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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大道边，广场上、大楼旁，几乎目光所及之处，都会看到一棵棵巨大的法国梧桐树。高大的树身像一只只手臂，擎起了一片片浓郁的绿荫。整个校园似乎都覆盖在这种苍郁而又厚重的绿色之中，既显出了岁月的悠远，又蓬勃着生命的活力。
六十年前，伴随着交通大学的西迁，在校园建设的夯歌声中，一棵棵幼小的树苗，栽种到在这片原本埋藏着汉唐的瓦砾、生长着金黄小麦的热土上。于是六十年后的今天，交大的校园中，便有了这些见证了六十年风雨沧桑的绿色生命。交大西迁西安的春华秋实，都写在它们的绿色年轮……
望着这些大树，我忽而想到，如果要是能走进这些大树的年轮，是不是还可以找到自己曾经留在交大校园中的那些星星点点的足迹？看到当年那个曾经被这所崭新的校园所震撼、所滋润，从而打开了希望心窗的小小少年……
一
记得第一次走进这所校园，是1959年的国庆节，这时的交大西迁古城已经三年，当时我10岁，居住在距离交大不太远的西安东郊的景龙池。
交大西迁是当年西安的一件大事，尽管我还只是个小学生，也知道有这样一所大学从上海搬到了西安，我们这座城市来了许多时髦的上海“阿拉”。这所大学就建在兴庆公园对面，就连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参加过修建公园的义务劳动。听说公园就是专门为交大修建的。那时的西安交大，在我们心中既非常时尚，又非常神秘，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整个一个“高大上”。
1959年的国庆是建国十周年大庆，记得国庆节那晚，在交大附属中学任教的姐夫带我去交大看焰火，这样，我才第一次走进了交大校园。
那天傍晚，我们早早来到交大，坐在体育场的看台。当夜幕降临，炮声轰鸣，一朵朵五彩斑斓的礼花在头顶绽放，像孔雀开屏、像天女散花、像钢花迸溅，又像百花齐放，以前在电影银幕上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节日焰火，竟然真的绽放在眼前，星光璀璨的夜空，仿佛是一个流光溢彩的梦，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记得那天在校园中，大人们开玩笑问我，交大好不好？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好”。
“那就好好学习，将来到这儿上大学”。
到交大来上大学，就是从那时起，成为深藏在我心底的一个憧憬。
二
仅仅几年之后，我竟然真的许多次走进了交大，遗憾的是，我却不是来上学，而是来串联声援，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进行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时的我只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自然而然被放逐于运动外围，仅仅是随大流跟着走……
那时的交大校园，昔日龙腾虎跃的运动场，变成了召开群众大会的会场；图书馆前的大喷水池，改造成了游泳池；一座座大楼内外贴满了大字报，空气中充满了一股糨糊的酸味，只有一株株法国梧桐树，在动荡的岁月中撑起一片片绿荫。
三
人生无常，有缘总会相逢。
就是在我远离古城、远离交大的那些年代，交大竟然用另一种奇特的方式，继续地给我年轻的生命以文化的熏陶和滋润。
1968年的深秋，上山下乡的时代潮把我卷到了宝鸡山区的固川公社，而交大附中的知青，就下乡在渭河对岸的晁峪公社。我们两个学校的知青，常常在同一个山区小站，乘同一趟火车往返于西安和固川，在同一个粮站交公粮、在同一个山区小镇的小饭铺中吃上一碗“片粉汤”。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生活，让来自上海的交大子弟和我们这些土著的古城青年惺惺相惜，结下了特殊的知青之谊。
那时，两校的知青常常交换各自带到农村的书籍。为了借一本书，为了向某位乐器高手请教，甚至为了学一首歌曲，我们不惜翻山过河，走几十里山路。记得我就多次辗转读过从交大附中知青那儿借来的外国小说。也曾陪着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学，到插队晁峪的交大周惠久教授的公子周立强那儿请教。
下乡三年之后，我又和两位交大附中的知青招工到同一个剧团，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更多的交大子弟。实话实说，这些优秀的交大子弟们由于来自上海大都市，生活成长在交大这一难得的大学环境中，文化起点高，见多识广，有着比我们更宽阔的文化视野。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更多地间接汲取到交大的文化养分。
记得我们曾在一个小屋中，紧闭门窗，用一个陈旧的手摇唱片机，偷偷听他们从家中带来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帕格尼尼的“野蜂飞舞”，奥伊斯特拉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唱片。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交大陈季丹教授的公子陈景亮，还提示我想象乐曲所表现的俄罗斯自然风光。他们日常所反复演练的小提琴和手风琴练习曲和著名独奏曲，在那个文化荒漠的年代中，也给我基础的西方音乐的熏陶。
更让我感动的是，即使在“文革”后期的艰难岁月中，这些交大子弟从未放弃上大学的理想，他们大都在不断自学，做好准备，等待着机遇的到来。在“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大都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进入高校，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我青年时代的挚友陈景亮，当年就考入交大，之后并以突出的学术成就获得国家科技大奖。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的行动也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我，在当年艰苦的岁月中，他们常常让我想起交大的那片绿荫，想起当年心中的憧憬。这也成为一种特别的奋斗动力。支持着自己坚定目标，刻苦创作，在之后的岁月中，在西北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事业上有了自己的收获。
四
“文革”十年的后期，虽然我远在外地工作，但交大的岁月年轮中，依旧留下我深深的脚印，交大的绿荫，依旧给我启迪和滋润。
记得是1975年的夏天，陕西省的有关方面，和交大联合在校园中举办了一个反映国际贸易包装方面的展览。因为展会上的展品太具特色，于是迅速风靡古城。人们众口相传，莫不以先睹为快，展馆前每天都排成长龙。
当时我正在西安休探亲假。还是姐夫送我的参观卷，这才在交大校园中参观了展览。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插上电源就可以变温暖可人，而且可以调控温度的电热毯；看到了精巧神奇的电饭煲；看到了轻轻一按就可以自动打开的雨伞；看到了外国烧制的比我们的景德镇瓷器还要优质和规整的瓷盘、瓷碗；看到了可以折叠的自行车等等，这些今天已经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日常用品，在当时的中国，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神器”。这个展会仿佛打开了一片天窗，让我真切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了解到我们当时在许多方面和国外的巨大差距。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这个时期，正是在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在各条战线开展整顿的时期。陕西省有关方面，抓住时机和交大一起，举办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展览。用事实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
五
1998年，在我上山下乡离开古城30年之后，我又调回了西安。仅仅半年之后，因为参与撰稿和拍摄电视片《西安五十年》，我又走进了交大。
这时的交大校园已经是旧貌变新颜。尽管大的格局依旧，但图书馆新大楼、思源中心等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我原本熟悉的那些法国梧桐树，也已经是树身粗壮、枝叶茂盛、绿荫遮天蔽日了。人常说：十年树木，数十年过去，当年的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而我们也都成为年近知天命的中年人，让人不胜感慨。
而我更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从这所古老的大学中不断获得润泽。而现在，我终于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这所大学奉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了。
在这部六集电视片的《长安神韵》一集中，我们把交大作为这座城市高等教育成就的集中体现，不但拍摄了大量西安交大校门和校园的镜头，而且采访了今天的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至今我还记得，那时的张书记年轻儒雅，思路明晰，语言精练，访谈拍摄一次到位。他也是这部电视片中出镜访谈的唯一一位大学领导。片子在完成剪辑送审时，反映文化教育的这一集，得到西安市领导的特别好评。
1999年国庆节前，在庆祝建国五十大庆的日子里，这部电视片正式播出，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依旧要深深感谢交大，因为交大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西安五十年》电视片的光盘，使我们的作品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保存。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套光盘。
六
新世纪的交大校园，已经成为一座绿风荡漾、流光溢彩的大花园。
交大1947届的校友、曾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西安交大时称赞道：“校园苍松翠柏，环境优美，是学习的好地方，应该出科学，出智慧，出新的科学家。”
就是在新闻记者的相关报道中，也一次次描述了交大的葱茏绿荫。
“步出科学馆，江总书记一行乘车来到西安交大‘康桥苑’。当总书记看到路两旁梧桐道上夹道欢迎的同学时，推开车窗，伸出手来，频频向同学招手示意……”
正是根据总书记视察交大校园的故事，在2001年，我和陕西省电视台著名导演葛玮，与交大团委的同学们一起，创作了歌舞情景表演《思源情》，由交大的青春学子排演，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2001“五月的鲜花———‘广厦杯’全国大学生新世纪西湖之约”》大型电视演唱活动，彰显了西安交大学校、学生的青春风貌和荣耀魅力。（这一活动全国只有22所高校参演，西安也只有交大和西大参加）
这一时期，由时任交大团委书记宫辉（现交大党委副书记）带队的交大辩论队，在全国电视辩论中连连告捷，载誉归来，他们也多次应邀亮相于陕西省电视台的各种晚会和电视节目，我们在合作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006年，在西安交大纪念建校110周年的晚会上，交大的青春学子朗诵了我创作的朗诵诗《我们和时代同行——西安交通大学礼赞》：
“走过岁月的沧桑，穿过历史的时空，/我们的学校像一部经典博大恢宏。/百年校史中激荡着黄浦江的涛声，/绿色校园里积淀着千年古都的文明。
……
岁月如歌，西安交大和时代同行，/行进在科学发展、民族复兴的流金岁月中。/大道如虹，西安交大和时代通行，/行进在和谐中国、和谐交大的盛世辉煌中。”
当激情澎湃的朗诵声回荡在交大的校园之时，我也被自己写出的诗行所感染。
最让我感到自豪和荣耀的是，2008年，我在给西安某系统做一次关于“三秦文化”的讲座时，得到了时任交大管理学院领导的肯定，从而聘请任教，于是我有幸走上了交大管理学院的讲台。在这里，我多次为来自沈阳、深圳等地的学员讲授《浅谈三秦文化》课程，受到了学员的好评。
这时，我感到自己已经化作了一片绿叶，融入了这座校园浓郁的绿荫……
七
这些年来，在和交大密切往来的同时，我也延续着和昔日交大附中老知青同学们的友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交大附中的高六六级返乡知青王克良，创办了西安老三届集团公司，曾决定投资五十万元，拍摄一部反映陕西老三届知识青年（包括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电视专题片。我作为撰稿人之一，参加了写作和拍摄。（其余几位撰稿人分别是作家莫伸、渭水和朱文杰）。交大附中的知青自然而然是我们采访和拍摄的重点之一。
在电视片中，我们先后采访拍摄了返乡创业的交大附中知青王克良，既展现了他曾经一度在八仙宫道观带领几十位道士从事劳动生产，并长达几年睡在用慈禧太后给八仙庵题写牌匾上的传奇经历，也展现了他下海从商，投资房地产，在西安南二环上盖起来“老三届”大厦的骄人业绩。剧组还拍摄了交大附中知青张自力自己制造飞机，并自驾飞机飞上蓝天的动人故事，特别是剧组还远赴宝鸡晁峪，往返三十里山路，背着摄像机走进秦岭深处的南岔一队，拍摄了下乡期间，被残忍杀害于此的交大附中女知青金兰珠的悲怆故事。那天，数十位交大附中老知青朗诵的悼亡诗行，也是出自我的笔下。
岁月悠悠，记忆永存。我曾把这些经历写成文章，收录在我的散文集《传说》一书中。老友朱文杰也曾专门创作了30万字的《老三届采访手记》一书，成为知青文学的畅销书之一。
八
“到交大来上大学”，是我从童年时就一直深藏的心底夙愿，多年以来，我一直为自己未能如愿而感到深深遗憾。但2012年，我的儿子考入了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研究生班，经过两年学习，于2014年毕业。自己的人生遗憾在孩子身上得到弥补，我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欣慰。
去年四月，我曾去上海，儿子特地带我到上海交大一游。走进这所自己在五十年前曾到过的校园，在儿子就读的学院中观览留影，我与交大几十年的历历往事涌上心头，真是百感交集。
在这里，我更加深切地感到，交通大学就是一棵架海擎天、绿荫蔽日的大树，它的120层年轮中，深藏着从黄浦江边到千年古都的无数故事和传奇，荣耀着无数璀璨的星辰，凝聚着无限的光荣和辉煌。
这棵大树的年轮还在继续增长，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西安交大生命之树常青。
六十年前，伴随着交通大学的西迁，在校园建设的夯歌声中，一棵棵幼小的树苗，栽种到在这片原本埋藏着汉唐的瓦砾、生长着金黄小麦的热土上。于是六十年后的今天，交大的校园中，便有了这些见证了六十年风雨沧桑的绿色生命。交大西迁西安的春华秋实，都写在它们的绿色年轮……
望着这些大树，我忽而想到，如果要是能走进这些大树的年轮，是不是还可以找到自己曾经留在交大校园中的那些星星点点的足迹？看到当年那个曾经被这所崭新的校园所震撼、所滋润，从而打开了希望心窗的小小少年……
一
记得第一次走进这所校园，是1959年的国庆节，这时的交大西迁古城已经三年，当时我10岁，居住在距离交大不太远的西安东郊的景龙池。
交大西迁是当年西安的一件大事，尽管我还只是个小学生，也知道有这样一所大学从上海搬到了西安，我们这座城市来了许多时髦的上海“阿拉”。这所大学就建在兴庆公园对面，就连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参加过修建公园的义务劳动。听说公园就是专门为交大修建的。那时的西安交大，在我们心中既非常时尚，又非常神秘，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整个一个“高大上”。
1959年的国庆是建国十周年大庆，记得国庆节那晚，在交大附属中学任教的姐夫带我去交大看焰火，这样，我才第一次走进了交大校园。
那天傍晚，我们早早来到交大，坐在体育场的看台。当夜幕降临，炮声轰鸣，一朵朵五彩斑斓的礼花在头顶绽放，像孔雀开屏、像天女散花、像钢花迸溅，又像百花齐放，以前在电影银幕上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节日焰火，竟然真的绽放在眼前，星光璀璨的夜空，仿佛是一个流光溢彩的梦，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记得那天在校园中，大人们开玩笑问我，交大好不好？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好”。
“那就好好学习，将来到这儿上大学”。
到交大来上大学，就是从那时起，成为深藏在我心底的一个憧憬。
二
仅仅几年之后，我竟然真的许多次走进了交大，遗憾的是，我却不是来上学，而是来串联声援，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进行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时的我只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自然而然被放逐于运动外围，仅仅是随大流跟着走……
那时的交大校园，昔日龙腾虎跃的运动场，变成了召开群众大会的会场；图书馆前的大喷水池，改造成了游泳池；一座座大楼内外贴满了大字报，空气中充满了一股糨糊的酸味，只有一株株法国梧桐树，在动荡的岁月中撑起一片片绿荫。
三
人生无常，有缘总会相逢。
就是在我远离古城、远离交大的那些年代，交大竟然用另一种奇特的方式，继续地给我年轻的生命以文化的熏陶和滋润。
1968年的深秋，上山下乡的时代潮把我卷到了宝鸡山区的固川公社，而交大附中的知青，就下乡在渭河对岸的晁峪公社。我们两个学校的知青，常常在同一个山区小站，乘同一趟火车往返于西安和固川，在同一个粮站交公粮、在同一个山区小镇的小饭铺中吃上一碗“片粉汤”。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生活，让来自上海的交大子弟和我们这些土著的古城青年惺惺相惜，结下了特殊的知青之谊。
那时，两校的知青常常交换各自带到农村的书籍。为了借一本书，为了向某位乐器高手请教，甚至为了学一首歌曲，我们不惜翻山过河，走几十里山路。记得我就多次辗转读过从交大附中知青那儿借来的外国小说。也曾陪着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学，到插队晁峪的交大周惠久教授的公子周立强那儿请教。
下乡三年之后，我又和两位交大附中的知青招工到同一个剧团，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更多的交大子弟。实话实说，这些优秀的交大子弟们由于来自上海大都市，生活成长在交大这一难得的大学环境中，文化起点高，见多识广，有着比我们更宽阔的文化视野。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更多地间接汲取到交大的文化养分。
记得我们曾在一个小屋中，紧闭门窗，用一个陈旧的手摇唱片机，偷偷听他们从家中带来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帕格尼尼的“野蜂飞舞”，奥伊斯特拉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唱片。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交大陈季丹教授的公子陈景亮，还提示我想象乐曲所表现的俄罗斯自然风光。他们日常所反复演练的小提琴和手风琴练习曲和著名独奏曲，在那个文化荒漠的年代中，也给我基础的西方音乐的熏陶。
更让我感动的是，即使在“文革”后期的艰难岁月中，这些交大子弟从未放弃上大学的理想，他们大都在不断自学，做好准备，等待着机遇的到来。在“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大都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进入高校，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我青年时代的挚友陈景亮，当年就考入交大，之后并以突出的学术成就获得国家科技大奖。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的行动也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我，在当年艰苦的岁月中，他们常常让我想起交大的那片绿荫，想起当年心中的憧憬。这也成为一种特别的奋斗动力。支持着自己坚定目标，刻苦创作，在之后的岁月中，在西北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事业上有了自己的收获。
四
“文革”十年的后期，虽然我远在外地工作，但交大的岁月年轮中，依旧留下我深深的脚印，交大的绿荫，依旧给我启迪和滋润。
记得是1975年的夏天，陕西省的有关方面，和交大联合在校园中举办了一个反映国际贸易包装方面的展览。因为展会上的展品太具特色，于是迅速风靡古城。人们众口相传，莫不以先睹为快，展馆前每天都排成长龙。
当时我正在西安休探亲假。还是姐夫送我的参观卷，这才在交大校园中参观了展览。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插上电源就可以变温暖可人，而且可以调控温度的电热毯；看到了精巧神奇的电饭煲；看到了轻轻一按就可以自动打开的雨伞；看到了外国烧制的比我们的景德镇瓷器还要优质和规整的瓷盘、瓷碗；看到了可以折叠的自行车等等，这些今天已经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日常用品，在当时的中国，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神器”。这个展会仿佛打开了一片天窗，让我真切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了解到我们当时在许多方面和国外的巨大差距。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这个时期，正是在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在各条战线开展整顿的时期。陕西省有关方面，抓住时机和交大一起，举办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展览。用事实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
五
1998年，在我上山下乡离开古城30年之后，我又调回了西安。仅仅半年之后，因为参与撰稿和拍摄电视片《西安五十年》，我又走进了交大。
这时的交大校园已经是旧貌变新颜。尽管大的格局依旧，但图书馆新大楼、思源中心等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我原本熟悉的那些法国梧桐树，也已经是树身粗壮、枝叶茂盛、绿荫遮天蔽日了。人常说：十年树木，数十年过去，当年的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而我们也都成为年近知天命的中年人，让人不胜感慨。
而我更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从这所古老的大学中不断获得润泽。而现在，我终于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这所大学奉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了。
在这部六集电视片的《长安神韵》一集中，我们把交大作为这座城市高等教育成就的集中体现，不但拍摄了大量西安交大校门和校园的镜头，而且采访了今天的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至今我还记得，那时的张书记年轻儒雅，思路明晰，语言精练，访谈拍摄一次到位。他也是这部电视片中出镜访谈的唯一一位大学领导。片子在完成剪辑送审时，反映文化教育的这一集，得到西安市领导的特别好评。
1999年国庆节前，在庆祝建国五十大庆的日子里，这部电视片正式播出，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依旧要深深感谢交大，因为交大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西安五十年》电视片的光盘，使我们的作品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保存。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套光盘。
六
新世纪的交大校园，已经成为一座绿风荡漾、流光溢彩的大花园。
交大1947届的校友、曾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西安交大时称赞道：“校园苍松翠柏，环境优美，是学习的好地方，应该出科学，出智慧，出新的科学家。”
就是在新闻记者的相关报道中，也一次次描述了交大的葱茏绿荫。
“步出科学馆，江总书记一行乘车来到西安交大‘康桥苑’。当总书记看到路两旁梧桐道上夹道欢迎的同学时，推开车窗，伸出手来，频频向同学招手示意……”
正是根据总书记视察交大校园的故事，在2001年，我和陕西省电视台著名导演葛玮，与交大团委的同学们一起，创作了歌舞情景表演《思源情》，由交大的青春学子排演，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2001“五月的鲜花———‘广厦杯’全国大学生新世纪西湖之约”》大型电视演唱活动，彰显了西安交大学校、学生的青春风貌和荣耀魅力。（这一活动全国只有22所高校参演，西安也只有交大和西大参加）
这一时期，由时任交大团委书记宫辉（现交大党委副书记）带队的交大辩论队，在全国电视辩论中连连告捷，载誉归来，他们也多次应邀亮相于陕西省电视台的各种晚会和电视节目，我们在合作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006年，在西安交大纪念建校110周年的晚会上，交大的青春学子朗诵了我创作的朗诵诗《我们和时代同行——西安交通大学礼赞》：
“走过岁月的沧桑，穿过历史的时空，/我们的学校像一部经典博大恢宏。/百年校史中激荡着黄浦江的涛声，/绿色校园里积淀着千年古都的文明。
……
岁月如歌，西安交大和时代同行，/行进在科学发展、民族复兴的流金岁月中。/大道如虹，西安交大和时代通行，/行进在和谐中国、和谐交大的盛世辉煌中。”
当激情澎湃的朗诵声回荡在交大的校园之时，我也被自己写出的诗行所感染。
最让我感到自豪和荣耀的是，2008年，我在给西安某系统做一次关于“三秦文化”的讲座时，得到了时任交大管理学院领导的肯定，从而聘请任教，于是我有幸走上了交大管理学院的讲台。在这里，我多次为来自沈阳、深圳等地的学员讲授《浅谈三秦文化》课程，受到了学员的好评。
这时，我感到自己已经化作了一片绿叶，融入了这座校园浓郁的绿荫……
七
这些年来，在和交大密切往来的同时，我也延续着和昔日交大附中老知青同学们的友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交大附中的高六六级返乡知青王克良，创办了西安老三届集团公司，曾决定投资五十万元，拍摄一部反映陕西老三届知识青年（包括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电视专题片。我作为撰稿人之一，参加了写作和拍摄。（其余几位撰稿人分别是作家莫伸、渭水和朱文杰）。交大附中的知青自然而然是我们采访和拍摄的重点之一。
在电视片中，我们先后采访拍摄了返乡创业的交大附中知青王克良，既展现了他曾经一度在八仙宫道观带领几十位道士从事劳动生产，并长达几年睡在用慈禧太后给八仙庵题写牌匾上的传奇经历，也展现了他下海从商，投资房地产，在西安南二环上盖起来“老三届”大厦的骄人业绩。剧组还拍摄了交大附中知青张自力自己制造飞机，并自驾飞机飞上蓝天的动人故事，特别是剧组还远赴宝鸡晁峪，往返三十里山路，背着摄像机走进秦岭深处的南岔一队，拍摄了下乡期间，被残忍杀害于此的交大附中女知青金兰珠的悲怆故事。那天，数十位交大附中老知青朗诵的悼亡诗行，也是出自我的笔下。
岁月悠悠，记忆永存。我曾把这些经历写成文章，收录在我的散文集《传说》一书中。老友朱文杰也曾专门创作了30万字的《老三届采访手记》一书，成为知青文学的畅销书之一。
八
“到交大来上大学”，是我从童年时就一直深藏的心底夙愿，多年以来，我一直为自己未能如愿而感到深深遗憾。但2012年，我的儿子考入了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研究生班，经过两年学习，于2014年毕业。自己的人生遗憾在孩子身上得到弥补，我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欣慰。
去年四月，我曾去上海，儿子特地带我到上海交大一游。走进这所自己在五十年前曾到过的校园，在儿子就读的学院中观览留影，我与交大几十年的历历往事涌上心头，真是百感交集。
在这里，我更加深切地感到，交通大学就是一棵架海擎天、绿荫蔽日的大树，它的120层年轮中，深藏着从黄浦江边到千年古都的无数故事和传奇，荣耀着无数璀璨的星辰，凝聚着无限的光荣和辉煌。
这棵大树的年轮还在继续增长，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西安交大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