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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人类对MERS的了解不超过三年，自2012年初次观察到MERS病毒后，一个问题便困扰着医学界：MERS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是什么？
5月在韩国爆发了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目前最危急的阶段还没有过去。庆幸的是：如果今年这波MERS疫情殃及美国，那么美国在与埃博拉病毒抗争中历经淬炼的医疗系统，应对能力应该比去年强大许多。
延宕错失治愈机会
话说回来，我们依然能从韩国的例子受益不少。
迄今为止，MERS造成韩国10例死亡、122例感染、超过3800例接受隔离措施，掀起的社会恐慌不亚于去年的埃博拉病毒。MERS和埃博拉均有着超高的死亡率（视治疗水平而定，但大致在40%上下浮动），均没有任何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除了维持性疗法。
当韩国出现第一例患者后，在他身上发生的一系列诊断和治疗失误让我们不禁忆起托马斯·艾瑞克·邓肯，去年美国的首位埃博拉患者。当时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医院对他的诊断和抗生素治疗收效甚微，部分原因是邓肯没有事先把自己的旅行经历告知他的医生和护士，最终邓肯身上携带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给了照顾他的两名护士。
在达拉斯医案中，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没有充分地指导本地区的医院：如何保证医疗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护理。同时美国民众也被误导服下了定心丸，乐观地相信埃博拉不太可能在美国的医院里传播，毕竟美国不是西非嘛！结果当病毒肆虐医护人员时，恐慌心态在美国民众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炽，而这一切本可预见，本可避免。
第一例韩国MERS病例遭遇的延宕更为严重，以致于错失了早期治愈的机会。这名备受折磨的患者辗转了两个小诊所并在一家距离首尔四十英里的小医院住了三天，迟迟找不到病根，在度过了病情日益加重的九天后转投首尔的三星医疗中心，方才得到确诊。
鉴于达拉斯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们没有从邓肯旅行史里爬梳到细节帮助确诊，韩国医生也没有建立起病患的完整信息。或许第一例MERS患者在住院时思维已然处于混乱状态，他的主治医生们只从他口中知悉有过巴林的旅行经历——彼时巴林尚且没有MERS病例的报道，他没有告诉医生的是，自己也曾去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两个正遭受MERS肆虐的国家。
对MERS所知甚寡
美国人在抵抗埃博拉病毒伊始，医学界错误地忽略了全身防护措施的必要性，无独有偶，被MERS弄得有点措手不及的韩国人也正在面临医护指导思想的冲突：有专家认为MERS会经由空气传播，另一些专家则给出否定答案。要知道，人类对MERS的了解不超过三年，自2012年初次观察到MERS病毒后，一个问题便困扰着医学界：MERS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是什么？身体的密切接触似乎对传播病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医院不消说是高危区域，至于社区内的传播是不是也同样高危，则没有确凿回答。埃博拉病毒已经被研究了将近四十年，相比之下，我们对“新面孔”MERS所知甚寡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同一个难题，对它的了解浅显或深入、局部或全面、游移或确凿，决定了处理方式将有天壤之别，并且若当我们尚处于摸石过河的阶段时，谨慎行事总是有益的。在韩国处理MERS这件事上，卓越的医疗机构既信誓旦旦地向大众普及病毒绝不会通过空气传染的“原理”，然后又给出了相反的告诫。也有专家猜测MERS病毒能通过呼吸道体液实施传播，比如咳嗽、打喷嚏，不过他们依然强调，更主要的途径还是身体接触，比如与感染者朝夕相处。
说实在，现在还没人有本事下结论，既然如此把话说圆了至少不是下策。
世界卫生组织宣称，最近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没有证据说明MERS病毒能经由空气传播”，报告还告诉大家在常规接触中应注意避免哪些行为，至于如何防止病毒在空气中传播，报告提到，只要避免采取惹得患者打喷嚏的行为便可。
可韩国的情况与之相反。在韩国已知病例接受治疗的医院中，工作人员在通风条件恶劣的病房的空调机箱里找到了MERS病毒，它们借密闭环境繁衍滋生，大大增加了在这所医院里的快速传染概率，而事后正是从这家医院发现了很多新感染者。
出于对不确定因素的谨慎，疾控中心建议医院工作人员采取隔离措施以预防空气传播的可能，它同样建议患者戴上口罩，防止大喷嚏或咳嗽时外溅唾沫。
纵然韩国副总统崔炅焕在记者招待会上言之凿凿地宣称：“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
遮掩反而人心惶惶
达拉斯发现埃博拉病毒后，在民众的一片恐惧气氛下，官方错误地关闭了达拉斯周边的学校。韩国官方也粗暴地宣布休学，目前全韩有2400家学校暂时停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样，韩国官方令二十四家医院秘密地治疗MERS患者。据韩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主任郑恩京透露，截止5月底，确诊病例约140名，其中16人病情危重。而据卫生部流出的数据，有2900座学校和幼儿园持续休学，超过4000名与感染者发生接触者被采取隔离措施。此外，首尔和外地的两所医院被暂时关闭，原因是后来被确诊的MERS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期间，曾与数百人有过接触。
他们认为这么做就能把社会恐慌降到最低，最终这种努力适得其反，遮遮掩掩反而搞得人心惶惶，社会媒体散布出种种危言耸听的谣言。
不幸的是，拜对空气传播病毒的研究所赐，我们知道MERS和埃博拉在上升到大规模爆发程度的潜力上大相庭径。MERS和SARS（非典型性肺炎）病毒很像，两者属于同一种冠状病毒的不同谱系，感染MERS病毒的致死率高于SARS，传染性则不如后者。研究显示，大约在2012年前后的一场变异让MERS病毒从骆驼（也可能是蝙蝠）移居到人类身上。
一旦到了人类身上，可以想见病毒为了生存必将发生新一轮变异，病毒在人体内的生存部位沿呼吸道逐渐向上，为的是更易通过咳嗽排出人体。总之，MERS之类的冠状病毒的变异速度远比埃博拉病毒快。
摆在韩国政府面前的有和美国相似的困难，也有医疗指导的匮乏，不过她采取的一些检疫改革措施依然很值得美国同行们借鉴。韩国时时监测那些处于隔离期的疑似病例们的移动电话信号，一旦发现其中频繁联系其他隔离区人员的活跃者，便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密切监控其动向。在一份6月上旬韩国发布的MERS医疗咨询报告里，疾控中心建议门急诊医生密切关注患者的旅行经历。当病人表现出发烧、急性肺炎、严重的呼吸道病痛时不能排除MERS的可能性，尤其是患者在十四天潜伏期里曾去过韩国医疗机构。与此类似，对于十四天内赴MERS肆虐的阿拉伯半岛或与该地前来的访客发生密切接触者，医生也必须高度警惕。
相比之下，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作为几乎乏善可陈。举个例子，纵使我身为一名奋战在一线的内科医生，身处的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来自首尔的航班抵达，纵使疾控中心的邮件表里有我的名字，可至今自己从未从疾控中心和美国卫生部那里收到过关于MERS的注意事项，也没人告诉我感染MERS病毒后会表现出哪些体征和症状，更没人告诉我万一疑似感染，接下来该如何应对。扮演咨询供应者的机构没有尽到与民众保持早期、直接沟通的责任，不可谓不奇怪。
美国应对埃博拉的结果给世人上了一课，公共卫生官员不应该指望墨守成规的预防措施有能力抵御变种病原体，哪怕在韩国、美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里。应对类似传染病的重点，在于摒弃混日子的老套路，进一步细化目前采用的预防体系，并且积极改良升级，另外也要定时培训诊所医师，及时提升他们处理危机的医护水平。
或许我们对MERS的了解还远不如埃博拉，可如果在上一堂埃博拉的课后做足了功夫，面对MERS的突袭时也许本可以准备得更充分。
5月在韩国爆发了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目前最危急的阶段还没有过去。庆幸的是：如果今年这波MERS疫情殃及美国，那么美国在与埃博拉病毒抗争中历经淬炼的医疗系统，应对能力应该比去年强大许多。
延宕错失治愈机会
话说回来，我们依然能从韩国的例子受益不少。
迄今为止，MERS造成韩国10例死亡、122例感染、超过3800例接受隔离措施，掀起的社会恐慌不亚于去年的埃博拉病毒。MERS和埃博拉均有着超高的死亡率（视治疗水平而定，但大致在40%上下浮动），均没有任何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除了维持性疗法。
当韩国出现第一例患者后，在他身上发生的一系列诊断和治疗失误让我们不禁忆起托马斯·艾瑞克·邓肯，去年美国的首位埃博拉患者。当时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医院对他的诊断和抗生素治疗收效甚微，部分原因是邓肯没有事先把自己的旅行经历告知他的医生和护士，最终邓肯身上携带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给了照顾他的两名护士。
在达拉斯医案中，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没有充分地指导本地区的医院：如何保证医疗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护理。同时美国民众也被误导服下了定心丸，乐观地相信埃博拉不太可能在美国的医院里传播，毕竟美国不是西非嘛！结果当病毒肆虐医护人员时，恐慌心态在美国民众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炽，而这一切本可预见，本可避免。
第一例韩国MERS病例遭遇的延宕更为严重，以致于错失了早期治愈的机会。这名备受折磨的患者辗转了两个小诊所并在一家距离首尔四十英里的小医院住了三天，迟迟找不到病根，在度过了病情日益加重的九天后转投首尔的三星医疗中心，方才得到确诊。
鉴于达拉斯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们没有从邓肯旅行史里爬梳到细节帮助确诊，韩国医生也没有建立起病患的完整信息。或许第一例MERS患者在住院时思维已然处于混乱状态，他的主治医生们只从他口中知悉有过巴林的旅行经历——彼时巴林尚且没有MERS病例的报道，他没有告诉医生的是，自己也曾去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两个正遭受MERS肆虐的国家。
对MERS所知甚寡
美国人在抵抗埃博拉病毒伊始，医学界错误地忽略了全身防护措施的必要性，无独有偶，被MERS弄得有点措手不及的韩国人也正在面临医护指导思想的冲突：有专家认为MERS会经由空气传播，另一些专家则给出否定答案。要知道，人类对MERS的了解不超过三年，自2012年初次观察到MERS病毒后，一个问题便困扰着医学界：MERS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是什么？身体的密切接触似乎对传播病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医院不消说是高危区域，至于社区内的传播是不是也同样高危，则没有确凿回答。埃博拉病毒已经被研究了将近四十年，相比之下，我们对“新面孔”MERS所知甚寡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同一个难题，对它的了解浅显或深入、局部或全面、游移或确凿，决定了处理方式将有天壤之别，并且若当我们尚处于摸石过河的阶段时，谨慎行事总是有益的。在韩国处理MERS这件事上，卓越的医疗机构既信誓旦旦地向大众普及病毒绝不会通过空气传染的“原理”，然后又给出了相反的告诫。也有专家猜测MERS病毒能通过呼吸道体液实施传播，比如咳嗽、打喷嚏，不过他们依然强调，更主要的途径还是身体接触，比如与感染者朝夕相处。
说实在，现在还没人有本事下结论，既然如此把话说圆了至少不是下策。
世界卫生组织宣称，最近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没有证据说明MERS病毒能经由空气传播”，报告还告诉大家在常规接触中应注意避免哪些行为，至于如何防止病毒在空气中传播，报告提到，只要避免采取惹得患者打喷嚏的行为便可。
可韩国的情况与之相反。在韩国已知病例接受治疗的医院中，工作人员在通风条件恶劣的病房的空调机箱里找到了MERS病毒，它们借密闭环境繁衍滋生，大大增加了在这所医院里的快速传染概率，而事后正是从这家医院发现了很多新感染者。
出于对不确定因素的谨慎，疾控中心建议医院工作人员采取隔离措施以预防空气传播的可能，它同样建议患者戴上口罩，防止大喷嚏或咳嗽时外溅唾沫。
纵然韩国副总统崔炅焕在记者招待会上言之凿凿地宣称：“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
遮掩反而人心惶惶
达拉斯发现埃博拉病毒后，在民众的一片恐惧气氛下，官方错误地关闭了达拉斯周边的学校。韩国官方也粗暴地宣布休学，目前全韩有2400家学校暂时停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样，韩国官方令二十四家医院秘密地治疗MERS患者。据韩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主任郑恩京透露，截止5月底，确诊病例约140名，其中16人病情危重。而据卫生部流出的数据，有2900座学校和幼儿园持续休学，超过4000名与感染者发生接触者被采取隔离措施。此外，首尔和外地的两所医院被暂时关闭，原因是后来被确诊的MERS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期间，曾与数百人有过接触。
他们认为这么做就能把社会恐慌降到最低，最终这种努力适得其反，遮遮掩掩反而搞得人心惶惶，社会媒体散布出种种危言耸听的谣言。
不幸的是，拜对空气传播病毒的研究所赐，我们知道MERS和埃博拉在上升到大规模爆发程度的潜力上大相庭径。MERS和SARS（非典型性肺炎）病毒很像，两者属于同一种冠状病毒的不同谱系，感染MERS病毒的致死率高于SARS，传染性则不如后者。研究显示，大约在2012年前后的一场变异让MERS病毒从骆驼（也可能是蝙蝠）移居到人类身上。
一旦到了人类身上，可以想见病毒为了生存必将发生新一轮变异，病毒在人体内的生存部位沿呼吸道逐渐向上，为的是更易通过咳嗽排出人体。总之，MERS之类的冠状病毒的变异速度远比埃博拉病毒快。
摆在韩国政府面前的有和美国相似的困难，也有医疗指导的匮乏，不过她采取的一些检疫改革措施依然很值得美国同行们借鉴。韩国时时监测那些处于隔离期的疑似病例们的移动电话信号，一旦发现其中频繁联系其他隔离区人员的活跃者，便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密切监控其动向。在一份6月上旬韩国发布的MERS医疗咨询报告里，疾控中心建议门急诊医生密切关注患者的旅行经历。当病人表现出发烧、急性肺炎、严重的呼吸道病痛时不能排除MERS的可能性，尤其是患者在十四天潜伏期里曾去过韩国医疗机构。与此类似，对于十四天内赴MERS肆虐的阿拉伯半岛或与该地前来的访客发生密切接触者，医生也必须高度警惕。
相比之下，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作为几乎乏善可陈。举个例子，纵使我身为一名奋战在一线的内科医生，身处的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来自首尔的航班抵达，纵使疾控中心的邮件表里有我的名字，可至今自己从未从疾控中心和美国卫生部那里收到过关于MERS的注意事项，也没人告诉我感染MERS病毒后会表现出哪些体征和症状，更没人告诉我万一疑似感染，接下来该如何应对。扮演咨询供应者的机构没有尽到与民众保持早期、直接沟通的责任，不可谓不奇怪。
美国应对埃博拉的结果给世人上了一课，公共卫生官员不应该指望墨守成规的预防措施有能力抵御变种病原体，哪怕在韩国、美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里。应对类似传染病的重点，在于摒弃混日子的老套路，进一步细化目前采用的预防体系，并且积极改良升级，另外也要定时培训诊所医师，及时提升他们处理危机的医护水平。
或许我们对MERS的了解还远不如埃博拉，可如果在上一堂埃博拉的课后做足了功夫，面对MERS的突袭时也许本可以准备得更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