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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印度经济以年均8.5%的速度增长,受到世界的瞩目,但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却一直是各项经济发展指标中的滞后因素。受到中国经济特区招商引资效果显著的成功启示,2000年,时任印度贸易部长的莫拉索里·马兰提出了建设印度经济特区的发展理念。国大党上台执政后,于2005年通过了《经济特区法案》,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从而使建设经济特区成为印度政府吸引海外投资的核心战略。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得印度各邦经济特区建设蜂拥而上,到2007年2月底,印度政府已经批准了237个经济特区,占地面积多达3.45万公顷。
令印度政府始料未及的是,经济特区计划遭到失地农民的激烈反抗,他们拒绝低价出让土地,与警察屡屡发生暴力冲突。2007年10月初,来自印度各地经济特区的近2.5万名失地农民从印度中部城市瓜里尔出发,朝着首都新德里开始了漫长的徒步游行。将近一个月后,这些身无长物,甚至是穿着一双拖鞋走完全程的农民抵达了新德里,示威反抗活动达到了高潮。
缘起:征地政策不完备。配套措施不健全
印度经济特区计划如今所遇到的尴尬局面,与经济特区开发时征地政策制定失误有很大的关系,而征地政策的制定,又和特区投资优惠、劳动就业等配套政策有内在的联系。
1、土地管理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备,是经济特区征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印度至今沿用的还是1894年制定的征地法,这项法案允许政府“以公共目的”征用土地,这原本是为了修建灌溉运河和公路而制定的法律。但是由于“公共目的”没有明确的界定,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法案经常被用于从不愿放弃土地的农民那里强行购买土地。另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印度土地改革一直存在很多漏洞,由于法律陈旧、登记程序复杂,因此农民常常对土地没有明确的权利,在面临强制征地时,农民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出卖土地,其出卖价格通常会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与此同时,2005年通过的《经济特区法案》对土地使用的要求过于宽松,致使许多地方打着建设经济特区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商业性的土地开发,这就相当于本应当对公共利益负责的“公权力”被滥用,征地法和《经济特区法案》沦为地方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进行寻租的工具。
以印度某公司在孟买附近的征地为例,该公司想要在孟买郊区的齐尔勒建立一个占地3.5万英亩的经济特区,孟买政府负责为这个项目征用45个村庄的土地。在当地,土地如用于商业开发,其征地价格在每英亩200万卢比到400万卢比之间,而孟买政府以建经济特区的名义征地,最多只需补偿农民40万卢比就可以拿到一英亩地。
2、过于优惠的特区投资政策造成就业保障机制的缺失,是印度经济特区征地问题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印度政府最初的设想是经济特区吸引外国企业投资建厂,失地农民经过技术培训后直接进厂工作成为产业工人。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经济特区法案》规定企业征用土地面积仅需四分之一用于加工业即可享受特区待遇,很多企业便利用这个空子,将所征土地的大部分用于房地产开发,只有一少部分用于建厂房、搞制造。这样,最初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目的而提出的经济特区建设计划,变成了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兴盛的催化剂。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生活陷入困境。新德里社会发展中心经济学家阿密特·巴杜里认为:“比起不公正的成交价格来说,农民在与土地分离后完全丧失生计的问题更为重要。”
影响:投资环境日下。经济问题政治化
经济特区的征地问题激化了印度的社会矛盾,恶化了投资环境。对经济特区的抵触情绪在印度国内像滚雪球一样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把外国企业视为新的殖民者,外国企业的投资活动举步维艰,投资者左右为难。由于不断发生反对投资的抗议活动,致使多个投资项目基本陷于停滞状态。有印度经济分析人士认为,“除非这些在农村努力挣扎维持生活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将获得足够的土地补偿和失去土地后继续维持生计的收入,否则他们就不会打破目前宁可不发展经济也绝不放弃土地的僵局”。可见,如果不解决目前的征地问题,印度经济将很难吸引到足够支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投资。
经济特区的征地问题也成为各地区在野政治力量攻击执政者的口实。最为典型的是西孟加拉邦,当地反对党对在该邦执政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以下简称印共(马)]就经济特区征地问题多次表示不满,要求该党主席、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下台。其实,在西孟加拉邦已经连续执政30余年的印共(马)素以劳苦大众的代言人著称,2005年《经济特区法案》甫一出台,印共(马)就曾要求中央政府修正经济特区的征地政策,设置最高占地标准。但是由于《经济特区法案》具有法律效力,且在短期经济利益驱动下,各邦特区竞相上马。印共(马)作为西孟加拉邦的执政者当然也不想失去这个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好机会,于是改变以往对经济特区和征地政策的谨慎态度,开始大面积收购土地。害怕失去土地的数万名农民采取“挖路障、炸桥梁”的办法阻止政府征地人员进入。政府则组织军警镇压,接连发生数起冲突,造成11人死亡,约70人受伤。这样,西孟加拉邦以草根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党终于找到了口实,该党主席宣布绝食抗议,并要求印共(马)主席、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辞职。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考虑到政治大局,该邦政府史无前例的做出让步,搁置了经济特区计划。这样,围绕经济特区征地的冲突,成为朝野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
出路:全方位公众参与有望实现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印度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选择何种发展模式、如何公正合理的进行利益分配,实现社会和谐等问题。印度发展经济特区过程中遇到的征地问题,说到底是在法律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商业资本(强势利益群体)利用地方政府(公权力)的保护,“合法”侵占农民(弱势利益群体)利益的问题。
按照传统观点,解决这种问题的主动权多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严格准入制度,避免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寻租,建立配套的保障措施等等。但是印度的民主基础好,公民社会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对比较成熟,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并非只能依靠政府,广大公众完全可以参与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关于经济特区征地问题,如果将包括农民在内的特区公众参与政策法规制定与协商作为必经程序建立起来,那么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都是公开的,修改和执行过程也都是透明的,政府和商人要钻政策空子就比较困难了。经过公众充分讨论的政策法规会更具合法性和权威性,能够尽可能照顾到各个利益群体的诉求,实施起来也更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原理,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充分的相关利益者和公众意见的表达机制,就不能平衡各种关系和利益,无法达到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目的。政府和专家都很难充分、全面地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政府作为管理者只能从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平衡协调各方的利益,这才是最聪明从而得到民众普遍尊重的政府。
据印度媒体报道,在2.5万名失地农民聚集在新德里要求土地权利后,印度政府于2007年10月29日宣布,将成立一个关于土地改革的特别委员会,并就土地政策和加快土地争议诉讼案件处理等问题提出建议。据悉,该特别委员会将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各方意见,并不排除修改《经济特区法案》的可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公众参与的决策模式真正能够在该委员会落实,那么印度经济特区的征地问题或许能有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从而为印度招商引资计划的顺利实施扫清障碍。
(责任编辑:肖雪晴)
令印度政府始料未及的是,经济特区计划遭到失地农民的激烈反抗,他们拒绝低价出让土地,与警察屡屡发生暴力冲突。2007年10月初,来自印度各地经济特区的近2.5万名失地农民从印度中部城市瓜里尔出发,朝着首都新德里开始了漫长的徒步游行。将近一个月后,这些身无长物,甚至是穿着一双拖鞋走完全程的农民抵达了新德里,示威反抗活动达到了高潮。
缘起:征地政策不完备。配套措施不健全
印度经济特区计划如今所遇到的尴尬局面,与经济特区开发时征地政策制定失误有很大的关系,而征地政策的制定,又和特区投资优惠、劳动就业等配套政策有内在的联系。
1、土地管理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备,是经济特区征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印度至今沿用的还是1894年制定的征地法,这项法案允许政府“以公共目的”征用土地,这原本是为了修建灌溉运河和公路而制定的法律。但是由于“公共目的”没有明确的界定,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法案经常被用于从不愿放弃土地的农民那里强行购买土地。另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印度土地改革一直存在很多漏洞,由于法律陈旧、登记程序复杂,因此农民常常对土地没有明确的权利,在面临强制征地时,农民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出卖土地,其出卖价格通常会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与此同时,2005年通过的《经济特区法案》对土地使用的要求过于宽松,致使许多地方打着建设经济特区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商业性的土地开发,这就相当于本应当对公共利益负责的“公权力”被滥用,征地法和《经济特区法案》沦为地方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进行寻租的工具。
以印度某公司在孟买附近的征地为例,该公司想要在孟买郊区的齐尔勒建立一个占地3.5万英亩的经济特区,孟买政府负责为这个项目征用45个村庄的土地。在当地,土地如用于商业开发,其征地价格在每英亩200万卢比到400万卢比之间,而孟买政府以建经济特区的名义征地,最多只需补偿农民40万卢比就可以拿到一英亩地。
2、过于优惠的特区投资政策造成就业保障机制的缺失,是印度经济特区征地问题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印度政府最初的设想是经济特区吸引外国企业投资建厂,失地农民经过技术培训后直接进厂工作成为产业工人。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经济特区法案》规定企业征用土地面积仅需四分之一用于加工业即可享受特区待遇,很多企业便利用这个空子,将所征土地的大部分用于房地产开发,只有一少部分用于建厂房、搞制造。这样,最初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目的而提出的经济特区建设计划,变成了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兴盛的催化剂。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生活陷入困境。新德里社会发展中心经济学家阿密特·巴杜里认为:“比起不公正的成交价格来说,农民在与土地分离后完全丧失生计的问题更为重要。”
影响:投资环境日下。经济问题政治化
经济特区的征地问题激化了印度的社会矛盾,恶化了投资环境。对经济特区的抵触情绪在印度国内像滚雪球一样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把外国企业视为新的殖民者,外国企业的投资活动举步维艰,投资者左右为难。由于不断发生反对投资的抗议活动,致使多个投资项目基本陷于停滞状态。有印度经济分析人士认为,“除非这些在农村努力挣扎维持生活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将获得足够的土地补偿和失去土地后继续维持生计的收入,否则他们就不会打破目前宁可不发展经济也绝不放弃土地的僵局”。可见,如果不解决目前的征地问题,印度经济将很难吸引到足够支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投资。
经济特区的征地问题也成为各地区在野政治力量攻击执政者的口实。最为典型的是西孟加拉邦,当地反对党对在该邦执政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以下简称印共(马)]就经济特区征地问题多次表示不满,要求该党主席、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下台。其实,在西孟加拉邦已经连续执政30余年的印共(马)素以劳苦大众的代言人著称,2005年《经济特区法案》甫一出台,印共(马)就曾要求中央政府修正经济特区的征地政策,设置最高占地标准。但是由于《经济特区法案》具有法律效力,且在短期经济利益驱动下,各邦特区竞相上马。印共(马)作为西孟加拉邦的执政者当然也不想失去这个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好机会,于是改变以往对经济特区和征地政策的谨慎态度,开始大面积收购土地。害怕失去土地的数万名农民采取“挖路障、炸桥梁”的办法阻止政府征地人员进入。政府则组织军警镇压,接连发生数起冲突,造成11人死亡,约70人受伤。这样,西孟加拉邦以草根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党终于找到了口实,该党主席宣布绝食抗议,并要求印共(马)主席、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辞职。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考虑到政治大局,该邦政府史无前例的做出让步,搁置了经济特区计划。这样,围绕经济特区征地的冲突,成为朝野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
出路:全方位公众参与有望实现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印度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选择何种发展模式、如何公正合理的进行利益分配,实现社会和谐等问题。印度发展经济特区过程中遇到的征地问题,说到底是在法律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商业资本(强势利益群体)利用地方政府(公权力)的保护,“合法”侵占农民(弱势利益群体)利益的问题。
按照传统观点,解决这种问题的主动权多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严格准入制度,避免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寻租,建立配套的保障措施等等。但是印度的民主基础好,公民社会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对比较成熟,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并非只能依靠政府,广大公众完全可以参与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关于经济特区征地问题,如果将包括农民在内的特区公众参与政策法规制定与协商作为必经程序建立起来,那么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都是公开的,修改和执行过程也都是透明的,政府和商人要钻政策空子就比较困难了。经过公众充分讨论的政策法规会更具合法性和权威性,能够尽可能照顾到各个利益群体的诉求,实施起来也更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原理,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充分的相关利益者和公众意见的表达机制,就不能平衡各种关系和利益,无法达到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目的。政府和专家都很难充分、全面地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政府作为管理者只能从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平衡协调各方的利益,这才是最聪明从而得到民众普遍尊重的政府。
据印度媒体报道,在2.5万名失地农民聚集在新德里要求土地权利后,印度政府于2007年10月29日宣布,将成立一个关于土地改革的特别委员会,并就土地政策和加快土地争议诉讼案件处理等问题提出建议。据悉,该特别委员会将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各方意见,并不排除修改《经济特区法案》的可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公众参与的决策模式真正能够在该委员会落实,那么印度经济特区的征地问题或许能有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从而为印度招商引资计划的顺利实施扫清障碍。
(责任编辑:肖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