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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叙事歌曲在蒙古族音乐中自古以来就有，但本文谈及的叙事民歌是指盛行在蒙郭勒津地区，根据真人真事、历史事件等加工编唱的歌类。叙事民歌是一种由道沁（即民歌手）手持四胡自拉自唱的一种表演形式，也是一种集唱、说、伴奏和表演为一体的民间口头文学。每首叙事民歌都是一篇篇曲折动人的故事。虽然叙事民歌以爱情类的题材居多，但是里面也有大量渗透着藏传佛教的歌曲。本文试图以藏传佛教为线索来探讨蒙郭勒津地区的叙事民歌。
关键词
蒙郭勒津 叙事民歌 藏传佛教
1.叙事民歌概述
叙事民歌，蒙语称为“呼尔尼勒道”，是辽宁蒙古族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叙事歌曲在蒙古族音乐中自古以来就有，但本文谈及的叙事民歌是指盛行在蒙郭勒津地区，根据真人真事、历史事件等加工编唱的歌类，是蒙郭勒津地区的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形式。
叙事民歌是一种由道沁（即民歌手）手持四胡自拉自唱的一种表演形式，也是一种集唱、说、伴奏和表演为一体的民间口头文学。它是在蒙古族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了胡仁·乌力格尔又说又唱的演唱形式和好来宝合辙押韵的特点而形成的。叙事民歌的唱词是散韵结合的，唱词有的二句一押韵、有的隔行押韵或者交叉换韵，分别押头韵、腰韵或尾韵。它是蒙郭勒津地区的蒙古族东迁至此之后，从原来的游牧、驻牧的生产方式转变到农耕生产方式，并和汉族杂居文化交融之后的产物。因此，它的唱词里除了蒙文外，偶尔还夹杂着一些汉语词汇。蒙郭勒津著名的短调歌王马国宝老师就给我们演唱了一首蒙古贞王爷的女儿与海龙哥相恋的歌曲，其中的“哥哥”就是用汉语演唱，而其他唱词都是用蒙语演唱。
如果把曲调去掉光看歌词的话，每首叙事民歌便是一篇篇丰富多彩、曲折动人的叙事诗和故事可供阅读。每个故事都完整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其中很多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如著名的叙事民歌《森吉德玛》讲述的就是达拉特旗王爷将女儿森吉德玛嫁给了乌拉特前旗的王子，两人婚后十分恩爱。结果，达拉特旗和乌拉特前旗发生了土地纠纷，达拉特旗王爷把森吉德玛接回了家并且不让她与丈夫相见。乌拉特前旗王子思妻心切便编写了这首歌来抒发对妻子的想念之情。后来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并成为了蒙古人民最喜欢的民歌之一。
叙事民歌的唱词虽然篇幅很大，但曲调一般是由四乐句构成一段体，中间插入道白起到让故事承上启下、解说故事情节和引起观众兴趣的作用。因此，在广阔的蒙古族民歌海洋中它以其质朴优美的唱词、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和带有说唱性质的音乐形式独树一帜。
演唱叙事民歌不仅是艺人毕生的爱好，更是养家糊口的一项技艺。艺人们身背四胡，哪里有活儿就到哪里，很多时候炕头就是他们的舞台。因此，道沁便成了很好的传播媒介，使叙事民歌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充斥着蒙古各聚居地的每个角落。阜新马国宝老师谈到自己从艺经历时说道：“1992年的时候，那时我孩子四五岁，看着别人家孩子拿着变形金刚的玩具羡慕不已。可是由于当时家庭比较拮据，根本买不起这么贵的玩具给儿子。因此决定出去卖唱挣钱。一出去就是40多天，跑了很多村子和屯子，都快唱到内蒙古去了。”
2.藏传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叙事民歌的影响
蒙古族从氏族社会起便开始信奉原始多神宗教——博教。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博教促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但到了明代阿勒坦汗在蒙古地区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之后，藏传佛教便代替了博教国教的地位。但辽宁地区的蒙古族聚居地到清代才真正开始兴起藏传佛教。
清朝政府忌惮蒙古族人民的骁勇善战，为了巩固政权便对蒙古族采取拉拢安抚策略。不仅采用和亲和建蒙八旗等政策，更推崇藏传佛教企图从思想上入手奴化蒙古族人民。相传，康熙皇帝微服私访蒙郭勒津地区时，被当地的桑丹桑布高僧的谈吐与学识所折服。回京后，赐予高僧庙宇并亲题匾额。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下，阜新地区，民国年间有201座喇嘛庙。顶峰时期有2万多喇嘛，清末民初时也有15418名。
藏传佛教传入阜新地区之后，不仅在天文、医学、雕刻、哲理论辩等方面促进了这个地区文化的发展。在艺术文学方面，对叙事民歌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叙事民歌的唱词除了能纪念那些真实的故事外，还可以清楚地表达出它们所属的文化、反映蒙郭勒津地区的普遍心态、文化价值观。翻开蒙郭勒津地区叙事民歌的谱子便会发现唱词里深深渗透着这个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的歌曲大量存在。
藏传佛教对叙事民歌的影响，从歌词内容上看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有些歌曲从歌曲名就可以直接看出它与藏传佛教有关，如《北京喇嘛》《色冷古式》①《东格尔达喇嘛》等等。
从歌词里看，也有很多曲子里包含了藏传佛教的教义。如：
《花斑鸠》（节选）
独生女儿未配婚，未配婚，
虔诚地祈祷菩萨神，菩萨神。
许配何地何许人，何许人，
才能永远富贵不受贫，不受贫。
（引自《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第1026页）
《舍登和乌尤琨》（节选）
我已经向转世活佛禀告明白，
活佛说你我前生有缘分。
你我前生有缘分，乌尤琨，
我去准备婚礼，迎娶你进门！
（引自《科尔沁叙事歌》，第428页）
《花斑鸠》这首曲子是蒙郭勒津地区色乐和艺人创作的。这首曲子很长，大约要讲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从唱词中可以看出主人公遇事便向菩萨神祈祷，反映了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人民思想意识上的影响。《舍登和乌尤琨》这首民歌中“转世活佛”、“前生有缘分”等唱词反映了佛教的前世今生轮回论。这样的例子在叙事民歌中不胜枚举、俯拾即是。
另一方面则是对藏传佛教禁欲的反抗，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在叙事民歌中出现了大量讽刺喇嘛的歌曲，如： 《宝茹其其格》（节选）
心想从八十间的寺庙里面退呀退出去，
那日布和仑司德他二人就是不让我还俗。
心想从九十间的寺院里回家不干吧，
奶奶和爷爷俩个人就是不让我离开庙殿。
（引自《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第960页）
《昙花》（节选）
“查干花”②庙内你不住了吗？
每天里的佛灯香火你不点了吗？
为什么贪恋俊俏的昙花，
白发苍苍的东格尔③你发疯了吗？
（引自《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第1033页）
《宝茹其其格》讲述的是蒙郭勒津地区庙上的小喇嘛和宝茹其其格相好，但遭到了他人的破坏，最终宝茹其其格嫁给了旁人。《昙花》这首歌曲的唱词是王爷和喇嘛东格尔俩人的对话。王爷质问东格尔为什么贪恋昙花姑娘，而东格尔一直在为自己辩解。既然这样题材的歌曲在叙事民歌中大量存在。不禁提出疑问，为什么叙事民歌中会有这样讽刺喇嘛不遵守教规的歌曲呢？
因为藏传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除了积极的一面外，还有其消极影响。长相好的和聪明的孩子都被家人送去当喇嘛，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弱病残，而寺庙里的喇嘛又是禁止结婚，从遗传的角度来看，造成蒙郭勒津地区人口数量和质量明显下降。藏传佛教还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和消磨了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意志。民歌手们对一些不正当现象是相当敏感的。创作这些歌既是为了讽刺这种现象，通过歌曲试图把犯错误的社会成员引向被认可的行为规范中来。也是为了抵抗藏传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
除了叙事民歌的唱词本体外，喇嘛寺院和僧人对叙事民歌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记载：“辽宁蒙古族地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王府和较大的喇嘛寺，均设有文人相聚的文化机构——文书房，它除担负蒙古族文化管理外，经常根据民间发生的奇闻轶事编写出新的故事供民间艺人演唱，这也促进了呼尔尼勒道的发展与流传，以致后来使辽宁蒙古族地区成为蒙古族叙事体民歌的发源地之一”。还有马国宝老师的口述：“以前在阜新的喇嘛寺庙里，老喇嘛为了调节沉闷寺庙生活的气氛。每周会要求小喇嘛编故事，并把最好的故事贴在寺庙里供大家娱乐。后来久而久之这些故事有的就被用到叙事民歌的歌词里了”。这些都能证明喇嘛寺院对叙事民歌作出的巨大贡献。
藏传佛教的僧人也与叙事民歌有着不解之缘，很多著名的道沁以前都是先当喇嘛，后来才成了民歌手。如艺人富萨（1894年—1979年）20岁以前在喇嘛庙当过几年喇嘛，后来成为著名的民歌手，并谱写了著名的叙事民歌——《张王之歌》。巴拉旦（1895年—1960年）从小在扎鲁特旗的诺谚庙当喇嘛，后因爱好说书便走出庙门，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好来宝和蒙古族民歌。德力格尔朝格图（1911年—1976年）是有名的说书艺人、民歌手，从小就喜欢演唱蒙古民歌，后拜著名说书艺人舍伯格扎布大喇嘛为师。他还打败了前来挑战的五位民歌手，并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蒙郭勒津地区瑞应寺的恩可特古斯，才华横溢的他常常编写民歌、撰写故事，著有传世佳作《新编说唐》，成了道沁和胡尔奇（说唱胡仁·乌力格尔的艺人）们争相演唱的作品。
结 语
如今，蒙郭勒津地区还有190名喇嘛，虽不复当年的繁荣兴盛，但藏传佛教依然是蒙郭勒津地区人们主要信奉的宗教。在它的影响下，蒙郭勒津地区的叙事民歌保留了草原人民质朴奔放的特点，还兼具了肃穆庄严的宗教元素。虽然藏传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起过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在文化方面，特别是在叙事民歌创作和传承方面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诺敏著.科尔沁叙事歌[M].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2]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著.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下）[Z].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
[3]叁布拉诺日布和王欣著.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M].沈阳：辽沈书社，1990
[4]项福生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志[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1991
（责任编辑 霍 闽）
叙事歌曲在蒙古族音乐中自古以来就有，但本文谈及的叙事民歌是指盛行在蒙郭勒津地区，根据真人真事、历史事件等加工编唱的歌类。叙事民歌是一种由道沁（即民歌手）手持四胡自拉自唱的一种表演形式，也是一种集唱、说、伴奏和表演为一体的民间口头文学。每首叙事民歌都是一篇篇曲折动人的故事。虽然叙事民歌以爱情类的题材居多，但是里面也有大量渗透着藏传佛教的歌曲。本文试图以藏传佛教为线索来探讨蒙郭勒津地区的叙事民歌。
关键词
蒙郭勒津 叙事民歌 藏传佛教
1.叙事民歌概述
叙事民歌，蒙语称为“呼尔尼勒道”，是辽宁蒙古族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叙事歌曲在蒙古族音乐中自古以来就有，但本文谈及的叙事民歌是指盛行在蒙郭勒津地区，根据真人真事、历史事件等加工编唱的歌类，是蒙郭勒津地区的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形式。
叙事民歌是一种由道沁（即民歌手）手持四胡自拉自唱的一种表演形式，也是一种集唱、说、伴奏和表演为一体的民间口头文学。它是在蒙古族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了胡仁·乌力格尔又说又唱的演唱形式和好来宝合辙押韵的特点而形成的。叙事民歌的唱词是散韵结合的，唱词有的二句一押韵、有的隔行押韵或者交叉换韵，分别押头韵、腰韵或尾韵。它是蒙郭勒津地区的蒙古族东迁至此之后，从原来的游牧、驻牧的生产方式转变到农耕生产方式，并和汉族杂居文化交融之后的产物。因此，它的唱词里除了蒙文外，偶尔还夹杂着一些汉语词汇。蒙郭勒津著名的短调歌王马国宝老师就给我们演唱了一首蒙古贞王爷的女儿与海龙哥相恋的歌曲，其中的“哥哥”就是用汉语演唱，而其他唱词都是用蒙语演唱。
如果把曲调去掉光看歌词的话，每首叙事民歌便是一篇篇丰富多彩、曲折动人的叙事诗和故事可供阅读。每个故事都完整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其中很多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如著名的叙事民歌《森吉德玛》讲述的就是达拉特旗王爷将女儿森吉德玛嫁给了乌拉特前旗的王子，两人婚后十分恩爱。结果，达拉特旗和乌拉特前旗发生了土地纠纷，达拉特旗王爷把森吉德玛接回了家并且不让她与丈夫相见。乌拉特前旗王子思妻心切便编写了这首歌来抒发对妻子的想念之情。后来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并成为了蒙古人民最喜欢的民歌之一。
叙事民歌的唱词虽然篇幅很大，但曲调一般是由四乐句构成一段体，中间插入道白起到让故事承上启下、解说故事情节和引起观众兴趣的作用。因此，在广阔的蒙古族民歌海洋中它以其质朴优美的唱词、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和带有说唱性质的音乐形式独树一帜。
演唱叙事民歌不仅是艺人毕生的爱好，更是养家糊口的一项技艺。艺人们身背四胡，哪里有活儿就到哪里，很多时候炕头就是他们的舞台。因此，道沁便成了很好的传播媒介，使叙事民歌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充斥着蒙古各聚居地的每个角落。阜新马国宝老师谈到自己从艺经历时说道：“1992年的时候，那时我孩子四五岁，看着别人家孩子拿着变形金刚的玩具羡慕不已。可是由于当时家庭比较拮据，根本买不起这么贵的玩具给儿子。因此决定出去卖唱挣钱。一出去就是40多天，跑了很多村子和屯子，都快唱到内蒙古去了。”
2.藏传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叙事民歌的影响
蒙古族从氏族社会起便开始信奉原始多神宗教——博教。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博教促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但到了明代阿勒坦汗在蒙古地区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之后，藏传佛教便代替了博教国教的地位。但辽宁地区的蒙古族聚居地到清代才真正开始兴起藏传佛教。
清朝政府忌惮蒙古族人民的骁勇善战，为了巩固政权便对蒙古族采取拉拢安抚策略。不仅采用和亲和建蒙八旗等政策，更推崇藏传佛教企图从思想上入手奴化蒙古族人民。相传，康熙皇帝微服私访蒙郭勒津地区时，被当地的桑丹桑布高僧的谈吐与学识所折服。回京后，赐予高僧庙宇并亲题匾额。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下，阜新地区，民国年间有201座喇嘛庙。顶峰时期有2万多喇嘛，清末民初时也有15418名。
藏传佛教传入阜新地区之后，不仅在天文、医学、雕刻、哲理论辩等方面促进了这个地区文化的发展。在艺术文学方面，对叙事民歌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叙事民歌的唱词除了能纪念那些真实的故事外，还可以清楚地表达出它们所属的文化、反映蒙郭勒津地区的普遍心态、文化价值观。翻开蒙郭勒津地区叙事民歌的谱子便会发现唱词里深深渗透着这个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的歌曲大量存在。
藏传佛教对叙事民歌的影响，从歌词内容上看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有些歌曲从歌曲名就可以直接看出它与藏传佛教有关，如《北京喇嘛》《色冷古式》①《东格尔达喇嘛》等等。
从歌词里看，也有很多曲子里包含了藏传佛教的教义。如：
《花斑鸠》（节选）
独生女儿未配婚，未配婚，
虔诚地祈祷菩萨神，菩萨神。
许配何地何许人，何许人，
才能永远富贵不受贫，不受贫。
（引自《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第1026页）
《舍登和乌尤琨》（节选）
我已经向转世活佛禀告明白，
活佛说你我前生有缘分。
你我前生有缘分，乌尤琨，
我去准备婚礼，迎娶你进门！
（引自《科尔沁叙事歌》，第428页）
《花斑鸠》这首曲子是蒙郭勒津地区色乐和艺人创作的。这首曲子很长，大约要讲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从唱词中可以看出主人公遇事便向菩萨神祈祷，反映了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人民思想意识上的影响。《舍登和乌尤琨》这首民歌中“转世活佛”、“前生有缘分”等唱词反映了佛教的前世今生轮回论。这样的例子在叙事民歌中不胜枚举、俯拾即是。
另一方面则是对藏传佛教禁欲的反抗，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在叙事民歌中出现了大量讽刺喇嘛的歌曲，如： 《宝茹其其格》（节选）
心想从八十间的寺庙里面退呀退出去，
那日布和仑司德他二人就是不让我还俗。
心想从九十间的寺院里回家不干吧，
奶奶和爷爷俩个人就是不让我离开庙殿。
（引自《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第960页）
《昙花》（节选）
“查干花”②庙内你不住了吗？
每天里的佛灯香火你不点了吗？
为什么贪恋俊俏的昙花，
白发苍苍的东格尔③你发疯了吗？
（引自《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第1033页）
《宝茹其其格》讲述的是蒙郭勒津地区庙上的小喇嘛和宝茹其其格相好，但遭到了他人的破坏，最终宝茹其其格嫁给了旁人。《昙花》这首歌曲的唱词是王爷和喇嘛东格尔俩人的对话。王爷质问东格尔为什么贪恋昙花姑娘，而东格尔一直在为自己辩解。既然这样题材的歌曲在叙事民歌中大量存在。不禁提出疑问，为什么叙事民歌中会有这样讽刺喇嘛不遵守教规的歌曲呢？
因为藏传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除了积极的一面外，还有其消极影响。长相好的和聪明的孩子都被家人送去当喇嘛，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弱病残，而寺庙里的喇嘛又是禁止结婚，从遗传的角度来看，造成蒙郭勒津地区人口数量和质量明显下降。藏传佛教还在一定程度上麻痹和消磨了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意志。民歌手们对一些不正当现象是相当敏感的。创作这些歌既是为了讽刺这种现象，通过歌曲试图把犯错误的社会成员引向被认可的行为规范中来。也是为了抵抗藏传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
除了叙事民歌的唱词本体外，喇嘛寺院和僧人对叙事民歌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记载：“辽宁蒙古族地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王府和较大的喇嘛寺，均设有文人相聚的文化机构——文书房，它除担负蒙古族文化管理外，经常根据民间发生的奇闻轶事编写出新的故事供民间艺人演唱，这也促进了呼尔尼勒道的发展与流传，以致后来使辽宁蒙古族地区成为蒙古族叙事体民歌的发源地之一”。还有马国宝老师的口述：“以前在阜新的喇嘛寺庙里，老喇嘛为了调节沉闷寺庙生活的气氛。每周会要求小喇嘛编故事，并把最好的故事贴在寺庙里供大家娱乐。后来久而久之这些故事有的就被用到叙事民歌的歌词里了”。这些都能证明喇嘛寺院对叙事民歌作出的巨大贡献。
藏传佛教的僧人也与叙事民歌有着不解之缘，很多著名的道沁以前都是先当喇嘛，后来才成了民歌手。如艺人富萨（1894年—1979年）20岁以前在喇嘛庙当过几年喇嘛，后来成为著名的民歌手，并谱写了著名的叙事民歌——《张王之歌》。巴拉旦（1895年—1960年）从小在扎鲁特旗的诺谚庙当喇嘛，后因爱好说书便走出庙门，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好来宝和蒙古族民歌。德力格尔朝格图（1911年—1976年）是有名的说书艺人、民歌手，从小就喜欢演唱蒙古民歌，后拜著名说书艺人舍伯格扎布大喇嘛为师。他还打败了前来挑战的五位民歌手，并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蒙郭勒津地区瑞应寺的恩可特古斯，才华横溢的他常常编写民歌、撰写故事，著有传世佳作《新编说唐》，成了道沁和胡尔奇（说唱胡仁·乌力格尔的艺人）们争相演唱的作品。
结 语
如今，蒙郭勒津地区还有190名喇嘛，虽不复当年的繁荣兴盛，但藏传佛教依然是蒙郭勒津地区人们主要信奉的宗教。在它的影响下，蒙郭勒津地区的叙事民歌保留了草原人民质朴奔放的特点，还兼具了肃穆庄严的宗教元素。虽然藏传佛教对蒙郭勒津地区起过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在文化方面，特别是在叙事民歌创作和传承方面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诺敏著.科尔沁叙事歌[M].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2]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著.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下）[Z].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
[3]叁布拉诺日布和王欣著.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M].沈阳：辽沈书社，1990
[4]项福生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志[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1991
（责任编辑 霍 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