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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并没有让穆旦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改变他的主体性生存立场。在抗战初期“时代感情”等因素的作用下,穆旦事实上只看到“风景”。其早期诗歌中的个人与世界之对抗性关系,经由“风景”这个特殊的现代性认同装置被保存下来。内地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景观,也只是一种特殊的“风景”,让诗人进一步卷入现代性生存论装置深处,埋下后来的认同危机之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