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小贩业从出现那天起直到19世纪中叶走向衰落，都是以山区居民为主力阵容。随着持续的城镇扩张，到18世纪，形成了人口稠密的低地聚居区和山地之间的贸易路线，贸易分工也随之建立起来：谷物等较重的食物走海路；奢侈品沿着阿尔卑斯山等古老商路走陆路；驮着丝绸、贵重染料、靛青及金丝银丝的骡队走山路。
　　15至17世纪，那些来自同一地区的商贩，通过建立货栈和商铺，形成覆盖区域广阔的家族网络，由此延伸出的经销网络便是由货栈、商铺里的伙计和临时迁徙小贩构成的。这是一个等级关系严格的组织系统。顶端是伙计，他们是拿薪水的小贩。伙计之下是学徒，或叫徒弟，是组织成员的儿子或亲戚。最底层的是为数众多、沿街叫卖的各色小贩。
　　从欧洲的这端到那端，小贩的财富永远都是由三角债组成的有名无实的财富。小贩业仰赖于三个各自独立的地点：家乡——小贩在那里拥有土地和乡亲的欠款，这是他获得城市信贷的保证；市镇——小贩在那里获得商品供应；巡行贸易区域——小贩在这里挣钱并扩大财富。不管在哪个地点，迁徙商贩的交易都是以延期支付的信贷方式进行。在乡村，债务的一般周期是一年；在城里，小贩一般在秋季赊购货品，第二年春天，巡回贸易返回时付清债款。按当时规矩：巡行结束时，那些赶在小贩离开之前跟他结清债务的人，付的是上一次从他手里买走的货物的款子（可能是用地里收上来的或者还没收上来的谷物勾销上次的赊购单据）。这样，小贩在下一次巡行前或者放贷或者找城里的商贩进货。年复一年，纸上债务不断累积，对小贩们来说，一份债务契约就是一份信誉担保。这种信贷关系滋生出商贩讲究外表和排场的风气。城里商人根据他们的外表判断他们拥有财富的多少，决定是否给他放贷。
　　城市对这些山区小贩的态度是矛盾的。一面喜欢小贩提供的价格低廉且在商店买不到的商品，并从他们身上赚取税费；一面又抵制他們成为市民定居下来的愿望。小贩若想获得小城镇的市民权，不但要交上一笔昂贵的人头费，还要附加上给警察购买新外套或给消防队添置水桶等额外条件，在发誓永远不做小贩之后，得到的是和佃农一样最低等的市民权。小贩“精英”们为了被城市接纳，往往选择和当地商人遗孀或女儿结婚，以获得市民权。
　　18世纪后，行旅贩卖受到限制，只有印刷制品允许出现在迁徙商贩的行囊里。当时地中海地区的书籍交易十分活跃，日内瓦和阿维尼翁是欧洲印刷制品生产和再分配的两个中心。“自由港”阿维尼翁以其既不受皇家立法约束，又不受法团控制的优势，成为盗版书籍的发散地。这里拥有数量最多的印刷机，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印刷商、书商和小贩。这些靠贩卖缝纫用品、布匹、五金器具起家的书商，和挨个市镇、挨个市集之间游走的小贩的行囊里，装着低俗、淫秽书刊，也装着《主教的权力》、《双面骑士的快乐》和蒙田的《随笔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读物是官方查禁的书籍，也是利润丰厚的商品。马勒舍博是1751-1763年间法国图书馆馆长，1752年他在给贝桑松行政官的信中写道：“对文学的喜爱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叫停这类交易难上加难。这么做，以土地为生的贵族、乡村神父，以及许多隔绝在没有书店的小镇和乡村里的人就被剥夺了一种重要商品。”那时，大城市物价高攀，许多收入不足以承受大城市消费的绅士和妇女搬到乡下居住，他们以及夏天在乡下别墅度假的贵族，是“流行”文学，也即被查禁的“不道德书籍”的主要读者。
　　欧洲商贩网络起初是在制度、法律与警察机构的缝隙和薄弱环节中发展起来的。卖货郎身背行囊，或是牵着一匹满载货物的马，走遍贸易路线上所有村庄和农场。他们卖书籍、报纸、图片、扑克牌，剪刀、眼镜、花手绢、蕾丝、缎带和珠宝，这些新潮低廉的奢侈品都是非法渠道弄来的。
　　19世纪中叶，卖书不再需要执照，书籍变成稀松平常的商品；商店网络随着公路和铁路的修建发展起来，进城逛商店不再是难事，沿街叫卖的小贩失去存在的理由；城市资本主义侵入乡村，所有债主同时要求清偿债务，脆弱的乡村信贷网络迅速瓦解，小贩业名声扫地，他们的迁徙之旅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