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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与先父谭熙鸿（仲逵）有窗余年深厚的交往。他们毕生赤诚相待，互相尊敬，成为患难与共、通家之好的挚友。张伯苓是北方人，我父亲是南方人，父亲最早与南开毫无关系，两人又非亲非故，他们后来怎样会结成这段不解之缘的呢？
在非常时期结识
父亲自幼生长于上海，4岁丧父，靠母做工维持生活，小学毕业后只能自学求进，14岁考入电报局做练习生。他在上海见到帝国主义及清政府官吏欺侮老百姓，义愤填膺，并于1907年初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不久，他因革命需要转到天津电报局当译电员，帮助革命同志秘密传送信息。正在这时，他认识了张伯苓。张氏原为中国海军，甲午之战，见中国战败而心情沉重，为唤起国民自救，愤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当时与父亲常在一起的还有白雅雨、张相文、彭家珍、郑毓琸等。这些人在辛亥革命时都成了李石曾领导的“京津同盟会”的支柱。郑毓琸当年与黄之萌等行刺袁世凯，电视台曾播放的电视剧《追杀大总统》，即指此事。
张伯苓胸襟开阔，对人宽厚，助人为乐，可说是当代的“孟尝君”。父亲人品端重，刚正不阿，其不畏强暴，能舍己为民的精神，留给张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相互尊敬、信任，忠贞不渝，成为莫逆之交。再者，他们都爱好京剧，常一起去听戏，或相聚评论各派的唱腔，业余兴趣相投，正由于以上的原因，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但更主要还是他们都拥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老朋友经常你来我往
辛亥革命后，父亲应孙中山先生电邀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嗣后由总统亲自批准赴法留学，于“五四”（1919）那年学成回国。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自此，父亲也进入了教育界。京津相距很近，父亲与张伯苓又经常见面了。
在蔡元培时代，父亲在北大工作了7年。蔡氏主张教授治校，在北大设立了教授评议会，父亲是该会中有一定影响的评议员。在校外，他还是北京八个高校教职员联谊会的副主席（主席为马叙伦）。当时蔡先生常经年去国外考察，父亲成为蔡先生主要助手之一，工作很忙。那时军阀混战，教育经费经常拖欠。父亲等常代表京津各高校向北洋政府催款，并负责掌管及分配各校财务工作。有时款项有了眉目，各校闻讯都争着想多要些。南开虽属私立，但也有补贴。因张伯苓执掌南开，父亲总是把南开经费先保留下来，他说，这钱是张先生的，谁也不许挪用，并会立即通知南开派人提款。
那时，军阀各派系相互倾轧，局势瞬息变化，父亲在北京关系多，信息灵，每当得到重要消息，总是及时通知张伯苓，以便从容应变。
他们一有时间，还是按老规矩去欣赏京剧。每当北京有好戏，父亲就请张到北京来听戏；天津有好戏，张又请父亲到天津听戏，这样的互邀延续了好几年。张伯苓是天津人，爱好京剧有其历史传统的根基，而父亲怎会热衷于京剧的呢？说也凑巧，这与他早年参加革命有关。原来，他在上海初入同盟会时就认识了一批爱好京剧的革命同志，如参加上海制造局之役的潘月樵、夏氏兄弟及毛韵珂（伶名“七盏灯”）等，他们因见多了北洋政府的腐败，心灰意冷，都下了海，成了民初的上海名伶。父亲到北方时，“京津同盟会”尚未成立，其革命联络总机关就设在齐如山的商号义兴局里。齐是当代杰出的京剧理论大师，后来成为梅兰芳京剧改良的导师。父亲和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常在一起，耳濡目染，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4年1月下旬，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父亲、李大钊都是由孙先生亲自提名，代表北京特区出席大会的特邀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旧三民主义产生质的变化，一跃而为新三民主义。这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2月间，父亲、李大钊联袂返北京，途中路过天津时，他们专程去南开，就是向张先生讲述这次大会的情况，让张氏能及时了解目前新形势的发展，这对张伯苓以后所做的一系列爱国抗日统战工作定了基调。
作为通缉对象藏身于张府
李大钊以前就在天津政法学校念书，他和张伯苓认识但不熟悉，而父亲和李是有交往的。1920年7月，父亲、李是同一批被北大聘为教授的（见1920年7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6月北京八个高校发起“索薪运动”，千余师生到国务院请愿，发生流血事件，组织领导者就是马叙伦、父亲、李大钊。李为此事连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这样一件头等大事都没有亲自参加。这次父亲、李同到南开，通过父亲的再次郑重介绍，使张、李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1927年，张作霖要抓捕北京学界一批进步师生，父亲也在通缉名单之列，因此他单独回到了南方。不久，张校长就把我们一家（祖母、母亲及我们兄弟）接到天津，住在张府，由张锡羊二哥等人为我们买船票，运行李，从海路回到上海。
父亲回到南方，一直搞他的农业教育和蚕丝改良工作，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抗日战争前，我家先后住过杭州、上海、南京，这三处张伯苓都来过。他们除叙旧外，最多的话题是南开的扩建及以后的迁校，还有在华北的紧张局势下如何开展爱国教育和爱国统战工作等等。
风雨同舟同做统战工作
193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后，华北形势越来越紧张，张伯苓估计中日不久必有一战，南开必须早做迁校准备。他曾委托父亲在南方代觅校址。父亲把这事与曾养甫商量，都认为浙皖边境的天目山一带较好。他俩曾亲自带了专人去调查过。浙西小报曾有记载父亲、曾养甫莅临浙西山区考察的情况，就是指这一件事情。但张先生认为这里离沿海太近，将来中日必大打，迁校不是权宜之计，故提出的建议未被采纳。
张伯苓对国家命运极为关怀，他广交朋友，团结爱国的有识之士。以后他除了办教育外，还根据形势的发展，做了一系列爱国抗日的统战工作。
在东北方面：南开为了摸清日本侵华情况，早在1928年就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张伯苓除派蒋廷黻、张彭春、何廉等教授去东北调查外，还聘请张学良为该会名誉董事。以后张伯苓本人也亲自偕该会主任傅恩龄去东北考察。他还利用寒暑假发动青年学生去东北实地调查日本侵华情况，回来后编了教材，在南开展开爱国教育。二张私交甚笃，张学良虽未在南开念过书，但私淑张伯苓为师。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在西北，曾去瓦窑堡秘密会晤周恩来，他对周说：“我与你同师”（指张伯苓），可见他对张氏之尊敬。
在西北方面：周恩来是张伯苓最得意的学生，由南开资送留学法国。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伯苓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5月，周恩来自瓦窑堡致张校长信，希望赞同“不分党派，不分信仰，组织国民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的主张，得到张伯苓热烈响应。“西安事变”时，张伯苓即于12月14日致电张学良、周恩来呼吁释放蒋介石。12月16日，孔祥熙亦电催张伯苓为西安事变斡旋。而张确实在这关键时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华北方面：张伯苓安排著名国际统战人士陈丕士(Percy Chen)做华北实力派的爱国抗日统战工作。
张伯苓好交友。他每次到南方来，父亲总介绍一些南方的朋友和他认识，尤其是广东方面的上层人士及上海江浙的工商人士。有一次国民政府在南京开会，各省代表都云集南京，刚好张伯苓、周诒春也在宁。我家设家宴，借机把广东一些友人如林云陔、刘纪文、张发奎、黄强、曾养甫、陈树人、马湘等都请来，一一介绍给张伯苓认识。另一次由父亲安排去拜会孙哲生（科）。还有一次父亲同去无锡参观工厂，由荣氏集团的荣德生、薛寿萱（荣家女婿、蚕丝界巨子）招待游览太湖，品尝名闻全国的“船菜”。曾养甫原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对张伯苓爱国精神极为敬佩，深受其影响，在抗战前，曾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
张氏两次邀我全家赴重庆
1937年7月中旬，“七七事变”后，张伯苓与父亲都应国民政府之邀，去江西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讨论当前国是。我国对日抗战，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就在开会期间，张伯苓对父亲说：这次抗战是大打，全民抗战。他已做好准备，在四川重庆又开办了一所南开分校（当时称南渝），开学已一年了。一旦政府内迁，欢迎府上一家，搬到重庆南开校区来居住。
1937年11月中旬，淞沪前线吃紧，父亲在南京又接到张伯苓于11月12日来自重庆的信，再次书面邀请全家去重庆（此信底稿现存重庆档案局，由南开李岚校友发现），这样父亲才决定举家赴渝。
南开学校是在离重庆市区30华里的沙坪坝，校址是设在两个铲平的小山坡上。建有教学楼、科学馆、图书馆等，应有尽有，简直是一座文化城。尤其是两山坡中间的盆地，刚好做一个大运动场。两旁都用石块砌了看台，还有司令台。从校园向运动场俯视，壮观极了。住房是新盖的两层楼，我家占整个楼下四间。院里还有厨房、储藏室等。室内电灯、自来水、家具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学校还说招待不周，这在抗战时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天堂”了。我家落户在全部免费的楼里，与张校长为邻。在这儿我们整整居住了八个年头。
沙坪坝是文化区，环境清静。当时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如翁文灏、马寅初、范旭东、侯德榜、韩文信（著名牙科医生）、郝更生（国家体育督学）、段茂澜（外交官）、张平群（外交官）、柳亚子、傅作义等均搬到南开来住。另外很多单位如永利化学公司、大公报社、黄海化学社、北平图书馆等为躲空袭，也纷纷投奔南开，借地开业。张伯苓为了抗战，复兴我国科学文化教育，对各界爱国人士有求必应，伸手相助。无形中他成了文化界的老大哥。当时很多人见张校长这样仗义，都很感过意不去。他总笑着说：“南开是一个私立学校，平时请都请不来，现在因抗战大家聚到一起，这对南开是一种荣誉和鼓励。”
令人惊讶的是这所学校竟在抗战前就已建造开学，人们不得不称赞张伯苓办教育的魄力，做事高瞻远瞩，目光超前。许多外国国家元首到重庆来，都点名到南开访问。1942年1月，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来校参观，回国后著《天下一家》（One World）一书，高度评价张伯苓的办学成就。
抗战时期，张伯苓是国民参政会副议长，长住在重庆。该会议长先是汪精卫，后是蒋介石，他们对日常工作很少过问。旧制副议长只有一人，张氏可说是主要负责人。抗战时参政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各党派及人民团体等参政议政，枪口一致对外，发挥抗日力量。由于 张伯苓的声望，使他与各方面关系相处良好，工作顺利。
在南开度过的难忘日子
父亲搬来南开住后，两位老友相聚的机会又多了。据张伯苓三子张锡祚写的《张伯苓与南开大学》一文说：“先生老友谭仲逵先生，是蚕丝学家……白天进城办公，晚上必来看望先生。先生惯例每晚必听广播，有时也和王夫人玩纸牌。谭先生每来，就喝茶、闲谈或看报……。”汪精卫与父亲是连襟，但他们政见不一，从未一起工作过。汪氏投敌，曾游说父亲出走，遭父亲断然拒绝。父亲的这一行动，深得其老友张伯苓的赞许，他对父亲说：“你自管在这里住下去，有什么事我与你同当。”在张先生的关怀下，父亲住在南开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上世纪80年代，笔者在北京见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吴觉农，他说：“当时很多人见到你父亲有这样多的方便条件，而没有迷失方向，始终坚持操守，令人钦佩。究其原因，可能是长年追随孙中山、蔡元培两先生，深受其教导的原因。”但我认为父亲与张伯苓和周恩来交往八年，受他们影响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是南开老校友，他与张伯苓有深厚的师生之谊。抗战时，他与邓颖超都是国民参政员，常驻重庆，时而到南京，时而到南开津南村来拜望张校长。张伯苓对父亲说：“周恩来你认识吗？”父亲说过去见过，但不熟悉。张说：“等他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正像当年父亲介绍认识李大钊、张伯苓那样，现在张伯苓又介绍周恩来与父亲认识。周恩来经常到南开母校来做客，看京剧、话剧，参加各种活动，还经常与张伯苓、张彭春、韩文信、伉乃如、张平群、张希陆和我父亲等座谈国际形势、抗战前途。张校长还经常留周恩来、邓颖超在家便餐，总邀父亲等作陪。他们师生和一些老校友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衷畅述，有时也有争辩，但最后总是求同存异，逐步达成共识。周恩来有时还到津南村一些老校友家去做客串门，把母校作为抗日统战基地。
张伯苓对傅作义将军一直很器重，他认为傅氏治军谨严，生活朴实，是一位有前途的爱国将领。张伯苓为了傅将军能在前线一心作战，他很早就把傅先生一家从北方接到津南村来。张伯苓趁傅氏从前线到重庆述职时，又把傅作义介绍给父亲认识，之后他们也成为了好友。
在困难时期伸出援手
父亲对张伯苓的家事也很关怀。张伯苓的三子锡祚，于中学时患肺结核，当时此病被认为是绝症，但校长夫人仍延医为其诊治，精心看护。抗战时带其到重庆，把病灶切除，使他恢复健康。因他身体毕竟不如常人，不能像常人一样按时上班，故校长夫妇非常忧虑，怕他们百年之后，锡祚没有生活能力，何以为生？父亲知此事后，安慰校长说：没有问题，我给你们想办法。父亲是农学家，是新中国农学会会长，在沙磁文化区（沙坪坝、磁器口）各高校认识很多农科教授。他们平时对张伯苓的爱国精神非常钦佩，一听张校长有事都愿为之效劳。乃由父亲邀请留法（比）的农学家、四川省教育学院马寿徵教授寻找一些有经验的酿造专家，组成一个酿造小组，专教张锡祚有关酿造技术（如制酱油、醋等调料）。并亲临现场指导，指出关键事项，最后还将一些调料秘方都无私的传授给张锡祚。加上锡祚勤奋好学，不断改进，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取得良好效果。新产品在沙磁声名鹊起，生意兴隆，在战时成为一流酿造品。锡祚夫人瞿安贵那时就是他的会计，他们结婚时，特请父亲做证婚人。锡祚三哥回天津后经商，还办会计学校，自任校长，从此跻身天津工商界。到解放后，安贵三嫂才告诉我她是瞿秋白的侄女。
抗战中后期，重庆常有敌机轰炸，南开宿舍当时住了许多“贵宾”，他们在附近杨公桥也合建了一个防空洞，还邀请了张校长一家加入。有韩文信、张伯苓、郝更生、段茂澜、翁文灏、马寅初等和我家共十家，还公推父亲负责管理。记得父亲当时还在防空洞附近建造了几间平房，有一个小院，专雇了一个工人种些花草蔬菜，看管房屋，以供大家休息，故在这段时间他有更多机会和张校长相聚。
当敌机在附近轰炸时，洞内常有震动，通过油灯闪闪的微光，可看见张校长扶着手杖，镇定自若地端坐在那里。飞机走后，他有时走出洞外，坐在小院藤椅上听联络员的汇报，信息很灵通。他听得很仔细，也问得很仔细。他一再叮嘱大家要小心，不可麻痹大意。他说房子是死的，炸毁了可以重建，人是活的，死了不能复生。他对全校师生的安全关怀之至。
1944年，南开校友总会决定，为南开建校40周年及提前为张校长庆祝70大寿，于4月5日举行庆祝大会。是日，各界人士、社会名流及众多南开校友，均纷纷前来祝贺，整个校园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刚好当时有一副滑竿靠墙放着，校友中周恩来与张厉生（周恩来南开同学，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引得在场人都拍手叫好。老校长也乐得合不拢嘴。周、张曾分任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及秘书长，这次在重庆又是和谈对手，两位国共要人对张伯苓抬轿的佳话很快传开，第二天校内就有了这样的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诗中隐喻“国共合作”，一时传为美谈。又爱国教育家陶行知亦曾题《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寿》一首诗：“‘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陶先生在“两园桃李一手栽”句下加注：“国共两党中皆有先生高足”。足以证明张氏不但是大教育家，也是出色的爱国统战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张伯苓赴美国治病。1946年12月，张在返国轮船中打电报给我父亲，拟到沪后住在我家。父亲接电后，非常高兴，做了迎接老友的准备。不料等上岸后张被吴国桢接走了。吴对父亲说：“我做了上海市长，连自己的恩师都不接待，岂不为人耻笑？”父亲听此话只好作罢，但他们仍在上海相聚了好多天。
解放初期，父亲仍在上海，我去北京工作，张校长一家已由四川回到北京，住在西城小酱坊胡同29号傅作义家。我奉父命几次前往拜谒。不久，父亲亦奉周总理之邀来北京，派到中央农业部任顾问工作。那时张校长已回天津。1951年春节，张伯苓曾邀父亲去天津小住。父亲回京后不几天，就接到张府电话：“张校长于1951年2月23日逝世。”次日，父亲即去天津吊唁。刚好，周恩来总理亦从北京赶到，由天津市长黄敬（俞启威）校友陪同，到大理道张府慰问、致哀。
1956年3月，我父亲因病在北京去世。张希陆大哥等特地赶来参加追悼会。
1994年，南开成立90周年，我代表家属，由瞿安贵三嫂陪同，专程去天津南开大学校园张校长墓地扫墓，并到周总理纪念碑前致敬、凭吊。回顾往昔，仿佛又回到了他们身边一样。
半个世纪过去了，张、谭两家后人，仍然信息不断，时有往来。
在非常时期结识
父亲自幼生长于上海，4岁丧父，靠母做工维持生活，小学毕业后只能自学求进，14岁考入电报局做练习生。他在上海见到帝国主义及清政府官吏欺侮老百姓，义愤填膺，并于1907年初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不久，他因革命需要转到天津电报局当译电员，帮助革命同志秘密传送信息。正在这时，他认识了张伯苓。张氏原为中国海军，甲午之战，见中国战败而心情沉重，为唤起国民自救，愤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当时与父亲常在一起的还有白雅雨、张相文、彭家珍、郑毓琸等。这些人在辛亥革命时都成了李石曾领导的“京津同盟会”的支柱。郑毓琸当年与黄之萌等行刺袁世凯，电视台曾播放的电视剧《追杀大总统》，即指此事。
张伯苓胸襟开阔，对人宽厚，助人为乐，可说是当代的“孟尝君”。父亲人品端重，刚正不阿，其不畏强暴，能舍己为民的精神，留给张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相互尊敬、信任，忠贞不渝，成为莫逆之交。再者，他们都爱好京剧，常一起去听戏，或相聚评论各派的唱腔，业余兴趣相投，正由于以上的原因，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但更主要还是他们都拥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老朋友经常你来我往
辛亥革命后，父亲应孙中山先生电邀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嗣后由总统亲自批准赴法留学，于“五四”（1919）那年学成回国。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自此，父亲也进入了教育界。京津相距很近，父亲与张伯苓又经常见面了。
在蔡元培时代，父亲在北大工作了7年。蔡氏主张教授治校，在北大设立了教授评议会，父亲是该会中有一定影响的评议员。在校外，他还是北京八个高校教职员联谊会的副主席（主席为马叙伦）。当时蔡先生常经年去国外考察，父亲成为蔡先生主要助手之一，工作很忙。那时军阀混战，教育经费经常拖欠。父亲等常代表京津各高校向北洋政府催款，并负责掌管及分配各校财务工作。有时款项有了眉目，各校闻讯都争着想多要些。南开虽属私立，但也有补贴。因张伯苓执掌南开，父亲总是把南开经费先保留下来，他说，这钱是张先生的，谁也不许挪用，并会立即通知南开派人提款。
那时，军阀各派系相互倾轧，局势瞬息变化，父亲在北京关系多，信息灵，每当得到重要消息，总是及时通知张伯苓，以便从容应变。
他们一有时间，还是按老规矩去欣赏京剧。每当北京有好戏，父亲就请张到北京来听戏；天津有好戏，张又请父亲到天津听戏，这样的互邀延续了好几年。张伯苓是天津人，爱好京剧有其历史传统的根基，而父亲怎会热衷于京剧的呢？说也凑巧，这与他早年参加革命有关。原来，他在上海初入同盟会时就认识了一批爱好京剧的革命同志，如参加上海制造局之役的潘月樵、夏氏兄弟及毛韵珂（伶名“七盏灯”）等，他们因见多了北洋政府的腐败，心灰意冷，都下了海，成了民初的上海名伶。父亲到北方时，“京津同盟会”尚未成立，其革命联络总机关就设在齐如山的商号义兴局里。齐是当代杰出的京剧理论大师，后来成为梅兰芳京剧改良的导师。父亲和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常在一起，耳濡目染，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4年1月下旬，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父亲、李大钊都是由孙先生亲自提名，代表北京特区出席大会的特邀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旧三民主义产生质的变化，一跃而为新三民主义。这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2月间，父亲、李大钊联袂返北京，途中路过天津时，他们专程去南开，就是向张先生讲述这次大会的情况，让张氏能及时了解目前新形势的发展，这对张伯苓以后所做的一系列爱国抗日统战工作定了基调。
作为通缉对象藏身于张府
李大钊以前就在天津政法学校念书，他和张伯苓认识但不熟悉，而父亲和李是有交往的。1920年7月，父亲、李是同一批被北大聘为教授的（见1920年7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6月北京八个高校发起“索薪运动”，千余师生到国务院请愿，发生流血事件，组织领导者就是马叙伦、父亲、李大钊。李为此事连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这样一件头等大事都没有亲自参加。这次父亲、李同到南开，通过父亲的再次郑重介绍，使张、李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1927年，张作霖要抓捕北京学界一批进步师生，父亲也在通缉名单之列，因此他单独回到了南方。不久，张校长就把我们一家（祖母、母亲及我们兄弟）接到天津，住在张府，由张锡羊二哥等人为我们买船票，运行李，从海路回到上海。
父亲回到南方，一直搞他的农业教育和蚕丝改良工作，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抗日战争前，我家先后住过杭州、上海、南京，这三处张伯苓都来过。他们除叙旧外，最多的话题是南开的扩建及以后的迁校，还有在华北的紧张局势下如何开展爱国教育和爱国统战工作等等。
风雨同舟同做统战工作
193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后，华北形势越来越紧张，张伯苓估计中日不久必有一战，南开必须早做迁校准备。他曾委托父亲在南方代觅校址。父亲把这事与曾养甫商量，都认为浙皖边境的天目山一带较好。他俩曾亲自带了专人去调查过。浙西小报曾有记载父亲、曾养甫莅临浙西山区考察的情况，就是指这一件事情。但张先生认为这里离沿海太近，将来中日必大打，迁校不是权宜之计，故提出的建议未被采纳。
张伯苓对国家命运极为关怀，他广交朋友，团结爱国的有识之士。以后他除了办教育外，还根据形势的发展，做了一系列爱国抗日的统战工作。
在东北方面：南开为了摸清日本侵华情况，早在1928年就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张伯苓除派蒋廷黻、张彭春、何廉等教授去东北调查外，还聘请张学良为该会名誉董事。以后张伯苓本人也亲自偕该会主任傅恩龄去东北考察。他还利用寒暑假发动青年学生去东北实地调查日本侵华情况，回来后编了教材，在南开展开爱国教育。二张私交甚笃，张学良虽未在南开念过书，但私淑张伯苓为师。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在西北，曾去瓦窑堡秘密会晤周恩来，他对周说：“我与你同师”（指张伯苓），可见他对张氏之尊敬。
在西北方面：周恩来是张伯苓最得意的学生，由南开资送留学法国。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伯苓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5月，周恩来自瓦窑堡致张校长信，希望赞同“不分党派，不分信仰，组织国民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的主张，得到张伯苓热烈响应。“西安事变”时，张伯苓即于12月14日致电张学良、周恩来呼吁释放蒋介石。12月16日，孔祥熙亦电催张伯苓为西安事变斡旋。而张确实在这关键时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华北方面：张伯苓安排著名国际统战人士陈丕士(Percy Chen)做华北实力派的爱国抗日统战工作。
张伯苓好交友。他每次到南方来，父亲总介绍一些南方的朋友和他认识，尤其是广东方面的上层人士及上海江浙的工商人士。有一次国民政府在南京开会，各省代表都云集南京，刚好张伯苓、周诒春也在宁。我家设家宴，借机把广东一些友人如林云陔、刘纪文、张发奎、黄强、曾养甫、陈树人、马湘等都请来，一一介绍给张伯苓认识。另一次由父亲安排去拜会孙哲生（科）。还有一次父亲同去无锡参观工厂，由荣氏集团的荣德生、薛寿萱（荣家女婿、蚕丝界巨子）招待游览太湖，品尝名闻全国的“船菜”。曾养甫原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对张伯苓爱国精神极为敬佩，深受其影响，在抗战前，曾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
张氏两次邀我全家赴重庆
1937年7月中旬，“七七事变”后，张伯苓与父亲都应国民政府之邀，去江西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讨论当前国是。我国对日抗战，就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就在开会期间，张伯苓对父亲说：这次抗战是大打，全民抗战。他已做好准备，在四川重庆又开办了一所南开分校（当时称南渝），开学已一年了。一旦政府内迁，欢迎府上一家，搬到重庆南开校区来居住。
1937年11月中旬，淞沪前线吃紧，父亲在南京又接到张伯苓于11月12日来自重庆的信，再次书面邀请全家去重庆（此信底稿现存重庆档案局，由南开李岚校友发现），这样父亲才决定举家赴渝。
南开学校是在离重庆市区30华里的沙坪坝，校址是设在两个铲平的小山坡上。建有教学楼、科学馆、图书馆等，应有尽有，简直是一座文化城。尤其是两山坡中间的盆地，刚好做一个大运动场。两旁都用石块砌了看台，还有司令台。从校园向运动场俯视，壮观极了。住房是新盖的两层楼，我家占整个楼下四间。院里还有厨房、储藏室等。室内电灯、自来水、家具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学校还说招待不周，这在抗战时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天堂”了。我家落户在全部免费的楼里，与张校长为邻。在这儿我们整整居住了八个年头。
沙坪坝是文化区，环境清静。当时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如翁文灏、马寅初、范旭东、侯德榜、韩文信（著名牙科医生）、郝更生（国家体育督学）、段茂澜（外交官）、张平群（外交官）、柳亚子、傅作义等均搬到南开来住。另外很多单位如永利化学公司、大公报社、黄海化学社、北平图书馆等为躲空袭，也纷纷投奔南开，借地开业。张伯苓为了抗战，复兴我国科学文化教育，对各界爱国人士有求必应，伸手相助。无形中他成了文化界的老大哥。当时很多人见张校长这样仗义，都很感过意不去。他总笑着说：“南开是一个私立学校，平时请都请不来，现在因抗战大家聚到一起，这对南开是一种荣誉和鼓励。”
令人惊讶的是这所学校竟在抗战前就已建造开学，人们不得不称赞张伯苓办教育的魄力，做事高瞻远瞩，目光超前。许多外国国家元首到重庆来，都点名到南开访问。1942年1月，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来校参观，回国后著《天下一家》（One World）一书，高度评价张伯苓的办学成就。
抗战时期，张伯苓是国民参政会副议长，长住在重庆。该会议长先是汪精卫，后是蒋介石，他们对日常工作很少过问。旧制副议长只有一人，张氏可说是主要负责人。抗战时参政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各党派及人民团体等参政议政，枪口一致对外，发挥抗日力量。由于 张伯苓的声望，使他与各方面关系相处良好，工作顺利。
在南开度过的难忘日子
父亲搬来南开住后，两位老友相聚的机会又多了。据张伯苓三子张锡祚写的《张伯苓与南开大学》一文说：“先生老友谭仲逵先生，是蚕丝学家……白天进城办公，晚上必来看望先生。先生惯例每晚必听广播，有时也和王夫人玩纸牌。谭先生每来，就喝茶、闲谈或看报……。”汪精卫与父亲是连襟，但他们政见不一，从未一起工作过。汪氏投敌，曾游说父亲出走，遭父亲断然拒绝。父亲的这一行动，深得其老友张伯苓的赞许，他对父亲说：“你自管在这里住下去，有什么事我与你同当。”在张先生的关怀下，父亲住在南开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上世纪80年代，笔者在北京见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吴觉农，他说：“当时很多人见到你父亲有这样多的方便条件，而没有迷失方向，始终坚持操守，令人钦佩。究其原因，可能是长年追随孙中山、蔡元培两先生，深受其教导的原因。”但我认为父亲与张伯苓和周恩来交往八年，受他们影响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是南开老校友，他与张伯苓有深厚的师生之谊。抗战时，他与邓颖超都是国民参政员，常驻重庆，时而到南京，时而到南开津南村来拜望张校长。张伯苓对父亲说：“周恩来你认识吗？”父亲说过去见过，但不熟悉。张说：“等他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正像当年父亲介绍认识李大钊、张伯苓那样，现在张伯苓又介绍周恩来与父亲认识。周恩来经常到南开母校来做客，看京剧、话剧，参加各种活动，还经常与张伯苓、张彭春、韩文信、伉乃如、张平群、张希陆和我父亲等座谈国际形势、抗战前途。张校长还经常留周恩来、邓颖超在家便餐，总邀父亲等作陪。他们师生和一些老校友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衷畅述，有时也有争辩，但最后总是求同存异，逐步达成共识。周恩来有时还到津南村一些老校友家去做客串门，把母校作为抗日统战基地。
张伯苓对傅作义将军一直很器重，他认为傅氏治军谨严，生活朴实，是一位有前途的爱国将领。张伯苓为了傅将军能在前线一心作战，他很早就把傅先生一家从北方接到津南村来。张伯苓趁傅氏从前线到重庆述职时，又把傅作义介绍给父亲认识，之后他们也成为了好友。
在困难时期伸出援手
父亲对张伯苓的家事也很关怀。张伯苓的三子锡祚，于中学时患肺结核，当时此病被认为是绝症，但校长夫人仍延医为其诊治，精心看护。抗战时带其到重庆，把病灶切除，使他恢复健康。因他身体毕竟不如常人，不能像常人一样按时上班，故校长夫妇非常忧虑，怕他们百年之后，锡祚没有生活能力，何以为生？父亲知此事后，安慰校长说：没有问题，我给你们想办法。父亲是农学家，是新中国农学会会长，在沙磁文化区（沙坪坝、磁器口）各高校认识很多农科教授。他们平时对张伯苓的爱国精神非常钦佩，一听张校长有事都愿为之效劳。乃由父亲邀请留法（比）的农学家、四川省教育学院马寿徵教授寻找一些有经验的酿造专家，组成一个酿造小组，专教张锡祚有关酿造技术（如制酱油、醋等调料）。并亲临现场指导，指出关键事项，最后还将一些调料秘方都无私的传授给张锡祚。加上锡祚勤奋好学，不断改进，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取得良好效果。新产品在沙磁声名鹊起，生意兴隆，在战时成为一流酿造品。锡祚夫人瞿安贵那时就是他的会计，他们结婚时，特请父亲做证婚人。锡祚三哥回天津后经商，还办会计学校，自任校长，从此跻身天津工商界。到解放后，安贵三嫂才告诉我她是瞿秋白的侄女。
抗战中后期，重庆常有敌机轰炸，南开宿舍当时住了许多“贵宾”，他们在附近杨公桥也合建了一个防空洞，还邀请了张校长一家加入。有韩文信、张伯苓、郝更生、段茂澜、翁文灏、马寅初等和我家共十家，还公推父亲负责管理。记得父亲当时还在防空洞附近建造了几间平房，有一个小院，专雇了一个工人种些花草蔬菜，看管房屋，以供大家休息，故在这段时间他有更多机会和张校长相聚。
当敌机在附近轰炸时，洞内常有震动，通过油灯闪闪的微光，可看见张校长扶着手杖，镇定自若地端坐在那里。飞机走后，他有时走出洞外，坐在小院藤椅上听联络员的汇报，信息很灵通。他听得很仔细，也问得很仔细。他一再叮嘱大家要小心，不可麻痹大意。他说房子是死的，炸毁了可以重建，人是活的，死了不能复生。他对全校师生的安全关怀之至。
1944年，南开校友总会决定，为南开建校40周年及提前为张校长庆祝70大寿，于4月5日举行庆祝大会。是日，各界人士、社会名流及众多南开校友，均纷纷前来祝贺，整个校园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刚好当时有一副滑竿靠墙放着，校友中周恩来与张厉生（周恩来南开同学，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引得在场人都拍手叫好。老校长也乐得合不拢嘴。周、张曾分任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及秘书长，这次在重庆又是和谈对手，两位国共要人对张伯苓抬轿的佳话很快传开，第二天校内就有了这样的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诗中隐喻“国共合作”，一时传为美谈。又爱国教育家陶行知亦曾题《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寿》一首诗：“‘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陶先生在“两园桃李一手栽”句下加注：“国共两党中皆有先生高足”。足以证明张氏不但是大教育家，也是出色的爱国统战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张伯苓赴美国治病。1946年12月，张在返国轮船中打电报给我父亲，拟到沪后住在我家。父亲接电后，非常高兴，做了迎接老友的准备。不料等上岸后张被吴国桢接走了。吴对父亲说：“我做了上海市长，连自己的恩师都不接待，岂不为人耻笑？”父亲听此话只好作罢，但他们仍在上海相聚了好多天。
解放初期，父亲仍在上海，我去北京工作，张校长一家已由四川回到北京，住在西城小酱坊胡同29号傅作义家。我奉父命几次前往拜谒。不久，父亲亦奉周总理之邀来北京，派到中央农业部任顾问工作。那时张校长已回天津。1951年春节，张伯苓曾邀父亲去天津小住。父亲回京后不几天，就接到张府电话：“张校长于1951年2月23日逝世。”次日，父亲即去天津吊唁。刚好，周恩来总理亦从北京赶到，由天津市长黄敬（俞启威）校友陪同，到大理道张府慰问、致哀。
1956年3月，我父亲因病在北京去世。张希陆大哥等特地赶来参加追悼会。
1994年，南开成立90周年，我代表家属，由瞿安贵三嫂陪同，专程去天津南开大学校园张校长墓地扫墓，并到周总理纪念碑前致敬、凭吊。回顾往昔，仿佛又回到了他们身边一样。
半个世纪过去了，张、谭两家后人，仍然信息不断，时有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