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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熟悉我的人都问我：你作为校领导，承担着繁杂的行政事务；作为一名教师，又担任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可你似乎永远不知疲倦，任何时候都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抱着乐观豁达的态度，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你真的不觉得累吗?
我也曾经这样问过我自己，答案是：我的身体的确很累，但心并不累，每当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我就会忘掉疲劳。这后面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个人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的态度，取决于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人生，而态度是情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良好的情商让我坦然地面对生活，勇敢地担当一切。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个人带着我们几兄妹，生活非常艰难。记得那时我每次从外面回来，母亲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你遇到什么熟人吗?他们有没有和你打招呼?开始，我不懂母亲为什么老是这样问，就如实告诉她，有些人对我不是很热情。当母亲听到我这样说时，就表现得很难过。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母亲一个人要担当个家庭，她的全部价值都体现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对她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这种情感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去分担别人的苦难，把欢乐带给别人。因而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我都特别能也特别愿意体会别人。
作为职业女性，每个人都是多面向中的人。在家里，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尽各种角色的责任：儿女，妻子和母亲。我觉得自己尽力了，但常常有许多歉疚。记得有一次，一位老教授打电话到家里，我在校未归，老人就和我儿子聊了起来。老人问孩子：“你妈妈爱你吗?”孩子说：“爱。但她爱学生好像胜过爱我。”当我知道孩子这样说时，心中确有说不出的感觉。不知是我的负疚感动了孩子，还是孩子逐渐读懂了我，每当我较晚回到家里时，我对孩子歉疚地说：“妈妈回来晚了，来不及做饭了，真的很抱歉。”而孩子却对我说：“妈妈，我不介意，我喜欢吃盒饭。”也许这其中就是相互的理解和体会吧。
在工作上，当教师，我用心去教学生。我直这样告诉自己：我可以拒绝任何邀请，但不能拒绝学生。特别是对那些有困难的学生，我更是倍加关怀。在20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学生在他们最困惑最无助的时候想到我。我总是尽心地去理解他们，体会他们，帮助他们。在行政领导的岗位上，我要求自己尽量体会基层工作的难处，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希望能帮助他们分担一些压力。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体会别人的情感，对人对事的认识判断就不会太偏颇。工作都是与人打交道的，你能够理解人，能够善解人意，别人也会乐意帮助你，处在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中，你就会觉得工作愉快，效率也很高。其实，在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时间也有限，如果说我有些事情还做得不错的话，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有着更高的智商，而是因为有许多人乐意帮助我。在现代社会中，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需要合作的社会，很多东西都不是单靠智商所能解决的。
我在成长中经历的挫折和苦难所带给我的良好的情感认知能力，使我能很好地理解并坦然面对生活。我认为，一个人所处的客观条件是很难预料的，但对生活的态度是可以自己把握的。我对自己认定的事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力。我大学毕业留校从事思想道德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不是一个热门的专业，而且还经常被人误解。早期的工作条件很差，经济上除了工资以外，没什么别的期盼。有一次我们部门卖报纸后，每人只分得半盒月饼，可我们都觉得很满足。那时没有表扬，也没有荣誉。我有很多机会可以不干这个工作，但我义无反顾地坚守在这里，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尽力去做能帮助学生成长的事情。因为我选择这个工作时真的没什么个人功利性的目的，只是选择干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成为自己能保持平常的心态、热爱生活和工作的内在动力，后来我们的学科发展起来了，成为国内本专业第二批博士点。
也许正因为我在德育教育的岗位上矢志不渝地追求，我获得了教育部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回国后，又幸运地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其实，得失荣辱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自己在喜欢的岗位上做着一些有意义的事。许多人说我是个成功者，但我认为成功不成功只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潜能、机会不一样，他能够取得的成果也不一样，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能，那他就是一个成功者。而情商，正是对人的潜能挖掘的动力系统。当一个人达到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并持续追求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高情商的人。
编后
李萍，现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从她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情商”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在她成功的道路上所起的具体作用：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持续追求使她避免了一般人的急功近利之举，甘于忍受长期的寂寞而最终获得成功的机会；对自身的准确认知以及对别人情感的体会使她获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因而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
正是高度的自觉性、远大的目光、稳定的情绪、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我们称为“情商”的因素，凝聚成她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她能够成功地践履她的价值理想。
我也曾经这样问过我自己，答案是：我的身体的确很累，但心并不累，每当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我就会忘掉疲劳。这后面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个人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的态度，取决于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人生，而态度是情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良好的情商让我坦然地面对生活，勇敢地担当一切。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个人带着我们几兄妹，生活非常艰难。记得那时我每次从外面回来，母亲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你遇到什么熟人吗?他们有没有和你打招呼?开始，我不懂母亲为什么老是这样问，就如实告诉她，有些人对我不是很热情。当母亲听到我这样说时，就表现得很难过。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母亲一个人要担当个家庭，她的全部价值都体现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对她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这种情感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去分担别人的苦难，把欢乐带给别人。因而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我都特别能也特别愿意体会别人。
作为职业女性，每个人都是多面向中的人。在家里，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尽各种角色的责任：儿女，妻子和母亲。我觉得自己尽力了，但常常有许多歉疚。记得有一次，一位老教授打电话到家里，我在校未归，老人就和我儿子聊了起来。老人问孩子：“你妈妈爱你吗?”孩子说：“爱。但她爱学生好像胜过爱我。”当我知道孩子这样说时，心中确有说不出的感觉。不知是我的负疚感动了孩子，还是孩子逐渐读懂了我，每当我较晚回到家里时，我对孩子歉疚地说：“妈妈回来晚了，来不及做饭了，真的很抱歉。”而孩子却对我说：“妈妈，我不介意，我喜欢吃盒饭。”也许这其中就是相互的理解和体会吧。
在工作上，当教师，我用心去教学生。我直这样告诉自己：我可以拒绝任何邀请，但不能拒绝学生。特别是对那些有困难的学生，我更是倍加关怀。在20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学生在他们最困惑最无助的时候想到我。我总是尽心地去理解他们，体会他们，帮助他们。在行政领导的岗位上，我要求自己尽量体会基层工作的难处，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希望能帮助他们分担一些压力。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体会别人的情感，对人对事的认识判断就不会太偏颇。工作都是与人打交道的，你能够理解人，能够善解人意，别人也会乐意帮助你，处在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中，你就会觉得工作愉快，效率也很高。其实，在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时间也有限，如果说我有些事情还做得不错的话，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有着更高的智商，而是因为有许多人乐意帮助我。在现代社会中，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需要合作的社会，很多东西都不是单靠智商所能解决的。
我在成长中经历的挫折和苦难所带给我的良好的情感认知能力，使我能很好地理解并坦然面对生活。我认为，一个人所处的客观条件是很难预料的，但对生活的态度是可以自己把握的。我对自己认定的事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力。我大学毕业留校从事思想道德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不是一个热门的专业，而且还经常被人误解。早期的工作条件很差，经济上除了工资以外，没什么别的期盼。有一次我们部门卖报纸后，每人只分得半盒月饼，可我们都觉得很满足。那时没有表扬，也没有荣誉。我有很多机会可以不干这个工作，但我义无反顾地坚守在这里，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尽力去做能帮助学生成长的事情。因为我选择这个工作时真的没什么个人功利性的目的，只是选择干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成为自己能保持平常的心态、热爱生活和工作的内在动力，后来我们的学科发展起来了，成为国内本专业第二批博士点。
也许正因为我在德育教育的岗位上矢志不渝地追求，我获得了教育部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回国后，又幸运地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其实，得失荣辱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自己在喜欢的岗位上做着一些有意义的事。许多人说我是个成功者，但我认为成功不成功只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潜能、机会不一样，他能够取得的成果也不一样，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能，那他就是一个成功者。而情商，正是对人的潜能挖掘的动力系统。当一个人达到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并持续追求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高情商的人。
编后
李萍，现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从她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情商”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在她成功的道路上所起的具体作用：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持续追求使她避免了一般人的急功近利之举，甘于忍受长期的寂寞而最终获得成功的机会；对自身的准确认知以及对别人情感的体会使她获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因而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
正是高度的自觉性、远大的目光、稳定的情绪、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我们称为“情商”的因素，凝聚成她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她能够成功地践履她的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