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的今天，我们找到了他们中的几位。
　　70年前的9月，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百感交集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终于盼来了年年为之苦战、日夜为之煎熬的结果——胜利！
　　他们的名字叫——抗战老兵。
　　这个名字，在人们脑海中似乎已经定格成为一组英雄雕像——就如同每到胜利纪念日，我们就会去聆听老兵们讲述当年的故事一样，“以示纪念”。
　　其实，不应该仅仅如此吧。
　　请凝视这张由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拍下的照片，凝视这位曾登上1938年美国《生活》杂志封面的中国士兵的面孔，你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青春。
　　那时，他们也不过十几岁的年纪，也曾为学堂里的课业伤脑筋，也怀着好奇探索日益开阔的世界，也憧憬着未来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也因着初开的情窦而怦然心动……在他们成为“老兵”之前，他们便是我们的学长，是我们跨越时空的同龄人。
　　直到有一天，他们扛起了枪，将挽救苦难深重国家的重任，扛在了自己年轻甚至稚嫩的肩上……
　　
　　罗正达
　　1937年，18岁的他瞒着父母参军，奔赴淞沪战场。
　　1938年，因部队训练投弹事故失去右手。
　　热血洒淞沪
　　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年少的我瞒着父母成为了一名军人
　　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叫罗正达，是宁波慈溪人。小的时候，我只上过两年学，后来跟着父母做生意，成了一个小商贩，过着平凡的日子。
　　1937年，抗战爆发，打破了我宁静的生活。虽然我读书不多，但也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当时上海的战事十分紧张，而慈溪离上海非常近。我暗自下了决心：我要站出来保卫家乡，守护我的家人！当时，正好有部队到慈溪浒山招兵，我瞒着父母去报名，成为了一名军人。
　　那时，部队里全是和我一般年纪的青年，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就是要打败日本鬼子，保卫家乡不受敌人的蹂躏。刚巧遇上淞沪战事战况危急，刚刚入伍的我就跟随部队，赶赴上海淞沪会战的前线。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淞沪会战将成为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我第一次知道
　　什么是向死而生
　　最惨烈的淞沪一役
　　是我们最壮烈的青春
　　到了战场，我才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战争。连枪都没有摸过的我，却天天感受着穿云裂石的爆炸声……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战事的残酷，我只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结束这一切，结束这样恐怖的日子。
　　由于还没来得及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我没办法直接上战场，所以被安排在后方搬运弹药和运送伤员。战友们在第一线和日本人打，我们在后面一箱一箱地运送武器弹药。然而，战事的惨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弹药消耗得也特别快，上海松江火车站上空每天都有敌机来轰炸，声音震耳欲聋。
　　每到晚上，有一车又一车的伤兵从松江火车站被运到杭州等地。但是受轻伤的士兵不下战线，包扎一下又继续参战。而受重伤的士兵，很多还喊着要留在战场上继续杀敌。
　　我从没想过
　　自己可以没有麻药忍痛做手术
　　但比手术更痛的是
　　送别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后，我们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并转移至河南，需要每天训练，补充新的兵源。遗憾的是，还没等到跟敌军真刀真枪地拼杀，我的右手就没有了。
　　那是1938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师部特务连训练投弹。我刚刚拧开手榴弹的后盖，手榴弹就在我的手里爆炸了。我痛得快失去了知觉，右手抬不起来，头部、腿上、胸口、腹部也全是伤。
　　部队将我送往后方医院，医生说我的右手保不住了，只能做截肢手术。因为当时还没有麻药，医生让我咬住毛巾，忍受住手术刀的切割。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
　　在医院养伤的日子里，我也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每天都有抬进来的伤兵，不断有战友离我们而去。来自天南地北、不同部队的伤兵们在一起聊天，经常是有人聊着聊着就没有了声音，或者痛哭起来。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向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反击，打响了淞沪会战。战役持续了3个月，中日双方共投入约100 余万兵力，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淞沪会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由此进入了长期抗战。
　　
　　回到故乡
　　过着和以前一样平凡的日子
　　我更加知道
　　有尊严地活着 真好
　　抗战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踏进家门时，预想中抱头痛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我的父母欢天喜地地张罗着，迎接儿子的归来，好像根本没有在意儿子少了一只手。
　　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战争中，还有什么比活下来更好的呢！
　　回家后，我还是像参军前一样，跟着父母做小买卖，像普通百姓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我还有个心愿，就是趁自己还走得动，再去当年我打过仗、洒过热血的淞沪战场走一走，看看当年的战场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燃烧的天空
　　 　　
　　朱亚泉
　　1935年，17岁的他进入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
　　1938年，成为了一名空军机械士。
　　那年，我们青春年少
　　那年，我们血气方刚
　　那年，我们在杭州东郊的小镇上
　　练习着飞翔的梦
　　1935年，我17岁，初中毕业了。因为没有机会继续升学，我经人介绍进了一家工厂去上班，从一名练习生做起。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厂，而是一家造飞机的工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以下简称中杭厂）。
　　我所在部门叫机翼部，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师傅们一起加工机翼。在中杭厂期间，我学到了很多有关飞机原理和结构的知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机机械工。
　　我们厂边上，就是大名鼎鼎的“笕桥中央航校”，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在里面学习开飞机。我知道，那里就是“中国空军的摇篮”。我虽然当时和航校学员的接触并不多，也就是交接的时候会简单聊上几句，更谈不上像他们那样驾驶飞机上天，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一天，残酷的战争降临
　　那一天，多难的家国再一次遭受蹂躏
　　然而雏鹰们伸展开铁的翅膀
　　头也不回，冲向燃烧的天空
　　1937年夏天，我在中杭厂已经上班两年了。那个年代，通讯远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战争对我们来说，似乎仍然只是一个传闻——直到那一年的8月14日。
　　那天下午，我和同事们正在厂里把一架飞机推到外面准备起飞，厂区周边突然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日本军机来轰炸了！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油料库也被炸弹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我看到有2架飞机掉了下来，但不知道是哪方的，心都揪紧了。直到第二天，我翻看报纸才知道掉下来的是日机，并且不止2架，是6架，而我们中国的飞机毫发无损，真是太痛快了！
　　战争真真切切地打响了。
　　8月底，我和十几个同事被调到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我接手了大量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飞机。不少飞机的残骸中，还有牺牲的飞行员，那个场景啊，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人难受得不得了。当时的中国只能靠劣等装备，与军事强国日本对抗，简直就是拿血肉之躯在拼命，实在太惨烈了……
　　
　　8.14空战
　　又称“笕桥空战”，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空战，并以中国空军的胜利而告终。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进犯中国大陆沿海，轰炸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笕桥机场，此时刚刚着陆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战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紧急升空，迎击来犯敌机。经过一番空战，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创造了中国空军抗战史中上3 ∶ 0的辉煌战绩（当时中方宣传的战果是6 ∶ 0，后经考证确认，“笕桥空战”中击落敌机的数量为3架）。
　　打坏了我们的飞机，我们修理
　　击毁了我们的飞机，我们再造
　　即使屡战屡败，依然屡败屡战
　　我们奋战，我们坚持，我们胜利
　　就在南京沦陷前的半个月，我被派到了湖南衡阳，还是修理作战飞机。但是因为抗战形势越来越吃紧，衡阳的飞机已经没有几架了。为了集中机械工程人员的力量，空军成立了机械士大队，我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空军机械士。
　　在衡阳，我还组装过2架马丁飞机。马丁飞机是空军里的轰炸机，这2架马丁飞机后来也完成了一次壮举——1938年5月20日，它们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这次行动史称“纸片轰炸”，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遭遇外国军机的入袭，大大鼓舞了我们士气。
　　空战打到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有时候坐车，有时候坐飞机，打坏的飞机要拆回来维修，牺牲的战士要进行安葬。
　　在机场的工作争分夺秒，一旦有中国战机落地，我们要立即上前检查维修，子弹打光了加子弹，油没了加油。而日本飞机经常会来轰炸机场，可以说我们的每一次作业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
　　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有这样的精神，我们中国空军就是有这样的志气，不管敌人有多强大，不管你把我打成什么样，就是不屈服。就像我们中国的战机，尽管不停地被击落，可它们不仅没有被打光，反而越来越多了。
　　中国有句古话：得道者多助。我们的抗战是正义的，必然会得到各方的支持。中国空军后来相继得到了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援助，尤其是当陈纳德的飞虎队来了之后，中国空军的力量就更强了。我作为一名中方的空军机械士，也为飞虎队维修过受损的飞机，也安葬过牺牲的美国空军战士。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当时的那些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我的青春是伴着炮火成长起来的，我目睹了无数场空战，见证了无数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壮烈牺牲。他们都是英雄，应当被永远铭记。
　　
　　吴建云
　　1939年，19岁的他应征入伍。
　　1941年，加入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战。
　　一颗红星，两次远征
　　东瓜之战
　　我们万众一心
　　首场胜利
　　带给我们勇气
　　我是江西人，从小就是苦出身。唯独比别的孩子幸运的是，我读了5年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读5年书的人实在不多。
　　1939年5月，我应征入伍。当年的我刚好19岁。1941年底，中国组建缅甸远征军，我很光荣地加入其中。当时我们的师长是戴安澜，我是少尉报务员。 　　我们进入缅甸后，很快抵达战略要地东瓜城，那里的景象十分荒凉，城内空无一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开战，但是我每分每秒都能感受到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
　　我们到达得比较早，当日军抵达东瓜城下时，中国军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充分了。虽然当时中国军队是1万人，日军是4万人，双方战力悬殊，但是面对4倍于己的日军，我们所有将士都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信念，殊死拼杀。
　　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在师长的指挥下，最后以牺牲1000多人的代价，击毙日军5000多人，掩护了英军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场胜利。
　　这场东瓜之战打出了我们的气魄，也打响了我们的名声，连一向瞧不起中国军队的英国人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说，你们中国军人真厉害。英国《泰晤士报》也表扬我们：“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孤军撤退
　　痛失师长
　　从未有过的悲伤
　　从未有过的顽强和愤怒
　　日军因为没能很快攻下东瓜，又增加了两个师，把中国军队分块切断。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一面是险恶的环境，不时有毒蛇猛兽侵袭我们，另一面是围追我们的日军，撤退路上充满艰险。
　　在撤退途中，戴安澜师长受到敌人的冷枪袭击，身上好几处受伤。由于没有吃的，也没有药物，戴师长不幸牺牲。
　　戴师长走的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在孟关，我们砍下胳膊粗的树枝做成担架，抬着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边走边哭。由于缅甸天气湿热，师长的遗体不断腐烂，一路上，大家都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盖在师长身上，什么军衔的都有，士兵、尉官、校官……
　　戴师长作战特别英勇，每次打仗时都会冲到前面。他不仅是我们的指挥官，更是我们师的军魂。缅甸的野人山环境艰险，没有吃的，我们不断地向前走着，也不断地有人倒下。有一回，我又累又饿，真的走不动了，想死在那儿算了。这时，一个战友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们走，我们还要回来，为师长报仇！”
　　对，要为师长报仇！想到师长，我重新站了起来，走到山坡，见到草、树皮，只要是能往嘴里塞的我全吃了下去，总算保住了性命。
　　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从野人山死里逃生的我，留着长长的头发，脸、脖子都是黑的，十足一个野人。其他战友也都是那样，但是我们始终没有遗弃戴师长的遗体。
　　到达的那天，对着已经高度腐烂的师长遗体，我们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我们还要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再次远征
　　带着必胜的决心
　　为师长报仇
　　我们不再退缩
　　如果说我第一次参加远征军是被征调过去的话，那么第二次就完全是自愿的。因为我要上战场为戴师长报仇！
　　我随部队去了印度，到了1944年4月，我们开始反攻，从印度向缅甸进军。
　　有一次，我们走了14天，迂回敌后，一个营分三路包围日军18师团司令部。虽然日军拼命负隅顽抗，但是我们把日军死死包围到了第二天早晨。日军死伤不少，连司令部的军印都被我们打丢了。
　　我们乘胜追击，紧接着又会战孟拱。我们把日军层层包围。晚上，日军从河边突围，我们在河边设置了两挺机关枪，不断扫射。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河面上已经漂了一层敌人的尸体。我们终于为戴师长报仇了。
　　最后，我们终于在中缅边境云南芒市与云南远征军会师，举行了庄重的仪式。我的军衔从少尉升到了上尉。喊着“下次会师到东京”的口号，我们凯旋而归。远征军一回国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我为我是远征军的一员而自豪。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但每次想起在缅甸的那些日子，想想那些惨烈的战斗，那些河上漂着的尸体，还有吃过的豹子肉和蟒蛇肉，我还是会觉得恐惧。
　　
　　1941年底，日军入侵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缅甸。为配合盟军英国军队作战，并保卫“国际援华大动脉”滇缅公路，中国政府抽调了10万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入缅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后来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腹背受敌，被迫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师长戴安澜不幸中弹殉国。经过整备，中国远征军于1943年底开始，先后从印度和国内两个方向对驻缅日军发起反攻，经过一路血战，最终解放了缅甸的大片土地和滇西全部土地，重新打通了滇缅公路，与英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国远征军取得了“二战”期间唯一一次出国作战的全面胜利。
　　
　　潘庭槐
　　1937年，15岁的他被宪兵队招收。
　　1945年，负责受降仪式安保工作。
　　青春见证历史
　　枪响梦碎
　　弃笔参军
　　一个决定改变一生
　　无怨无悔
　　15岁的我，在温州瓯海中学读初三，家境富裕，喜爱读书。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应该会考上大学，过上我期望的生活。
　　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打破了我的书斋美梦。
　　虽然那时的我只是个瘦小的男孩，但是看到国家面临如此大的灾难，我已经没有心思继续读书了，一心只想着奔赴战场。
　　中央军校来温州招生，我第一时间去报名并且考上了，然而母亲的突然去世让我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不久，我等来了宪兵队征员的机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宪兵。
　　宪兵的主要任务是督战和肃贪，就是监督士兵有没有好好参战，并按照军纪惩治匪兵。抗战八年间，我跟着部队辗转多地，奔赴多个战略要地，一直从营长的勤务兵做到了少尉排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月底，我们团长张慕陶接到通知，要求选出30多名敢死队员，到南京负责受降现场安保工作。团长选中我们排的30名宪兵作为敢死队队员。而身为排长的我，自然成了这个敢死队的队长。
　　接到这一任务时，我的心情是紧张和忐忑的。那时候谁也不能保证日军的投降是真是假，而日军宣布投降的时候，南京一带还有几万名日本兵驻守着，他们手里都有武器。我们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站在最前线的敢死队。以防万一，我们带上了当时团里最好的德国20连发驳壳枪，每人200颗子弹，所有的枪都上了膛，做足了准备。
　　带着战争随时可能再次打响的担心，全副武装的我们出发了。一路上我们都在想：万一日本人不听话反悔了，突然开战了怎么办？直到飞机降落在南京，我们看到所有的日本兵都围在一起，枪支被整齐地叠放在一边，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看来，日军是真的投降了。
　　我清楚地看到
　　他的头低了下来
　　我无意走了几步
　　却走入历史相片
　　受降仪式最终确定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早上5点，我就先到达会场做准备。
　　我记得受降仪式安排在上午9点，仪式时间很短，也就十几分钟。当时，中方代表坐在北面宽大的受降席上，日方则坐在南面窄小的投降席上，东西两边坐着中外来宾和各国记者。其他的安保人员都必须站定自己的岗位，不能随意乱动，而我因为是队长，所以可以偶尔走一走，看一看。
　　可能正因为这个“特殊待遇”，让我无意中闯进了一张记录历史的照片。当时冈村宁次和投降方代表离场时，从我身边走过。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低了下来，不敢正视我们，我刚好往出入口方向走了几步。而这一幕又刚好被一位记者拍了下来，这多少有点偶然。
　　1945年9月9日上午 9时，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中国陆军总部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广播演说：“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 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8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图为陈坚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上街欢庆
　　南京一片沸腾
　　遣送俘虏
　　船上一片寂静
　　受降仪式后，整个南京城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市民们走上大街，欢庆胜利。8年来笼罩在南京上空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我被调到南京下关，参与了遣送第一批俘虏的工作。
　　9月20日，我坐上了一条商船。这条船上约有3500个日本人，挤得很满。日本籍家属坐在舱里，俘虏兵大多在外面的甲板上。有些人还带着骨灰盒，最多的带了8个，他们穿着军装，表示军衔的肩章领章已经摘掉了。
　　那时的他们，和战争时期完全不一样了，很安静，很老实，很服从。载着3500多人的船，居然听不到什么声响。不过从他们的表情来看，都还充满着期望，离家这么多年，终于能活着回家了。船整整开了两天一夜，到达冲绳附近的一个小岛。日本人下船走的时候，不准带武器，不准带金银，其他如衣服什么的，可以带回去。
　　日本人回家了，我也开始想家。我从军是为了抗战，在部队呆了这么长的时间，总算是胜利了，我真的很想回家。虽然留在军中肯定会升迁，但在我的坚持下，长官批准了我的退役申请。1946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