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18日那天是星期六，儿子的预产期。一早醒来，我就对夫君说：是不是该准备准备去医院了？夫君在床上伸个舒适的懒腰，很自然地回答：对呀，儿子要出生了嘛。
　　然后两人就拎个小包打车去医院了，全然不顾从老家赶来照看我的妈妈的阻拦：这叫什么事儿？哪能就生呢？
　　的确，这一天我感觉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肚子有些痛，可是不很规律，也不剧烈，这样的痛早在一个月前就有了。
　　然而，这一天是预产期，和平时是不一样的。
　　我在医院作了检查，门诊人很多，头发花白的老大夫认真地听了听，就应我们的要求开出了住院单。
　　住上院，心就稳下来了。19日这天就过得很愉快。先往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妈妈晚上不回去了，医生不允许。接着就和夫君找了家干净的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夫君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多吃点儿，等会儿疼起来就顾不上吃了。
　　病房里有四张床，对面床的孕妇似乎要生了，在地上来来回回地走，皱着眉头，看来疼得挺厉害，走着走着就把脑袋抵在墙上。我还在和人有说有笑，斜对床陪护的大婶就逗我：还笑呢，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天亮，来了位护士给我挂吊瓶，打的是“催产素”，我的痛苦就从那一刻真正地开始了。
　　“催产素”一滴一滴进入我的体内，我感觉五脏六腑都痛得绞了起来，那种温和的阵痛不见了。妈妈急急从家里赶过来，看我痛苦的样子，心疼地抱怨：哪个生孩子还点滴的？我生了四个也没打过针。不到时候孩子哪能下来呢？
　　疼痛不堪的我开始觉得妈妈的话有道理，也许，我真的还应该等些日子再来医院。可是这会儿，我已身不由己了。
　　星期日的医院只有一两位值班大夫，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是山区医院来进修的，很负责，同时也很没经验。19日上午的时候，她给我做B超，说孩子很大，不一定能正常生，要我作好剖腹产的准备，告诉我不要吃太多东西，鸡蛋不要吃，肉也不要吃，最好只喝点儿稀粥。
　　所以，在别的孕妇都大吃特吃以补充体力的时候，19日整整一天，我只喝了两小碗稀粥，妈妈急得一个劲儿地说：“哪有这样生孩子的？哪有这样生孩子的？”
　　“催产素”一瓶接一瓶地打着，可是直到晚上九点我躺上产床，子宫口还是只开了一指。年轻的女进修医生也着急起来：怎么回事呢？接着，疼痛得有些昏迷的我就听见她对护士说：再加大些药量试试。
　　山崩地裂的感觉来了，我觉得自己是在两座大山的夹缝里，被挤压着、撕扯着，本来我想，无论如何我生孩子的时候都是不要喊叫的，可是那一刻，我已经是什么都顾不上了。我感到有声音从我的嘴里喷涌了出去，不知道说的什么，只是觉得，死也要好过这个滋味吧，刀割也应该是比较舒服的吧。
　　产床的床头是铁的，因为疼痛，我的两手从头顶伸过去，紧紧攥住两根铁棍，脑袋无意识地一下下朝铁的床头撞过去，觉不到疼，只听得一旁的母亲一声声急切地劝着：“孩子，别这样撞啊，不行的。”然后就有手来把住我的头。
　　负责接生的护士陆续赶来了，四个，她们齐齐地围聚在我的产床旁，想尽招数帮助我的孩子离开母体。
　　可是，孩子却稳稳地趴在我腹内的左上边，一点要出去的意思都没有。夜深了，护士们在用尽各种招数都不管用以后，困乏地坐到了旁边的床上，一位老护士一遍遍地对我喊着：用劲儿，用劲儿。
　　可是，我一天只喝了两小碗稀粥，哪里还有劲儿呢？老护士到外边屋里找我的母亲要了一袋巧克力，一块儿一块儿地往我的嘴里塞，边塞边说：吃一块儿，用点劲儿。我不知道巧克力是不是进了肚子就会立刻转化为能量，可迷迷糊糊的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照她的话去做了，我想让孩子快点儿出来，我怕这样下去孩子会受不了。
　　我努力把眼睛睁大，看屋里昏黄的灯影和困倦焦急的医生护士们，甚至还咧开嘴对她们笑，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她们因为过分的劳累和倦怠而不管我了，那一刻，我突然在心理上变得对她们很依赖。我想，我和我的孩子都需要她们，我的孩子不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在肚子里时间太长，否则要缺氧的。我已经忘了仍在顽强进行着的疼痛。
　　突然，我感觉什么东西从鼻孔里喷了出去，把氧气管都给冲掉了，年轻的进修医生失态地喊出了声：出血了，很多，怎么办？
　　手忙脚乱了一阵子，鼻血止住了，接着插上了氧气管。
　　……
　　凌晨3点40分，在医生护士和我共同的努力下，儿子出世了，儿子离开母体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的感觉神经已近乎麻木。听到儿子响亮的哭声，我的脑子里飘过三个字：胜利了。似乎还有些幽默的味道。
　　而母亲，却心疼地说了一句：“孩子哪能硬拽下来呢？瓜熟才能蒂落呀！”
　　瓜熟才能蒂落，这句话很对。当然，瓜是否熟了还是医生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