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姊妹7个。俗话说“五男二女、七子团圆”，这一家应该是好福气、好幸福，而我家却不是这样。我13岁那年，父亲丢掉了全家赖以生存的工作；母亲因家庭人口多，操持家务，一直都是家庭妇女。因为穷得难以糊口，父亲当过搬运工、泥瓦匠手下的小工、炊事员，而干得最多时间最长的是收破烂。因为穷，我们兄妹7人，有5个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我自己则是靠助学金和假期打工挣了学杂费维持学业。因为穷，老大35岁才成家、老二32岁才结婚。
　　因为穷，我从小不知道进餐馆是什么感觉。儿时听人们议论的新雅、万花楼、东方红、时鲜楼酒家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尔路过也只能远远地看一眼橱窗中的样品，站近了唯恐那飘出来的美味刺激自己的味觉，加剧“咕噜咕噜”的肠鸣。
　　因为穷，我们全家一日两餐，而且永远是一干一稀，一律对待。唯一特殊的是母亲从全家极有限的生活费中抠出5分或1角钱，给父亲沾上半斤或一斤水酒。劳累一天的父亲端着酒碗分几口喝，每喝一口就“嗨”一声，眯起眼细细地品味一番，仿佛那是琼浆玉液一般。那时，站在桌旁的我，看到喝点酒能让父亲高兴一下，就想等将来自己长大了，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让父亲喝餐酒，快活快活。
　　斗转星移。1964年8月，我中专毕业分配了工作。当我第一次拿到30元工资时，心情激动，手也哆嗦，好像中了头彩一样。晚饭时，我把25元交给了母亲，剩下5元放在贴身的口袋内以备零用的急需。
　　那时期，家里穷得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平日里吃过晚饭后，一家人洗洗脸脚，就上床睡觉。有一天，两个弟弟吵嚷着要上省里（城中心）去玩玩，我也高兴地邀父亲一同出去走走。我们逛了胜利路，又看了中山路，走在象山南路上时已经晚上9点了。我突然看到在爱国电影院旁开了一家酒水卤菜店，加上自己肚子也有点饿，又想起儿时的愿望，一时兴起，就对父亲说：“老爸，今天我请您喝碗水酒。”父亲先是一旺，接着就同意了，两个弟弟立马欢天喜地地抢先在卤菜店靠门口的方桌上坐下。
　　春寒料峭，3月初的南昌夜晚还是凉飕飕的。我要了一斤卤猪耳朵、四碗水酒，给两个弟弟一人一份炒米粉。酒水店快到打烊的时间，但老板见有生意，就捅开已经封了的煤火，把水酒装在一只壶里放在火上加热；又熟练地割下一只猪耳朵，过秤、切碎、装盘，浇洒点葱酱后放在我们的桌上。一会儿，水酒热了。以前不喝酒的我陪着父亲，一口一口地品尝着水酒，感觉蛮舒服的；两个弟弟大口地吃着炒米粉，时不时地夹一块猪耳朵塞进嘴里，传出咬碎猪耳脆骨的声音也好像有节奏的音乐般动听。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我们兄弟几个吃喝，脸上慢慢地变红润了。他散给老板一支“欢腾”牌香烟，指着我说：“这是我第三个儿子，当医生的。”他脸上泛起少有的酒意神色，还热情地邀老板过来喝一碗：“烟酒不分家嘛！”
　　我们父子4人吃完后买单时，老板告诉说，猪头肉6角钱、三盘粉3角6分钱、水酒4角钱，共1元3角6分、江西地方粮票6两。这就是我至今难忘的第一次买单。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搀扶着脚步有点晃荡的父亲，口袋里装着老板用干荷叶包着的剩余的几片猪头肉。边走，父亲边说：“这路灯怎么越来越晃了，马路也觉得宽了、平整了。”又说，“我真高兴，我是不是醉了？”我泪眼婆娑：“老爸，困难总会过去的！您看，我们国家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家也会！下次，我们上东方红，不吃水酒、猪头肉，喝点三花、四特，再买包大前门尝尝！”父亲笑了，笑得很甜。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