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却令人困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达到前所未有的85%，与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结果恰恰相反。
　　我将邦交正常化40年历史分为每十年一个阶段的四个时期，即1972年到1982年的友好与合作时期、1982年到1992年的摩擦与合作时期、1992年到2002年的对立与合作时期、2002年到2012年的对抗与合作时期。换句话说，在中日经贸领域合作与发展始终是主题，但在政治安全领域却从友好演变为带有对抗的色彩，而且按照其逻辑推理，接下来的十年恐怕是冲突与合作时期。
　　如何解释这种40年来两国关系的巨大反差，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提出了各种观点，其中最为强调的是冷战国际格局的终结。因为在冷战时期，为对应来自苏联的威胁，中日关系基本保持了平稳的发展势头。但正如李建民在《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所指出的那样：“冷战的结束，对地缘政治、战略格局以及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局势动荡多变的历史时期……所谓深受国际体制影响和制约的中日关系，自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在对自己重新定位的过程中调整双边关系。”
　　具体地说，在政治大国化志向的推动下，日本开始强化在地区乃至世界舞台的主导态势，因而导致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等领域摩擦频繁，也引发了国民意识中的抵触情绪。值得一提的是，李建民指出两国学术界均出现了中日关系开始向“普通国家间关系”发展的论调，并认为“在日本加速向‘普通国家’目标迈进与中国和平崛起势头日益明显的情况下，通过国家间的‘普通关系’寻找中日两国利益的结合点，可能会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给双边关系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在这40年间，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政权时期，绝对是中日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政冷经热”成为描述中日关系现状的时髦词汇。确实如此，由于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关系降低到冰点，但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异常迅速，甚至在日本出现“中国特需”的经济繁荣。
　　刘江永在其著作《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首先介绍了部分学者认为“政冷经热”是两国内外形势变化使然的观点，其原因包括冷战结束后美日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潜在对手、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中日国内条件的变化、日本决策层挑战中日关系的底线、日本革新势力衰退等。在此基础上，刘江永指出冷战后政治因素对中日民间经贸影响趋降、中国经济发展及汇率变化是“经热”的基本因素，而“政冷”的根源则是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也就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其行为主要表现为修改教科书美化日本侵略历史、恢复靖国神社传统地位等。
　　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中国大战略求索》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共享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得以更好的维护。”实际上，中日关系出现曲折和困难，除诸多外部因素外，也存在对自己以及日本认知上的局限性。刘建平在《战后中日关系：“不平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中强调指出：“195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其实一直呈现‘周期性恶化’的发展特征。‘周期性恶化’特征提示了‘人民外交’表象下的战后中日关系有着不良的历史连续性结构，只有把握它，才能克服症状话语失效和历史叙事断裂的危机，才能在基于可靠知识的合理逻辑上尝试‘新思维’”。
　　尽管这种反思性剖析为探求中日关系的本质和未来提供了一个新的有价值视角，但是否应在其思路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国权与民权、国家认同与阶级认同、国民外交与人民外交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对中日关系影响等诸多课题，以期在认识日本的同时认识自己，更好地推动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