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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刘加勋在《雪鹅》中以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讲述了父亲与一只鹅的故事,试图展现俗世中不为大众所理解的人性力量。这种向难度的写作精神是值得鼓励和敬佩的,小说的构思亦是别出心裁。乍一看,这篇小说写得有趣且文笔精妙,但仔细琢磨一番,却能窥视出作品充斥着无意义的叙述,并暗含着深刻的荒诞。
小说《雪鹅》讲述外婆过寿,按照习俗,父亲需要请老扎匠扎轿马,为了完成“任务”,父亲摸黑上路。父亲一路上胆战心惊,恰巧偶遇了一只大白鹅,这只大白鹅给了父亲前行的勇气,并指引父亲前进的方向。父亲在大白鹅的陪伴下终于来到了老扎匠家中,却意外发现大白鹅竟是老扎匠家中走失的那只。事实上,大白鹅并不是意外走失,而是大白鹅精心策划的一场逃离。原来,扎轿马需要配大白鹅,大白鹅预料自己命不久矣,便计划逃离。父亲在纠结中离开了老扎匠家,他既想要为外婆准备寿礼,却又不忍心杀了大白鹅,最终父亲决意将大白鹅作为外婆的寿礼并将其悄悄放生。作家刘加勋在《雪鹅》中试图描摹现实社会,表现冷暖人生,却暴露了其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不成功模仿,这种模仿的结果仅是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却没有引起读者深刻的思考。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道:“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显然,作家刘加勋并没有在作品中成功展现其对于社会与人生深刻的思考,发挥出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力量。相反,《雪鹅》暴露出了刘加勋在写作上的生涩与艰辛,这种生涩具体展露为小说意义的不明确,主题的不清晰,故事的荒诞以及逻辑上的可疑;艰辛表现为刘加勋书写人性力量用力过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小说的无意义首先表现为小说人物和情节上存在明显的设计性。老扎匠这个人物形象的设定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家在刻画老扎匠时近乎以一种残忍失真的笔法,这是不合乎常理的。为了设计白鹅出逃的情景,老扎匠因此表现为冷血甚至是嗜杀,但这种冷血和嗜杀却超出正常应有的度,人物由此显得生硬、不可信。文中说道:“老扎匠家里面,冒出来一股子霉味,天井的竹篾横七竖八地放在水里面,水的颜色变成了屎黄色,闻起来,臭烘烘。父亲捂着鼻子,对老扎匠家有些反感,老扎匠对这些东西却有一种特殊的癖好,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对这些东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挥之不去,油然而生。”老扎匠被刻画成与父亲形成强烈反差的人物,为了设计父亲与白鹅的情感,作者在刻画老扎匠时用力过度,使得人物和故事失去了本真的状态,文本呈现出强烈的设计性痕迹。如若不仔细分析故事的人物与小说的情节,我们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但文本读罢,我们总觉着小说缺了些什么,实际上文本正是失去了小说原该有的真实感而显现出设计性的痕迹。作家在创作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列夫托尔斯泰也曾畅言过其小说创作中的矛盾,当他努力构思、设计一个故事时,他发现自己不能够完全控制故事的发展和走向,故事似乎有一支神来之笔在指引着作者前进,实际上这也是批评家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想要说明的一点。罗兰·巴特对作者的“霸权”进行了质问,他认为作者作为文本的创造者,作者仅仅是执行了“写作”这一动作,他强调了文本自身的独立性。《雪鹅》正是丢失了文本所应该存在的独立性,造成了文本失真的结果。
其次,小说的荒诞还体现在一些细节描写中,包括对大白鹅形象的塑造以及讲述父亲惧怕杀生的情节。作者试图采取夸张及拟人的手法进行叙述,却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大白鹅的形象具有浓厚的“人化”气息,但缺失了其作为动物的本性。整篇小说对大白鹅的塑造是采取一种拟人化的手法进行写作的,这种通篇拟人化的写作不仅降低了文本的高度,还使得大白鹅的形象越发荒诞。文中说道:“大白鹅看见炊烟就知道躲避,看见老扎匠家的白色屋顶,身子就发抖。”大白鹅仿佛已并非一只鹅,而成为“人化”的变异物。再者,作者叙述父亲惧怕杀生的情节过于夸张,这令人怀疑其人物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作者给出父亲维护大白鹅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大白鹅指引自己在黑夜中行走,另一个是父亲同情大白鹅的遭遇。第一个理由尚能成立,第二个理由却显得可疑,且作者对此叙述呈现出一种缺位的状态,只简单几笔带过,情节与人物均存在矛盾之处。文中说道:“我父亲此时的心境和大白鹅的心境就像是两条线交叉在了一起,其实说来也很奇怪,我父亲看了看这只大白鹅,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父亲同情大白鹅的遭遇,将大白鹅的遭遇看成是自己的遭遇,理由是父亲年轻时感情上曾出现过问题,但我们对父亲感情上的问题却并不清晰。作者说道:“老有人问我父亲,小裙子(绰号)这个小破鞋睡得舒不舒服,她舒服了会不会叫之类的废话。我父亲回家以后,我母亲就生气地拿着菜刀,有点磨刀霍霍的意思。但是我父亲看见母亲的情景,就像现在大白鹅看见老扎匠差不多,两腿不听使唤,说话直哆嗦。”这两种不同恐惧感之间的差别暂且先不多论,但从母亲知道父亲惧怕杀生便自己动手这一行为来看,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较为亲昵的,那父亲为何对母亲惧怕至此?对于父亲睡“破鞋”这一情节的交代也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我不得不怀疑作者这种带有强烈设计性的写作。当然,并非是刘加勋这一个作家存在这般问题,许多年轻作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为了完成叙述目的而过度设计情节,使得文本失去意义并呈现荒诞。作家刘加勋若是能忠于文本,尊重故事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相信他会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这篇小说也存在很多优点。作者对语言的把握精准有度,整篇文章的语言符合人物的设置,展现了其一定的写作功底。尤其是对父亲的语言描写,生动且符合人物的性格,对老扎匠的描写亦展现出作者非凡的语言掌控能力。此外,小说的构思颇为精巧,作者刘加勋以人与鹅的关系反观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试图勾勒乡村世界的丰富面貌与乡村人民的精神世界,这种想法是值得称赞和鼓励的,但因为文章的设计性过于强烈,而使得文本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故事与人物、动物形象也呈现出荒诞。略萨在《给青年小說家的信》中曾言:“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我想这也许是小说赖以存在的意义所在,作家刘加勋若是能找到虚构幻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而隐秘的联系,并对其进行深度的刻画,那么他所创作的小说一定是有意义且优秀的小说。
责任编辑 歆 瑶
小说《雪鹅》讲述外婆过寿,按照习俗,父亲需要请老扎匠扎轿马,为了完成“任务”,父亲摸黑上路。父亲一路上胆战心惊,恰巧偶遇了一只大白鹅,这只大白鹅给了父亲前行的勇气,并指引父亲前进的方向。父亲在大白鹅的陪伴下终于来到了老扎匠家中,却意外发现大白鹅竟是老扎匠家中走失的那只。事实上,大白鹅并不是意外走失,而是大白鹅精心策划的一场逃离。原来,扎轿马需要配大白鹅,大白鹅预料自己命不久矣,便计划逃离。父亲在纠结中离开了老扎匠家,他既想要为外婆准备寿礼,却又不忍心杀了大白鹅,最终父亲决意将大白鹅作为外婆的寿礼并将其悄悄放生。作家刘加勋在《雪鹅》中试图描摹现实社会,表现冷暖人生,却暴露了其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不成功模仿,这种模仿的结果仅是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却没有引起读者深刻的思考。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道:“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显然,作家刘加勋并没有在作品中成功展现其对于社会与人生深刻的思考,发挥出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力量。相反,《雪鹅》暴露出了刘加勋在写作上的生涩与艰辛,这种生涩具体展露为小说意义的不明确,主题的不清晰,故事的荒诞以及逻辑上的可疑;艰辛表现为刘加勋书写人性力量用力过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小说的无意义首先表现为小说人物和情节上存在明显的设计性。老扎匠这个人物形象的设定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家在刻画老扎匠时近乎以一种残忍失真的笔法,这是不合乎常理的。为了设计白鹅出逃的情景,老扎匠因此表现为冷血甚至是嗜杀,但这种冷血和嗜杀却超出正常应有的度,人物由此显得生硬、不可信。文中说道:“老扎匠家里面,冒出来一股子霉味,天井的竹篾横七竖八地放在水里面,水的颜色变成了屎黄色,闻起来,臭烘烘。父亲捂着鼻子,对老扎匠家有些反感,老扎匠对这些东西却有一种特殊的癖好,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对这些东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挥之不去,油然而生。”老扎匠被刻画成与父亲形成强烈反差的人物,为了设计父亲与白鹅的情感,作者在刻画老扎匠时用力过度,使得人物和故事失去了本真的状态,文本呈现出强烈的设计性痕迹。如若不仔细分析故事的人物与小说的情节,我们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但文本读罢,我们总觉着小说缺了些什么,实际上文本正是失去了小说原该有的真实感而显现出设计性的痕迹。作家在创作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列夫托尔斯泰也曾畅言过其小说创作中的矛盾,当他努力构思、设计一个故事时,他发现自己不能够完全控制故事的发展和走向,故事似乎有一支神来之笔在指引着作者前进,实际上这也是批评家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想要说明的一点。罗兰·巴特对作者的“霸权”进行了质问,他认为作者作为文本的创造者,作者仅仅是执行了“写作”这一动作,他强调了文本自身的独立性。《雪鹅》正是丢失了文本所应该存在的独立性,造成了文本失真的结果。
其次,小说的荒诞还体现在一些细节描写中,包括对大白鹅形象的塑造以及讲述父亲惧怕杀生的情节。作者试图采取夸张及拟人的手法进行叙述,却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大白鹅的形象具有浓厚的“人化”气息,但缺失了其作为动物的本性。整篇小说对大白鹅的塑造是采取一种拟人化的手法进行写作的,这种通篇拟人化的写作不仅降低了文本的高度,还使得大白鹅的形象越发荒诞。文中说道:“大白鹅看见炊烟就知道躲避,看见老扎匠家的白色屋顶,身子就发抖。”大白鹅仿佛已并非一只鹅,而成为“人化”的变异物。再者,作者叙述父亲惧怕杀生的情节过于夸张,这令人怀疑其人物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作者给出父亲维护大白鹅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大白鹅指引自己在黑夜中行走,另一个是父亲同情大白鹅的遭遇。第一个理由尚能成立,第二个理由却显得可疑,且作者对此叙述呈现出一种缺位的状态,只简单几笔带过,情节与人物均存在矛盾之处。文中说道:“我父亲此时的心境和大白鹅的心境就像是两条线交叉在了一起,其实说来也很奇怪,我父亲看了看这只大白鹅,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父亲同情大白鹅的遭遇,将大白鹅的遭遇看成是自己的遭遇,理由是父亲年轻时感情上曾出现过问题,但我们对父亲感情上的问题却并不清晰。作者说道:“老有人问我父亲,小裙子(绰号)这个小破鞋睡得舒不舒服,她舒服了会不会叫之类的废话。我父亲回家以后,我母亲就生气地拿着菜刀,有点磨刀霍霍的意思。但是我父亲看见母亲的情景,就像现在大白鹅看见老扎匠差不多,两腿不听使唤,说话直哆嗦。”这两种不同恐惧感之间的差别暂且先不多论,但从母亲知道父亲惧怕杀生便自己动手这一行为来看,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较为亲昵的,那父亲为何对母亲惧怕至此?对于父亲睡“破鞋”这一情节的交代也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我不得不怀疑作者这种带有强烈设计性的写作。当然,并非是刘加勋这一个作家存在这般问题,许多年轻作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为了完成叙述目的而过度设计情节,使得文本失去意义并呈现荒诞。作家刘加勋若是能忠于文本,尊重故事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相信他会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这篇小说也存在很多优点。作者对语言的把握精准有度,整篇文章的语言符合人物的设置,展现了其一定的写作功底。尤其是对父亲的语言描写,生动且符合人物的性格,对老扎匠的描写亦展现出作者非凡的语言掌控能力。此外,小说的构思颇为精巧,作者刘加勋以人与鹅的关系反观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试图勾勒乡村世界的丰富面貌与乡村人民的精神世界,这种想法是值得称赞和鼓励的,但因为文章的设计性过于强烈,而使得文本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故事与人物、动物形象也呈现出荒诞。略萨在《给青年小說家的信》中曾言:“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我想这也许是小说赖以存在的意义所在,作家刘加勋若是能找到虚构幻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而隐秘的联系,并对其进行深度的刻画,那么他所创作的小说一定是有意义且优秀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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