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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昆曲艺术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录，成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 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从明天启元年到清康熙末年一百年间为极盛时期。清代中叶（乾隆年间） 以后 , 昆曲逐渐由盛而衰，到清代后期 , 昆曲班社大量减少，在苏州、上海仅存大雅、全福等几个班社；辛亥革命之后，连全福班也难以维持。盛行一时的昆曲面临着消亡、失传的危机。
一、扶危济困，创办昆曲传习所
为了能让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得以保存并传承下去，1921年，苏州的有识之士和昆曲爱好者贝晋眉、张紫东、徐镜清等发起创办昆剧传习所，参与者还有徐凌云、吴梅、孙咏雩等约20人。他们约定每人出资一百元，作为开办经费，借用苏州城北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地的一家会馆（属轮相局善堂）的十二间房屋为所址，并推举苏州道和曲社的曲友孙咏雩为所长。传习所的教师都是昆曲名班全福班后期的艺人，有沈月泉（教旦），沈斌泉（教净、小花脸），吴义生（教外、末、老生、老旦），许金彩（教旦），尤彩云（教旦）等，并设文化课。沈月泉被称为“大先生”。原计划招生30人，第一次招了20余人，学员都是十三四岁的贫苦子弟，一部分是全福班老艺人的子弟或亲戚、邻居。据倪传钺先生回忆，当时学员一律住宿，膳食由传习所提供，两荤两素一汤，两干一稀。每月逢五放假，一月休假三天。业务课上午二小时走台步，练武功，二小时学文化，写字。下午四小时拍曲子，一位教师教十至十二个学生，一张长桌，老师坐在当中，学员分坐两边，摊本子，念曲文，拍曲子，吹笛子。这长桌称为作台、拍作台。学员先学基础戏，第二年按行当（小生、老旦、小旦等）分开学，待学员肚子里有了几十出戏之后，再开始排戏，从易到难，循序渐进。
开办不久，便感到经费的严重不足。爱好昆曲的上海实业家穆藕初出资5万元，负担传习所所需经费。1922年2月，穆藕初以“昆曲保存社”的名义，在上海夏令匹克剧院彩串昆曲三天，为传习所筹集资金。穆藕初亲自粉墨登场，演出了《拜施分纱》（饰范蠡）、《折柳阳关》（饰李益）、《辞阁》（饰曾銑），贝企中、张紫东、徐镜清、俞振飞等均参加演出，其他剧目有《断桥》、《琴挑》、《跪池》等。三场演出，除开支外，余额八千大洋，全部赠给传习所。
学员进所的第二年，给学员取艺名。为了体现传习所薪火相传的宗旨，学员艺名中间都有一个“传”字，而第三字则是按行当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偏旁。小生行用“玉”字偏旁，以示玉树临风，如顾传玠、周传瑛、沈传琪；旦行用“草”字头，以示花草芬芳，如沈传芷、朱传茗、姚传芗、方传芸等；老生、外、末、净行用“金”字偏旁，以示黄钟大吕，如郑传鉴、倪传钺、沈传锟、周传铮等；付、丑行，用“水”字偏旁，以示口若悬河，如王传淞、华传浩、姚传湄等。除了中途退学的之外，当时取有“传”字艺名的学员有37位。这些艺名由穆藕初请上海曲友、语文教师王慕喆先生所取。
二、后生登台，被称为
“艺术的曙光”
传习所原规定学戏三年，帮演二年，五年满师。满师之前，学员们曾多次举行实习演出，主要在苏州、上海、杭州三地演出。1922年2月，传习所全体学员首次到上海大富贵酒家堂会演唱，节目有朱祖睿（即朱传茗）、周根荣（即周传瑛）的《寄柬》、《佳期》等。1922年下半年，传习所学员在董事张紫东家里演出，戏目有《见娘》、《学堂》、《刀会》、《游园》、《惊梦》、《养子》等。后来，又以昆剧传习所名义在苏州青年会戏院举行公演。穆藕初又与传习所商量，让学员到上海登台。1924年1月，他们到上海徐园（即徐凌云的双清别墅）小剧场作出科演出，他们的演出很受行家和观众的欢迎。同年5月，传习所到上海笑舞台公演，传习所的学员演出后，颇多好评。
1926年，传字辈学员满师，在满师前，应邀到上海新世界游乐场演出，每天日夜两场，每场3小时左右。由于天天要换戏，需要大量的剧目，学员门只能边演边学，拼命多学。沈月泉、陆寿卿等老师给学员们继续教戏、补戏，譬如《白罗衫》，以前学员只学了其中几个折子，这次沈先生又补教了其他的折子，以至可以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称为全本《白罗衫》。新一代昆曲人才的成长，使戏曲界的前辈艺人感到十分高兴，在上海的原全福班的老艺人丁兰荪、施桂林及京剧艺人蒋砚香、周五宝等也不辞辛苦地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们。通过几年的学习和演出实践，传字辈的演员逐渐成长起来，在昆曲表演方面到达了相当的水平，其中顾传琳、顾传玠、朱传茗、周传瑛、张传芳、施传镇、王传淞等崭露头角，渐有名声，其他演员也颇受好评。
三、“新乐府”献艺申城
在新世界演出没几个月，北伐战争开始，上海不少戏院停业，1927年传字辈结束演出，回到苏州。学员们就算结业，结业时学生约48人。1927年下半年，穆藕初的纱厂相继倒闭，没有经济力量继续资助传习所，他物色到上海大东烟草公司总经理严惠宇和原上海江海关监督陶希泉，由他们二位接办，仍由孙咏雩负责日常事务，并请俞振飞为顾问。他们随即组班成立“新乐府”，由沪上曲家张某良、俞振飞、吴吾尊、沈吉诚等人组织维昆公司，斥资2万元改建上海广西路的笑舞台，其全称为“笑舞台新乐府昆戏院”。“传字辈”艺人40余人为该班主要演员，这是沪上自全福班停锣后，重新出现的专业昆曲班社。新乐府开幕演出1927年12月13日于笑舞台举行。戏目有《狮吼记》、《长生殿》、《对刀步战》、《诱叔别兄》、《牡丹亭》等。1928年4月起，新乐府又游演于上海青年会、新世界、大世界及苏州青年会等处。常演剧目有折子戏《佳期》、《挑帘》、《跪池》、《痴梦》、《惊变》等；串折戏《长生殿》、《牡丹亭》、《绣襦记》、《连环记》等；新编本戏《衣珠记》、《翡翠园》、《贩马记》、《南楼传》等。为了争取观众，他们还请教京剧界擅长昆剧武戏的艺人林树森、王洪、张翼鹏等教授武戏，演出了《盗甲》、《安天会》、《大名府》、《蜈蚣岭》、《雅观楼》等，丰富了昆剧的演出剧目。
新乐府拥有传字辈演员40余名，又有陆寿卿、施桂林等一批老艺人随班教戏、演出，阵容强大，剧目丰富，反响很好。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一生二旦走红成名，一时知音咸集。他们采用包银制，最高的每月一百元，其他有每月六十、三十五、三十、二十五、二十二不等。这一时期，还招了一批新的学员，比传字辈小五、六岁，称为“小传字辈”。
1931年，新乐府内部发生纠纷，一是艺人们不满领班严惠宇、陶希泉的中间剥削和捧角作风以及包银差别太大；另一原因是顾传玠离班的风波。顾传玠当时在传字辈中是佼佼者，已经很有些名气，但他看不起唱戏这一“贱业”，一心想离班而入高等学府深造，藉以改换门庭。师弟兄多方劝阻未成，1931年顾传玠进了上海光华大学念书，并改名顾志成，后又入苏州东吴大学读书。顾传玠的离班对新乐府的影响很大。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新乐府于1931年6月散班。
四、“仙霓社”克难守望
新乐府解体后，传字辈的骨干演员们自力更生，在苏州又组织起合股合作的“共和班”性质的戏班。当时发起者十一人，他们是施传镇、张传芳、周传瑛、倪传钺、郑传鉴、赵传珺、姚传芗、华传苹、王传淞、顾传澜、刘传蘅，每人出资一百元，另有曲友的一些捐赠，用以置办戏服行头。他们开始在苏州演出，曾得到苏州著名的道和、禊集曲社的支持，但因观众不多而难以立足。不久重返上海，进大世界演出，著名文人孙玉声依唐李商隐“众仙同日咏霓裳”诗句，为戏班取名“仙霓社”。由郑传鉴、倪传钺主持社务，顾传澜值戏码。仙霓社还吸收了“小传字辈”的一批演员以及原全福班老生范荣生、原鸿福班老艺人汪双全等。最多时，社员有30余人。仙霓社除了演出传统折子戏外，还努力排演新戏，如《一捧雪》、《描金凤》等，扩大了剧目，并在艺术上有所改革。
其时，传字辈演员已进入艺术成熟的阶段，他们在传习所有名师传授，又经过多年舞台实践的磨练，艺术日趋精进，如老生施传镇、旦角姚传芗、冠生赵传珺等演技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然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社会动荡，戏曲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仙霓社在上海大世界、小世界、大千世界等处相继演出，仍难以长期立足。1933年，在苏州青年会公演后，又辗转于昆山、无锡、宜兴、南京及杭嘉湖一带。由于时局动荡，所到之处皆观众寥落。1936年夏，施传镇患伤寒症去世，不久，朱传茗去了程砚秋剧团教昆曲，又使戏社力量有所削弱。对仙霓社最大的打击是1937年抗战爆发，战火燃至上海，那时仙霓社在小东门福安游艺场演出，忽遭日寇飞机轰炸，福安游艺场被炸起火，仙霓社的戏箱全部化为灰烬。其后他们虽然挣扎着在大中华、东方书场等处演出，但衰颓之势已难挽回，在东方书场演出时，观众只剩下十二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仙霓社即告散尽。仙霓社的成员和其他传字辈的演员各奔东西，朱传茗、张传芳、华传浩等以给曲友们拍曲为生，郑传鉴、汪传钤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昆曲，沈传锟、刘传蘅、方传芸进了易方朔的滑稽戏班，周传瑛、王传淞搭了国风苏剧团，倪传钺、邵传镛、屈传钟、周传沧改行转业，沈传芷、刘传蘅流转各地，华传苹早夭，赵传珺贫病交迫，冻饿而死在上海的街头。
五、枯木逢春，传字辈
成为复兴继承昆曲艺术的
中坚力量
上个世纪40年代初，传习所的活动结束后，传字辈的艺人虽然四处星散，但大部分仍在艰苦挣扎。有的在国风苏剧团演戏，并带教学生，有的在戏剧学校或其他剧种的剧团教戏，或在各地的曲社拍曲和教戏。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昆曲艺术枯木逢春。传字辈艺人大多流落在江、浙、沪一带，这三地的人民政府及时安置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传字辈又成为复兴、继承昆曲艺术的中坚力量。
他们在培养昆曲艺术的接班人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上海来说，1955年上海市戏曲学校成立，举办第一届昆剧班，由朱传茗、沈传芷、张传芳、华传浩、郑传鉴、倪传钺等11位传字辈艺人担任教师。第一届昆剧班（后称昆大班）学员50余名，8年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昆剧人才，如蔡正仁、华文漪、岳美缇、计镇华、张洵澎、梁谷音、王芝泉、方洋、刘异龙等。这批学生由传字辈艺人精心传授了250余出折子戏，给他们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基础。这一批演员扮相俊美，嗓子好，基本功扎实，而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创造能力，后来成为活跃在昆剧舞台上的精英。
传字辈艺人除了在戏校传授昆曲剧目和技艺外，还通过其他多种形式进行传授。1981年起文化部多次举办昆剧演员培训班，由健在的传字辈老艺人传授，使一批濒于失传的剧目得以抢救下来。上海昆剧团能演的折子戏从250余出，增加到300余出。传字辈承上启下的风气还产生了连锁反应，昆大班、昆二班的艺术家又接过接力棒，担负起培养年轻一代的任务。
（作者为上海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阿伍
一、扶危济困，创办昆曲传习所
为了能让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得以保存并传承下去，1921年，苏州的有识之士和昆曲爱好者贝晋眉、张紫东、徐镜清等发起创办昆剧传习所，参与者还有徐凌云、吴梅、孙咏雩等约20人。他们约定每人出资一百元，作为开办经费，借用苏州城北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地的一家会馆（属轮相局善堂）的十二间房屋为所址，并推举苏州道和曲社的曲友孙咏雩为所长。传习所的教师都是昆曲名班全福班后期的艺人，有沈月泉（教旦），沈斌泉（教净、小花脸），吴义生（教外、末、老生、老旦），许金彩（教旦），尤彩云（教旦）等，并设文化课。沈月泉被称为“大先生”。原计划招生30人，第一次招了20余人，学员都是十三四岁的贫苦子弟，一部分是全福班老艺人的子弟或亲戚、邻居。据倪传钺先生回忆，当时学员一律住宿，膳食由传习所提供，两荤两素一汤，两干一稀。每月逢五放假，一月休假三天。业务课上午二小时走台步，练武功，二小时学文化，写字。下午四小时拍曲子，一位教师教十至十二个学生，一张长桌，老师坐在当中，学员分坐两边，摊本子，念曲文，拍曲子，吹笛子。这长桌称为作台、拍作台。学员先学基础戏，第二年按行当（小生、老旦、小旦等）分开学，待学员肚子里有了几十出戏之后，再开始排戏，从易到难，循序渐进。
开办不久，便感到经费的严重不足。爱好昆曲的上海实业家穆藕初出资5万元，负担传习所所需经费。1922年2月，穆藕初以“昆曲保存社”的名义，在上海夏令匹克剧院彩串昆曲三天，为传习所筹集资金。穆藕初亲自粉墨登场，演出了《拜施分纱》（饰范蠡）、《折柳阳关》（饰李益）、《辞阁》（饰曾銑），贝企中、张紫东、徐镜清、俞振飞等均参加演出，其他剧目有《断桥》、《琴挑》、《跪池》等。三场演出，除开支外，余额八千大洋，全部赠给传习所。
学员进所的第二年，给学员取艺名。为了体现传习所薪火相传的宗旨，学员艺名中间都有一个“传”字，而第三字则是按行当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偏旁。小生行用“玉”字偏旁，以示玉树临风，如顾传玠、周传瑛、沈传琪；旦行用“草”字头，以示花草芬芳，如沈传芷、朱传茗、姚传芗、方传芸等；老生、外、末、净行用“金”字偏旁，以示黄钟大吕，如郑传鉴、倪传钺、沈传锟、周传铮等；付、丑行，用“水”字偏旁，以示口若悬河，如王传淞、华传浩、姚传湄等。除了中途退学的之外，当时取有“传”字艺名的学员有37位。这些艺名由穆藕初请上海曲友、语文教师王慕喆先生所取。
二、后生登台，被称为
“艺术的曙光”
传习所原规定学戏三年，帮演二年，五年满师。满师之前，学员们曾多次举行实习演出，主要在苏州、上海、杭州三地演出。1922年2月，传习所全体学员首次到上海大富贵酒家堂会演唱，节目有朱祖睿（即朱传茗）、周根荣（即周传瑛）的《寄柬》、《佳期》等。1922年下半年，传习所学员在董事张紫东家里演出，戏目有《见娘》、《学堂》、《刀会》、《游园》、《惊梦》、《养子》等。后来，又以昆剧传习所名义在苏州青年会戏院举行公演。穆藕初又与传习所商量，让学员到上海登台。1924年1月，他们到上海徐园（即徐凌云的双清别墅）小剧场作出科演出，他们的演出很受行家和观众的欢迎。同年5月，传习所到上海笑舞台公演，传习所的学员演出后，颇多好评。
1926年，传字辈学员满师，在满师前，应邀到上海新世界游乐场演出，每天日夜两场，每场3小时左右。由于天天要换戏，需要大量的剧目，学员门只能边演边学，拼命多学。沈月泉、陆寿卿等老师给学员们继续教戏、补戏，譬如《白罗衫》，以前学员只学了其中几个折子，这次沈先生又补教了其他的折子，以至可以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称为全本《白罗衫》。新一代昆曲人才的成长，使戏曲界的前辈艺人感到十分高兴，在上海的原全福班的老艺人丁兰荪、施桂林及京剧艺人蒋砚香、周五宝等也不辞辛苦地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们。通过几年的学习和演出实践，传字辈的演员逐渐成长起来，在昆曲表演方面到达了相当的水平，其中顾传琳、顾传玠、朱传茗、周传瑛、张传芳、施传镇、王传淞等崭露头角，渐有名声，其他演员也颇受好评。
三、“新乐府”献艺申城
在新世界演出没几个月，北伐战争开始，上海不少戏院停业，1927年传字辈结束演出，回到苏州。学员们就算结业，结业时学生约48人。1927年下半年，穆藕初的纱厂相继倒闭，没有经济力量继续资助传习所，他物色到上海大东烟草公司总经理严惠宇和原上海江海关监督陶希泉，由他们二位接办，仍由孙咏雩负责日常事务，并请俞振飞为顾问。他们随即组班成立“新乐府”，由沪上曲家张某良、俞振飞、吴吾尊、沈吉诚等人组织维昆公司，斥资2万元改建上海广西路的笑舞台，其全称为“笑舞台新乐府昆戏院”。“传字辈”艺人40余人为该班主要演员，这是沪上自全福班停锣后，重新出现的专业昆曲班社。新乐府开幕演出1927年12月13日于笑舞台举行。戏目有《狮吼记》、《长生殿》、《对刀步战》、《诱叔别兄》、《牡丹亭》等。1928年4月起，新乐府又游演于上海青年会、新世界、大世界及苏州青年会等处。常演剧目有折子戏《佳期》、《挑帘》、《跪池》、《痴梦》、《惊变》等；串折戏《长生殿》、《牡丹亭》、《绣襦记》、《连环记》等；新编本戏《衣珠记》、《翡翠园》、《贩马记》、《南楼传》等。为了争取观众，他们还请教京剧界擅长昆剧武戏的艺人林树森、王洪、张翼鹏等教授武戏，演出了《盗甲》、《安天会》、《大名府》、《蜈蚣岭》、《雅观楼》等，丰富了昆剧的演出剧目。
新乐府拥有传字辈演员40余名，又有陆寿卿、施桂林等一批老艺人随班教戏、演出，阵容强大，剧目丰富，反响很好。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一生二旦走红成名，一时知音咸集。他们采用包银制，最高的每月一百元，其他有每月六十、三十五、三十、二十五、二十二不等。这一时期，还招了一批新的学员，比传字辈小五、六岁，称为“小传字辈”。
1931年，新乐府内部发生纠纷，一是艺人们不满领班严惠宇、陶希泉的中间剥削和捧角作风以及包银差别太大；另一原因是顾传玠离班的风波。顾传玠当时在传字辈中是佼佼者，已经很有些名气，但他看不起唱戏这一“贱业”，一心想离班而入高等学府深造，藉以改换门庭。师弟兄多方劝阻未成，1931年顾传玠进了上海光华大学念书，并改名顾志成，后又入苏州东吴大学读书。顾传玠的离班对新乐府的影响很大。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新乐府于1931年6月散班。
四、“仙霓社”克难守望
新乐府解体后，传字辈的骨干演员们自力更生，在苏州又组织起合股合作的“共和班”性质的戏班。当时发起者十一人，他们是施传镇、张传芳、周传瑛、倪传钺、郑传鉴、赵传珺、姚传芗、华传苹、王传淞、顾传澜、刘传蘅，每人出资一百元，另有曲友的一些捐赠，用以置办戏服行头。他们开始在苏州演出，曾得到苏州著名的道和、禊集曲社的支持，但因观众不多而难以立足。不久重返上海，进大世界演出，著名文人孙玉声依唐李商隐“众仙同日咏霓裳”诗句，为戏班取名“仙霓社”。由郑传鉴、倪传钺主持社务，顾传澜值戏码。仙霓社还吸收了“小传字辈”的一批演员以及原全福班老生范荣生、原鸿福班老艺人汪双全等。最多时，社员有30余人。仙霓社除了演出传统折子戏外，还努力排演新戏，如《一捧雪》、《描金凤》等，扩大了剧目，并在艺术上有所改革。
其时，传字辈演员已进入艺术成熟的阶段，他们在传习所有名师传授，又经过多年舞台实践的磨练，艺术日趋精进，如老生施传镇、旦角姚传芗、冠生赵传珺等演技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然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社会动荡，戏曲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仙霓社在上海大世界、小世界、大千世界等处相继演出，仍难以长期立足。1933年，在苏州青年会公演后，又辗转于昆山、无锡、宜兴、南京及杭嘉湖一带。由于时局动荡，所到之处皆观众寥落。1936年夏，施传镇患伤寒症去世，不久，朱传茗去了程砚秋剧团教昆曲，又使戏社力量有所削弱。对仙霓社最大的打击是1937年抗战爆发，战火燃至上海，那时仙霓社在小东门福安游艺场演出，忽遭日寇飞机轰炸，福安游艺场被炸起火，仙霓社的戏箱全部化为灰烬。其后他们虽然挣扎着在大中华、东方书场等处演出，但衰颓之势已难挽回，在东方书场演出时，观众只剩下十二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仙霓社即告散尽。仙霓社的成员和其他传字辈的演员各奔东西，朱传茗、张传芳、华传浩等以给曲友们拍曲为生，郑传鉴、汪传钤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昆曲，沈传锟、刘传蘅、方传芸进了易方朔的滑稽戏班，周传瑛、王传淞搭了国风苏剧团，倪传钺、邵传镛、屈传钟、周传沧改行转业，沈传芷、刘传蘅流转各地，华传苹早夭，赵传珺贫病交迫，冻饿而死在上海的街头。
五、枯木逢春，传字辈
成为复兴继承昆曲艺术的
中坚力量
上个世纪40年代初，传习所的活动结束后，传字辈的艺人虽然四处星散，但大部分仍在艰苦挣扎。有的在国风苏剧团演戏，并带教学生，有的在戏剧学校或其他剧种的剧团教戏，或在各地的曲社拍曲和教戏。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昆曲艺术枯木逢春。传字辈艺人大多流落在江、浙、沪一带，这三地的人民政府及时安置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传字辈又成为复兴、继承昆曲艺术的中坚力量。
他们在培养昆曲艺术的接班人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上海来说，1955年上海市戏曲学校成立，举办第一届昆剧班，由朱传茗、沈传芷、张传芳、华传浩、郑传鉴、倪传钺等11位传字辈艺人担任教师。第一届昆剧班（后称昆大班）学员50余名，8年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昆剧人才，如蔡正仁、华文漪、岳美缇、计镇华、张洵澎、梁谷音、王芝泉、方洋、刘异龙等。这批学生由传字辈艺人精心传授了250余出折子戏，给他们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基础。这一批演员扮相俊美，嗓子好，基本功扎实，而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创造能力，后来成为活跃在昆剧舞台上的精英。
传字辈艺人除了在戏校传授昆曲剧目和技艺外，还通过其他多种形式进行传授。1981年起文化部多次举办昆剧演员培训班，由健在的传字辈老艺人传授，使一批濒于失传的剧目得以抢救下来。上海昆剧团能演的折子戏从250余出，增加到300余出。传字辈承上启下的风气还产生了连锁反应，昆大班、昆二班的艺术家又接过接力棒，担负起培养年轻一代的任务。
（作者为上海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