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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为何被遮蔽
20世纪特定的知识构成使对中国古代画论核心词的理解杯弓蛇影,也影响到对中国画的阐释。
在“唯科学主义”、“再现论”的背景下,对中国古代画论核心词的理解往往发生了扭曲。比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现有的惯常阐释中,对它的解释是:“造化”,即大自然,“心源”即作者内心的感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说艺术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同时源自自己内心的感受。
在这样的一种解释中,可以注意到几个问题:
第一,“造化”被物质化、静态化、客观对象化为“大自然”,“万物相生,生生不息”的演变之理、动态特征在这样的解释中完全看不到。“物质化”、“静态化”过程和20世纪流行的“唯科学主义”有关,当然,唯物论在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客觀对象化”很大程度上是主客观二分法的流行所造成的必然。
第二,“师”,在“再现论”的背景下,多被理解为“模仿”、“临摹”。在这个词组中,“师”是一个动词,除了有“观察”等视觉层面上的含义之外,应该包含了“人”(不仅是艺术家)面对“造化”所构建关系的所有题中之意,比如“体悟”“感知”,也包含“敬畏”“天人合一”等更深层的哲学含义。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个理论问题,其实直接影响到艺术家的“观看之道”“创作之法。
第三,“中”被时代化了。按照对仗要求来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的“中”应该为“内”,或者“里”,但是张璪写的是“中”。问题是,“中”所普遍理解成的“内”,是个什么样的内?是翻江倒海,瞬息万变之念头?还是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精神癫狂,极致追求之渴求?亦或是澄明之境?几种状态,哪一种可谈“得”物象相生之法,气韵贯通之理,万物自在之道?如果联系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在此处更多的是一种修为状态,而非惯常解释之“内心”。
第四,时下的理解,“中得心源”“得”到的情绪、感知、情感波动、灵感时刻,乃至激情。将“心之波动”理解为“心源”,这就类似把河流的波纹理解为河流的源头了。
对中国古代画论核心概念“当下理解”的情况比比皆是。每个时代都会对以往的概念进行重新阐释,这不足为奇,奇怪之处在于,当宏大的、被删除了超越性的西方学科系统笼罩在本不以学科划分的“画论”之上时,基本切断了“画论”更深层的精神指向,尤其简单化了画论作者经史子集的治学背景,以及个人道德诉求,更甚之,曲解了他们的生命状态。
这不仅是对于画论作者,也包含我们现在所称的“画家”。
忽视“超越性”遮蔽了什么
“主体”问题的被忽视,反映在美术界,表现在艺术家被单层面化,“艺术家”精神活动的复杂性、个体性、超越性被忽视。
20世纪以来,以往的读书人一直在找寻自己新的定位,不舍传统,又能积极入世,“新儒家”基本是在这样的时空节点上产生的。如今看来,这一脉在现实中的实践并不得意。
自觉归类为“知识分子”一员的“艺术家”,只能放入这一更宏观的身份角色定位中去考量。目前,“艺术家”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实践、现实定位、传承节点?尽管当下没有多少艺术家做此类思考,但不思考不见得问题消失。事实是,这些问题在更深层面不停地搅动着艺术家的神经,呈现出价值取向,乃至艺术创作的混乱。
雪上加霜的是,对艺术家的深度个案分析至今依然严重欠缺。符号化解读的结果,致使很多艺术家被单层面化了。优秀的艺术家不停地向前探索,而“标签”似乎却不消失。有些艺术家本身也在藏家期待、市场行为的作用中不得不屈服,成为符号、专利的复制者。
现实层面如此,在此语境中,再谈“超越性”,仿佛是一种奢侈。艺术家是一个时代最有可能接近“超越性”的群体,事实上,很多艺术家的确在做此类探索。
问题是,对中国艺术家传统转化创作的阐释常常遇到归类于“玄学”的困境,无论这位艺术家动用的何种传统哲学理念,都引不起观众或者批评者的兴趣。“神道儿了”,“玩玄的”诸如此类的口语评价,可以折射出批评界对此类创作的兴趣索然。这一方面可能在于艺术家创作的无力,更可能是批评家自身对传统的无知。
时下,当代艺术家的“艺术语言探索”已经弥漫出视觉语言层面,或者抽象艺术领域,已经成为“主体”自我呈现的一种方式。“物质性”、“身体在场”被反复提及,两者紧密的咬合关系也已经建立,他们的“批判”已经冲出“题材优先”、“立场优先”这一弥漫于20世纪中国艺术的迷雾,并与欧美艺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如果此时不把这样一种探索进行充分展现,可能是我们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