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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了房子就有家,还是有了家就有房子?“吃好穿好不如自己的房子好!”这是一个武汉普通工人家庭三代的房子变迁故事。从“河南棚子”的租户,到今天住上花园洋房,房子见证着三代人的努力,见证着一家人所有情感都紧系房子的酸甜苦辣。
自然,他们的故事,真实地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
60年非同寻常,60年风雨兼程,是共和国奋进的60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理想与希望升腾的60年。从贫穷走向富裕是翻天覆地的变革,过去的贫穷和落后已成为刻骨铭心的回忆。
房子是涉及千万个家庭的重大课题。我家三代人住房的变迁,和社会千百个家庭一样,只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小小缩影。
“河南棚子”的一场大火
武汉是湖北省会,是全国工业重镇之一,有“九省通衢”之称。解放初期,我就租住在汉口铁路边。
那个时候,在这里居住的几乎全是解放前从事铁路、码头货物搬运的三轮车、人力车、挑夫等重体力劳动的苦力。紧邻的是从河南逃荒要饭而来的从事上述工作和拾荒为主的群体。解放后在京汉铁路一线搭棚建房、生儿育女生存下来,“河南棚子”由此而得名。这就是当年武汉鲜为人知的“棚户区”。
父亲是一位拉板车的工人,公私合营后,获得了正式工作,进入了国营装卸公司,虽收入微薄,但已有依靠的组织,当家作了主人,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
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的一天,临街的一场大火波及几条街,几百户房屋无一幸免。当时那样的惨景历历在目,家中的所有物件毁于一旦,唯一财产是母亲怀抱着的一床棉被和一只竹壳热水瓶。
大火给贫穷雪上加霜,全家六神无主了,母亲望着大片的废墟神经恍惚、两眼直发愣,由于过度悲伤从此落下了头痛和心口痛的毛病。
大火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时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国家虽贫穷,但是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赈灾救灾,发放救灾物资、救济款和贷款,号召全民“自力更生,重建国家”。记得当时对于家庭条件稍好的家庭,可以一户或几户拼凑起来建房,而我家是无能为力的,国家补助的75元也只是杯水车薪,稍解燃眉之急。
一家人住哪儿?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一户好心的邻居收留了我们,给我们温暖和关心,但住长了始终也不是长久之计。好在老房东没有忘记我们,于是我们将75元的补助作为建房投资,租用一间房,以此每月抵扣。
新房建好后,我们就住进了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间。说是搬家,有什么可搬的呢?没有家具,连坐的凳子都没有,床是从邻居那借来的两条长凳和木板搭起来的。说简单一点,搬进新家的就是六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人。但我们仍然很满足、很高兴。毕竟有了一个栖身之地。
这样一住就是十多年。
从分房到小窝棚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单位有了积累,着手解决多年沉积的住房问题,母亲也萌生了申请住房的要求和希望。
但僧多粥少,几千户同时伸手。领导为难,劝说生性老实忠厚的父亲。出于对组织的信赖,父亲放弃了完全能够到手的房子,为此母亲大为光火。不过单位领导还是讲信用的, 不久在汉正街购了几间旧房分配给我们和其他几家。
母亲带着妹妹去看了,但搬家之日才发现房子被另一家职工占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倒霉透了。经单位调节,我们只好搬到公司楼上一块空闲的角落,用油布围起来,算是一间住房了。与此同样的还有五家。这里环境很糟糕,拥挤不堪不说,火车汽笛的吼叫声、汽车鸣笛声、做生意小贩的叫卖声混成一片,特别是晚上难以入睡,但入住的六户人家就这样盼着、盼着理想和希望能实现。
事与愿违,许多汽车运输公司出现了,它的出现象征着人力板车将退出历史舞台,公司经济下滑了,再也无力修建住房了。住房成泡影了,怎么办?只好又搬回“河南棚子”。
这时我和弟弟已经参加工作了,靠邻居的帮忙,给父母租用了一套房子。房子很小,总共不过10平方米,房间内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我们回家探视时只能坐在床上,到了晚上还要用竹床和木板搭暗楼,暗楼很矮,只能爬进去。睡在上面简直无法翻身,只要稍稍一动就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比乘火车上铺还要难受好多倍。稍不小心,上面的衣服杂物还要从天而降。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还算是不错的。几年后更糟糕的事情来到了:房东的儿子结婚,要收回我们居住的房子。无奈之下,我们答应安置后搬家。
所谓安置,就是在屋后空地上的废砖、旧瓦、油毛毡搭起来的小窝棚。雨天漏雨,屋子摆满了接水的盆子。冬天寒风无孔不入,入夜从噩梦中冻醒,每当客人来或我们回家时,进出矮小的门都要低头弯腰,进出时只能由里到外依次坐在床上,出门时只能从外到里依次而出。
母亲没有文化,但是是一位贤良、十分爱清洁的女性。即使这样的条件,也总是将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年春节前将墙和屋顶都糊上废报纸,用炉灰铺地。
母亲常说,屋虽小但还是要有生气,不然人家瞧不起。母亲一生唠叨的是父亲没本事,到老还是要不来房子,让人家跟着受了一辈子的罪。
其实我们也知道父亲的委屈,他何曾不想呢?微薄的工资、多病的身体,要想买房建房,恐怕是下辈子的事情了。母亲告诫我们,人活着要争口气,要活得像个样子,吃好穿好不如自己的住房好。
等待拆迁的日子
1986年,辛劳一辈子的父亲因病去世,带着终身遗憾和对亲人的愧疚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母亲仍然守着小窝棚,等待着。她在等什么呢?
后来我们知道,她听信人家的传说,棚户列入了拆迁规划,要在这里建楼了。居委会开会说建楼后可以还建分配新房子。
哪知光打雷不下雨,让盼着的母亲等了一年又一年。
我们非常敬重母亲,这不仅是生养了我们,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要做人必须要有知识、不能当睁眼瞎,在万般艰辛的生活中,母亲坚持让我们兄弟四人读书。正因为母亲的执着,才有我们兄弟的今天。
我在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老百姓缺衣少食。为了渡过难关,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应届毕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当时我家人口多又无住的房子,母亲有病,还被居委会认为是包袱,在他们轮番的劝说下,老实巴交的父亲同意了举家迁到农村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对父亲说:要去你一个人去,为了孩子们的前程,我们不能去,哪怕是饿死、冻死在这里我们也不去!街邻们也依依不舍,认为这样做太不公平。于是这件事就拖了下来,
1962年中考后,我并没抱什么希望继续升学。我是家中长子,要帮家中分担压在父母肩上沉重的担子。在学校的动员会上,作为团支部书记的我,和几个同学报了名毕业后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八月初,学校发榜了,我居然考上了国防工业学校。这在住有上千户人家的棚户非同凡响,在棚户里的近百名考生中我是几个中考者之一,而考上国防工业学校的仅我一个人。这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是人生奋斗目标和方向逆转的起点,给棚户争了光,给父母露了脸,也给实现母亲的要求和愿望迎来了机遇和条件。
干打垒:房子的零突破
四年的中专生活结束后,我参加了祖国的大三线建设,在四川万县一个军工企业工作,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家,1989年考取了工程师,1996年又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当年的三峡建设是“深挖洞、广集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按战备的要求,部署要“山、散、洞”,即靠山、分散、隐蔽。当年无论是建厂房或生活设施均要遵循这个原则,同时考虑工农关系,不占良田好土。
房子是“干打垒”的,厕所是公用的——建在室外,且多在半山坡上。每天清晨,少妇小孩鱼贯如厕倒痰盂也算是一道风景。工作或生活均要爬坡上坎。建房分房,住房一律按当时的低标准,低水平建设。
结婚前,我一直住在单身职工宿舍。在住房上“零”的突破,是结婚1年后。1976年儿子出生,岳母来照顾。单身宿舍实在容不下了,向单位打了报告,搬进了山坡上一座平房中的一个13平方米小通间。
那时为了方便,中间用塑料布隔了起来,煮饭洗衣都在屋檐下,用油毛毡遮住作为厨房。上下班要走百步石梯。
第一次排队分房是在1979年,经过打分排队(同等情况摸号)后分得了一套18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孩子上学后,调大到20平方米左右。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向上攀,越往后走越有奔头。在那几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重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科技人员住宿稍有改善,当然这与当时国家财力也有很大关系。工厂修了一栋带卫生间带厨房的知识分子楼,每套三居室,就是现在所说的两室一厅一卫一厨,其实面积也不大,才30多平方米。当时分房是按学历职务职称,工龄打分排序。打分的公式如下:
工龄:每年加1分;
学历:大专以上加2分,中专高中以上加1分;
职务:厂级(正副处级)加3分,正科级加2分,副科级加1分;
职称:高级工程师(高级职称)加2分,工程师(中级职称)加1分;
夫妻双职工家庭,以其中最高分为依据。
这栋五层的楼房在职工反响很大,戏称“花园街五号”,寓意是干部搞特殊化。其实这是职工多年来的向往。在山沟里生活多年吃够了缺水缺电、远离市区、生活艰难的苦头,由于身在山沟消息闭塞,对于改革开放不甚理解。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住房格局变化,像这样的房子比比皆是,只是当时许多人未领悟到这一点。
三线调整的大格局启动以后,我们三线军工企业从万县的山里搬迁到重庆,职工向往的城市生活实现了。面对重庆市交通生活住房及配套设施的重大改革,特别是国家房改政策的出现,住房走向商品化,职工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
随着企业搬迁来到重庆后,按标准我分到了一套近70平方米两室一厅单元式的住房。无论在质和量新房在当时的重庆市都属于上等的。水电气配套齐全,结束了在万县烧蜂窝煤的时代。家里有卫生间,上厕所再也不用爬坡上坎了,出门是宽阔的马路。看到眼前的一切,心中满怀喜悦和说不出的感慨。
我和妻子商量的第一件事是把母亲从武汉接来。当年,母亲已85岁高龄了,看到干净、明亮的住房,洁白成套的家具,齐全的家用电器,母亲流泪了。不停地说,这辈子真没想到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我对母亲说,国家富强了,我们也在跟着进步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商品房时代
我们家房子变化的一次大飞跃,是儿子参加工作三年后的2001年,有了点积蓄,便在重庆市内按揭了一套商品房,面积80多平方米。
当时我和妻子还想不通,我们老实了一辈子,没借过钱,儿子年纪轻轻就背着10万元的债,这个压力太大。儿子说我们是老眼光,他说他的月工资3000多元,是我工资的4倍,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不用担心,提早买房也算是投资。用未来的钱提前过上好日子是现代人的思维。后来的事实说明儿子的眼光比我强,这套房子当时15万买下,2006年以27万卖掉,提早享受了生活还有钱赚。
听说孙子的新房入住了,母亲很想去看看。房子在7楼,对于高龄的母亲来说走上去是很困难的。母亲显得非常有精神,坚持不用我们背,自己一步一步,扶着栏杆直上7楼。进屋后,母亲没有坐下来休息而是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把整个房子看了个遍。那情景就像《红楼梦》里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我对母亲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了,过段时间有机会再买一套,让你单独住一间。儿子也对奶奶说,准备买一套电梯房,到时奶奶来住时,就不用上下爬楼梯了。
2002年,厂里开始集资建房,还是以打分为基础,按建房的成本价购买,当时的认购价是700元/平方米,多退少补。即使这么低的价格,在当时的国有职工的心中也是个很大的冲击,过去都是国家分房,怎么还要自己出钱建房啊?开始的时候集资建房不顺,大家都观望着,等到周边的商品房价高涨了,又着了慌似的排队认购。
按照集资建房的条件和规定,我们选购了一套四室二厅二卫的146平方米的错层式大套间。新房参照不同类型房屋建造的优点,高起点、高标准,配套设施齐全,一步到位。在住房质量上又是一次新的飞跃。
2005年,集资房落成,乔迁之日,儿子开着他的私车把奶奶接到新房,她径直一口气走进家里,在自己的房间里走过去走过来,看到我们给她准备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眼里噙满激动的泪花。
坐在铺有洁白大理石的窗台上,母亲沉思了许久,感慨地说:“这真是穷人大翻身呀,永远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恩德,永远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恩德。”儿子对他奶奶说,已经又按揭了一套电梯花园洋房,一年后交房,到时候不用爬楼了。
母亲晚年是幸福的,她随我们在重庆先后共同生活了近10个春秋。2007年10月7日,老母亲寿终正寂,享年九十三岁。母亲走得很安详,面色红润,嘴角还带着微笑。我知道她老人家再也没有住房的困扰和忧虑,没有什么遗憾和挂念,她在告诉后辈,她走得很高兴,很满意。
而今,我们也已迈过花甲。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60年,我们汲取和得到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从小看,是社会每个个体的梦想,从大看是国家富强的体现,也是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和希望的升腾。
自然,他们的故事,真实地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
60年非同寻常,60年风雨兼程,是共和国奋进的60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理想与希望升腾的60年。从贫穷走向富裕是翻天覆地的变革,过去的贫穷和落后已成为刻骨铭心的回忆。
房子是涉及千万个家庭的重大课题。我家三代人住房的变迁,和社会千百个家庭一样,只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小小缩影。
“河南棚子”的一场大火
武汉是湖北省会,是全国工业重镇之一,有“九省通衢”之称。解放初期,我就租住在汉口铁路边。
那个时候,在这里居住的几乎全是解放前从事铁路、码头货物搬运的三轮车、人力车、挑夫等重体力劳动的苦力。紧邻的是从河南逃荒要饭而来的从事上述工作和拾荒为主的群体。解放后在京汉铁路一线搭棚建房、生儿育女生存下来,“河南棚子”由此而得名。这就是当年武汉鲜为人知的“棚户区”。
父亲是一位拉板车的工人,公私合营后,获得了正式工作,进入了国营装卸公司,虽收入微薄,但已有依靠的组织,当家作了主人,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
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的一天,临街的一场大火波及几条街,几百户房屋无一幸免。当时那样的惨景历历在目,家中的所有物件毁于一旦,唯一财产是母亲怀抱着的一床棉被和一只竹壳热水瓶。
大火给贫穷雪上加霜,全家六神无主了,母亲望着大片的废墟神经恍惚、两眼直发愣,由于过度悲伤从此落下了头痛和心口痛的毛病。
大火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时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国家虽贫穷,但是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赈灾救灾,发放救灾物资、救济款和贷款,号召全民“自力更生,重建国家”。记得当时对于家庭条件稍好的家庭,可以一户或几户拼凑起来建房,而我家是无能为力的,国家补助的75元也只是杯水车薪,稍解燃眉之急。
一家人住哪儿?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一户好心的邻居收留了我们,给我们温暖和关心,但住长了始终也不是长久之计。好在老房东没有忘记我们,于是我们将75元的补助作为建房投资,租用一间房,以此每月抵扣。
新房建好后,我们就住进了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间。说是搬家,有什么可搬的呢?没有家具,连坐的凳子都没有,床是从邻居那借来的两条长凳和木板搭起来的。说简单一点,搬进新家的就是六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人。但我们仍然很满足、很高兴。毕竟有了一个栖身之地。
这样一住就是十多年。
从分房到小窝棚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单位有了积累,着手解决多年沉积的住房问题,母亲也萌生了申请住房的要求和希望。
但僧多粥少,几千户同时伸手。领导为难,劝说生性老实忠厚的父亲。出于对组织的信赖,父亲放弃了完全能够到手的房子,为此母亲大为光火。不过单位领导还是讲信用的, 不久在汉正街购了几间旧房分配给我们和其他几家。
母亲带着妹妹去看了,但搬家之日才发现房子被另一家职工占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倒霉透了。经单位调节,我们只好搬到公司楼上一块空闲的角落,用油布围起来,算是一间住房了。与此同样的还有五家。这里环境很糟糕,拥挤不堪不说,火车汽笛的吼叫声、汽车鸣笛声、做生意小贩的叫卖声混成一片,特别是晚上难以入睡,但入住的六户人家就这样盼着、盼着理想和希望能实现。
事与愿违,许多汽车运输公司出现了,它的出现象征着人力板车将退出历史舞台,公司经济下滑了,再也无力修建住房了。住房成泡影了,怎么办?只好又搬回“河南棚子”。
这时我和弟弟已经参加工作了,靠邻居的帮忙,给父母租用了一套房子。房子很小,总共不过10平方米,房间内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我们回家探视时只能坐在床上,到了晚上还要用竹床和木板搭暗楼,暗楼很矮,只能爬进去。睡在上面简直无法翻身,只要稍稍一动就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比乘火车上铺还要难受好多倍。稍不小心,上面的衣服杂物还要从天而降。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还算是不错的。几年后更糟糕的事情来到了:房东的儿子结婚,要收回我们居住的房子。无奈之下,我们答应安置后搬家。
所谓安置,就是在屋后空地上的废砖、旧瓦、油毛毡搭起来的小窝棚。雨天漏雨,屋子摆满了接水的盆子。冬天寒风无孔不入,入夜从噩梦中冻醒,每当客人来或我们回家时,进出矮小的门都要低头弯腰,进出时只能由里到外依次坐在床上,出门时只能从外到里依次而出。
母亲没有文化,但是是一位贤良、十分爱清洁的女性。即使这样的条件,也总是将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年春节前将墙和屋顶都糊上废报纸,用炉灰铺地。
母亲常说,屋虽小但还是要有生气,不然人家瞧不起。母亲一生唠叨的是父亲没本事,到老还是要不来房子,让人家跟着受了一辈子的罪。
其实我们也知道父亲的委屈,他何曾不想呢?微薄的工资、多病的身体,要想买房建房,恐怕是下辈子的事情了。母亲告诫我们,人活着要争口气,要活得像个样子,吃好穿好不如自己的住房好。
等待拆迁的日子
1986年,辛劳一辈子的父亲因病去世,带着终身遗憾和对亲人的愧疚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母亲仍然守着小窝棚,等待着。她在等什么呢?
后来我们知道,她听信人家的传说,棚户列入了拆迁规划,要在这里建楼了。居委会开会说建楼后可以还建分配新房子。
哪知光打雷不下雨,让盼着的母亲等了一年又一年。
我们非常敬重母亲,这不仅是生养了我们,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要做人必须要有知识、不能当睁眼瞎,在万般艰辛的生活中,母亲坚持让我们兄弟四人读书。正因为母亲的执着,才有我们兄弟的今天。
我在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老百姓缺衣少食。为了渡过难关,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应届毕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当时我家人口多又无住的房子,母亲有病,还被居委会认为是包袱,在他们轮番的劝说下,老实巴交的父亲同意了举家迁到农村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对父亲说:要去你一个人去,为了孩子们的前程,我们不能去,哪怕是饿死、冻死在这里我们也不去!街邻们也依依不舍,认为这样做太不公平。于是这件事就拖了下来,
1962年中考后,我并没抱什么希望继续升学。我是家中长子,要帮家中分担压在父母肩上沉重的担子。在学校的动员会上,作为团支部书记的我,和几个同学报了名毕业后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八月初,学校发榜了,我居然考上了国防工业学校。这在住有上千户人家的棚户非同凡响,在棚户里的近百名考生中我是几个中考者之一,而考上国防工业学校的仅我一个人。这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是人生奋斗目标和方向逆转的起点,给棚户争了光,给父母露了脸,也给实现母亲的要求和愿望迎来了机遇和条件。
干打垒:房子的零突破
四年的中专生活结束后,我参加了祖国的大三线建设,在四川万县一个军工企业工作,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家,1989年考取了工程师,1996年又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当年的三峡建设是“深挖洞、广集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按战备的要求,部署要“山、散、洞”,即靠山、分散、隐蔽。当年无论是建厂房或生活设施均要遵循这个原则,同时考虑工农关系,不占良田好土。
房子是“干打垒”的,厕所是公用的——建在室外,且多在半山坡上。每天清晨,少妇小孩鱼贯如厕倒痰盂也算是一道风景。工作或生活均要爬坡上坎。建房分房,住房一律按当时的低标准,低水平建设。
结婚前,我一直住在单身职工宿舍。在住房上“零”的突破,是结婚1年后。1976年儿子出生,岳母来照顾。单身宿舍实在容不下了,向单位打了报告,搬进了山坡上一座平房中的一个13平方米小通间。
那时为了方便,中间用塑料布隔了起来,煮饭洗衣都在屋檐下,用油毛毡遮住作为厨房。上下班要走百步石梯。
第一次排队分房是在1979年,经过打分排队(同等情况摸号)后分得了一套18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孩子上学后,调大到20平方米左右。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向上攀,越往后走越有奔头。在那几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重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科技人员住宿稍有改善,当然这与当时国家财力也有很大关系。工厂修了一栋带卫生间带厨房的知识分子楼,每套三居室,就是现在所说的两室一厅一卫一厨,其实面积也不大,才30多平方米。当时分房是按学历职务职称,工龄打分排序。打分的公式如下:
工龄:每年加1分;
学历:大专以上加2分,中专高中以上加1分;
职务:厂级(正副处级)加3分,正科级加2分,副科级加1分;
职称:高级工程师(高级职称)加2分,工程师(中级职称)加1分;
夫妻双职工家庭,以其中最高分为依据。
这栋五层的楼房在职工反响很大,戏称“花园街五号”,寓意是干部搞特殊化。其实这是职工多年来的向往。在山沟里生活多年吃够了缺水缺电、远离市区、生活艰难的苦头,由于身在山沟消息闭塞,对于改革开放不甚理解。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住房格局变化,像这样的房子比比皆是,只是当时许多人未领悟到这一点。
三线调整的大格局启动以后,我们三线军工企业从万县的山里搬迁到重庆,职工向往的城市生活实现了。面对重庆市交通生活住房及配套设施的重大改革,特别是国家房改政策的出现,住房走向商品化,职工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
随着企业搬迁来到重庆后,按标准我分到了一套近70平方米两室一厅单元式的住房。无论在质和量新房在当时的重庆市都属于上等的。水电气配套齐全,结束了在万县烧蜂窝煤的时代。家里有卫生间,上厕所再也不用爬坡上坎了,出门是宽阔的马路。看到眼前的一切,心中满怀喜悦和说不出的感慨。
我和妻子商量的第一件事是把母亲从武汉接来。当年,母亲已85岁高龄了,看到干净、明亮的住房,洁白成套的家具,齐全的家用电器,母亲流泪了。不停地说,这辈子真没想到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我对母亲说,国家富强了,我们也在跟着进步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商品房时代
我们家房子变化的一次大飞跃,是儿子参加工作三年后的2001年,有了点积蓄,便在重庆市内按揭了一套商品房,面积80多平方米。
当时我和妻子还想不通,我们老实了一辈子,没借过钱,儿子年纪轻轻就背着10万元的债,这个压力太大。儿子说我们是老眼光,他说他的月工资3000多元,是我工资的4倍,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不用担心,提早买房也算是投资。用未来的钱提前过上好日子是现代人的思维。后来的事实说明儿子的眼光比我强,这套房子当时15万买下,2006年以27万卖掉,提早享受了生活还有钱赚。
听说孙子的新房入住了,母亲很想去看看。房子在7楼,对于高龄的母亲来说走上去是很困难的。母亲显得非常有精神,坚持不用我们背,自己一步一步,扶着栏杆直上7楼。进屋后,母亲没有坐下来休息而是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把整个房子看了个遍。那情景就像《红楼梦》里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我对母亲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了,过段时间有机会再买一套,让你单独住一间。儿子也对奶奶说,准备买一套电梯房,到时奶奶来住时,就不用上下爬楼梯了。
2002年,厂里开始集资建房,还是以打分为基础,按建房的成本价购买,当时的认购价是700元/平方米,多退少补。即使这么低的价格,在当时的国有职工的心中也是个很大的冲击,过去都是国家分房,怎么还要自己出钱建房啊?开始的时候集资建房不顺,大家都观望着,等到周边的商品房价高涨了,又着了慌似的排队认购。
按照集资建房的条件和规定,我们选购了一套四室二厅二卫的146平方米的错层式大套间。新房参照不同类型房屋建造的优点,高起点、高标准,配套设施齐全,一步到位。在住房质量上又是一次新的飞跃。
2005年,集资房落成,乔迁之日,儿子开着他的私车把奶奶接到新房,她径直一口气走进家里,在自己的房间里走过去走过来,看到我们给她准备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眼里噙满激动的泪花。
坐在铺有洁白大理石的窗台上,母亲沉思了许久,感慨地说:“这真是穷人大翻身呀,永远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恩德,永远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恩德。”儿子对他奶奶说,已经又按揭了一套电梯花园洋房,一年后交房,到时候不用爬楼了。
母亲晚年是幸福的,她随我们在重庆先后共同生活了近10个春秋。2007年10月7日,老母亲寿终正寂,享年九十三岁。母亲走得很安详,面色红润,嘴角还带着微笑。我知道她老人家再也没有住房的困扰和忧虑,没有什么遗憾和挂念,她在告诉后辈,她走得很高兴,很满意。
而今,我们也已迈过花甲。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60年,我们汲取和得到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从小看,是社会每个个体的梦想,从大看是国家富强的体现,也是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和希望的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