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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的遗种，未名社的大将
台静农是一个喝着新文化乳汁长大的安徽农家孩子。1918年9月，16岁的臺静农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北大半工半读，在民间歌谣的研究和创作上颇有建树。
1925年，在鲁迅的鼓励下，台静农和几个同乡一起成立了“未名社”，并着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对于台静农最初的创作，鲁迅不仅教导他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还在作品完成后帮他细心地修改。从1925年开始，台静农与鲁迅往来密切，台静农对于鲁迅终身持弟子礼。
据鲁迅日记不完全的记载，从1925年4月27日，两人初次相识开始，到1936年10月16日，鲁迅晚年止，在11年半的时间里，台静农拜访鲁迅39次，致信74封；鲁迅回访9次，回信69封。可见二人关系的密切程度。
在鲁迅的指导下，台静农写出了一系列富有写实意义，饱含乡土气息的小说。他先后在《莽原》 周刊、《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弃婴》等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台静农既白描出当时乡土百姓的困苦，又深层次揭露着民族的劣根性的一面。他的作品也因此深受鲁迅好评。
1928年，台静农准备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蟪蛄”，这取得是《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的意思，鲁迅却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好，在对于生命悲悯之外，应该还有更多的意味。于是台静农将小说集重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尤其是他的写实主义写作风格，被人认为是师法并步武鲁迅。1930年，未名社又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该书以大胆地鞭挞新军阀的血腥统治而闻名。香港作家刘以鬯后来就评价说：“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1935年，鲁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将台静农的四篇小说收入，在集中同一位作者被收入四篇小说的只有三位：鲁迅、陈炜谟、台静农。
在台静农潜心小说创作的同时，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他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最后一次被捕，不仅使当时身为大学教授的台静农丢掉饭碗，而且难以在北平容身。1935年8月，他南赴厦门大学，在临行之际，他大碗喝酒，盛赞老师沈尹默的书法，毫无沮丧之情。据说当天从日中喝到下午，面对前来送行的启功，他笑着说“麻醉啊”!
流寓川中，不改狂狷之风
早在1928年，台静农就在刘半农的引荐下，担任北京私立中法大学中文系讲师。1929年，他由中法大学转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升任副教授兼校长秘书。此后又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厦门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齐鲁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家眷辗转入川，失去教职，生活非常艰难。他先是到国立编译馆任职，后在1940年，应聘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
在四川的8年，台静农除了教学之外，多半是与师友诗酒往来，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与陈独秀的交往。1938年，台静农应老舍的邀请去重庆作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报告，在返回途中偶遇陈独秀。这对于台静农实在是“既感动又惊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说是台静农那一代青年的偶像。见到台静农，陈独秀简单寒暄几句就说，“我同你看柏先生(柏文蔚)去!”然后不管众人，领着台静农便走。此后台静农与陈独秀经常书信往来，台静农不仅多次拜访陈独秀，而且邀请他去当时女子师范学院的所在地白沙一游。陈独秀则对这位忘年交抱怨自己的高血压，而且因为台的关系，将自己编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和《中国古史表》交付编译馆编印出版。陈独秀逝世前数月，曾于鹤山坪写诗赠台静农，诗曰：“峰峦出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台静农非常珍惜这段忘年之谊，他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名，深情回忆陈独秀。可惜等到1990年11月10日台湾《联合报》刊登此作时，台静农已于前一目遽归道山，不复亲见了。
与信人君子交往，自然对于当时一些知识界媚俗政治的行为看不惯。台静农此时心中仍存激烈之气，看见不好的现象，不免就出言讥刺，虽然多次吃亏，仍然不改。1943年，重庆闹出一场“献鼎”的闹剧。一些群众团体向蒋介石进献九鼎，以纪念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铭文由顾颉刚撰写，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结果知识界哗然，台静农拍案痛斥。其后对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也作诗讽刺，在《孤愤》一诗中，他写道，“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暗。”他自注，“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至于长门赋，便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的行为，这大概是指当时一著名哲学家写《新理学》获得政府奖赏的事迹。据舒芜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有一次跟台静农闲聊，说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而听说台有可能获奖。台静农竟然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到了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狂狷之气，可见一斑。
正是对国民党政府充满反感，所以在学生反对政府的运动中，身为国文系主任的台静农站在学生的一边，抗战胜利后，因为复员的问题，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闹起了学潮，结果教育部决定将女师解散重组。台静农愤而辞职，以示不满。恰在这个时候，在台湾的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向其发来邀请，希望他能够赴台任教。当时台静农一家十余口，全指望其薪水度日，在这种情形下，台静农带着家眷离开大陆，赴台任教。
老去空余渡海心，坐对斜阳看浮云
1946年，台静农浮海而东，来到台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对于这片与祖国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土地，台静农在感到隔膜之余，也不免有着在此传承文化的愿望。他有诗云，“为怜冰雪盈怀抱，来写荒山绝世姿”。但他很快发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己所思所想未免过于书生气，如此，他很快便只是安心教书以谋生自期了。他安然住在台大的宿舍里，对于一些好友要他购房安居的建议一笑置之，对于他而言，台湾不过是个暂时的谋食之所，终非久居之地，因此他特地将自己的书斋名为“歇脚盒”，既名“歇脚盒”，自然就没有久居之意。另外身为北方人的他，对于海岛潮湿的气候也不堪忍受，每当此际，常常烦躁不安，不能自己。对于此种处境，他直言，“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1948年，接纳台静农人台的许寿裳遭到歹徒暗杀，这更增加了台静农的求 去之心。但在这时候，一家十余口悉数内迁又谈何容易，一再延期之后，局势更加动荡。等到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台海间交通断绝，台静农发现归乡只怕是遥遥无期了。如此，歇脚便变成了永驻。“歇脚盒”也就有名不副实之感。因为台大所在地叫做龙坡里，他便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龙坡丈室”，特地请自己的好友张大千书匾，另外还起了一个笔名，叫做“龙坡小民”。
1950年代的台湾，特务横行，高压政治无处不在。鉴于台静农在大陆一贯的左翼表现，加上与鲁迅亲密的关系，自然为特务所观照。据说在那个年代，一度在台静农的家门口对面，总会出现一些陌生人，摆下小木桌，做喝茶状，旁边不远处则停着一辆吉普车。处此艰难时世，台静农除了教书之外，不仅不谈论时世，而且决口不谈鲁迅，每天只沉迷于翰墨之间。
臺静农对于书法的爱好，最初是来自父亲的熏陶。他的父亲台佛岑酷爱书法，很早就指导台静农练习书法，静农隶书学《华山碑》和邓石如，楷书则学《麻姑仙坛记》，都颇有造诣。二十年代走上社会后，台静农又参加“圆台印社”，对于行书和篆刻有所涉猎。后来抗战时期入川教书，在沈尹默的指导下，开始临写古帖。也就在这个时候起，他对于倪元璐的书法很感喜爱，认为他的字“格调生新”，让人“心折”。但在渡海之前，他对于书法也大致是业余时间的笔墨游戏而已，并没有决心去下更多的功夫。但到了1950年代，情势大不相同，不仅归国无计，而且特务时时监视。除了教书之外，他既不能重拾创作的笔，撰写学术论文也是格禁甚多，就只能终日枯坐读书，加上这时候家庭间又有着一些矛盾，如此，心情郁闷、惆怅可以想见。他自言，“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
“诗必穷而后工”，书法也必然要能倾注书者的情感方为佳作。台静农苦习倪字，而后又各体兼姿，背后都有难以排遣的情绪气质存在。所以他不以书家自期，却最终在暮年以书法大家而重新出名。他作书法不仅不愿为人所知，而且更加不愿意论价叫卖，认为那比放在笼子里挂在宫中的莺雀还要让人难过。所以他的书法多数是题赠师友尤其是青年学生而作。但即便如此，因为书艺精湛，台静农善书之名很快便在知识界传播开来。1982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为其举办首次个人书法展，结果轰动全台。对于他的书艺，张大千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启功说他的书法，“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错错落落，到了酣适之处，真不知是倪是台。这种意境和乐趣，恐怕倪氏也不见得尝到的。”同为书家，启功更察觉到台静农书法背后的那种气质，他说，台先生“隶书的开扩，草书的顿挫，如果没有充沛的气力是无法写出的”。对于老友的这种气质，他一度不明白，说“谁知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台先生，而有这等虎虎有生气的字迹”。最后判定，“猛志固常在，又岂止陶渊明呢?”一位评论家直言，台静农的书法，“在点、捺、撇画中，流露出生命的墨泪斑驳与如刀的剑戟锋芒。”“是他与时代挣扎的结果。”
沉醉书法使台静农获得心境的平和，在台湾的四十余年里，他一直没有什么大病，师友便都笑言他是以书法来养生。但对于一位以乡土小说扬名文坛的作家而言，台静农没有一天不在思念故土。随着年华一天天老去，这种心情便更加炽烈。他曾经寄赠对联给自己的学生，复旦大学的淮之珍教授，联曰，“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就在他期待着重回故土的时刻，噩耗传来，1989年底，87岁高龄的台静农因为吞咽困难被送进医院检查，确认患上食道癌。患病之后，他思乡之心更加迫切，他曾在一篇序言中无限怅惘的写道，“无根的异乡人，都忘不了自家的泥土……中国人有句老话‘叶落归根’，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便是哪里了。”在卧病中，他曾经给启功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大声对启功喊，“你快来看我吧，再不来，就看不到了!”启功强压悲痛说，“台湾不让我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见面的。”不曾想，这两位老友终生不再相见，电话问候成为永诀。
1990年，卧病的台静农对于大陆亲人的返乡邀请，叹息说，“我不行了，走不动了。”在去世前，面对来探问的友人，他以诗相赠，是为绝笔，诗云：“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1990年11月9日，台静农在台大医院阖然长眠，终年88岁。
台静农是一个喝着新文化乳汁长大的安徽农家孩子。1918年9月，16岁的臺静农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北大半工半读，在民间歌谣的研究和创作上颇有建树。
1925年，在鲁迅的鼓励下，台静农和几个同乡一起成立了“未名社”，并着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对于台静农最初的创作，鲁迅不仅教导他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还在作品完成后帮他细心地修改。从1925年开始，台静农与鲁迅往来密切，台静农对于鲁迅终身持弟子礼。
据鲁迅日记不完全的记载，从1925年4月27日，两人初次相识开始，到1936年10月16日，鲁迅晚年止，在11年半的时间里，台静农拜访鲁迅39次，致信74封；鲁迅回访9次，回信69封。可见二人关系的密切程度。
在鲁迅的指导下，台静农写出了一系列富有写实意义，饱含乡土气息的小说。他先后在《莽原》 周刊、《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弃婴》等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台静农既白描出当时乡土百姓的困苦，又深层次揭露着民族的劣根性的一面。他的作品也因此深受鲁迅好评。
1928年，台静农准备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蟪蛄”，这取得是《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的意思，鲁迅却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好，在对于生命悲悯之外，应该还有更多的意味。于是台静农将小说集重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尤其是他的写实主义写作风格，被人认为是师法并步武鲁迅。1930年，未名社又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该书以大胆地鞭挞新军阀的血腥统治而闻名。香港作家刘以鬯后来就评价说：“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1935年，鲁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将台静农的四篇小说收入，在集中同一位作者被收入四篇小说的只有三位：鲁迅、陈炜谟、台静农。
在台静农潜心小说创作的同时，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他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最后一次被捕，不仅使当时身为大学教授的台静农丢掉饭碗，而且难以在北平容身。1935年8月，他南赴厦门大学，在临行之际，他大碗喝酒，盛赞老师沈尹默的书法，毫无沮丧之情。据说当天从日中喝到下午，面对前来送行的启功，他笑着说“麻醉啊”!
流寓川中，不改狂狷之风
早在1928年，台静农就在刘半农的引荐下，担任北京私立中法大学中文系讲师。1929年，他由中法大学转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升任副教授兼校长秘书。此后又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厦门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齐鲁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家眷辗转入川，失去教职，生活非常艰难。他先是到国立编译馆任职，后在1940年，应聘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
在四川的8年，台静农除了教学之外，多半是与师友诗酒往来，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与陈独秀的交往。1938年，台静农应老舍的邀请去重庆作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报告，在返回途中偶遇陈独秀。这对于台静农实在是“既感动又惊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说是台静农那一代青年的偶像。见到台静农，陈独秀简单寒暄几句就说，“我同你看柏先生(柏文蔚)去!”然后不管众人，领着台静农便走。此后台静农与陈独秀经常书信往来，台静农不仅多次拜访陈独秀，而且邀请他去当时女子师范学院的所在地白沙一游。陈独秀则对这位忘年交抱怨自己的高血压，而且因为台的关系，将自己编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和《中国古史表》交付编译馆编印出版。陈独秀逝世前数月，曾于鹤山坪写诗赠台静农，诗曰：“峰峦出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台静农非常珍惜这段忘年之谊，他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名，深情回忆陈独秀。可惜等到1990年11月10日台湾《联合报》刊登此作时，台静农已于前一目遽归道山，不复亲见了。
与信人君子交往，自然对于当时一些知识界媚俗政治的行为看不惯。台静农此时心中仍存激烈之气，看见不好的现象，不免就出言讥刺，虽然多次吃亏，仍然不改。1943年，重庆闹出一场“献鼎”的闹剧。一些群众团体向蒋介石进献九鼎，以纪念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铭文由顾颉刚撰写，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结果知识界哗然，台静农拍案痛斥。其后对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也作诗讽刺，在《孤愤》一诗中，他写道，“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暗。”他自注，“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至于长门赋，便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的行为，这大概是指当时一著名哲学家写《新理学》获得政府奖赏的事迹。据舒芜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有一次跟台静农闲聊，说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而听说台有可能获奖。台静农竟然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到了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狂狷之气，可见一斑。
正是对国民党政府充满反感，所以在学生反对政府的运动中，身为国文系主任的台静农站在学生的一边，抗战胜利后，因为复员的问题，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闹起了学潮，结果教育部决定将女师解散重组。台静农愤而辞职，以示不满。恰在这个时候，在台湾的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向其发来邀请，希望他能够赴台任教。当时台静农一家十余口，全指望其薪水度日，在这种情形下，台静农带着家眷离开大陆，赴台任教。
老去空余渡海心，坐对斜阳看浮云
1946年，台静农浮海而东，来到台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对于这片与祖国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土地，台静农在感到隔膜之余，也不免有着在此传承文化的愿望。他有诗云，“为怜冰雪盈怀抱，来写荒山绝世姿”。但他很快发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己所思所想未免过于书生气，如此，他很快便只是安心教书以谋生自期了。他安然住在台大的宿舍里，对于一些好友要他购房安居的建议一笑置之，对于他而言，台湾不过是个暂时的谋食之所，终非久居之地，因此他特地将自己的书斋名为“歇脚盒”，既名“歇脚盒”，自然就没有久居之意。另外身为北方人的他，对于海岛潮湿的气候也不堪忍受，每当此际，常常烦躁不安，不能自己。对于此种处境，他直言，“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1948年，接纳台静农人台的许寿裳遭到歹徒暗杀，这更增加了台静农的求 去之心。但在这时候，一家十余口悉数内迁又谈何容易，一再延期之后，局势更加动荡。等到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台海间交通断绝，台静农发现归乡只怕是遥遥无期了。如此，歇脚便变成了永驻。“歇脚盒”也就有名不副实之感。因为台大所在地叫做龙坡里，他便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龙坡丈室”，特地请自己的好友张大千书匾，另外还起了一个笔名，叫做“龙坡小民”。
1950年代的台湾，特务横行，高压政治无处不在。鉴于台静农在大陆一贯的左翼表现，加上与鲁迅亲密的关系，自然为特务所观照。据说在那个年代，一度在台静农的家门口对面，总会出现一些陌生人，摆下小木桌，做喝茶状，旁边不远处则停着一辆吉普车。处此艰难时世，台静农除了教书之外，不仅不谈论时世，而且决口不谈鲁迅，每天只沉迷于翰墨之间。
臺静农对于书法的爱好，最初是来自父亲的熏陶。他的父亲台佛岑酷爱书法，很早就指导台静农练习书法，静农隶书学《华山碑》和邓石如，楷书则学《麻姑仙坛记》，都颇有造诣。二十年代走上社会后，台静农又参加“圆台印社”，对于行书和篆刻有所涉猎。后来抗战时期入川教书，在沈尹默的指导下，开始临写古帖。也就在这个时候起，他对于倪元璐的书法很感喜爱，认为他的字“格调生新”，让人“心折”。但在渡海之前，他对于书法也大致是业余时间的笔墨游戏而已，并没有决心去下更多的功夫。但到了1950年代，情势大不相同，不仅归国无计，而且特务时时监视。除了教书之外，他既不能重拾创作的笔，撰写学术论文也是格禁甚多，就只能终日枯坐读书，加上这时候家庭间又有着一些矛盾，如此，心情郁闷、惆怅可以想见。他自言，“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
“诗必穷而后工”，书法也必然要能倾注书者的情感方为佳作。台静农苦习倪字，而后又各体兼姿，背后都有难以排遣的情绪气质存在。所以他不以书家自期，却最终在暮年以书法大家而重新出名。他作书法不仅不愿为人所知，而且更加不愿意论价叫卖，认为那比放在笼子里挂在宫中的莺雀还要让人难过。所以他的书法多数是题赠师友尤其是青年学生而作。但即便如此，因为书艺精湛，台静农善书之名很快便在知识界传播开来。1982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为其举办首次个人书法展，结果轰动全台。对于他的书艺，张大千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启功说他的书法，“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错错落落，到了酣适之处，真不知是倪是台。这种意境和乐趣，恐怕倪氏也不见得尝到的。”同为书家，启功更察觉到台静农书法背后的那种气质，他说，台先生“隶书的开扩，草书的顿挫，如果没有充沛的气力是无法写出的”。对于老友的这种气质，他一度不明白，说“谁知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台先生，而有这等虎虎有生气的字迹”。最后判定，“猛志固常在，又岂止陶渊明呢?”一位评论家直言，台静农的书法，“在点、捺、撇画中，流露出生命的墨泪斑驳与如刀的剑戟锋芒。”“是他与时代挣扎的结果。”
沉醉书法使台静农获得心境的平和，在台湾的四十余年里，他一直没有什么大病，师友便都笑言他是以书法来养生。但对于一位以乡土小说扬名文坛的作家而言，台静农没有一天不在思念故土。随着年华一天天老去，这种心情便更加炽烈。他曾经寄赠对联给自己的学生，复旦大学的淮之珍教授，联曰，“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就在他期待着重回故土的时刻，噩耗传来，1989年底，87岁高龄的台静农因为吞咽困难被送进医院检查，确认患上食道癌。患病之后，他思乡之心更加迫切，他曾在一篇序言中无限怅惘的写道，“无根的异乡人，都忘不了自家的泥土……中国人有句老话‘叶落归根’，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便是哪里了。”在卧病中，他曾经给启功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大声对启功喊，“你快来看我吧，再不来，就看不到了!”启功强压悲痛说，“台湾不让我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见面的。”不曾想，这两位老友终生不再相见，电话问候成为永诀。
1990年，卧病的台静农对于大陆亲人的返乡邀请，叹息说，“我不行了，走不动了。”在去世前，面对来探问的友人，他以诗相赠，是为绝笔，诗云：“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1990年11月9日，台静农在台大医院阖然长眠，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