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写过一篇著名的《谢本师》，表示与老师俞樾绝。后来周作人写了《“谢本师”》，表示与老师章太炎绝。及至抗日战起，周作人滞留北平不出，继之落水，周的一个学生(不忆为谁，是否沈启无抑或林庚？)又写了一篇谢本师的文章，表示与老师周作人绝。十几年前，我写《论章太炎》，本有一节专谈此事。及至看清样，忽然一股念头涌上脑际：这样写法，会否贻人以历史循环论之柄，乃删去。今天看来，这种念头诚然可笑，那时方当拨乱反正之初，岂止心有余悸，直是犹在悸中，有这种莫明其妙的念头亦不足为奇。近日思索这几位前人“谢本师”始末，深感历史老人如何在折磨与考验人。
　　章太炎写《谢本师》在一九○一年，时已倡言革命排满，《正仇满论》即写于是年八月。太炎和俞曲园反目，据太炎《谢本师》自述，谓“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遽曰：‘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俞曲园是否如此指斥太炎，是否指太炎远游台湾为不孝，无从自他处证实，师生之背离在于太炎排满革命，则可断言。
　　以下，太炎持论反驳老师，并严加指责：“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捍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廪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论承学，虽扬雄、孔颖达何以加焉？”措辞极为严刻。戴东原、全祖望皆清中叶以后人，并非明遗民，仕于清，太炎称之为受伪命。老师当清末造，不过做了个编修，的确不是“有土子民之吏”，亦称之为伪，而比之为扬雄、孔颖达。扬雄仕新莽，士林不齿，孔颖达在隋举明经，后仕于唐，俞曲园于扬、孔何与？以政治主张故，因俞曲园之顽固维护清室而反对之诚然，以扬、孔无以加比之，太炎有些不择言了。虽然，太炎此文毕竟是表达了他的革命主张，甚至不惜与受教八年的老师分途，应属可钦可敬。
　　在西方，师生之间发生这种事，大约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义，顺理成章，易于解释。中国可不同，“天地君亲师”，是供在堂屋的牌位，侵犯不得的，哪里有什么“真理”超过老师尊严的事？尽管韩愈说过“师道之不尊也久矣”的话，也未见其时学生公然“谢本师”的事。韩文中“尊”字，一本作“传”字。如作“传”字解，立意更不同。这种公开发表文字表明与老师背道之风，当在近代西风东渐日盛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薰染而生。清末动乱之际，师生异道的事，当非个别。梁启超流质多变，于乃师康南海，尤其后期，无论学术与政治，就屡有南北。周善培(孝怀)回忆，康有为极不满于梁启超对他不恭，对周说：“为什么你对你的老师赵熙(尧生)那样尊重恭敬，任公对我如此坏？”梁启超诚然在与人书信中对康有为多表不满，但未公然为文“谢本师”。“谢本师”之举，始发于好作奇峰突起的章太炎，并非偶然。章太炎的研究者，于此当可作解。
　　事过二十五年，轮到章太炎所写的历史来作弄他自己。周作人之与章太炎，关系、情谊均远不如章太炎之与俞曲园深。只是在一九○八年周作人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此后十几年中“我还没有见过先生一面”。但周自承：“对于国学及革命事业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训有什么供献，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于此可见周作人对太炎的尊重。可悲的是，周作人不得不仿乃师之所为，也作《“谢本师”》了。
　　周文说：“‘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我坐在萧斋里，不及尽见先生所发的函电，但是见到一个，见到两个，总不禁为我们的‘老夫子’惜，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主张的光复大业抛诸脑后了。我想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按一九二五至周作人写此文时之一九二六年八月间，章太炎屡屡发表反赤的演说与通电，且任上海反赤大同盟主席兼理事、反共救国大联合干事会主席。周作人称所见到的第三个电报，经查，指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所发《章炳麟通电》，载于同年是月十五日的《申报》。通电反对北伐，斥蒋介石“尊事赤俄，”“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希望他所致电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一串南北军阀做曾国藩，谓“昔卢循必待刘裕而后灭，洪、杨必待曾国藩而后破，……今之世虽无刘裕，而曾国藩为老生逮见之人，非不可勉而企也。”于是周作人表态：“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自爱惜令名。”心情是沉痛的，言词是平和的。
　　周作人此论，自然是从政治着眼。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赞扬老师早年之从事革命大业，以后来“先生好作不高明的政治活动”为不然，深深惋惜太炎辛亥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说是“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又说：“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种之经济，非Economics之谓。——振常按：此经济特种之“种”，疑为“科”之误)，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一句话，无意间道出了太炎在政治与学术间的矛盾。太炎弟子王仲荦生前曾对我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此语可为周作人看法作注解。太炎自然是卓越的学者，周作人惋惜太炎分心政治，影响了学术，望乃师成为纯粹的学者。这是周作人的心态与企求，以之与乃兄鲁迅所论的太炎，有所不同，亦可见弟兄二人的异趣。
　　鲁迅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自然指革命排满的功绩，文中虽不及太炎后来的政治活动，但必然对这些政治活动是不赞成的，且在其他文章中已有所议论，如指章参与孙传芳“投壶”为拉倒车。然而鲁迅眼中看太炎，却以为“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这是希望太炎在辛亥以后与时俱进，继续发扬其革命的雄风。其实太炎未归于宁静的学者之前，如上举周作人所说的讨赤的呼叫，早已和时代隔绝，甚至背离了。则其归于宁静的学者，为中国学术计，倒是大好事。周作人“谢本师”时，太炎未归于宁静的学者，周惋惜之，实望其归于宁静的学者。鲁写此文时，太炎方死，则惋惜其归于宁静的学者。这正是弟兄相异之处。其实鲁迅亦为卓越的学者，而上海十年，以文学为武器，从事于政治战斗，回溯太炎排满革命的经历，也就很自然地发而为此论了。
　　秉此，举鲁文一例。讲到在东京受业太炎，文章说：“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按指太炎在《民报》倡革命之说)，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记不得了。”自述听讲之故，少年心境，当是可信。但谓对所讲《说文解字》全无记忆，仿佛当时便不甚经心，恐未必然。近年从北京图书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分别发现了周树人记听讲《说文》的手稿两种，一九八八年六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以之影印成《说文解字札记》一册，翻阅全篇，发现鲁迅不但记录认真，记后且复加以整理，有所增益。于此，我以为鲁迅这一段文字，立意还在强调太炎早年的革命业绩。
　　不过，周作人并未真的与章太炎绝。后来太炎情况变化，周作人对老师态度也就改变。据《知堂回想录》引《日记》回忆，太炎于一九三二年春北游讲学，周作人不但两次去北大听讲(一次讲《论语》，一次周《日记》未记明讲题)，还参与了太炎弟子和北大同仁的几次宴太炎聚会，只有一次马叙伦宴太炎时周作人未去，那是因为“座中有黄侃，……不欲见之也。”并且，他自己在家设宴款太炎，极为隆重。“托(马)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请了钱玄同等陪宴，“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一直到晚十时半始散，“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师生相聚之情当必欢愉。同据这篇回忆录，周作人说，他之所以写《谢本师》，实因为太炎主张把北方交给张作霖，南方交给吴佩孚，在《谢本师》中“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振常按：文中并未写到李鸿章，此是周误记)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周作人尊师如故，当由于太炎晚年“末了回到讲学”(周语)，符合周作人的素望。章氏弟子集资刊刻《章氏丛书续编》，周作人也出资一百元，刊后分得了两部书。苏州章氏弟子刊行《同门录》，颇有宗派观念，鲁迅、许寿裳均未列入。然据钱玄同告周作人，《同门录》名单，全凭章太炎记忆所及列举，是以漏了好些人，而周作人“大名赫然在焉”，可见章太炎对弟子当年之“谢师”也不存芥蒂。章太炎死后半年，周作人还写了一篇《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作纪念。文中称乃师“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还有一事应予注意，周作人宴请章太炎，陪客中有俞曲园后人平伯，俞章之事亦应作一了结。
　　周作人后来亦落入被学生“谢本师”之列，亦他自造历史所必不可免。如果用贾谊《过秦论》的话，可谓“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谢”周的人如是沈启无，亦为晚节不佳的人，又得加上一个被哀的后人。历史严酷，最不容情。日本兼好法师说：“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至可叹息。”五四运动时，有人说：“年过四十，最好杀头。”《吴虞日记》记，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不吸收四十以上的人为党员。都是同一思路，自然不足征。老了并不就昏，要在与时俱进又不媚时，保持其清醒独立的意志与见解，斯为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