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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曾在对比自己和曹操的优缺点时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其实，刘备的“宽”远远不及曹操的“宽”。刘备虽然表面宽厚，招降了黄忠、严颜、魏延、马超等，却始终不肯原谅受孟达胁迫而未出兵援救关云长的义子刘封。张绣、毕堪叛而复降，屡被曹操宽恕，刘封却因偶犯错误而被刘备杀掉，这足以说明刘备的宽容不过是用来骗人的假慈悲，曹操的大气度才是真正的、没有虚假成分的宽容。
曹操的大气度首先表现在善于纳言。公元206年，为广开言路，革除当面顺从的恶习，曹操还特意发了《求言令》：
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除定期收集各种建议外，曹操对部下随时进的忠言也虚心接受。
公元195年，徐州牧陶谦病死，曹操就想先打徐州，再打吕布。荀彧劝谏道：“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
荀彧这个巩固根据地的建议，被曹操愉快地接受了。后来曹操彻底打败了吕布，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才放心大胆地与刘备展开了徐州争夺战，最终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徐州。
公元200年，在官渡大战前期，由于袁绍兵多将广、粮草丰足，曹操始终处于劣势，九月末，被袁绍围攻的曹操感到自己兵微将寡、粮草不足，长期同袁绍周旋很危险，就把准备撤军的想法写信告诉留守许昌的荀彧。
荀彧在回信中写道：
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收到信后十分高兴，坚定了打败袁绍的信心，后在许攸帮助下，烧掉了袁绍的粮草，获得了官渡大战的胜利。
在曹操早期的竞争对手中，袁绍可算是最强大的对手。关东诸侯兴兵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就是联军的盟主，联军解体后，袁绍在黄河以北大肆扩张，很快就成为冀、青、幽、并四州的主人。然而，大将如云、谋士众多、甲士数十万的袁绍并未将优势保持多久。官渡一战，丢盔弃甲、全军覆没，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用荀彧的话说：“袁绍不过是一个平庸的首领罢了，能聚集人才，却不会使用。”
在官渡大战的过程中，尽管袁绍有田丰、沮授等优秀谋士，但却从不听他们的逆耳忠言。官渡大战前，田丰审时度势，认为连年征战、士兵都很疲劳，不宜兴师动众。袁绍听后大为恼火，竟把田丰关进监狱。开战后，沮授又劝袁绍拨重兵守卫粮草，袁绍却自以为是，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建议。结果，曹操夜袭乌巢，烧掉袁绍粮草，袁军在失掉粮草后不战自乱，一败涂地。
如果袁绍能像曹操那样多听一些逆耳的建议，他就不会失败了。曹操的势力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主要得益于他善于纳谏并及时改正错误。
除了纳言，曹操对部属还很宽容。甚至犯了该杀之罪，曹操也会既往不咎，继续重用。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想征讨孙权。由于天气不好，连下大雨，曹操担心有人劝阻，便下令说：“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丞相府的贾逵认为不该在这种天气下出兵，便和同僚三人联名向曹操提意见。曾操虽然很生气，但认为贾逵并没有恶意，就下令原谅了他。
曹操担任兖州牧时，用东平人毕谌为别驾。张邈反叛时，扣押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向他表示歉意，打发他回去，并说：“你的母亲在张邈那里，你可以回去。”
毕谌叩头谢恩，表示决无二心，曹操称赞他，还感动得流下眼泪。但毕谌出了营门，就逃到张邈那里。等到吕布被打败，毕谌被活捉，大家都为毕谌担心，曹操却说：“一个人能孝顺他的父母，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我所寻求的正是这样的人啊。”于是任命毕谌为鲁国相。
如果毕谌被曹操杀死，无论是政敌，还是朋友，都不会指责曹操，因为曹操杀的是叛徒。但曹操并未因毕谌背叛他就将其处死，而是设身处地地为毕谌着想，理解他因孝而叛的心情。允许人犯错误并允许人改正错误，这是古今中外伟人都具有的优点，曹操正是具有这样的优点，才能够宽恕毕谌对他的背叛，并重新重用毕谌。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曹操有着很中肯的评价，尤其在用人方面，非常恰如共分：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心腹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曹操之所以大业成功，都是其审时度势，多谋善断的个性及表现，在扫荡政敌，诛除异己，树威秉势上，固然发挥了特殊作用。然而，单凭树威秉势还不足以成大业。知人敢任，施恩尽能的特殊才能智谋和魄力才是他雄踞一方的重要因素。
曹操破袁绍后，在清理袁绍用品时，于图书中捡到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曹操在发现了这些曾背叛自己的书信，并没有恼羞成怒，相反，他以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让自己从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如果当时是我，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也要像他一样，弃主投敌呢？我会的，我肯定会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也犯不着拿着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回到那种情急危险时刻，我想我肯定也会那样做的。”正是基于这种换位思考的方法，他深深体会和理解了这些人的做法。不仅从情感上加以接受，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做到了非常地容忍和宽恕。 曹操无疑是明智的。如果他连这么一点度量都没有，试想谁还能投奔他，谁能为他效力？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自己的漫漫征途刚刚开始，怎么能因这么一点小事而在内部大动干戈呢？最后遭受损失的岂不是自己？所以说，这种愚蠢的内耗于人于己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曹操采取该杀而不杀的策略收买人心，让各种人真心实意地为自己效力，这就是他做统帅的高明之处。对曹操和袁绍都很了解的杨阜，称曹操“能用度外之人”，真是一点不假。曹操就是凭着他恢宏的气量，俘获了很多能人志士的心，使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成就他的统一霸业做出最大的努力。
可喜的是这种举措很快收到了效果，曹军大营中人心迅速安定。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北方最大的军阀袁绍，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及北方的地位。
另外，曹操还是一个善于容忍的英雄。
在魏、蜀、吴三国中，他以能忍著称。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能做到韬光晦迹，不露声色
。
董卓把持朝政时，公然在众大臣面前欲行废立之事，荆州刺史丁原、尚书卢植、中军校尉袁绍都挺身而出，怒斥董卓的倒行逆施，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却一言不发、默不作声。结果，丁原被董卓设计杀死，卢植被迫辞官归家，袁绍被逼无奈，投奔冀州。
曹操容忍董卓胡作非为，并非贪生怕死，而是在等待除掉董卓的机会。丁原、卢植、袁绍逞一时之能，在远非董卓对手的情况下，就与董卓发生正面冲突，失败自然难免。曹操久在朝廷，他完全知道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付董卓，他也痛恨董卓废立皇帝，但考虑到自己还不具备与董卓相抗衡的实力，所以就忍气吞声，等待时机，正如他所言：“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实欲乘间图之耳”（《三国演义》语）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丁原、卢植、袁绍都能像曹操这样忍辱负重，待机而动，诛除董卓的时间可能就会提前很多。
曹操对董卓的容忍虽因行刺董卓而没有善始善终，但他善于容忍的做法却贯穿了他的一生。
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许昌，汉献帝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然而，作为皇帝，汉献帝不甘心受曹操的控制。从公元1960年至公元220年，汉献帝共发动两次旨在除掉曹操的宫廷政变。
公元200年，曹操剿灭吕布后，势力日渐强大，汉献帝担心曹操专权误国，就咬破手指，写血诏一份交车骑将军董承，董承又联络刘备、马腾等人，密谋除掉曹操，后因家奴向曹操告密，董承等5人全家老小都被曹操诛杀。
公元215年，汉献帝同意伏皇后写信给父亲伏完，令其想办法赶走曹操，伏完的回信还未送到皇帝手里就被曹操发现，曹操勃然大怒，将伏皇后、伏完等二百余人全部处死。
至此，汉献帝阴谋推翻曹操的计划宣告破产，曹操除处理那些参与阴谋计划的大臣外，并未像董卓那样废掉皇帝，而是继续以大臣之礼对待汉献帝，直到去世也未在名义上篡汉。
能够容忍，所以宽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能够宽容对待投降者的人也许不少，但像曹操一样不计前嫌的人实在不多。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即官渡之战前一年，袁绍兼并了幽州公孙瓒，兵多将广，袁、曹对立更为尖锐。
官渡大战前夕，袁绍为了孤立曹操准备收买曾经投降曹操后又背叛曹操的张绣，曹操接受孔融的建议，也想通过招降张绣来消除隐患，解除后顾之忧。
面对曹操和袁绍抛过来的绣球，张绣不知道该接哪一个了。如果倒向曹操，他又担心曹操不忘宛城与自己结下的杀子之仇，容不得自己；如果投奔袁绍，他又害怕得不到重用，人马白白让袁绍吃掉，到底何去何从，张绣真有一种困惑不解的感觉。
在贾诩合情合理、深入透彻的分析下，张绣的投奔目标逐渐清晰，他终于下决心弃袁投曹，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许昌投降时，曹操不仅原谅了他对自己的背叛，而且还请张绣原谅自己的过失。就曹操和张绣之间的恩怨来讲，绝不亚于东吴甘宁与凌统的恩怨。张绣杀了曹操的儿子和侄儿，甘宁杀了凌统的父亲。然而，曹操不但未兴兵复仇，还在皇帝面前保举张绣做了扬武将军，封为列侯；凌统虽未能杀甘宁，却时时刻刻存有复仇之心。相比之下，曹操的心胸就宽阔多了。
这样，在曹操即将同袁绍决战官渡的前夕，张绣听从贾诩之策，二次归顺曹操。张绣率众归降时，曹操也兑现诺言，执其手，与之欢宴，并令其子曹均娶了张绣之女。过去的旧怨，只字不提，仿佛烟消云散了。这既有上次复叛的教训，也有对当时形势利害的权衡。张绣的归降，为曹操平定中原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否则，张绣与袁绍联手，必然会给曹操造成极大麻烦。然而，真正立功并得到曹操常识、信任的并非张绣，而是两次劝说张绣归降曹操的贾诩。
《三国志》说：
“太祖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自此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
曹操释去昔日仇怨，联合张绣，称得上是“不念旧恶”了。其实，这依然是利用矛盾，化敌为友，孤立袁绍的一种权术手段。不过，它确实显示出曹操为对付主要敌人而不惜与旧仇怨联手的明智策略和高明手腕，彰显出他的大局意识。善纳言、心胸广、能容忍的大气度，让一大批文才武将聚集到了曹操的身边，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巩固雄踞中原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的大气度首先表现在善于纳言。公元206年，为广开言路，革除当面顺从的恶习，曹操还特意发了《求言令》：
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除定期收集各种建议外，曹操对部下随时进的忠言也虚心接受。
公元195年，徐州牧陶谦病死，曹操就想先打徐州，再打吕布。荀彧劝谏道：“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
荀彧这个巩固根据地的建议，被曹操愉快地接受了。后来曹操彻底打败了吕布，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才放心大胆地与刘备展开了徐州争夺战，最终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徐州。
公元200年，在官渡大战前期，由于袁绍兵多将广、粮草丰足，曹操始终处于劣势，九月末，被袁绍围攻的曹操感到自己兵微将寡、粮草不足，长期同袁绍周旋很危险，就把准备撤军的想法写信告诉留守许昌的荀彧。
荀彧在回信中写道：
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收到信后十分高兴，坚定了打败袁绍的信心，后在许攸帮助下，烧掉了袁绍的粮草，获得了官渡大战的胜利。
在曹操早期的竞争对手中，袁绍可算是最强大的对手。关东诸侯兴兵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就是联军的盟主，联军解体后，袁绍在黄河以北大肆扩张，很快就成为冀、青、幽、并四州的主人。然而，大将如云、谋士众多、甲士数十万的袁绍并未将优势保持多久。官渡一战，丢盔弃甲、全军覆没，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用荀彧的话说：“袁绍不过是一个平庸的首领罢了，能聚集人才，却不会使用。”
在官渡大战的过程中，尽管袁绍有田丰、沮授等优秀谋士，但却从不听他们的逆耳忠言。官渡大战前，田丰审时度势，认为连年征战、士兵都很疲劳，不宜兴师动众。袁绍听后大为恼火，竟把田丰关进监狱。开战后，沮授又劝袁绍拨重兵守卫粮草，袁绍却自以为是，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建议。结果，曹操夜袭乌巢，烧掉袁绍粮草，袁军在失掉粮草后不战自乱，一败涂地。
如果袁绍能像曹操那样多听一些逆耳的建议，他就不会失败了。曹操的势力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主要得益于他善于纳谏并及时改正错误。
除了纳言，曹操对部属还很宽容。甚至犯了该杀之罪，曹操也会既往不咎，继续重用。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想征讨孙权。由于天气不好，连下大雨，曹操担心有人劝阻，便下令说：“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丞相府的贾逵认为不该在这种天气下出兵，便和同僚三人联名向曹操提意见。曾操虽然很生气，但认为贾逵并没有恶意，就下令原谅了他。
曹操担任兖州牧时，用东平人毕谌为别驾。张邈反叛时，扣押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向他表示歉意，打发他回去，并说：“你的母亲在张邈那里，你可以回去。”
毕谌叩头谢恩，表示决无二心，曹操称赞他，还感动得流下眼泪。但毕谌出了营门，就逃到张邈那里。等到吕布被打败，毕谌被活捉，大家都为毕谌担心，曹操却说：“一个人能孝顺他的父母，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我所寻求的正是这样的人啊。”于是任命毕谌为鲁国相。
如果毕谌被曹操杀死，无论是政敌，还是朋友，都不会指责曹操，因为曹操杀的是叛徒。但曹操并未因毕谌背叛他就将其处死，而是设身处地地为毕谌着想，理解他因孝而叛的心情。允许人犯错误并允许人改正错误，这是古今中外伟人都具有的优点，曹操正是具有这样的优点，才能够宽恕毕谌对他的背叛，并重新重用毕谌。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曹操有着很中肯的评价，尤其在用人方面，非常恰如共分：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心腹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曹操之所以大业成功，都是其审时度势，多谋善断的个性及表现，在扫荡政敌，诛除异己，树威秉势上，固然发挥了特殊作用。然而，单凭树威秉势还不足以成大业。知人敢任，施恩尽能的特殊才能智谋和魄力才是他雄踞一方的重要因素。
曹操破袁绍后，在清理袁绍用品时，于图书中捡到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曹操在发现了这些曾背叛自己的书信，并没有恼羞成怒，相反，他以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让自己从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如果当时是我，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也要像他一样，弃主投敌呢？我会的，我肯定会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也犯不着拿着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回到那种情急危险时刻，我想我肯定也会那样做的。”正是基于这种换位思考的方法，他深深体会和理解了这些人的做法。不仅从情感上加以接受，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做到了非常地容忍和宽恕。 曹操无疑是明智的。如果他连这么一点度量都没有，试想谁还能投奔他，谁能为他效力？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自己的漫漫征途刚刚开始，怎么能因这么一点小事而在内部大动干戈呢？最后遭受损失的岂不是自己？所以说，这种愚蠢的内耗于人于己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曹操采取该杀而不杀的策略收买人心，让各种人真心实意地为自己效力，这就是他做统帅的高明之处。对曹操和袁绍都很了解的杨阜，称曹操“能用度外之人”，真是一点不假。曹操就是凭着他恢宏的气量，俘获了很多能人志士的心，使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成就他的统一霸业做出最大的努力。
可喜的是这种举措很快收到了效果，曹军大营中人心迅速安定。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北方最大的军阀袁绍，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及北方的地位。
另外，曹操还是一个善于容忍的英雄。
在魏、蜀、吴三国中，他以能忍著称。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能做到韬光晦迹，不露声色
。
董卓把持朝政时，公然在众大臣面前欲行废立之事，荆州刺史丁原、尚书卢植、中军校尉袁绍都挺身而出，怒斥董卓的倒行逆施，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却一言不发、默不作声。结果，丁原被董卓设计杀死，卢植被迫辞官归家，袁绍被逼无奈，投奔冀州。
曹操容忍董卓胡作非为，并非贪生怕死，而是在等待除掉董卓的机会。丁原、卢植、袁绍逞一时之能，在远非董卓对手的情况下，就与董卓发生正面冲突，失败自然难免。曹操久在朝廷，他完全知道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付董卓，他也痛恨董卓废立皇帝，但考虑到自己还不具备与董卓相抗衡的实力，所以就忍气吞声，等待时机，正如他所言：“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实欲乘间图之耳”（《三国演义》语）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丁原、卢植、袁绍都能像曹操这样忍辱负重，待机而动，诛除董卓的时间可能就会提前很多。
曹操对董卓的容忍虽因行刺董卓而没有善始善终，但他善于容忍的做法却贯穿了他的一生。
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许昌，汉献帝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然而，作为皇帝，汉献帝不甘心受曹操的控制。从公元1960年至公元220年，汉献帝共发动两次旨在除掉曹操的宫廷政变。
公元200年，曹操剿灭吕布后，势力日渐强大，汉献帝担心曹操专权误国，就咬破手指，写血诏一份交车骑将军董承，董承又联络刘备、马腾等人，密谋除掉曹操，后因家奴向曹操告密，董承等5人全家老小都被曹操诛杀。
公元215年，汉献帝同意伏皇后写信给父亲伏完，令其想办法赶走曹操，伏完的回信还未送到皇帝手里就被曹操发现，曹操勃然大怒，将伏皇后、伏完等二百余人全部处死。
至此，汉献帝阴谋推翻曹操的计划宣告破产，曹操除处理那些参与阴谋计划的大臣外，并未像董卓那样废掉皇帝，而是继续以大臣之礼对待汉献帝，直到去世也未在名义上篡汉。
能够容忍，所以宽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能够宽容对待投降者的人也许不少，但像曹操一样不计前嫌的人实在不多。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即官渡之战前一年，袁绍兼并了幽州公孙瓒，兵多将广，袁、曹对立更为尖锐。
官渡大战前夕，袁绍为了孤立曹操准备收买曾经投降曹操后又背叛曹操的张绣，曹操接受孔融的建议，也想通过招降张绣来消除隐患，解除后顾之忧。
面对曹操和袁绍抛过来的绣球，张绣不知道该接哪一个了。如果倒向曹操，他又担心曹操不忘宛城与自己结下的杀子之仇，容不得自己；如果投奔袁绍，他又害怕得不到重用，人马白白让袁绍吃掉，到底何去何从，张绣真有一种困惑不解的感觉。
在贾诩合情合理、深入透彻的分析下，张绣的投奔目标逐渐清晰，他终于下决心弃袁投曹，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许昌投降时，曹操不仅原谅了他对自己的背叛，而且还请张绣原谅自己的过失。就曹操和张绣之间的恩怨来讲，绝不亚于东吴甘宁与凌统的恩怨。张绣杀了曹操的儿子和侄儿，甘宁杀了凌统的父亲。然而，曹操不但未兴兵复仇，还在皇帝面前保举张绣做了扬武将军，封为列侯；凌统虽未能杀甘宁，却时时刻刻存有复仇之心。相比之下，曹操的心胸就宽阔多了。
这样，在曹操即将同袁绍决战官渡的前夕，张绣听从贾诩之策，二次归顺曹操。张绣率众归降时，曹操也兑现诺言，执其手，与之欢宴，并令其子曹均娶了张绣之女。过去的旧怨，只字不提，仿佛烟消云散了。这既有上次复叛的教训，也有对当时形势利害的权衡。张绣的归降，为曹操平定中原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否则，张绣与袁绍联手，必然会给曹操造成极大麻烦。然而，真正立功并得到曹操常识、信任的并非张绣，而是两次劝说张绣归降曹操的贾诩。
《三国志》说：
“太祖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自此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
曹操释去昔日仇怨，联合张绣，称得上是“不念旧恶”了。其实，这依然是利用矛盾，化敌为友，孤立袁绍的一种权术手段。不过，它确实显示出曹操为对付主要敌人而不惜与旧仇怨联手的明智策略和高明手腕，彰显出他的大局意识。善纳言、心胸广、能容忍的大气度，让一大批文才武将聚集到了曹操的身边，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巩固雄踞中原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