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州出土文物看“吴师入郢,楚王奔随”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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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通过随州境内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楚国、吴国、曾国青铜器等实物资料,与传世和出土文献中关于“吴师入郢,楚王奔随”记载的相互印证。笔者认为出土文物中的曾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随国,二者为“一国两名”。为“曾随之谜”的破解增添新的佐证资料。
  关键词:随州出土文物;楚王镩钟;吴国青铜器;曾侯舆编钟;曾随之谜
  随州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历年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数件与“吴师入郢,楚王奔随”这段史实相关的青铜器,李学勤、张昌平、徐少华等先生已有专文分述论及。现对本地出土的三件(套)楚、吴、曾国青铜器及其相关问题做点补充,以求教于方家。
  1楚王熊章镈钟
  1978年夏,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随县(今随州市)南郊擂鼓墩考古发掘出土一座战国早期大型墓葬,后称曾侯乙墓。曾是国名(曾、随为一国两名),侯是墓主人的爵位,乙是墓主的名字。墓中室出土一套65件青铜编钟,其整套编钟下层中间悬挂一件楚王熊章镩钟(图1、图2),通高92.5厘米,钮高26厘米,舞52.8×39.8厘米,钟口60.5×46.2厘米,重134.8千克。钲部铸有铭文3行31字:“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楚国只有楚惠王熊章在位57年(N488-N432),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是楚惠王在位倒数第二年。全文的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曾国传来丧事的消息,楚惠王于是铸造曾侯乙宗彝,派人赠送到曾国国都用以祭奠。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首次提出了“曾国之谜”。其主要论据是:“楚惠王为何要作一套钟镩放在曾国的宗庙里,恭敬地祭祀曾侯呢?当时楚国称霸一时,决不会对一个小诸侯国给予这么高的礼遇呀?”有学者认为,楚王镩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为报答随国的救父之恩,在曾侯乙去世时,楚惠王才有如此隆重的赠钟之举。楚惠王送的是一整套编镩,摆放在曾国的宗庙里。曾国非常重视这份厚礼,在曾侯乙下葬时便取了其中这件镩钟随葬,而且挂于钟架下层正中十分显眼的位置。这些特别现象暗示曾国在春秋晚期之后受到楚国的优待超乎一般附庸国地位。这也与其时随国政治背景一致,因为随国曾经接纳了为吴人所败的楚昭王,楚王熊童镩钟可能反映了楚人对曾国的报德之意。
  2S形纹鼎
  1994年初,随州考古队在东城东风油库墓地发掘了三座墓葬,其M2出土一件S形纹鼎(图3、图4),同出青铜器还有可篚、可方壶、可盘、可匝等曾国青铜器。出土时该鼎残破,后修复完整,通高23厘米,口径20.6厘米,腹径13厘米。该鼎器壁较薄,深腹,足较短,腹附耳,盖有三兽形环钮。腹部、器盖纹饰以綯纹分隔,其间饰s形纹。腹部有綯纹二周,其下分别饰S形纹;盖有綯纹三周,外纹二周綯纹内各饰S形纹三周,最内一周綯纹内饰S形纹一周。此鼎足、耳混铸,铸形特征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鼎完全相同,说明其铸造技术滞后,这在当时曾国青铜器中是没有的。鼎的纹饰作S形常见于东南地区,如丹徒大港北山顶出土鼎(《全集》11-5)。因此,此鼎的产地可能是东南。
  张昌平撰文分析,该鼎的纹饰与楚系青铜器流行的蟠虺纹不同,鼎三足与器腹混铸,与楚式鼎足与腹分铸的技术也不同。而与东风油库M2鼎类似的纹饰和铸造技术风格,只有在长江下游地区青铜鼎中常见,因此该鼎极有可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为春秋晚期的吴国青铜器。文中另举例,1988年江苏六合县程桥中学M3出土有曾子义行篚,M3属于春秋晚期,同出青铜器还有吴国攻吴太叔、罗儿之盘、匜。这批青铜器的性质属于吴国。吴国青铜器出土于曾国墓葬,及曾国青铜器出土于吴国墓葬,考虑到春秋晚期的地理政治态势,皆应与楚、吴战争相关。说明当时随国参与了对吴国的战争,并各获取了对方的青铜器。
  3曾侯舆编钟
  2009年6月,湖北省考古所联合随州市博物馆在随州东城文峰塔墓地发掘了两座东周墓葬,M1墓主人为春秋晚期曾国国君曾侯舆。因前期基建施工该墓葬遭到严重破坏,经抢救清理和及时追缴,收集回的青铜器中包含10件青铜编钟。其中M1:1、M1:2编钟残存状况有别,铭文内容基本一致。M1:1通高112.6厘米,衡径10厘米,甬长44.4N米,舞修42.8厘米,舞广32.6厘米,中长55.6厘米,铣长68.6厘米,铣间49.2J厘米,鼓间38厘米,鼓厚1.8厘米(图5)。钟体共铸有铭文34行169个字(图6~图11):“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舆曰:伯适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奠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衲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蒿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扁,而天命将误。有严曾侯,业业厥圣,亲博武功。楚命是静,复奠楚王。曾侯之霸霸穆穆,曾侯庄武畏忌,恭寅斋盟,伐武之表,怀燮四方。余申固楚成,改复曾疆。择选吉金,自作宗彝和钟……”
  铭文完整地记载了曾侯舆制作此套编钟的缘由,吴、楚之战中“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变,而天命将误”,是曾侯舆“亲博武功”率师建功才使得“楚命是静,复定楚王”。曾国保护了楚王,楚王便與曾侯舆共立斋盟,“余申固楚成,改复曾疆”,恢复了曾国故有的疆域。“择选吉金,自作宗彝,和钟”,曾侯舆特铸此钟以记载这段丰功伟业。
  4结语
  “吴楚相争,吴师入郢,楚昭王避难随国,受到随国的庇护”这段史实,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也分别有著录。《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楚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竞,敢不听命。’吴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
  《史记·楚世家》记载:“十年冬,吴王阖庐、伍子胥、伯噽与唐、蔡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昭王亡也至云梦……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随不听,吴亦罢去。”
  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曰:“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伍员为吴太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吴王归随,与吴人战于析。吴王子晨将起祸于吴,吴王阖庐乃归,昭王焉复邦。”
  综上所述,《左传》《史记》及近出清华简《系年》的记载与随州出土“楚王熊章镩钟”“S形纹鼎”“曾侯舆编钟”等青铜器相互印证。据笔者所见,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启示:其一,厘清了春秋晚期楚、吴、曾(随)三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地理关系;其二,文献记载公元前506年吴、楚之战中,楚昭王所奔之国为随国,而甬钟、镩钟铭文所反映楚王“改复曾疆”“奠之于西阳”的是曾国,进一步勘正了文献记载的随国即铜器铭文中的曾国,曾、随为一国两名;其三,文献中关于“即进击随”战争场面的记录与S形纹鼎和曾子义行篚的出土地相吻合,证明吴、随两国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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