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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洁馨塔·普拉斯提亚
编者按：41岁南非出生的电影制作人安迪雅·巴克（左）和53岁的迪·麦克兰克兰在一起生活13年了，在这13年中有9年他们曾经是夫妻。4年前迪（当时还是邓肯）宣布他希望像一个女人一样生活。于是他们离婚了，但是仍然继续在一起工作，他们两个人现在都住在墨尔本。
安迪雅：我和迪是在1987年认识的，当时我们在南非拍摄一部英国大片，迪是助理导演，我是场记。那时候，我刚刚22岁，迪是34岁。我爱上了邓肯的激情、聪慧和办事果断的能力。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他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我记得我们一起到南非西海岸的一个火山湖度假，我们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天气寒冷，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躺在星光下，一起谈论着我们对生活的憧憬。我们都拒绝接受普通生活的局限，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
从那时起，我们就在一起拍电影，在南非和美国加州洛杉矶之间生活了12年（其中有一年是在墨尔本度过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和家人移民来到了澳大利亚）。我对邓肯充满信心，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导演，他也导演过好莱坞的影片——《第二本丛林书：毛戈理和巴娄》。我是那部电影的制片助理。在拍摄准备前期，我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当我们的第二个孩子1999年在洛杉矶出生后，我们决定回澳大利亚居住。我们的生活被电影占满了，没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我们希望迪（邓肯）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喜爱的登山和滑水运动，我则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及朋友团聚。我先回到了墨尔本，邓肯在洛杉矶处理一些事务，处理完后就回来。邓肯回来那天，他对我说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他不知道是遗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可能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解释清楚，他觉得“现在”不是谈这件事的最好时机。我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我担心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可怕的遗传疾病，我对他说无论是什么，一定要现在告诉我。当他告诉我他有时喜欢穿女人的衣服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是无数个日夜的苦思冥想，我试着理解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很生气，他为什么要骗我呢？我试图留住邓肯，可是，邓肯却不肯放弃做女人的想法。他决心已下，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将永远失去我。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好长一段时间，我好像被这件事摧毁了一样。
但是，我非常理解邓肯的勇气，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终于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我，以及对待这个世界了。我知道他仍然全身心地爱着我，爱着我们的孩子。我渐渐理解了，他的背叛并不是有意的。
我希望自己能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当邓肯决定选择作为女人生活时，我们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联系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迪和邓肯对生活的态度是基本一样的，我过去常常觉得迪失去了邓肯身上的快乐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迪的身上又看到了邓肯的快乐。邓肯喜欢冲破体力上的极限，他登山冒险。迪则喜欢冲破社会上世俗的极限，她喜欢我行我素。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心里知道，她还是那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无条件地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
邓肯过去常常喜欢吹口哨，我都习以为常了。他在院子里、房间里不停地吹口哨。直到没有口哨声了，我才察觉到房间里那么安静。
迪：我第一次见到安迪雅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她就像一只蜜蜂一样在拍摄现场跑来跑去。我是一见钟情。虽然我们年龄上的差异在那时比现在看起来明显，但是，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她身上有一种非常纯的，发射性的能量，从她身上发散出来，同我身上的狂乱的能量，不，不是狂乱的，我并不狂乱，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工作狂，但是，我是一个很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们的能量是不同的，可是，好像很般配。这也成了我现在个人生活的问题，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当时我从加州回来，第一次同安迪雅谈这件事，心里十分矛盾。我想：“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也不知道将来的路该怎样走。”这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抉择，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暴露在心爱的人面前。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会勾起什么陈年旧账。不过，为了诚实，我必须向安迪雅坦白一切。
一个人的性取向是深深埋在心底的，而且，又是如此复杂，如此让人琢磨不透，你常常忽视它，常常习以为常。但是，总有一天，一切都好像要爆发一样。你认识到：“这一切很不对劲。”另外，当时我们一起决定离开加州，意味着将要离开我的事业，我的梦想，这一切都加剧了事情的发展。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一定要经历这场浩劫吗？”因为我知道我的决定要影响到好多人。安迪雅非常理解支持我的决定，当然，她也同其他人一样经历了愤怒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感情。但是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孩子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为孩子着想，即便是不为孩子，安迪雅也非常支持我，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
变性这事就像登上了一条船，你心里知道，你的脚一旦踏上了这条船，就再也看不见从前的陆地了。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路途是否还有终点，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后，你认识到不管是什么样的航程，你都要走下去，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我们之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历程。离婚后，一开始，作为女人的我找不到工作，因为我的年龄和社会上的种种歧视，这对我们来说是另外一种考验。我们没有钱，同时我们还要解决各种各样的感情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自己成立了一个制片公司，自己给了自己一个饭碗。
即使是在这些最困难的时期，安迪雅和我还是在一起工作，我们在离婚前就在拍一部喜剧片。我们几乎没有停止过在一起工作。
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安迪雅是我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无论是与她有关还是没关。如果是有关我们孩子们的事，我们从来都没求过别人帮忙。
安迪雅能够接受任何人，不仅接受他们好的一面，也能接受他们不好的一面。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相信人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样，你就能够允许自己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追寻姐姐的足迹
文·【美】玛丽·劳顿
我的姐姐能听见声音。她能看见我看不见的人。她确信警察和特工在跟踪她。她的行为和举止都很反常。她会突然放声大笑，身体前后不停地摇晃。她会半夜三点爬起来在房间里四处游荡，或者到警察局去同他们讨论达赖喇嘛。
多年来，她常常有暴力行为，而且与人相处非常不友好，她不能工作，也无法保持和其他人正常的关系。我的姐姐凯瑟琳比我大13岁，她患有精神病，她二十几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精神病院和监狱里度过一段时间后，她自己决定搬到英国西部的布里斯顿居住，在那里她一直住到她去世为止，她去世的时候年仅47岁。我们只是偶然才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的，因为在她住院的时候，她信誓旦旦地对医生说她什么亲人都没有。
我已经11年没见过姐姐了，但是，我常常同她保持联系，我的父母和其他3个兄弟姐妹也都经常同她保持联系。我给她写信，还给她寄去我和未婚夫的照片，以及我们新家的照片。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姐姐给我寄来了一条睡裤，她在信中写道：“你们两个可以为争穿那条裤腿打架了。”我知道姐姐喜欢笑话和幽默的故事。
凯瑟琳去世后，我采访了她的医生、照顾她的护士和社工，他们非常善良地照顾她、理解她。我去了她的公寓，房间里又黑又冷又乱，客厅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各样的杂物。墙上是用黑笔写得乱七八糟的名字和留言：“史蒂芬，西藏”、“用拳头很不好”、“上帝呀，这房间真冷”、“谢谢你，乔治”……但是，在这混乱之中，墙上也有一些可爱的东西：明信片上是宽广的大海和起伏的山峦，海报上大自然的风景，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情趣盎然，所有的画面都包含着壮丽和尊严。
我知道每当凯瑟琳无力偿付账单的时候，她会告诉食杂店的老板把账单寄给妈妈。食杂店的老板按她的话做了，我妈妈也总是按时把钱付给他。妈妈一直保存着那家食杂店的地址和老板的名字——乔治·杰弗瑞。
乔治看上去五十多岁，身强体壮，留着一脸络腮胡子。他握了握我的手说：“你好！亲爱的，我们这里还好找吧？”我们在他的小食杂店后面的办公室见面。“我不知道凯瑟琳还有个妹妹，我们在一起总是谈论布里斯顿的海盗足球队，我们都习惯叫她‘海盗’，因为她总是戴着海盗队的围巾。”他端详了我一会儿说：“你长得不像她，不过，你们有相像的地方。”
“我们的脸型是一样的。”
“关于凯瑟琳，我不知道能告诉你些什么情况，我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
“能告诉我她是什么样的人吗？”
“她很正常。”乔治回答说，“不过，她很深沉，你得了解她，才能真正认识她。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事情，得等她告诉你，问是没有用的。”
“你认识她多长时间了？”
“18年了。我们1982年刚开张的时候，她是我们第一批顾客中的一位顾客。我常常给她送货上门，如果她买的东西太多，我就帮她送到家。我们一般每天早上6点开门，一开门她就来了，有时她会呆一会儿跟我们说会儿话，有时她买完东西就走了。有时候，她一个人在店外逛来逛去，一句话也不说，不久，她就又正常了。我常想这可能是她吃药的缘故。凯瑟琳非常坦诚，这样的人现在可不多见。如果她欠钱欠多了，我就会对她说：‘凯瑟琳，这周有点儿高。’她则会说：‘那我就不买吃的了。’她就只买烟，我从来没觉得她挨过饿，我们也不能让她挨饿。通常我们早上都会给她一个三明治，是为她特意准备的。她住院的时候，我给她寄过几包烟，因为她打电话来说想买几包烟，我想她住院可能不方便出来取钱，所以我就给她寄了几包，不过，她一分没少地付了钱。”
我问道：“你觉得她很孤独吗？”
“我不觉得她很孤独，不过我觉得她很不合群，但是她人品很好。”乔治停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很喜欢她，她是那种让人喜欢的人。”
我对他说：“她也一定非常喜欢你，我觉得她常常到你这里来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不容易同别人相处，更不用说交朋友了。你这里她想来就来，没有人干扰她。”乔治说：“如果这样说的话，对她来说每一天都是非常漫长的。”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在学校里上课枯燥乏味的时候，常常想我的姐姐在干什么呢？”我说，“一定是这样的，而且长夜漫漫。”
乔治说：“她从来不在下午出来，至于她在什么地方，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了。”我说：“我想她可能在睡觉，因为她晚上睡得不好。”
“我想起来了，她好像晚上听音乐。有一天她拿着一架立体声收录机来到店里，我们为她配上了耳机，因为邻居们抱怨声音太响。”我问道：“她同你们说过她有病吗？”“她好像说过，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她从没说过告诉过妈妈她有病，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别多嘴了。当我鼓足勇气给医院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她在肿瘤科，我给那里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凯瑟琳的情况还不错。等我过了几周再打电话时，他们告诉我说她已经去世了。在这段时间里，她来店里付清了所有的账单。我想她可能出院呆了一阵子，能到我这里来对她来说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突然想到了酒，随口问道：“她买酒吗？”
“她从来不买，她好像就靠面条和菜汤来过活。”
“她和别的顾客交谈吗？”
“她不同别人交谈。”乔治说，“不过，她对年老的顾客非常好。有一位泰勒太太常到我们店里买东西，凯瑟琳总是帮泰勒太太往袋里装东西，省得她自己动手。”
我已经占用了乔治不少的时间，所以我谢了他准备告辞了。我们来到前面的店里，我拿了几个香蕉，递给了乔治一些钱。他轻轻摇了摇头，把我的手推开说：“这可不行，算我送给你的。这点儿小事我们至少还能帮凯瑟琳，怎么也不能让她的妹妹挨饿呀。”他又递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加上香蕉算是我的午餐。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这时，我意识到在每一座小镇上，每一座城市里，每一个国家内，处处都有像乔治这样的人，他们每天都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善良、无私的好事，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们的行动和影响并非惊天动地，可是，每一天，他们都帮助老年人起床洗漱，为别人送货上门，互赠礼物，坐下来喝杯茶，共度美好时光。
我们很容易每天从新闻里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丑闻，可是，我们却很不容易在看到这些暴力的同时，想起那些无名的善良和慷慨。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那句写在凯瑟琳墙上的话，“谢谢你！乔治。”
编者按：41岁南非出生的电影制作人安迪雅·巴克（左）和53岁的迪·麦克兰克兰在一起生活13年了，在这13年中有9年他们曾经是夫妻。4年前迪（当时还是邓肯）宣布他希望像一个女人一样生活。于是他们离婚了，但是仍然继续在一起工作，他们两个人现在都住在墨尔本。
安迪雅：我和迪是在1987年认识的，当时我们在南非拍摄一部英国大片，迪是助理导演，我是场记。那时候，我刚刚22岁，迪是34岁。我爱上了邓肯的激情、聪慧和办事果断的能力。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他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我记得我们一起到南非西海岸的一个火山湖度假，我们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天气寒冷，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躺在星光下，一起谈论着我们对生活的憧憬。我们都拒绝接受普通生活的局限，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
从那时起，我们就在一起拍电影，在南非和美国加州洛杉矶之间生活了12年（其中有一年是在墨尔本度过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和家人移民来到了澳大利亚）。我对邓肯充满信心，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导演，他也导演过好莱坞的影片——《第二本丛林书：毛戈理和巴娄》。我是那部电影的制片助理。在拍摄准备前期，我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当我们的第二个孩子1999年在洛杉矶出生后，我们决定回澳大利亚居住。我们的生活被电影占满了，没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我们希望迪（邓肯）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喜爱的登山和滑水运动，我则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及朋友团聚。我先回到了墨尔本，邓肯在洛杉矶处理一些事务，处理完后就回来。邓肯回来那天，他对我说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他不知道是遗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可能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解释清楚，他觉得“现在”不是谈这件事的最好时机。我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我担心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可怕的遗传疾病，我对他说无论是什么，一定要现在告诉我。当他告诉我他有时喜欢穿女人的衣服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是无数个日夜的苦思冥想，我试着理解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很生气，他为什么要骗我呢？我试图留住邓肯，可是，邓肯却不肯放弃做女人的想法。他决心已下，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将永远失去我。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好长一段时间，我好像被这件事摧毁了一样。
但是，我非常理解邓肯的勇气，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终于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我，以及对待这个世界了。我知道他仍然全身心地爱着我，爱着我们的孩子。我渐渐理解了，他的背叛并不是有意的。
我希望自己能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当邓肯决定选择作为女人生活时，我们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联系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迪和邓肯对生活的态度是基本一样的，我过去常常觉得迪失去了邓肯身上的快乐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迪的身上又看到了邓肯的快乐。邓肯喜欢冲破体力上的极限，他登山冒险。迪则喜欢冲破社会上世俗的极限，她喜欢我行我素。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心里知道，她还是那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无条件地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
邓肯过去常常喜欢吹口哨，我都习以为常了。他在院子里、房间里不停地吹口哨。直到没有口哨声了，我才察觉到房间里那么安静。
迪：我第一次见到安迪雅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她就像一只蜜蜂一样在拍摄现场跑来跑去。我是一见钟情。虽然我们年龄上的差异在那时比现在看起来明显，但是，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她身上有一种非常纯的，发射性的能量，从她身上发散出来，同我身上的狂乱的能量，不，不是狂乱的，我并不狂乱，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工作狂，但是，我是一个很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们的能量是不同的，可是，好像很般配。这也成了我现在个人生活的问题，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当时我从加州回来，第一次同安迪雅谈这件事，心里十分矛盾。我想：“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也不知道将来的路该怎样走。”这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抉择，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暴露在心爱的人面前。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会勾起什么陈年旧账。不过，为了诚实，我必须向安迪雅坦白一切。
一个人的性取向是深深埋在心底的，而且，又是如此复杂，如此让人琢磨不透，你常常忽视它，常常习以为常。但是，总有一天，一切都好像要爆发一样。你认识到：“这一切很不对劲。”另外，当时我们一起决定离开加州，意味着将要离开我的事业，我的梦想，这一切都加剧了事情的发展。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一定要经历这场浩劫吗？”因为我知道我的决定要影响到好多人。安迪雅非常理解支持我的决定，当然，她也同其他人一样经历了愤怒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感情。但是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孩子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为孩子着想，即便是不为孩子，安迪雅也非常支持我，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
变性这事就像登上了一条船，你心里知道，你的脚一旦踏上了这条船，就再也看不见从前的陆地了。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路途是否还有终点，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后，你认识到不管是什么样的航程，你都要走下去，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我们之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历程。离婚后，一开始，作为女人的我找不到工作，因为我的年龄和社会上的种种歧视，这对我们来说是另外一种考验。我们没有钱，同时我们还要解决各种各样的感情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自己成立了一个制片公司，自己给了自己一个饭碗。
即使是在这些最困难的时期，安迪雅和我还是在一起工作，我们在离婚前就在拍一部喜剧片。我们几乎没有停止过在一起工作。
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安迪雅是我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无论是与她有关还是没关。如果是有关我们孩子们的事，我们从来都没求过别人帮忙。
安迪雅能够接受任何人，不仅接受他们好的一面，也能接受他们不好的一面。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相信人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样，你就能够允许自己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追寻姐姐的足迹
文·【美】玛丽·劳顿
我的姐姐能听见声音。她能看见我看不见的人。她确信警察和特工在跟踪她。她的行为和举止都很反常。她会突然放声大笑，身体前后不停地摇晃。她会半夜三点爬起来在房间里四处游荡，或者到警察局去同他们讨论达赖喇嘛。
多年来，她常常有暴力行为，而且与人相处非常不友好，她不能工作，也无法保持和其他人正常的关系。我的姐姐凯瑟琳比我大13岁，她患有精神病，她二十几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精神病院和监狱里度过一段时间后，她自己决定搬到英国西部的布里斯顿居住，在那里她一直住到她去世为止，她去世的时候年仅47岁。我们只是偶然才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的，因为在她住院的时候，她信誓旦旦地对医生说她什么亲人都没有。
我已经11年没见过姐姐了，但是，我常常同她保持联系，我的父母和其他3个兄弟姐妹也都经常同她保持联系。我给她写信，还给她寄去我和未婚夫的照片，以及我们新家的照片。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姐姐给我寄来了一条睡裤，她在信中写道：“你们两个可以为争穿那条裤腿打架了。”我知道姐姐喜欢笑话和幽默的故事。
凯瑟琳去世后，我采访了她的医生、照顾她的护士和社工，他们非常善良地照顾她、理解她。我去了她的公寓，房间里又黑又冷又乱，客厅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各样的杂物。墙上是用黑笔写得乱七八糟的名字和留言：“史蒂芬，西藏”、“用拳头很不好”、“上帝呀，这房间真冷”、“谢谢你，乔治”……但是，在这混乱之中，墙上也有一些可爱的东西：明信片上是宽广的大海和起伏的山峦，海报上大自然的风景，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情趣盎然，所有的画面都包含着壮丽和尊严。
我知道每当凯瑟琳无力偿付账单的时候，她会告诉食杂店的老板把账单寄给妈妈。食杂店的老板按她的话做了，我妈妈也总是按时把钱付给他。妈妈一直保存着那家食杂店的地址和老板的名字——乔治·杰弗瑞。
乔治看上去五十多岁，身强体壮，留着一脸络腮胡子。他握了握我的手说：“你好！亲爱的，我们这里还好找吧？”我们在他的小食杂店后面的办公室见面。“我不知道凯瑟琳还有个妹妹，我们在一起总是谈论布里斯顿的海盗足球队，我们都习惯叫她‘海盗’，因为她总是戴着海盗队的围巾。”他端详了我一会儿说：“你长得不像她，不过，你们有相像的地方。”
“我们的脸型是一样的。”
“关于凯瑟琳，我不知道能告诉你些什么情况，我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
“能告诉我她是什么样的人吗？”
“她很正常。”乔治回答说，“不过，她很深沉，你得了解她，才能真正认识她。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事情，得等她告诉你，问是没有用的。”
“你认识她多长时间了？”
“18年了。我们1982年刚开张的时候，她是我们第一批顾客中的一位顾客。我常常给她送货上门，如果她买的东西太多，我就帮她送到家。我们一般每天早上6点开门，一开门她就来了，有时她会呆一会儿跟我们说会儿话，有时她买完东西就走了。有时候，她一个人在店外逛来逛去，一句话也不说，不久，她就又正常了。我常想这可能是她吃药的缘故。凯瑟琳非常坦诚，这样的人现在可不多见。如果她欠钱欠多了，我就会对她说：‘凯瑟琳，这周有点儿高。’她则会说：‘那我就不买吃的了。’她就只买烟，我从来没觉得她挨过饿，我们也不能让她挨饿。通常我们早上都会给她一个三明治，是为她特意准备的。她住院的时候，我给她寄过几包烟，因为她打电话来说想买几包烟，我想她住院可能不方便出来取钱，所以我就给她寄了几包，不过，她一分没少地付了钱。”
我问道：“你觉得她很孤独吗？”
“我不觉得她很孤独，不过我觉得她很不合群，但是她人品很好。”乔治停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很喜欢她，她是那种让人喜欢的人。”
我对他说：“她也一定非常喜欢你，我觉得她常常到你这里来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不容易同别人相处，更不用说交朋友了。你这里她想来就来，没有人干扰她。”乔治说：“如果这样说的话，对她来说每一天都是非常漫长的。”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在学校里上课枯燥乏味的时候，常常想我的姐姐在干什么呢？”我说，“一定是这样的，而且长夜漫漫。”
乔治说：“她从来不在下午出来，至于她在什么地方，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了。”我说：“我想她可能在睡觉，因为她晚上睡得不好。”
“我想起来了，她好像晚上听音乐。有一天她拿着一架立体声收录机来到店里，我们为她配上了耳机，因为邻居们抱怨声音太响。”我问道：“她同你们说过她有病吗？”“她好像说过，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她从没说过告诉过妈妈她有病，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别多嘴了。当我鼓足勇气给医院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她在肿瘤科，我给那里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凯瑟琳的情况还不错。等我过了几周再打电话时，他们告诉我说她已经去世了。在这段时间里，她来店里付清了所有的账单。我想她可能出院呆了一阵子，能到我这里来对她来说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突然想到了酒，随口问道：“她买酒吗？”
“她从来不买，她好像就靠面条和菜汤来过活。”
“她和别的顾客交谈吗？”
“她不同别人交谈。”乔治说，“不过，她对年老的顾客非常好。有一位泰勒太太常到我们店里买东西，凯瑟琳总是帮泰勒太太往袋里装东西，省得她自己动手。”
我已经占用了乔治不少的时间，所以我谢了他准备告辞了。我们来到前面的店里，我拿了几个香蕉，递给了乔治一些钱。他轻轻摇了摇头，把我的手推开说：“这可不行，算我送给你的。这点儿小事我们至少还能帮凯瑟琳，怎么也不能让她的妹妹挨饿呀。”他又递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加上香蕉算是我的午餐。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这时，我意识到在每一座小镇上，每一座城市里，每一个国家内，处处都有像乔治这样的人，他们每天都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善良、无私的好事，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们的行动和影响并非惊天动地，可是，每一天，他们都帮助老年人起床洗漱，为别人送货上门，互赠礼物，坐下来喝杯茶，共度美好时光。
我们很容易每天从新闻里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丑闻，可是，我们却很不容易在看到这些暴力的同时，想起那些无名的善良和慷慨。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那句写在凯瑟琳墙上的话，“谢谢你！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