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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作家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1985年赴美留学，自此移居美国，为了生存，毅然以英语写作，在英语的边缘地带，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空隙中开凿属于自己的语汇及叙事可能。“用英语写作，实际上你就觉得好像在边缘生活，不得不成为自己的里程碑，因为前后左右都没有人，所以必须有一系列作品，为自己建立一个立足点。”哈金说。
投身写作以来，哈金获奖无数，最为人所知的当属同获1999年美国“国家书卷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长篇小说《等待》，哈金乃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美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等待》的创作灵感源自他曾听闻的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以文革为背景，叙写主人翁孔林周旋于元配发妻和红粉知己间的难舍情缘，三人历经长达十八年的琢磨与企盼，情感终在幽幽漫漫的时光摧折下变得残破，人渐渐失却爱的本能。读来忧悒悲凉，像是一则对大时代投出的无声控诉。
对哈金而言，《等待》无疑是其写作生涯的转折点。此前，他曾出版过五本书，皆委由小出版社出版，《等待》则是第一本由商业出版社发行的作品。其后，又陆续出版《战废品》、《疯狂》、《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等长篇小说，或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或揣摩在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交相撞击下的火花，体现哈金一贯的创作轴心。
关注在边缘生活的人
哈金成长于中国东北的乡间，父亲是一名低阶军官，每隔几年便得换地驻军，一家人跟着父亲，住过许多地方，真要说何处是家乡，他也说不清。在中国生活的那段岁月，哈金未曾领略过优越的生活，相较活跃于北京、上海的人，他形容自己就像来自乡下地区的土包子。
儿时的生长环境，使他有机会充分感受生活的质量，考察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样态。“我们这些从偏远省份来的，更关心的不是中心的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在边缘生活的人。”
初抵美国，哈金特别震慑于其壮阔雄浑的地景，感到这是一块新而富庶的土地。他还记得见着人在湖滨垂钓，钓上来好大一条鱼，却不留下来吃食，又扔了回去。看见湖畔鹅鸭成群，不仅没人去抓，反而主动喂食，“因为小时候在大陆，野鸭子都要打死了吃的。”哈金笑着，道出赴美之初亲身感知的文化差异。
哈金原先打定主意学成后就要返回中国，后来由于一些变故，决定续留美国。一度因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压力甚大，并且万分迷茫。历经一年多的调适期，他才下定决心用英语写作，设法以此谋生。他说，这段时期特别煎熬，也特别漫长。在美求学期间，学费、生活费全得靠自己，为此他也曾去打工，然而，对他而言这些都不是最艰苦的，真正难熬的是盘旋在心口上的不安，而这份不安十多年后才逐渐获得消解。
在美国待的日子久了，哈金也意识到“这是你应该建筑自己家园的地方”。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的他，生活安静、简单，“只要不犯法、按时交税，基本上就不大有人会干涉你的生活。”他随即补充道：“前提是你一定得欣赏孤独。”提及家乡（homeland），哈金认为这个词的意涵涉及抵达（arrival）多于回归（return），尤其对于移民艺术家和作家而言，建筑家园的地方才是你的家乡，而唯有通过文学，才有可能真正地回归。
不再以代言人自居
哈金在他第一本书的序言中曾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当个中国底层人民的代言人。“一开始好像觉得自己是代言人，但以后慢慢写下去就觉得那种态度是不对的，因为所谓代言人就是一种优越感。”哈金憨笑着，语带谦虚地解释，在美国待的时日愈长，愈发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况且，离开昔日生长的土地太久了，生活的亲密感不再，自不敢以代言人自居。
1992年12月下旬，哈金赴纽约参加活动，同时寻觅教职。当时他初次阅读奈波尔的《大河湾》，每当情节到了紧要时刻，“过去必须踩在脚下”这警句就倏忽涌现，像是贯串全书的主旋律。“这个想法对我来说特别震撼，并不是说我同意，但是那种对过去的态度，一定要踩在脚下，你才能往前走，我觉得非常震撼。”
《大河湾》这部小说甚至使哈金觉悟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真实关系。在小说第二部的开场，叙述者感叹着一位比利时传教士的逝世，然而他的衰亡是如此的轻薄渺小，也许一度诱发了丝毫骚动，却又叫人转瞬即忘。群体的生活依旧如常，并未因为他的消亡而稍有变异。身处纽约大都会的哈金，游荡于曼哈顿繁盛喧哗的市街，清晰而沉痛地意识到，在这里，他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努力工作以求生存，他必须学会像个独立的人一样活着。
对此，他写下了一首题为《在纽约》的诗作为响应：
我在金色的雨中
沿着麦迪逊大道缓步而行，
载着太多的词语。
它们来自那一页，
说个人对于部族
多么不足轻重，
就像蜂窝继续繁荣
虽然一只蜜蜂消失了。
这些词句如秋日的落叶在他脑中翻飞，摩挲着他的壮志，渐渐地，他明了声称要作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是一件多么虚妄的事。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关键理由：他本身对于文学的态度起了变化，“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来看，我教书的头七、八年，从来不用‘艺术’这个词，后来慢慢觉得文学应该是艺术。”早些时候，他认定文学应当“有用”，讲究实用主义，尔后便改观了，主张文学应当在一种艺术结构中确定其价值。于是，他抛却了对于代言人身份的追求，倾心思虑的是在文学传统中能否有其开创性。
站在语言的边界上
早先，哈金曾出版过《于无声处》（Between Silence）、《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残骸》（Wreckage）三本诗集，亦曾于课堂上教授诗歌写作，赴波士顿大学任教后便逐渐潜心于小说领域。哈金对诗情有独钟，他认为好的诗，其叙述需有喷发的能量，具备抒情的浓度和流动的强度。写诗必须透彻地把握住语言的份量，仰仗饱满的直觉。在英美文学里头，母语非英语的作家当中，存在优越的小说家，却不见大诗人，“这是一个槛儿，很难过去。”
追溯起其文学源流，哈金认为中国古典诗和俄国作家给他的触发最为深远。中国诗词是自小背诵的，早已深化内心，其中尤以杜甫影响最大。至于中国当代作家中，除鲁迅对其某些短篇小说有些启蒙外，总体而言受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并不大。
到了美国以后，哈金发现很多美国作家相当看重俄国文学，便开始读起契诃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愈读愈喜欢。“我觉得是一种态度吧，他们描写的那种生活跟我个人经历比较接近，譬如说北方严酷的环境。果戈理的喜剧对我有些作品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英语世界中，作为一个非母语作家，势必得在这语言中挣扎，力图开创拥有自我风格的书写体系。将自己归入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之文学传统的哈金，想象着能创造出一种语言，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写的，可同时又很自然、很亲切。他说，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专擅的都是书面英语，他们的英语说得并不流利，可对这门语言确实是下了苦功的，“纳博科夫也耍玩英语，因为他懂好多种别的语言，看得出来他是靠学问创造出来的一种风格，我在想能不能有别的途径，但究竟能否做到不太清楚。”
在《在他乡写作》一书中，哈金曾说：“我必须说真话，必须对抗遗忘，必须关注那些比较不幸以及一无所有的人。”事实上，这跟他自身的生存环境有关，他在美国尝试用英语写作，总是在边缘生存，看待事物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
因为身处边缘，哈金写作的题材一般都是界乎两个国家、两个文化、两个语言，如《战废品》、《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等作品中涉及的课题。他对于纯粹单一的文化或语言并不感兴趣，令他感到兴味的，恰是异质文化的接缝处可能诱引的种种摩擦、隔阂、变迁与融合。一如他早年在中国东北服役时，与朝鲜人的相处经验，以及他数十年来在美国安居所遭逢的各式文化冲击和挑战。
从个人的眼光书写历史
长久以来，哈金不断地书写中国，试图将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编织进他的叙事轴线里，他曾说，这是出于某种心理上的需求，他必须藉由描写中国的过去，使自己与它分离。“像我的第三本诗集《残骸》，全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南京安魂曲》也是同样的，通过写一个现代史的中心事件，跟自己的过去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牢固的关系，完了以后，可以继续做别的事情。”哈金就像一只勤勉的蚕，不断吐丝，将历史缠绕成了厚实的茧。一旦故事写就，历史被完备了，人性的忧涩与光芒于其中缤纷呈显，他就破茧而出，羽化成蛾。
从以文革为背景的《等待》、描写朝鲜战争的《战废品》，到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安魂曲》，哈金多部作品皆以真实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在历史的向度上开展对于人性的深刻描绘。哈金被誉为写实主义的小说家，其写作除了仰赖大量而密集的史料考证，也揉和了自身的体验与觉察在其中。
哈金曾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五年，从中学到了所谓的纪律。“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下去，不会轻易放弃。特别是写长篇小说时，一定要有一种约束。”
当初哈金被纳编入一个新组建的边防团，没有营房，服役头半年就住在朝鲜的一个村子，村里全是朝鲜人，因着这段跟朝鲜人交往的经验，使得他在描述朝鲜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时，拥有一定的认知基础。“我们那时候经常走动，隔着一条江，可以看到朝鲜那面的山河土地是什么样子，因此我才敢写。对我来说这个很重要，要是我不知道的话，我不敢写，这些东西靠书本的研究是做不到的。”
哈金青春期的军旅经验仿佛是为了写就《战废品》所做的一场排练。他原为炮手，主要工作是扛炮弹，后来被改派作报务员，负责发电报。这段经历对于他往后写作《战废品》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废品》里头有部分篇幅详尽地叙述战俘营之间流通的密码，看似煞有其事，殊不知完全是哈金凭空杜撰的。他虽不会编码，但因为发过电报，起码逻辑是清楚的，才有办法自行研发出一套编码方式。
在《战废品》一书的扉页上，哈金题了一行字：“献给我的父亲，一个朝鲜战争的老兵。”事实上，关于战争的细节，他父亲说得极少，估计是一段难言的心理创伤，不愿轻易启齿。他父亲所从属的部队曾被美军围捕，被拘禁一阵后，好不容易才突围，险中脱困。
“大陆许多战俘以及一些到台湾的老兵，都有各种各样的回忆录，碎片般地，有的在杂志里头，有的成了集子。我把那些都读了以后，尽量把里头一些细节给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哈金解释道，《战废品》选择了回忆录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回顾战争始末，而非采取情节特别紧密的叙述方式，如此一来，叙事上比较具有开放性，许多细节可以掺杂进来。
除了阅读这些回忆录，哈金也参照了美国当地搜罗的大量战地摄影，这些照片赋予了很多文字无法提供的细节，像一个个有用的线索，带他重返现场。从照片中，他能够看见医院的模样、知道战俘都吃些什么，他甚至可以根据战俘所用的碗，评判他们能否吃得饱。
哈金相当看重历史事件，且采取了一种微观、细描的方式来重建历史现场及其对人性造成的冲击，“我一般都是从一个小人物、个人的眼光来看历史，我们谈到历史时，往往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官方的历史，强调共同性，把一些个体间的歧异给消灭掉了。对我来说，通过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写，可能是一种心理的需要吧，把历史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像《战废品》是从一个失败者的角度来谈历史，跟官方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哈金看到一些归来的战俘被誉为英雄，有些甚至成为名人，更有议员在竞选时，将过去被俘虏的事迹视为一种光荣，大加颂扬。然而，对于中国大陆的战俘来说，无不将之视为奇耻大辱，压根儿不能提，否则全家人都要跟着吃苦受罪。“这种震撼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震撼是一种感情上过不来，往往必须写点东西把感情给恢复过来。事实上，《战废品》写完了以后，心理上的恐惧感没有了，以前老有那种恐惧感，写完之后就释放出来了。”
新作《南京安魂曲》 从国际视角切入
新作《南京安魂曲》则是从国际的视角切入，以美籍传教士明妮·魏特林为主人翁，记叙南京大屠杀期间，明妮留守金陵女子学院，奋力保卫上万妇孺难民的经历。哈金正色地说，“我要强调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不光是中国人的经历、中国人的苦难，很多国际人士也介入其中，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实际上，美国的那些传教士很多最后都不正常了。”
哈金儿时常听老人家说起南京大屠杀，可对于其中的具体情况并不大清楚。赴美后，发现当地华人每年总要纪念此一历史事件，他和太太也参与过数次集会，直到读了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对于事件梗概才有了较清晰的理解，并第一次知道那段期间有一批外国人士为捍卫难民而坚守南京。
此书前后修改达四十多遍，始终找不到适切的叙事角度。“写作的三年多里，沉浸在七十年前的南京的气氛中的确令人沮丧，但这是工作条件，无法回避，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 ”
同样以战争为背景的前作《战废品》，虽大多数事件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主人翁却是虚构的；相较之下，《南京安魂曲》却由一位真实人物──明妮·魏特林领衔，在创作上无疑凭添诸多限制。情急之下，哈金创造了一个中国女人做明妮的助手，由她来讲述明妮的际遇，也带出自身的遭遇。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不同的叙述人，因为没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不能虚构。”日军的屠杀一开始来得凶猛而暴烈，待为期一个多月的残害告终，往后几年并没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妮身上，叙事该如何推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创造另一个故事──高安玲家的故事。从技巧上来说，每当魏特琳的故事没有那种创造的冲动力的时候，高安玲的故事可以进来，让叙事得以继续，但又不能喧宾夺主，只能是附属性的。实际上，这个故事本身必须有高家的故事，因为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是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有一种平衡。”
哈金认为，以魏特林的视角切入有利有弊，益处在于，若写得好，这将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反之，其局限性太大了，要如何以她为中心，同时又能妥善地阐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哈金说，曾有一位英国小说家同样以魏特林为中心人物，写过一本小说《南京》，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于是，在书中创造了一段恋情，虚构魏特林与一个中国人坠入情网，由于这名男子已有家室，无法回报这段感情，致使魏特林精神崩溃，走上绝路。“作为严肃的历史小说，涉及这么大宗的历史事件，我是不敢那么做的，那么做是不负责任的。”
把过去变成一种能量
“过去是自己的一部分，不管喜欢或不喜欢，你必须得接受，必须得承担，也放不下。”哈金说这话的时候，带着释然的心绪，已能宽心看待过往生命带来的一切。
人生划分为在母国和在美国两大阶段，哈金又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来处？有一说，美国是一片新大陆，踏上那块土地后，重新做人，终能归化为美国人。哈金自觉办不到，他29岁赴美，此前，“什么都塑造成了”。又有一说，自诩为世界公民，归属于哪个国家并不重要，笃志做一个自由的人。在哈金看来，这似乎也不太切实，“特别是华人，过去在你的脸上，到哪儿人家都知道你是从亚洲来的。”
“过去有那么大的负担，但不能什么都拿着，因为生活是个旅程，在路上，你不可能什么大包小裹都带着，也带不动，只能拿起最有用的、对你来说最宝贵的东西。过去应该使你的生活变得更有力气往前走。把过去变成一种能量，而不是成为一种包袱。”
像是《自由生活》尾声，主人翁武男创作的诗作《另一个国度》所揭示的：
你必须去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
在那里用文字的花环
编织你的家园，
那里有宽大的树叶遮住熟悉的面孔，
它们不会再因为风吹雨打而改变。
哈金早已经悄悄地，悄悄地出发。
投身写作以来，哈金获奖无数，最为人所知的当属同获1999年美国“国家书卷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长篇小说《等待》，哈金乃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美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等待》的创作灵感源自他曾听闻的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以文革为背景，叙写主人翁孔林周旋于元配发妻和红粉知己间的难舍情缘，三人历经长达十八年的琢磨与企盼，情感终在幽幽漫漫的时光摧折下变得残破，人渐渐失却爱的本能。读来忧悒悲凉，像是一则对大时代投出的无声控诉。
对哈金而言，《等待》无疑是其写作生涯的转折点。此前，他曾出版过五本书，皆委由小出版社出版，《等待》则是第一本由商业出版社发行的作品。其后，又陆续出版《战废品》、《疯狂》、《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等长篇小说，或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或揣摩在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交相撞击下的火花，体现哈金一贯的创作轴心。
关注在边缘生活的人
哈金成长于中国东北的乡间，父亲是一名低阶军官，每隔几年便得换地驻军，一家人跟着父亲，住过许多地方，真要说何处是家乡，他也说不清。在中国生活的那段岁月，哈金未曾领略过优越的生活，相较活跃于北京、上海的人，他形容自己就像来自乡下地区的土包子。
儿时的生长环境，使他有机会充分感受生活的质量，考察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样态。“我们这些从偏远省份来的，更关心的不是中心的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在边缘生活的人。”
初抵美国，哈金特别震慑于其壮阔雄浑的地景，感到这是一块新而富庶的土地。他还记得见着人在湖滨垂钓，钓上来好大一条鱼，却不留下来吃食，又扔了回去。看见湖畔鹅鸭成群，不仅没人去抓，反而主动喂食，“因为小时候在大陆，野鸭子都要打死了吃的。”哈金笑着，道出赴美之初亲身感知的文化差异。
哈金原先打定主意学成后就要返回中国，后来由于一些变故，决定续留美国。一度因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压力甚大，并且万分迷茫。历经一年多的调适期，他才下定决心用英语写作，设法以此谋生。他说，这段时期特别煎熬，也特别漫长。在美求学期间，学费、生活费全得靠自己，为此他也曾去打工，然而，对他而言这些都不是最艰苦的，真正难熬的是盘旋在心口上的不安，而这份不安十多年后才逐渐获得消解。
在美国待的日子久了，哈金也意识到“这是你应该建筑自己家园的地方”。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的他，生活安静、简单，“只要不犯法、按时交税，基本上就不大有人会干涉你的生活。”他随即补充道：“前提是你一定得欣赏孤独。”提及家乡（homeland），哈金认为这个词的意涵涉及抵达（arrival）多于回归（return），尤其对于移民艺术家和作家而言，建筑家园的地方才是你的家乡，而唯有通过文学，才有可能真正地回归。
不再以代言人自居
哈金在他第一本书的序言中曾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当个中国底层人民的代言人。“一开始好像觉得自己是代言人，但以后慢慢写下去就觉得那种态度是不对的，因为所谓代言人就是一种优越感。”哈金憨笑着，语带谦虚地解释，在美国待的时日愈长，愈发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况且，离开昔日生长的土地太久了，生活的亲密感不再，自不敢以代言人自居。
1992年12月下旬，哈金赴纽约参加活动，同时寻觅教职。当时他初次阅读奈波尔的《大河湾》，每当情节到了紧要时刻，“过去必须踩在脚下”这警句就倏忽涌现，像是贯串全书的主旋律。“这个想法对我来说特别震撼，并不是说我同意，但是那种对过去的态度，一定要踩在脚下，你才能往前走，我觉得非常震撼。”
《大河湾》这部小说甚至使哈金觉悟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真实关系。在小说第二部的开场，叙述者感叹着一位比利时传教士的逝世，然而他的衰亡是如此的轻薄渺小，也许一度诱发了丝毫骚动，却又叫人转瞬即忘。群体的生活依旧如常，并未因为他的消亡而稍有变异。身处纽约大都会的哈金，游荡于曼哈顿繁盛喧哗的市街，清晰而沉痛地意识到，在这里，他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努力工作以求生存，他必须学会像个独立的人一样活着。
对此，他写下了一首题为《在纽约》的诗作为响应：
我在金色的雨中
沿着麦迪逊大道缓步而行，
载着太多的词语。
它们来自那一页，
说个人对于部族
多么不足轻重，
就像蜂窝继续繁荣
虽然一只蜜蜂消失了。
这些词句如秋日的落叶在他脑中翻飞，摩挲着他的壮志，渐渐地，他明了声称要作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是一件多么虚妄的事。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关键理由：他本身对于文学的态度起了变化，“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来看，我教书的头七、八年，从来不用‘艺术’这个词，后来慢慢觉得文学应该是艺术。”早些时候，他认定文学应当“有用”，讲究实用主义，尔后便改观了，主张文学应当在一种艺术结构中确定其价值。于是，他抛却了对于代言人身份的追求，倾心思虑的是在文学传统中能否有其开创性。
站在语言的边界上
早先，哈金曾出版过《于无声处》（Between Silence）、《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残骸》（Wreckage）三本诗集，亦曾于课堂上教授诗歌写作，赴波士顿大学任教后便逐渐潜心于小说领域。哈金对诗情有独钟，他认为好的诗，其叙述需有喷发的能量，具备抒情的浓度和流动的强度。写诗必须透彻地把握住语言的份量，仰仗饱满的直觉。在英美文学里头，母语非英语的作家当中，存在优越的小说家，却不见大诗人，“这是一个槛儿，很难过去。”
追溯起其文学源流，哈金认为中国古典诗和俄国作家给他的触发最为深远。中国诗词是自小背诵的，早已深化内心，其中尤以杜甫影响最大。至于中国当代作家中，除鲁迅对其某些短篇小说有些启蒙外，总体而言受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并不大。
到了美国以后，哈金发现很多美国作家相当看重俄国文学，便开始读起契诃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愈读愈喜欢。“我觉得是一种态度吧，他们描写的那种生活跟我个人经历比较接近，譬如说北方严酷的环境。果戈理的喜剧对我有些作品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英语世界中，作为一个非母语作家，势必得在这语言中挣扎，力图开创拥有自我风格的书写体系。将自己归入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之文学传统的哈金，想象着能创造出一种语言，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写的，可同时又很自然、很亲切。他说，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专擅的都是书面英语，他们的英语说得并不流利，可对这门语言确实是下了苦功的，“纳博科夫也耍玩英语，因为他懂好多种别的语言，看得出来他是靠学问创造出来的一种风格，我在想能不能有别的途径，但究竟能否做到不太清楚。”
在《在他乡写作》一书中，哈金曾说：“我必须说真话，必须对抗遗忘，必须关注那些比较不幸以及一无所有的人。”事实上，这跟他自身的生存环境有关，他在美国尝试用英语写作，总是在边缘生存，看待事物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
因为身处边缘，哈金写作的题材一般都是界乎两个国家、两个文化、两个语言，如《战废品》、《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等作品中涉及的课题。他对于纯粹单一的文化或语言并不感兴趣，令他感到兴味的，恰是异质文化的接缝处可能诱引的种种摩擦、隔阂、变迁与融合。一如他早年在中国东北服役时，与朝鲜人的相处经验，以及他数十年来在美国安居所遭逢的各式文化冲击和挑战。
从个人的眼光书写历史
长久以来，哈金不断地书写中国，试图将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编织进他的叙事轴线里，他曾说，这是出于某种心理上的需求，他必须藉由描写中国的过去，使自己与它分离。“像我的第三本诗集《残骸》，全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南京安魂曲》也是同样的，通过写一个现代史的中心事件，跟自己的过去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牢固的关系，完了以后，可以继续做别的事情。”哈金就像一只勤勉的蚕，不断吐丝，将历史缠绕成了厚实的茧。一旦故事写就，历史被完备了，人性的忧涩与光芒于其中缤纷呈显，他就破茧而出，羽化成蛾。
从以文革为背景的《等待》、描写朝鲜战争的《战废品》，到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安魂曲》，哈金多部作品皆以真实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在历史的向度上开展对于人性的深刻描绘。哈金被誉为写实主义的小说家，其写作除了仰赖大量而密集的史料考证，也揉和了自身的体验与觉察在其中。
哈金曾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五年，从中学到了所谓的纪律。“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下去，不会轻易放弃。特别是写长篇小说时，一定要有一种约束。”
当初哈金被纳编入一个新组建的边防团，没有营房，服役头半年就住在朝鲜的一个村子，村里全是朝鲜人，因着这段跟朝鲜人交往的经验，使得他在描述朝鲜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时，拥有一定的认知基础。“我们那时候经常走动，隔着一条江，可以看到朝鲜那面的山河土地是什么样子，因此我才敢写。对我来说这个很重要，要是我不知道的话，我不敢写，这些东西靠书本的研究是做不到的。”
哈金青春期的军旅经验仿佛是为了写就《战废品》所做的一场排练。他原为炮手，主要工作是扛炮弹，后来被改派作报务员，负责发电报。这段经历对于他往后写作《战废品》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废品》里头有部分篇幅详尽地叙述战俘营之间流通的密码，看似煞有其事，殊不知完全是哈金凭空杜撰的。他虽不会编码，但因为发过电报，起码逻辑是清楚的，才有办法自行研发出一套编码方式。
在《战废品》一书的扉页上，哈金题了一行字：“献给我的父亲，一个朝鲜战争的老兵。”事实上，关于战争的细节，他父亲说得极少，估计是一段难言的心理创伤，不愿轻易启齿。他父亲所从属的部队曾被美军围捕，被拘禁一阵后，好不容易才突围，险中脱困。
“大陆许多战俘以及一些到台湾的老兵，都有各种各样的回忆录，碎片般地，有的在杂志里头，有的成了集子。我把那些都读了以后，尽量把里头一些细节给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哈金解释道，《战废品》选择了回忆录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回顾战争始末，而非采取情节特别紧密的叙述方式，如此一来，叙事上比较具有开放性，许多细节可以掺杂进来。
除了阅读这些回忆录，哈金也参照了美国当地搜罗的大量战地摄影，这些照片赋予了很多文字无法提供的细节，像一个个有用的线索，带他重返现场。从照片中，他能够看见医院的模样、知道战俘都吃些什么，他甚至可以根据战俘所用的碗，评判他们能否吃得饱。
哈金相当看重历史事件，且采取了一种微观、细描的方式来重建历史现场及其对人性造成的冲击，“我一般都是从一个小人物、个人的眼光来看历史，我们谈到历史时，往往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官方的历史，强调共同性，把一些个体间的歧异给消灭掉了。对我来说，通过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写，可能是一种心理的需要吧，把历史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像《战废品》是从一个失败者的角度来谈历史，跟官方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哈金看到一些归来的战俘被誉为英雄，有些甚至成为名人，更有议员在竞选时，将过去被俘虏的事迹视为一种光荣，大加颂扬。然而，对于中国大陆的战俘来说，无不将之视为奇耻大辱，压根儿不能提，否则全家人都要跟着吃苦受罪。“这种震撼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震撼是一种感情上过不来，往往必须写点东西把感情给恢复过来。事实上，《战废品》写完了以后，心理上的恐惧感没有了，以前老有那种恐惧感，写完之后就释放出来了。”
新作《南京安魂曲》 从国际视角切入
新作《南京安魂曲》则是从国际的视角切入，以美籍传教士明妮·魏特林为主人翁，记叙南京大屠杀期间，明妮留守金陵女子学院，奋力保卫上万妇孺难民的经历。哈金正色地说，“我要强调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不光是中国人的经历、中国人的苦难，很多国际人士也介入其中，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实际上，美国的那些传教士很多最后都不正常了。”
哈金儿时常听老人家说起南京大屠杀，可对于其中的具体情况并不大清楚。赴美后，发现当地华人每年总要纪念此一历史事件，他和太太也参与过数次集会，直到读了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对于事件梗概才有了较清晰的理解，并第一次知道那段期间有一批外国人士为捍卫难民而坚守南京。
此书前后修改达四十多遍，始终找不到适切的叙事角度。“写作的三年多里，沉浸在七十年前的南京的气氛中的确令人沮丧，但这是工作条件，无法回避，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 ”
同样以战争为背景的前作《战废品》，虽大多数事件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主人翁却是虚构的；相较之下，《南京安魂曲》却由一位真实人物──明妮·魏特林领衔，在创作上无疑凭添诸多限制。情急之下，哈金创造了一个中国女人做明妮的助手，由她来讲述明妮的际遇，也带出自身的遭遇。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不同的叙述人，因为没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不能虚构。”日军的屠杀一开始来得凶猛而暴烈，待为期一个多月的残害告终，往后几年并没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妮身上，叙事该如何推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创造另一个故事──高安玲家的故事。从技巧上来说，每当魏特琳的故事没有那种创造的冲动力的时候，高安玲的故事可以进来，让叙事得以继续，但又不能喧宾夺主，只能是附属性的。实际上，这个故事本身必须有高家的故事，因为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是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有一种平衡。”
哈金认为，以魏特林的视角切入有利有弊，益处在于，若写得好，这将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反之，其局限性太大了，要如何以她为中心，同时又能妥善地阐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哈金说，曾有一位英国小说家同样以魏特林为中心人物，写过一本小说《南京》，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于是，在书中创造了一段恋情，虚构魏特林与一个中国人坠入情网，由于这名男子已有家室，无法回报这段感情，致使魏特林精神崩溃，走上绝路。“作为严肃的历史小说，涉及这么大宗的历史事件，我是不敢那么做的，那么做是不负责任的。”
把过去变成一种能量
“过去是自己的一部分，不管喜欢或不喜欢，你必须得接受，必须得承担，也放不下。”哈金说这话的时候，带着释然的心绪，已能宽心看待过往生命带来的一切。
人生划分为在母国和在美国两大阶段，哈金又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来处？有一说，美国是一片新大陆，踏上那块土地后，重新做人，终能归化为美国人。哈金自觉办不到，他29岁赴美，此前，“什么都塑造成了”。又有一说，自诩为世界公民，归属于哪个国家并不重要，笃志做一个自由的人。在哈金看来，这似乎也不太切实，“特别是华人，过去在你的脸上，到哪儿人家都知道你是从亚洲来的。”
“过去有那么大的负担，但不能什么都拿着，因为生活是个旅程，在路上，你不可能什么大包小裹都带着，也带不动，只能拿起最有用的、对你来说最宝贵的东西。过去应该使你的生活变得更有力气往前走。把过去变成一种能量，而不是成为一种包袱。”
像是《自由生活》尾声，主人翁武男创作的诗作《另一个国度》所揭示的：
你必须去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
在那里用文字的花环
编织你的家园，
那里有宽大的树叶遮住熟悉的面孔，
它们不会再因为风吹雨打而改变。
哈金早已经悄悄地，悄悄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