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涩、紧张以及向往，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舞剧《鹤魂》的排练现场，年轻演员努力将诸多情绪表现得恰如其分，但对于纠结与困惑的表达，似乎显得有些生硬。
　　位于中央芭蕾舞团二楼的排练厅里，一直坐在旁边指导的冯英站起来，用舞蹈语汇将她自己理解的“挣扎”示范给年轻演员。
　　她对演员说，“你要让观众看到你的自如，而不是你的努力。”
　　十多岁起远离父母、身赴异乡，开启芭蕾舞生涯，没想到一辈子就扎在了北京。几十年的岁月里，演员、老师，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团长的角色变更，让中国芭蕾舞的历史上，有了一段属于冯英的印迹。
　　如何用舞蹈语汇来体现更高的艺术性、表达更加深厚的情感，对冯英来说已熟稔于心。
　　作为代表国家艺术形象和艺术水准的院团，其责任与使命，不仅体现为对艺术性的要求。如何管理、经营院团，如何在变化纷繁的国内以及国际舞台呈现“国家级院团”形象，这样的问题同样抛给了冯英。
　　“虽然国际上说21世纪芭蕾在中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芭蕾。这是我们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冯英说。

　　用舞蹈语汇反映现当代社会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中国芭蕾舞界的代表，中央芭蕾舞团近年来的创作情况有什么趋势？
　　冯英：我2009年起接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这时候的中央芭蕾舞团经过50年的摸索，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创作、创编、创排规律。从我接班以来，我们就坚定地传承中芭精益求精、不断追求的艺术信念。现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发展思路从原来两条腿走路变成了三足鼎立。站在国家级院团的方阵里，中央芭蕾舞团承载着“中国芭蕾将引领世界”的梦想或者说追求。
　　传承、引进经典上，我们每年必须保持复排、引进一到两部经典作品。因为中央芭蕾舞团是古典芭蕾舞团，必须让中国观众看到和了解到世界古典芭蕾里面最经典、最精彩的传世之作，我们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比如《红色娘子军》这样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让所有中芭人更有信心，因为这部作品在创新、走出自己特色的芭蕾风格上，称得上是一面旗帜。后来我们也有《沂蒙颂》《草原儿女》《林黛玉》《祝福》《杨贵妃》《雁南飞》等作品。
　　除此以外，我们也不乏探索性的尝试，比如《觅光三部曲》。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进中国，大家都在困惑、寻觅。但是到底在寻觅什么？我们用舞蹈语汇反映年轻人在沉沦中如何觉醒。我们也尝试过让国际友人来编中国的故事，比如说《梁祝》。我们去探索国际友人眼里的中国传统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看起来这些作品大多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时代的故事？
　　冯英：我要说的第三方面，就是彰显时代精神，做好现当代作品的创排。只有做好这三方面，剧团才能“稳、准、狠”地发展。也是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2010年创办了“芭蕾创意工作坊”，一年一届、到2016年已经是第七届了。其实工作坊的模式在国外非常普遍。我们通过这种实验性的项目，为年轻编导，或者有志于在转业后向编创方向发展的演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们的理想是引领世界，用现当代作品反映当下的中国。如果现当代作品不发达，谈何引领？
　　知名度得一场一场演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从中央芭蕾舞团的情况来看，芭蕾舞的市场反应如何？
　　冯英：从中央芭蕾舞团50多年的艺术实践来看，一个规律是，真正能反映人们所关心、跟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票房好，观众也喜欢。
　　从传承经典上来看，不管是中国观众还是国外观众，仍然最愿意看《天鹅湖》。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看芭蕾或者看艺术作品的中国观众的素养和水平不断提升，他们也开始看《吉塞尔》《堂·吉诃德》这种风格性强的作品了，还有法国的浪漫作品，比如《蝙蝠》等。
　　关于中国的作品，比如《红色娘子军》，还是老百姓最爱看的，可以说是百看不厌。《红色娘子军》自1964年首演起到现在50多年，演出了4000多场。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观察和调研，也曾考虑过年轻人会不会不接受这样的题材。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担心有点多余。
　　后来我们推出的《过年》，是根据《胡桃夹子》改编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舞剧。舞剧中表达了很多关于家庭团圆概念，还有存钱罐、陀螺、糖葫芦、丝绸、青花瓷、仙鹤等个性鲜明的中国文化元素。在舞蹈语汇上我们也是想定为中国语汇和芭蕾语汇相结合。这部舞剧非常有意思，观众们很喜欢，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赞扬。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芭蕾舞在大众的认知度上还没有那么普及，这其中的原因或者困惑是什么？
　　冯英：我们的困惑，或者说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就是宣传力度和广泛性的欠缺。
　　这个与我们的经费有关系。一直以来，国家院团创作经费虽然在逐渐改善，但是还没有到宣传、推广领域。经费不足，肯定就有所限制。像我们自己做的《过年》，宣传的幅度和广泛性就差一些，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芭蕾艺术的传播和普及。这不像《红色娘子军》，因为毕竟经过50多年的时间，大家对这个故事已非常熟悉。 　　《过年》就靠我们一场一场地演，现在口碑也不错，观众给的评价都说老少皆宜。前后经历了五六年的沉淀，现在很多观众觉得过年就要看这个。每年春节，我们也借此带给大家喜气祥和的氛围。

　　这些年来，中央芭蕾舞团其实就是要做文化大餐，各种各样菜肴。因为要符合不同层面观众不同的需求。比如《堂·吉诃德》等西方经典的作品，完全就是欣赏。但是《过年》这样的作品不一样，能产生共鸣，现场有互动，有共同呼吸的气场。所以我们对中央提的创作“人民需要的作品”也是有深深感触的，这也是我们的创作宗旨。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芭蕾舞在国际、国内的传播情况符合你的预期吗？
　　冯英：中央芭蕾舞团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国际化平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有很多观众还没有看过芭蕾，我们要做各种普及，让观众知道、接受这种形式。在这点上中芭还是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主动性的。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情形之下，我们要把中国故事讲好，带着它们走世界。
　　2015年7月，《红色娘子军》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上演。虽然美国人讲个人英雄主义，《红色娘子军》是表现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但是演出效果仍然非常好，观众们都起立鼓掌。它的音乐真的给人以鼓舞和力量。那种激情、奋进、热血沸腾，美国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到。
　　走向世界，主要是进入主流社会、主流媒体、主流剧场。在这样的定位下，还要把芭蕾普及到百姓中去，比如进入学校、社区以及养老院、艾滋病等公益活动中去普及。国外一些地方也会邀请我们给低收入家庭去做公益性演出，在演出过后我们就会介绍中国作品。我们也希望世界有更多地方、更多人认识到中国芭蕾。而这个状态的呈现，我们希望是自如的、协调的。
　　人才培养需要良性循环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中国芭蕾舞的现实挑战？
　　冯英：现在芭蕾舞的世界格局，从古典芭蕾上来看，还是俄罗斯、法国排在前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芭蕾舞艺术兴起于法国，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所专业舞蹈学校。400多年来，这所学校一直专门为巴黎歌剧院输送人才。苏联时期也延续了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对于艺术的重视，马林斯基剧院、莫斯科大剧院也有舞蹈学校，去对口输送人才。
　　学校是他们最重要、最坚强的后盾。我们原来的老团长就爱讲，一个良性的循环应该是，一代一代地传承、培育。我们今天发展的困惑是剧团没有自己的学校，应该迅速建立起来。一个人才从学校培养出来，进了剧团，在剧团做了多年演员后，再回学校培养人才。一个良性循环应该是这样的，这点从上百年的案例中很容易看到。现在我们的却一直没法实现，制约了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现在仍然有一些著名演员出国，怎么办？
　　冯英：现当代芭蕾舞领域，德国、荷兰比较发达，美国的商业性比较浓厚。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中国芭蕾舞演员流向这些国家。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收入不是很高，宿舍条件也不好。这些年我总在呼吁，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改善，因为芭蕾舞演员的培养不容易。曾经有过调研，培养1个芭蕾舞演员相当于6个飞行师的投入。要珍惜他们，他们的舞台生命很短，我们要尽可能地留住他们。我们最无奈的就是人才外流，国家培养了这么久，但因为待遇等问题导致优秀人才流到了别的国家，非常可惜。
　　我们比较普遍的困惑，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与剧团无法保持一致。如果能有自己的学校，就可以针对剧团的需求去培养人才，输送到剧团，然后再回到学校去培养人才，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