，寻找原始艺术的野性与质朴。
钱理群：
还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一点跟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作家不一样。乡土作家中自觉追求野性的原始艺术风格的，并不很多。
陈平原：
延安作家学习民间艺术倒是值得注意。
钱理群：
那也是一次文学的寻根。根据地正好地处民族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不过他们所注意的主要是民间艺术——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到民族的主体农民群众那里去“寻根”，到农民的艺术传统那里去“寻根”。这对于主要借鉴外来文化而产生的新文学，是一次不可缺少的“补课”，其意义不可低估。我读过一篇李季的文章，谈他在古长城边，听着赶脚的陕北乡亲唱信天游，在冬天的炕头边听妇女唱情歌，他的灵魂受到了震动……
黄子平：
可惜后来写成作品时过滤得太干净了。怕丑化劳动人民，写出来的是“洁本”。我读过李季搜集的两千首信天游，棒极了。最好的他都没有引进他的《王贵与李香香》。特别是那些情歌……
陈平原：
可能各地民歌中最好的都是情歌。又符合人性，又有地域文化的特色。小时候读《潮州歌谣》，印象很深。你(黄子平)的“本家”黄遵宪搜集的客家山歌，很精彩。
黄子平：
现在作家开始注意这些民间艺术。张承志、张贤亮在小说中偶尔插上几首真正的民歌，你会觉得很新鲜，充满生命力。
钱理群：
周作人曾经发起搜集绍兴儿歌和猥亵歌谣，登了广告，可响应者寥寥。那时候他们是想借助民歌来创造新诗。三十年代以后他兴趣低落，认为五四时对民歌估计过高，现代诗很难从民歌中找到出路。
陈平原：
但他谈笑话，读野史，从民俗学角度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很有些新鲜见解，说了不少只读“正经书”的人说不出的“妙语”。
钱理群：
其实，《语丝》这方面很有特点，登过不少谈民俗的文章，现在研究“语丝派”的人很少注意这一侧面。
陈平原：
老钱，你本来应该抽空写一篇论周作人与民俗学的文章，即使只是排列材料也很有意思。
钱理群：
我原来是准备在《周作人评传》中列专章来写。包括他对童话、儿歌、民谣、神话、笑话、民间故事的见解。那是高度自觉地借鉴民间文化艺术。目的是为了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旁及医学史、巫术史等等，在绍兴时甚至翻译介绍过日本人写的《儿童玩具研究》。
黄子平：
梁启超也是这样，四面开花，全面发展。全才。
钱理群：
主要是介绍，而不是研究，当然有点浅。但问题是别人还没意识到民俗的研究价值。这就是先驱者的特点，把事情点破，后来人跟上去研究。
黄子平：
我倒觉得，我们现在对近代、现代文化挖掘得太少，当代作家对当代文化也注意不够。象流行歌曲、时装、小报，都值得注意。他们只在深山老林里发现文化，而忽视了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发现文化。
陈平原：
或者说，注意在平静的农村中发现古典美，而忽视在喧闹的城市中发现现代美。
钱理群：
我在贵州住了好多年，近几年闭塞的贵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穿衣服是紧跟上海，上海时装一出现，贵阳马上就有，比北京还快，当然学得有点走样，不大好看。这次去敦煌，那么偏僻的地方也动起来了。作家写敦煌，不单要注意古老的壁画，而且要注意满街的牛仔裤。也许不伦不类，有点滑稽，可这正是历史微妙变化的表征。
黄子平：
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述》，很精采。现在评论界只注意形式上的新鲜，讨论“口述实录文学”算不算文学之类。其实那是对当代文化的一次“打捞”，面铺得很广。比如北京澡堂子的那位退休老师傅，满嘴阶级斗争的词儿，充满了自豪感。又比如上海“下只角”嫁到“上只角”去的那位新娘子，有另外一种自豪感。这就是文化啊，非常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化。既是传统文化积淀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又融进了三四十年来新的社会历史运动造成的那些形态。要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北京人》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比专家学者编写的书还有价值。
钱理群：
我很注意其中一篇，是第一代红卫兵的自述。“红卫兵”恐怕也是中国当代生活中一个重要文化现象，首先是“政治—文化”现象。
陈平原：
我们较少从现代文化与古老文化的撞击来表现当代生活。把这两者分开来写，那就没劲了。
钱理群：
我很关心贵州文学的发展。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把贵州老农民的神韵表现出来了，这显然跟贵州地方文化的熏陶有关。
黄子平：
《种包谷的老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不过没夹圆珠笔的。
钱理群：
不完全是。贵州生活比四川更封闭、停滞，用何士光习用的语言说，是“悠长”、“闲散”、“宁静得象一个古老的梦”，民风要温和些，有点韧劲。最近有人写文章说贵州文学阴柔之美太多，提倡阳刚之美，恐怕有困难。
陈平原：
作家创作受制于表现对象的特质、自身的文化修养与气质，在江南水乡提倡阳刚之美或在普通日常生活中呼唤史诗感，很危险，很可能变成矫揉造作。
黄子平：
在这么一个曲折复杂而不是呼啸前进的时代，出现的阳刚之美、男人风格、铁腕手段等等，往往带有专制横暴的味道，不宜大力提倡。也许阴柔的东西更能表现生活的底蕴。至少这种“两分法”有点简单化。
钱理群：
新时期作家也有关心近代文化的，冯骥才的《神鞭》就是表现清末民初的生活。
黄子平：
还有邓友梅和郑万隆等人，大写清末民初。
陈平原：
从生活形态讲，外来文化的大量渗入，开始打破平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作家选这一段有眼光。
黄子平：
跟我们的概念刚好有点暗合。
钱理群：
沈从文根据佛教故事改编的《月下小景》意义不大，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也是表现本世纪初的生活形态，不过他更多着眼于现代的古风遗俗，一种滞留的历史痕迹。
黄子平：
按说郑万隆写的也是历史小说，他并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好多细节还挺精彩。
钱理群：
不过内行人看来也许有些细节不真实。就象吴组缃先生说茅盾的《春蚕》细节失真，而在我们一般读者看来还挺精彩的。
黄子平：马可·波罗的游记给中国人看也许是荒诞不经，而在欧洲却引起很大轰动。
陈平原：
文学创作跟民俗调查不同，关键是心理真实而不是物理真实，
钱理群：
讲传统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能不讲儒释道吧。
陈平原：
从戊戌到五四，思想界有一种趋向，扬佛、墨，抑儒、道。这跟西方思想的输入有关。借助西方文化反观传统，重新选择传统，注重平等观念与科学精神，当然选中佛、墨。这对第一、二代作家影响很大……
黄子平：
这还是留着你做专论吧。不过，扬佛、墨，抑儒、道，那儒、道是否真的给“抑”下去了？
陈平原：
五四反儒，可儒家精神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仍有不小的影响，最主要的是那种执着的追求精神与入世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接受那么多世纪末的东西，没有颓废，很少“唯美”，坚持以天下为己任，为人生而艺术。尽管反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伦理理想，但继承其人生准则……
钱理群：
鲁迅反儒，唯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继承儒家精神。
黄子平：
中国现代作家自杀的多不多？
钱理群：
很少。只有朱湘、王以仁等寥寥几个。
陈平原：
朱湘是因为生活无着投水自杀；王以仁失踪，据说是因为恋爱；只有王国维可能是基于理想幻灭而自杀。还只是“可能”，因为学术界争议颇大。总的来说，中国作家因哲学上的原因自杀的不多，这跟日本近现代作家有很大差别。大概中国人自我平衡能力特别好，而且少做形而上的玄思。
黄子平：
看来中国人的焦虑也是有限的。理性精神强，接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很少走向极端。
钱理群：
萨特、马尔罗的积极上进、力图超越局限，跟中国传统精神有点接近，他们关心中国，不只是好奇。
陈平原：
从哲学层次来把握文化，我们没把握。
钱理群：
本来研究对象就没有多少哲学意识。大部分人是解释甚至图解流行的思想，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哲学。
陈平原：
有人从佛道弄了点东西来，也给伦理化、心理化了，很少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从章太炎、梁启超到鲁迅、许地山，借鉴佛经，也是把它政治化与心理化，实践意识很强，本体论的思辨很弱。
黄子平：
写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易，写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可就难了，关键就在这。
钱理群：
还是注重作品吧。鲁迅杂文的价值就在提供大量现代中国人的心理：处于动荡社会的各阶层的微妙心理变迁。
黄子平：
所谓“国民性”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陈平原：
也就是说，我们是试图把以前的社会背景的研究推进到社会心理的研究。过去是描述变革的社会现实，现在注重这些变革引起的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反应……
钱理群：
这是更符合文学本身的特点的。文学就是写人，写人的灵魂、人的心理的。
黄子平：
借用李泽厚的术语：社会历史如何积淀到心理之中。不过，十七年的文学更多的是用抽象的激情冲淡心理内容，真实的心理内容没有很充分地表现出来。
钱理群：
这一点是现代文学的长处。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各种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心理反应，很有意思。
陈平原：
可以利用文学所提供的材料，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的历史。我们说的这一时期文学“认识价值高于审美价值”，指的就是这一点。文学中这种社会心理的认识价值比政治学的、经济学的认识价值要高。
钱理群：
现代中国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伦理学这些学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就特别可贵，这是我们提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个基本依据。我们可以按文学中各种形象体系来研究，把握各阶层的特殊心态。如小说中就集中了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
陈平原：
赵圆不是写了一本《艰难的选择》么？
黄子平：
还有诗歌。诗歌是社会心理最敏锐的表现。象舒婷的诗就通过个人情绪表现整整一代人的感情反应。
陈平原：
这一点我们跟国外部分汉学家有点区别。同样重视认识价值，他们感兴趣的是社会表层的变革，我们更注意这种变革如何积淀在普通人的心灵中。他们从社会学角度谈得多，我们更注重社会心理学，也许是文化隔膜，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中国人的内心……
钱理群：
毕竟我们生活在共同的文化氛围中，很容易感应、共鸣、理解。注重从社会心理角度考察文学的思想内涵，不单适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性，也为我们的知识结构所允许。
黄子平：
文学作品中，社会心理可看作一个中介，它跟社会现实有联系，跟哲学有联系，跟形式、美感也有联系。
陈平原：
对。我们不同于文化学家之处就在于，我们并不是研究文化本身，而是研究整个文化氛围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因此特别注重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
钱理群：
咱们最好举个例子说明这种从文化角度出发的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是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各种文化意识互相碰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个很有意思的母题：现代文明通过种种方式，如军队、革命者、地质队员、旅游者带进古老偏僻的农村，引起一系列心理振荡，并造成各种悲喜剧，不过喜剧少而悲剧多。例如丁玲三十年代的《阿毛姑娘》，写一个山区姑娘通过旅游者接触到现代文明，产生了新的渴求，得不到满足后，形成了心理的病态，最后自杀了。四十年代又出现了于逢的《乡下姑娘》，这回写的是由于抗日战争军队路过边远山区，军队走了，它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影响却没有消失。它闯进了一个农妇古老而平静的生活中，引起她感情的波动，她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大变化，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
黄子平：
新时期文学中不少写知识青年来了又走了，留下惆怅与忧伤；或者植物学家走了，姑娘思念的痛苦。《雾界》、《爬满青藤的小屋》都是这一母题的变体。
陈平原：
还有《黄土地》、《野人》。不过这一母题最早起于何时，我们没底。
黄子平：
这一母题俄罗斯文学里不少。
钱理群：
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恐怕还是《爬满青藤的小屋》这样的变体：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小说中的知青现在成了被改造(某种程度上的被专政)的对象，而那位代表了原始的愚昧的看林人却成了主人，尽管如此，仍然阻挡不住现代文明的影响，看林人的老婆最后爱上了知青。这是历史的嘲弄，也显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把从《阿毛姑娘》到《爬满青藤的小屋》这一系列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品联系起来，考察同一母题的演变，挖掘其内在的社会、历史、政治、心理、伦理……的内涵，就可以使我们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研究深入一步。
陈平原：
四十年代以后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改造的母题取代了这种文化撞击和启蒙的母题。
钱理群：
启蒙的母题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改造的母题取代启蒙的母题这一转变过程也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样的贯串几个年代的共同的文学母题是很多的。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归纳出一些文学母题，从文化角度进行多层次的母题研究，也许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
黄子平：
当代文化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等。对文化的塑造起极大的作用。前些天想起来要到报摊上买一批各种各样的小报，研究当代大众心理，可是已经买不着了，销声匿迹了。
钱理群：
大报代表另一种文化心理，跟晚报就很不一样。比如《文摘报》摘我们发表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上那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这样摘的：黄子平等人撰文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足”，然后把文章里最不重要的几段话连在一起，给人一种错觉。什么叫“不足”？特点就是特点，在文学里，长处和短处都是融在一起的，构成一种特色。
陈平原：这样的摘法真让人哭笑不得。
黄子平：
摘什么，怎么摘，都代表了一种观点，一种文化心理。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这样摘过以后的观点，就不属于我们了，而是属于《文摘报》的了。象“不足”这种词儿，我们从来不在这样抽象的意义上使用。这种用法暗示了一种思想方法，仿佛有某种“完满的”、“十全十美”的理想文学存在着，我们可以拿各个时期的文学现实去跟它作比较一一象古希腊神话里那张要命的床那样。
钱理群：
从新闻媒介里挖掘文化心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本行”了。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文学注意从文化心理去摸索，可以表现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从横向看，文化心理渗透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纵向看，文化心理又是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积淀”。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既要“走进文学”，又要“走出文学”……
钱理群：
你又要“标新立异”了！
陈平原：
其实一点也不新。“走进文学”就是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角度、而不只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
黄子平：
说得准确些，“文化角度”包含了“政治角度”，但又不止于“政治角度”，文化的内涵要更宽阔，更丰富。
钱理群：
中国的现、当代作家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治性强，恐怕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历史特点。真正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未尝不是一条路子。
陈平原：
问题在于，第一，不能将“政治学”庸俗化，变成庸俗社会学；第二，不能局限于政治学的角度。一个作品的思想内容，不仅指它的政治倾向性，还有哲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多种内涵，因此，在理论上用“文化”这个概念来概括，路子就会宽得多。
钱理群：
这样，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自身知识结构过于狭窄的困难。强调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可我们本身对文化没有多少研究，这是很可悲的。提倡不同学科的朋友共同来研究文学的某一课题，可能是一个办法。
黄子平：
整个文化史研究的落后，跟当代作家、评论家日益强烈的文化意识，形成了一个令人惶惑不安的“逆差”。我们现在来谈文化，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随时都可能犯“常识性错误”。
陈平原：
现在谈文化的人多，谈什么是文化的人少。文化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装是装进去了，可口袋也给胀破了。
黄子平：
在近现代中国，谁最早给文化下定义的？
陈平原：
很难说。不过梁启超一九二二年就借用佛经术语给文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黄子平：
这似乎接近现代国外文化学者的意见，文化即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
陈平原：
对。从美国的航天飞机到北京街头的冰糖葫芦小风车都是文化。
钱理群：
文化似乎可分为大文化与小文化，或叫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一切创造物，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产品。
黄子平：
还可以分出注重共时性的民族文化与注重历时性的历史文化。当然，两者往往互相渗透。
陈平原：
如果扣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则是注重地域文化的“乡土文学”与注重历史文化的“寻根文学”。
钱理群：
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谈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实际上俄苏文学与印度文学、欧美文学，各有不同的文学传统。传统中国文学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么大的疆域，这么多的民族，这么悠久的文化传统，不同地区的文学不可能完全一致。应该说，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都是多元的。
陈平原：
古代学者也讲南北文化有别。但讲得多是欧风东渐以后。这里面似乎有点微妙的因果关系，在比较中西文化差异的同时，比较中国文化的不同传统。王国维讲北方文学重情感，南方文学重想象，两种文学融合，产生大诗人屈原。刘师培讲南北文学传统在不同时期的分合。梁启超讲得最多。他讲先秦诸子如何形成南北两大文化传统，到唐代则文化大一统，尔后又龟裂成若干小块。他甚至设想不同地域作家、学者应如何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
黄子平：
这跟泰纳的文化地理学派有没有关系？那时候泰纳他们正红着呢。
陈平原：
没有直接材料证明梁启超受泰纳影响，但梁启超专门介绍过文化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
钱理群：
在现代，周作人也专门谈过浙东、浙西学风相差很大，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传统。不了解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硬套规范化的儒家传统，真的以为天下一统，未免过于简单化。比如鲁迅、老舍、郭沫若、沈从文，他们接受的传统文化就有很大差别，这对他们以后的文学发展道路影响很大。
黄子平：
作家的文化修养与作品的表现内容，透出强烈的地方色彩。重要的还不是题材的地方性，而是作品中强烈的地方味与“文化味”。同样写四十年代的保长形象，沙汀写的就有“文化味”，写出川西北的地理文化特点。
陈平原：
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理一下文学中“文化味”、“地方味”比较强的作家群。讲流派过于勉强。而且有些稍具流派规模的又没有什么文化味，不在我们论述之列。还是老老实实摆文学现象，先别急于作归纳、概括。
钱理群：
自觉地表现北平生活的文化底蕴的，首先当然得推老舍。曹禺的《北京人》，对现代北京人的心态有相当精采的描摹。
陈平原：
有两部表现北平生活的用英文写的作品，一是王文显的《梦里京华》，一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可惜北京味不足。
钱理群：
倒是丁西林的某些作品，如《北京的空气》有点北京味。
黄子平：
新时期文学中，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都着力于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受老舍影响很大。反过来，又正是这些作家照亮了老舍。有趣的是，这些作家都不是道道地地的老北京。
陈平原：
同样被新时期作家照亮的还有沈从文。通过汪曾棋为中介，新时期作家学沈从文的不少，但学他直接从楚文化中汲取灵感的则是崛起的湖南作家群。
钱理群：
我的同学凌宇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汉族文化与苗族文化的双层撞击中，考察沈从文的创作，很有意思。
陈平原：
讲地方色彩与文化底蕴，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很有特点。萧红的《呼兰河传》、萧军的《过去的年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幼年》……
钱理群：
对。过去我们注重表现抗战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这自然没错。但相对忽视了这一批表现作家“历史的沉思”、挖掘东北地方文化的“根”的作品。从文化角度，或者从艺术角度看，这一批作品也许更有价值。
黄子平：
新时期作家中郑万隆近来写了一组《异乡异闻》，东北地区的读者说他写出了真正的“黑龙江味”。
钱理群：
西南作家如沙汀，李
黄子平：
西北呢？三四十年代延安集中了那么多作家，有没有形成特殊的着力于挖掘西北生活的文化底蕴的作家群？
陈平原：
似乎没有。延安作家来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复杂。最重要的还不是表现的生活，而是贯串其中的文化精神。
钱理群：
新时期作家写上海生活的不少，可我就觉得唯有王安忆的小说上海味说不出地足。
陈平原：
上海这块地方很值得开掘，对于了解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很有意义。除了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四十年代的张爱玲，着力于表现东西文化夹缝中的上海市民的心理变迁外，实在不多。当然，借上海为背景写其他生活的可就多了。
黄子平：
从文化角度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品，肯定很有意思。表现都市文化心理，尽管畸形，却有很高的文化史的价值。
钱理群：
最近的“寻根热”，很值得重视。跟以往的“乡土文学”不同，自觉追求一种文化意识与哲学意识。
陈平原：
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多元，着眼于民族文化的重构，这场“寻根”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不过要注意两点，一是现代意识在重构中的指导意义，避免由寻根转为复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教训太多了。一是地域文化的独立性是相对的，特别是在现代中国。如果有作家提倡齐鲁文化派，我真不知道他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辨析齐鲁文化与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汉文化的区别。
黄子平：
传统是在文化隔离的条件下形成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文化与新时期作家贾平凹追求秦汉文化，都得益于地理环境的隔绝引起的心理状态的封闭。至于吴越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我有点怀疑。起码我到杭州，感受不到吴越文化的味道。
钱理群：
鲁迅跟吴越文化似乎有关系。
陈平原：
很勉强。鲁迅感受吴越文化，主要借助于古籍而不是现实生活。晚清留学生出于反满的民族情绪，纷纷发掘本地先贤，鲁迅寻找越中先贤，也是基于同一目的，并非为了强调地域文化。经过秦汉的文化大融合，再加上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先秦时代的吴越文化的因子到底还剩下多少，我也持怀疑态度。
钱理群：
鲁迅喜谈鬼神，象目连戏里的无常、女吊，很有特色。还有诙谐与复仇精神。
陈平原：
周作人也喜欢谈鬼。我不懂中国鬼神的分布及其系统，不过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跳大神跟我们广东一样。一南一北，相距几千里，好多祭祀、戏弄鬼神的办法居然一样，似乎汉族地区阴间也有大一统趋向。当然具体步骤千差万别。
钱理群：
鲁迅笔下的鬼善于复仇，这有没有地方特点？
陈平原：
我们现在对鬼没研究，不敢说定，但我怀疑别地的鬼也不是老实好欺负。
黄子平：
我们家乡的鬼也会找替身。这是个很有趣的题目，说鬼自然是为了说造鬼的人，可惜我们的知识准备不够。
钱理群：
周作人说过绍兴的师爷笔法的来源，一是“法家秋霜烈日的判断”，一是“道家的世故”。研究绍兴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从精神到语言到思维……
黄子平：
对。不用吴越文化这样的概念，而用现当代那块地方的文化特点，来说明鲁迅的特点，也许更合适。
陈平原：
研究鲁迅的《故事新编》时，我曾经想用墨学精神作一条主线，大禹一一墨翟——侠，一脉相承。这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墨学复兴有关系。老钱一提鲁迅与吴越文化，我就悟出墨子精神也好，吴越文化也好，都只是鲁迅接受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
钱理群：
鲁迅无疑是综合的。
黄子平：
严格地讲，所有当代作家接受的文化都是综合的。战国以后汉文化融合很厉害，各地风俗大同小异。
钱理群：
连笑话也差不多。周作人校订的《明清笑话四种》很有可读性。
陈平原：
大一统国家，再加上科举制度，一代代士子就啃那么几本书，各地文化分别不太大。
黄子平：
还有战乱等原因引起的人口大迁徒，对各地文化融合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客家就是从中原迁到广东去的。
陈平原：
陈寅恪曾从音韵学角度论述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移引起的语言的融合。士族操北语，庶人操南语，语音代表等级，吴地士子也力避用吴音作诗。
钱理群：
这很有意思。解放前，一般上海人瞧不起江北人。一听江北口音，就意味着祖上或本人不是拉板车就是当售票员。即使衣冠楚楚，很有钱，一口江北话，没错，准是暴发户，没文化，没修养。这当然是偏见，可代表了一种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
黄子平：
《红楼梦》中主人公贵族身分得自北方，财富与民主思想却又来自南方。北方人打到南方，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客观上都促进了文化融合。
陈平原：
现在作家们寻根，一寻就寻到先秦，大概就因为先秦以后汉文化大融合，地域文化差别不大。
黄子平：
这里还有现代主义的味道，反叛传统，寻找原始艺术的野性与质朴。
钱理群：
还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一点跟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作家不一样。乡土作家中自觉追求野性的原始艺术风格的，并不很多。
陈平原：
延安作家学习民间艺术倒是值得注意。
钱理群：
那也是一次文学的寻根。根据地正好地处民族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不过他们所注意的主要是民间艺术——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到民族的主体农民群众那里去“寻根”，到农民的艺术传统那里去“寻根”。这对于主要借鉴外来文化而产生的新文学，是一次不可缺少的“补课”，其意义不可低估。我读过一篇李季的文章，谈他在古长城边，听着赶脚的陕北乡亲唱信天游，在冬天的炕头边听妇女唱情歌，他的灵魂受到了震动……
黄子平：
可惜后来写成作品时过滤得太干净了。怕丑化劳动人民，写出来的是“洁本”。我读过李季搜集的两千首信天游，棒极了。最好的他都没有引进他的《王贵与李香香》。特别是那些情歌……
陈平原：
可能各地民歌中最好的都是情歌。又符合人性，又有地域文化的特色。小时候读《潮州歌谣》，印象很深。你(黄子平)的“本家”黄遵宪搜集的客家山歌，很精彩。
黄子平：
现在作家开始注意这些民间艺术。张承志、张贤亮在小说中偶尔插上几首真正的民歌，你会觉得很新鲜，充满生命力。
钱理群：
周作人曾经发起搜集绍兴儿歌和猥亵歌谣，登了广告，可响应者寥寥。那时候他们是想借助民歌来创造新诗。三十年代以后他兴趣低落，认为五四时对民歌估计过高，现代诗很难从民歌中找到出路。
陈平原：
但他谈笑话，读野史，从民俗学角度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很有些新鲜见解，说了不少只读“正经书”的人说不出的“妙语”。
钱理群：
其实，《语丝》这方面很有特点，登过不少谈民俗的文章，现在研究“语丝派”的人很少注意这一侧面。
陈平原：
老钱，你本来应该抽空写一篇论周作人与民俗学的文章，即使只是排列材料也很有意思。
钱理群：
我原来是准备在《周作人评传》中列专章来写。包括他对童话、儿歌、民谣、神话、笑话、民间故事的见解。那是高度自觉地借鉴民间文化艺术。目的是为了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旁及医学史、巫术史等等，在绍兴时甚至翻译介绍过日本人写的《儿童玩具研究》。
黄子平：
梁启超也是这样，四面开花，全面发展。全才。
钱理群：
主要是介绍，而不是研究，当然有点浅。但问题是别人还没意识到民俗的研究价值。这就是先驱者的特点，把事情点破，后来人跟上去研究。
黄子平：
我倒觉得，我们现在对近代、现代文化挖掘得太少，当代作家对当代文化也注意不够。象流行歌曲、时装、小报，都值得注意。他们只在深山老林里发现文化，而忽视了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发现文化。
陈平原：
或者说，注意在平静的农村中发现古典美，而忽视在喧闹的城市中发现现代美。
钱理群：
我在贵州住了好多年，近几年闭塞的贵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穿衣服是紧跟上海，上海时装一出现，贵阳马上就有，比北京还快，当然学得有点走样，不大好看。这次去敦煌，那么偏僻的地方也动起来了。作家写敦煌，不单要注意古老的壁画，而且要注意满街的牛仔裤。也许不伦不类，有点滑稽，可这正是历史微妙变化的表征。
黄子平：
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述》，很精采。现在评论界只注意形式上的新鲜，讨论“口述实录文学”算不算文学之类。其实那是对当代文化的一次“打捞”，面铺得很广。比如北京澡堂子的那位退休老师傅，满嘴阶级斗争的词儿，充满了自豪感。又比如上海“下只角”嫁到“上只角”去的那位新娘子，有另外一种自豪感。这就是文化啊，非常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化。既是传统文化积淀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又融进了三四十年来新的社会历史运动造成的那些形态。要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北京人》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比专家学者编写的书还有价值。
钱理群：
我很注意其中一篇，是第一代红卫兵的自述。“红卫兵”恐怕也是中国当代生活中一个重要文化现象，首先是“政治—文化”现象。
陈平原：
我们较少从现代文化与古老文化的撞击来表现当代生活。把这两者分开来写，那就没劲了。
钱理群：
我很关心贵州文学的发展。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把贵州老农民的神韵表现出来了，这显然跟贵州地方文化的熏陶有关。
黄子平：
《种包谷的老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不过没夹圆珠笔的。
钱理群：
不完全是。贵州生活比四川更封闭、停滞，用何士光习用的语言说，是“悠长”、“闲散”、“宁静得象一个古老的梦”，民风要温和些，有点韧劲。最近有人写文章说贵州文学阴柔之美太多，提倡阳刚之美，恐怕有困难。
陈平原：
作家创作受制于表现对象的特质、自身的文化修养与气质，在江南水乡提倡阳刚之美或在普通日常生活中呼唤史诗感，很危险，很可能变成矫揉造作。
黄子平：
在这么一个曲折复杂而不是呼啸前进的时代，出现的阳刚之美、男人风格、铁腕手段等等，往往带有专制横暴的味道，不宜大力提倡。也许阴柔的东西更能表现生活的底蕴。至少这种“两分法”有点简单化。
钱理群：
新时期作家也有关心近代文化的，冯骥才的《神鞭》就是表现清末民初的生活。
黄子平：
还有邓友梅和郑万隆等人，大写清末民初。
陈平原：
从生活形态讲，外来文化的大量渗入，开始打破平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作家选这一段有眼光。
黄子平：
跟我们的概念刚好有点暗合。
钱理群：
沈从文根据佛教故事改编的《月下小景》意义不大，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也是表现本世纪初的生活形态，不过他更多着眼于现代的古风遗俗，一种滞留的历史痕迹。
黄子平：
按说郑万隆写的也是历史小说，他并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好多细节还挺精彩。
钱理群：
不过内行人看来也许有些细节不真实。就象吴组缃先生说茅盾的《春蚕》细节失真，而在我们一般读者看来还挺精彩的。
黄子平：马可·波罗的游记给中国人看也许是荒诞不经，而在欧洲却引起很大轰动。
陈平原：
文学创作跟民俗调查不同，关键是心理真实而不是物理真实，
钱理群：
讲传统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能不讲儒释道吧。
陈平原：
从戊戌到五四，思想界有一种趋向，扬佛、墨，抑儒、道。这跟西方思想的输入有关。借助西方文化反观传统，重新选择传统，注重平等观念与科学精神，当然选中佛、墨。这对第一、二代作家影响很大……
黄子平：
这还是留着你做专论吧。不过，扬佛、墨，抑儒、道，那儒、道是否真的给“抑”下去了？
陈平原：
五四反儒，可儒家精神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仍有不小的影响，最主要的是那种执着的追求精神与入世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接受那么多世纪末的东西，没有颓废，很少“唯美”，坚持以天下为己任，为人生而艺术。尽管反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伦理理想，但继承其人生准则……
钱理群：
鲁迅反儒，唯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继承儒家精神。
黄子平：
中国现代作家自杀的多不多？
钱理群：
很少。只有朱湘、王以仁等寥寥几个。
陈平原：
朱湘是因为生活无着投水自杀；王以仁失踪，据说是因为恋爱；只有王国维可能是基于理想幻灭而自杀。还只是“可能”，因为学术界争议颇大。总的来说，中国作家因哲学上的原因自杀的不多，这跟日本近现代作家有很大差别。大概中国人自我平衡能力特别好，而且少做形而上的玄思。
黄子平：
看来中国人的焦虑也是有限的。理性精神强，接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很少走向极端。
钱理群：
萨特、马尔罗的积极上进、力图超越局限，跟中国传统精神有点接近，他们关心中国，不只是好奇。
陈平原：
从哲学层次来把握文化，我们没把握。
钱理群：
本来研究对象就没有多少哲学意识。大部分人是解释甚至图解流行的思想，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哲学。
陈平原：
有人从佛道弄了点东西来，也给伦理化、心理化了，很少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从章太炎、梁启超到鲁迅、许地山，借鉴佛经，也是把它政治化与心理化，实践意识很强，本体论的思辨很弱。
黄子平：
写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易，写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可就难了，关键就在这。
钱理群：
还是注重作品吧。鲁迅杂文的价值就在提供大量现代中国人的心理：处于动荡社会的各阶层的微妙心理变迁。
黄子平：
所谓“国民性”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陈平原：
也就是说，我们是试图把以前的社会背景的研究推进到社会心理的研究。过去是描述变革的社会现实，现在注重这些变革引起的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反应……
钱理群：
这是更符合文学本身的特点的。文学就是写人，写人的灵魂、人的心理的。
黄子平：
借用李泽厚的术语：社会历史如何积淀到心理之中。不过，十七年的文学更多的是用抽象的激情冲淡心理内容，真实的心理内容没有很充分地表现出来。
钱理群：
这一点是现代文学的长处。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各种人物在不同时期的心理反应，很有意思。
陈平原：
可以利用文学所提供的材料，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的历史。我们说的这一时期文学“认识价值高于审美价值”，指的就是这一点。文学中这种社会心理的认识价值比政治学的、经济学的认识价值要高。
钱理群：
现代中国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伦理学这些学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就特别可贵，这是我们提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个基本依据。我们可以按文学中各种形象体系来研究，把握各阶层的特殊心态。如小说中就集中了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
陈平原：
赵圆不是写了一本《艰难的选择》么？
黄子平：
还有诗歌。诗歌是社会心理最敏锐的表现。象舒婷的诗就通过个人情绪表现整整一代人的感情反应。
陈平原：
这一点我们跟国外部分汉学家有点区别。同样重视认识价值，他们感兴趣的是社会表层的变革，我们更注意这种变革如何积淀在普通人的心灵中。他们从社会学角度谈得多，我们更注重社会心理学，也许是文化隔膜，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中国人的内心……
钱理群：
毕竟我们生活在共同的文化氛围中，很容易感应、共鸣、理解。注重从社会心理角度考察文学的思想内涵，不单适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性，也为我们的知识结构所允许。
黄子平：
文学作品中，社会心理可看作一个中介，它跟社会现实有联系，跟哲学有联系，跟形式、美感也有联系。
陈平原：
对。我们不同于文化学家之处就在于，我们并不是研究文化本身，而是研究整个文化氛围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因此特别注重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
钱理群：
咱们最好举个例子说明这种从文化角度出发的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是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各种文化意识互相碰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个很有意思的母题：现代文明通过种种方式，如军队、革命者、地质队员、旅游者带进古老偏僻的农村，引起一系列心理振荡，并造成各种悲喜剧，不过喜剧少而悲剧多。例如丁玲三十年代的《阿毛姑娘》，写一个山区姑娘通过旅游者接触到现代文明，产生了新的渴求，得不到满足后，形成了心理的病态，最后自杀了。四十年代又出现了于逢的《乡下姑娘》，这回写的是由于抗日战争军队路过边远山区，军队走了，它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影响却没有消失。它闯进了一个农妇古老而平静的生活中，引起她感情的波动，她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大变化，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
黄子平：
新时期文学中不少写知识青年来了又走了，留下惆怅与忧伤；或者植物学家走了，姑娘思念的痛苦。《雾界》、《爬满青藤的小屋》都是这一母题的变体。
陈平原：
还有《黄土地》、《野人》。不过这一母题最早起于何时，我们没底。
黄子平：
这一母题俄罗斯文学里不少。
钱理群：
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恐怕还是《爬满青藤的小屋》这样的变体：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小说中的知青现在成了被改造(某种程度上的被专政)的对象，而那位代表了原始的愚昧的看林人却成了主人，尽管如此，仍然阻挡不住现代文明的影响，看林人的老婆最后爱上了知青。这是历史的嘲弄，也显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把从《阿毛姑娘》到《爬满青藤的小屋》这一系列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品联系起来，考察同一母题的演变，挖掘其内在的社会、历史、政治、心理、伦理……的内涵，就可以使我们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研究深入一步。
陈平原：
四十年代以后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改造的母题取代了这种文化撞击和启蒙的母题。
钱理群：
启蒙的母题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改造的母题取代启蒙的母题这一转变过程也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样的贯串几个年代的共同的文学母题是很多的。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归纳出一些文学母题，从文化角度进行多层次的母题研究，也许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
黄子平：
当代文化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等。对文化的塑造起极大的作用。前些天想起来要到报摊上买一批各种各样的小报，研究当代大众心理，可是已经买不着了，销声匿迹了。
钱理群：
大报代表另一种文化心理，跟晚报就很不一样。比如《文摘报》摘我们发表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上那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这样摘的：黄子平等人撰文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足”，然后把文章里最不重要的几段话连在一起，给人一种错觉。什么叫“不足”？特点就是特点，在文学里，长处和短处都是融在一起的，构成一种特色。
陈平原：这样的摘法真让人哭笑不得。
黄子平：
摘什么，怎么摘，都代表了一种观点，一种文化心理。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这样摘过以后的观点，就不属于我们了，而是属于《文摘报》的了。象“不足”这种词儿，我们从来不在这样抽象的意义上使用。这种用法暗示了一种思想方法，仿佛有某种“完满的”、“十全十美”的理想文学存在着，我们可以拿各个时期的文学现实去跟它作比较一一象古希腊神话里那张要命的床那样。
钱理群：
从新闻媒介里挖掘文化心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本行”了。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文学注意从文化心理去摸索，可以表现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从横向看，文化心理渗透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纵向看，文化心理又是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