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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右诗派”是明初诗坛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雅正”是其一脉相承的诗学趣尚。从“江右诗派”的精神内涵而言，其“雅正”诗学观所具有的地域风源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江右诗派”的“雅正”诗学趣尚，不仅吻合了朱元璋的文道相贯的文治理念，而且随着这一理念的深入推行而得以彰显，即能贴近于明初的开国气象而注入“鸣盛”因子。该诗派也因此受到最高统治阶层的推崇褒奖，成为明初诗坛最为耀眼的文学群体之一，产生了较大的诗坛影响，成为反映明初诗坛的重要标识。
[关键词]刘崧；“江右诗派”；“雅正”；诗学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77-06
Abstract：“Jiangyou poetry” is an important genre of poetry at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 “righteous” is its origin of poetics and still interesting. From the spirit of the connotation of “river right poetry” and the “righteous” Poetics of regional air source is an objective fact.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Jiangyou poetry” in the “righteous” poetics still interesting，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emperor and the phase coherent sandwich concept， an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ncept and can be strengthened to stick close t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founding meteorological and into the “Ming Sheng” factor. The poetry and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highest ruling class’s respected praise， became the most dazzling literary group is one of the poet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poetry.
Key words：Ming Dynasty； Jiangyou poetry； righteous；poetics
①明初“江右诗派”亦有“西江派”之称，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张廷玉《明史》、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有此谓。
明初诗坛，流派纷呈，“江右诗派”①即其中之一。作為明初诗坛一个极其重要的诗歌流派，虽以地域命名，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又远非江右这一地域所能涵盖。“江右诗派”以诗派的宗盟刘崧、魁首如陈谟、梁兰、刘永之、王沂、刘炳等为核心，它的兴起、发展和演变既有文学自身的原因，又与地域文化、时代政治等背景密切相关。唯其如此，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不仅有助于厘清“江右诗派”的生成、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重点考析“江右诗派”“标宗雅正”的诗学趣尚，较为真实地还原其精神风貌，对其诗作的继承性、发展性及其在诗坛的影响，对整个明代诗歌的深入研究都大有裨益。
一、 雅音正声：“江右诗派”的诗学趣尚
明初“江右诗派”之目，最早见于明人胡应麟所撰《诗薮》，其谓：“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1]（p341）胡应麟以地域为范围、以刘崧为宗盟标榜“江右诗派”，虽然说还只是其一己之感想而已，其定义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也为历来学者所认可，这一标榜自然有合理性，大体符合明初诗坛的实际。因此，我们在探讨“江右诗派”的艺术趣尚时，也应当以刘崧为核心，同时牵涉关联与刘崧大致同时且多有交集的江右著名诗人，从更为宽泛的范围展开论析，以抽绎他们彼此相通的诗学声气。
如果要论于“江右诗派”的诗歌艺术趣尚评价对后世产生影响最为深刻者，莫过于钱谦益的“标宗雅正”钱谦益谓“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闽中则张古田。泰和标宗雅正，古田以雄丽树帜”，见《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88页。说。钱氏以为“江右诗派”以“雅正”标宗，清代四库馆臣则顺其成说而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四库全书总目·槎翁诗集》）相鼓吹。那么，以刘崧为宗盟的“江右诗派”，是否一如钱氏等人所谓的以“雅正”标宗呢？
杨士奇在《刘职方诗跋》中言：“先生八岁能诗，既长遭兵乱，虽奔窜岩谷，崎岖无聊之际，日必赋一诗不废。至遇朋徒相聚，或兴有所发，辄累累赋之不倦也，盖其好学之笃如此。然先生于明经，于古文尤所笃好，诗特其余事耳。”[2]（p191）杨士奇的这段跋语，虽说极为简略，却见深意，盖谓刘崧儒学渊深，为诗亦以儒学为先导。其实，刘崧确有一颗“夫息丘园而怀天下忧者，此天下之士也”（《赠萧一诚赴召序》）[3]（p488）的儒者心，论诗亦能守性情之正，发为议论总能见其儒家规范，以下表述大抵如此：
诗则长短句类不如律，而律又不如绝，然皆致思亲远而制调高古，其进而底于成， 盖未可涯也。（《与张炳文》）[3]（p436）
异哉，诗之能感人也。其词雅，其为人正而有则者欤；其音和，其为人温而不戾者欤。（《王斯和遗稿序》）[3]（p477） 诗本人情而成于声。情不能自己必因声以达，故曰：言者，心之声也，声达而情见矣。……其辞清新而不累于陈，和婉而不伤于暴，介洁而不违于物，其情才音调之美，有足尚者矣。（《陶德嘉诗序》）[3]（p490）
由此不难判断，以情感人，追求诗歌的抒情功能乃刘崧论诗的核心所在。但其言辞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守性情之正的意味又极为明晰，“人正”“词雅”“人温”“音和”“声”“情”并茂而不乖于“心”，而要做到这般，则必须以“清新”“和婉”“介洁”相守恒。换言之，强调人品与诗品为一，约情以守正，又是刘崧诗学之旨归，这恰是“发乎情，止乎礼仪”儒家诗教传统的沿承感发，可见“雅正”正是其诗学思想中的应有之义。这样的诗学趣尚，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刘崧的诗歌创作会呈现出平正典雅而不失正声的风味。关于这一点，早在明初时期，刘崧友人刘炳便在其《百哀诗·刘子高》中做出了明确的评价，称其诗有“苦力追正音，汉魏深祖述”[3]（p738）之面目；而浙人乌斯道亦有过类似的看法，他在《刘职方诗集序》中指出：“先生（刘崧）之诗，不刻削而工，不峭峻而苍，不隐晦而深，不险怪而神，不平澹而化，不乖俗而道” [2]（p195）。
至于“江右诗派”中诸如杨士宏、陈谟、梁兰、刘永之、刘仔肩、王沂、刘炳、萧翀等与刘崧过从甚密的诗家名宿，在发掘、守护儒家诗学传统上同样是不惜心力的，他们大都是“雅正”诗风的树帜者。如杨士弘，乃河南襄城人氏，如若从年岁而论，当属刘崧的前辈诗人。不过，据梁潜《竹亭王先生行状》，杨士弘寄寓临江，与万白、辛敬、周浈、刘崧、陈谟、刘永之、王沂等人“日赋咏往还，更唱迭和，以商榷雅道为己事” [5]（p481），自可纳入“江右诗派”的范围。杨氏选《唐音》以表性情、观世道，一如虞集《唐音序》所谓“盖其录必也，有风雅之遗，骚些之变” [6]（p487），他的诗学旨趣，并未游离于典雅正则之外。
陈谟、梁兰、刘永之、王沂、刘炳等，则是刘崧的同辈人，一样是传承儒家诗教的有心人。陈谟乃元明之际重要的理学家，名列《宋元学案》，梁兰《挽海桑先生》诗尝以“立志希濂洛，研精续考亭” [7]（p737）句相称述，他论诗亦喜和平正大之音。他尝序萧养髙《贞固斋文集》，谓：“其所著诗文命曰《贞固齐稿》，余把玩不释手，爱其体裁正而丰约适中，论议卓而波澜洋溢，允为成家。诸诗小绝，多警策朴茂而不鄙，刻意而平夷，律圆妥不陈，五七言古体，寂寥者更腴，流动者绝蔓，盖所谓不以轻心出之者。”[8]（p595）评王竹间《竹间集》则称：“夫其钟粹禀温故，其诗雅驯而藻洁；其中宽而有制，故其诗不矜而严，纡徐而达；其临政奉法，恒务大体，不激不阿，故其诗体裁正而榘矱精；其议论古今是是非非，笑言雅雅，无诎以随，故其诗善讽而婉……率慕汉魏盛唐之风，而无齐梁绮纨之习，其为可传无疑。”[8]（p603）其论调实与刘崧相类似，人品与诗品合一，言性情而不出于正则。又如陈谟，与其诗学见解相适应，他的诗作亦不失雅正之音声，他的学生宴璧在序其《海桑集》时，即以“汤盘禹鼎器之古也，太羹玄酒味之正也”[8]（p526）相评骘。而歆慕陈谟的梁兰，亦不愧作者，今尚有《畦乐诗集》传世，其诗歌创作实多与陈谟诗相符契，杨士奇《畦乐诗集序》即称其诗“志平而气和，识远而思巧，故见诸篇章，沨沨焉，穆穆焉，简寂者不失为舒徐，疏宕者必归于雅，则优柔而确，讥切而婉”[7]（p713）。视刘崧为挚友的刘永之，亦是理学中人，传入《明儒学案》，尝为《刘子高诗集》序，力赞其诗“简质而极温润”[3]（p194）的風致，这实从一个侧面展示其温雅醇正的诗学情趣。又王沂，乃刘崧同邑知交，梁潜《竹亭王先生行状》称其能以“冲澹莹洁”之性发为“温厚和平”之音，且“音律格调之严”则“必合于典则”[5]（p482）。刘炳与刘崧交谊颇为深厚，诗名远播于宇内，为诗能转益多师，然而，雅正亦其诗之风标，宋濂便尝为其诗集作序，称其诗“温润清逸”“典刑古雅”[4]（p755）。
至于萧翀，曾造刘崧之门墙得其熏与濡染，乃刘崧的入室弟子。宋濂《刘职方诗集序》谓萧翀“亦嗜于诗，盖得刘君（刘崧）之传者”[3]（p190）。乌斯道序《刘职方诗集》，则以“清新典丽”称萧翀之诗。萧翀的诗集虽然已散亡，传世之诗亦不多，但他曾不遗余力地为刘崧编选、刊布诗集，且遍求序言于当时的名流方家以行世，由此足见其对乃师的膜拜推崇，堪称最能传刘崧诗学衣钵者。如果将他序与萧翀编刊诗集的实行两相参证，亦足可嗅出其所为诗的雅正味道。
从前文的梳理可见，从“江右诗派”的宗盟刘崧，到与其交道深厚的友朋，再及其得意门生，他们在诗歌创作上都有一颗秉承儒家雅正传统的心志。虽然我们还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之中一一遍览“江右诗派”所有诗家的创作风貌，也不宜就此断定“江右诗派”艺术追求上的唯一性；但是，据此我们又足可以宣示：“雅正”乃这一诗派的一脉相承的共同艺术趣尚之一。
二、 地域风源：“江右诗派”的诗学渊绪
任何诗派的形成，总是有其渊源可溯，明初的“江右诗派”亦不例外。既然一如前文所论，“雅正”乃“江右诗派”重要的艺术趣尚所在，那么我们在追溯其诗学的渊绪时，自然也可以“雅正”作为一个角度展开考论。与此同时，“江右诗派”作为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我们又可引入地域观念，将“雅正”纳入地域范围对其渊绪予以论述。但需要注意的是，“雅正”作为儒家传统诗学审美规范，它实际牵涉追求高尚健康、荡涤邪恶污秽的思想内涵和清澹平和、凝练蕴藉的外在形式两个方面，而往往又以前者为重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以雅正为视域来探讨“江右诗派”的诗学渊绪，也应该侧重于思想内涵这一节点。
受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自李唐五代以还，江右诗歌的兴起发展相对滞后，除东晋陶渊明、晚唐郑谷和李潜等少数诗人之外，知名于文学史者并不多见。直至宋元时期，方呈现出云蒸霞蔚、作者代兴的繁兴局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江右历来为儒学风气颇为浓厚的地域，而一如解缙《送刘孝章归庐陵序》所谓：“庐陵固濂洛之渊源也”[9]（p700），作为儒学最为重要的分支之一的理学，更是肇端、定型、兴盛于此域。从一定程度上讲，江右诗坛似乎也深深地被儒家的传统诗教所笼罩，而对中和醇雅的艺术气象的控驭，江右诗人则尤为擅长。从晋之陶渊明到宋之黄庭坚，元之虞集、范梈，细数这些江右名诗人，他们的创作中无不浸淫着一股浓重的雅正气味。地域文化传统是影响文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育于江右的明初“江右诗派”，在诗学上自然难以脱离地域传统的熏染，派中诗人对陶、黄、虞、范等乡贤亦多有效法。当然，要解释清楚这一问题，仍然需要从“江右诗派”的重要作家说起。 以刘崧为例，其论诗崇尚雅正，这一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又甚得地域文化之陶染。刘崧对乡贤陶渊明即至为膜拜，其《题陶渊明像寄刘仲修》甚至将“神闲韵自适，意远色逾好”的陶靖节视为诗家“鼎鼎百代师”[10]（p233），而一如前文所论，刘诗亦不乏清婉和雅之质，陶诗的意境风神藏掖其中。张应泰《刻刘槎翁诗选序》谓：“翁（刘崧）生末造，俗渐于夷，顾能振响天衢，一还大雅，讵不谓难？大江以西，陶元亮而后，弘绍宗风，定当以翁为适” [2]（p188），评骘不无夸饰，但又有其合理处。又，前人对刘崧的诗学趣尚，多从宗唐祧宋的角度展开评判，叶盛甚至以其尝言“宋绝无诗”大加诟病，称其无视朱熹等宋代贤达于诗学之功深，“欲眩区区之才，无忌惮若是，诟天吠月”[11]（pp256-258）。在一定程度上，后来研究者亦多借此来否定刘崧对先贤黄庭坚的效法，但这种从宗唐法宋角度来探讨刘崧师法的做法也难免有其缺陷，毕竟它所关注的更多的是诗歌外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性，往往因此忽略了彼此在内在意蕴上的相似点或共通性。实际上，刘崧《书山谷黄太史〈题醒轩诗〉后》最能见其法乳山谷的心迹，今择其部分引述如下：
太史以宋元丰中来宰是邑，暇日往往探奇幽，倏然以自嬉于尘埃之外，若听泉观山，倚晴快阁，赋东禅之息轩、石基之变清，皆其一时陶情寄兴之所及，至于豁然开视、属望乎禅门之切至，则未有若醒心轩之云云者。于是，去之三百年矣，顾其山水之深高者，今犹昔也……念昔太史之留题于醒心也，先师尝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于心，然余惧其义而或泯也，幸得录而传之，将持归刻于山中以无忘前闻人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计是诗者，何啻太仓之一稊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又非直游戏之嘲吟而已也。余惟嘉洞然之生也后，而怀贤嗣先之意，又超然有出于宗法契悟之外者，庶几乎，能不负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辞为之大书太史诗于前，复识其说于左，方俾来者又将有所观感焉。[3]（p552-553）
论诗以“温柔敦厚”为尚的黄庭坚，是宋诗的代表人物。其《题醒心轩》云：“尽日竹风谈法要，无人竹影又斜阳。他时若有相应者，莫负开轩人姓黄。”山谷此诗是一首典型的宋诗体，清逸中透出几分理思，但又堪称为“陶情寄兴”之作，亦不失为雅音正声。刘崧称它“非直游戏之嘲吟而已”，实际已从“义”亦即诗歌意蕴的角度予以了高度的认同，其要传承黄氏诗学旨趣的意愿也至为明确。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刘崧与黄庭堅的诗歌在外在艺术表现上的区别，但槎翁诗所表现出的雅正基质与黄庭坚这位前辈又当存在一定的关联，只是他对山谷诗的传承偏重于内在理趣意蕴罢了。为此，我们又何尝不能说其正是黄氏三百年后的“相应者”呢？
虞集、范梈这些以正大典雅树帜的元代江右名家，同样深得刘崧之歆慕。在《自序诗集》中，刘崧谓：
会有传临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诗者，诵之五昼夜不废，因慨然曰：“邈矣！余之于诗也，其犹有未至已乎！”乃敛蓄性真，湔涤故习，尽出初稿而焚之，益求汉魏而下盛唐诗以来号为大家者，得数百家遍览而熟复之，因以究其意志所在，然后知体制之工矣。夫求声之妙，莫不隐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乎一句一字之间而已也，故尝为之说曰：“诗本诸人情，咏于物理，凡欢欣哀怨之节之发乎其中也，形气盛衰之变之接乎其外也。吾于是而得诗之本焉，知襄诞之不如雅正也，艰僻之不如和平也，萎靡破裂不如雄浑而深厚也。” [3]（p512）
因虞、范之导向而明了雅正和平、雄浑深厚乃诗家之正脉，于是尽废少时诗作，并以“汉魏而下盛唐诗以来号为大家者”为师范，这一叙说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虞、范等乡邦贤达对其雅正诗学观念的启沃之深。
陈谟、梁寅、梁兰、刘永之等元明之际这些“江右诗派”作家，无论他们的诗学观念，还是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雅正风概，同样深具浓厚的地域印记。如陈谟，对陶渊明即了然于心，以陶诗之清逸舂容为诗家正则，其《郭生诗序》谓：“称诗之轨范者，盖曰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短章贵清夐缠绵，涵思深远，故曰寂寥，造其极者陶、韦是也。大篇贵汪洋闳肆，开阖光焰，不激不蔓，反覆纶至，故曰舂容，其超然神动天放者则李、杜也。” [8]（p619）对黄庭坚同样钦服有加，其《和杨少府登快阁用山谷韵》所云：“长啸城头天宇平，碧山浓处看新晴。过客帆樯烟雾重，傍人鸥鹭画图明。浪花细逐金鱼起，沙涨还添玉带横。物色分留归少府，千年太史有诗盟。”[3]（p557）不仅表达了自己对黄山谷的礼法，而诗作本身的内在情致以至外在风神，亦不乏山谷诗雄浑深厚的韵味。其他如名亦列于《宋元学案》的梁寅，为诗如四库馆臣所谓“舂容淡远”，“规仿陶、韦，殊无尘俗之气”[12]（p620）；而梁兰，发为音声则能“于元季繁音曼调之中，独倏然存陶、韦之致 ”[3]（p722）；至于刘永之，刘崧的《题陶渊明像寄刘仲修》诗，将其与“斯人管乐俦，而分山泽槁”的陶渊明相类比，以“神闲韵自适，意远色逾好”[10]（p233）相称道。这些点滴评价，虽然可能只是诗论家们的感性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诗学思想，乃至创作的乡邦渊源。
不可否认，仅仅将雅正纳入地域这一范围来探讨“江右诗派”的诗学渊绪，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按理诸如儒家传统诗教、时代文化氛围、新旧朝代更替等都应该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背景。不过，综前所述，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从“江右诗派”的精神内涵而言，其“雅正”诗学所具有的地域风源又是客观存在的。
三、正统根基：“江右诗派”与明初诗坛
“雅正”，较早见于《毛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由废兴也。”作为儒家传统诗学审美规范，“雅正”在艺术表现上具有一种区别于绮靡轻浮的清醇面相。从思想内涵上而言，又与“文以载道”的崇尚相吻合。以此观之，“雅正”显然符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观，雅即代表了正规或者说正统，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因缘，实际也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也为历代统治者所提倡、所推崇。开国之后，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统治，一方面大力改革社会积弊；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强化文化统治，加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在文学上，他不仅主张“文儒相兼”“文以载道”，还要求诗以“鸣盛”，追求平实和雅的文学风尚，力求恢复汉唐传统，尝谓：“朕观上古圣贤之言……则身修而家齐，为万世之用不竭，斯良之至也。今之儒不然，穷经皓首，理性茫然，至于行文流水，架空妄论，自以善者矣。”[13]（p137）又曾言：“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屏去之。” [14]（p141） 从某种意义上讲，“江右诗派”的“雅正”情趣不但吻合了朱元璋的文治理念，而且随着这一理念的深入推行而得以强化，贴近于开国气象而注入“鸣盛”因子，也因此成为明初诗坛最为耀眼的文学群体之一。刘崧元末隐居不出，洪武入仕之后，他能相时而动，不断修正自己的雅正观念。如在《与萧鹏举》一书中，刘崧不仅对弟子萧翀所作诗文“辞情实尠而浮文胜”的缺点给予直接的批评，而且进一步指出：“今朝廷更化，去华尚质，士风丕变，于凡名称尤不可不慎，非独名称也，由此推之，何莫不然，足下通敏善学，宜日新所闻，而故习未尝尽扫除若此，甚可惜也。故特为足下言之，足下幸毋怪其多事也。”[3]（p430）自觉地承担起传布宣扬朱元璋文治思想的责任。洪武十三年（1380年），为林鸿《鸣盛集》作序，他又谓：“诗家者流，肇于康衢之《击壤》，虞廷之《庚歌》。继是者，沨沨乎《三百篇》之音，流而为《离骚》，派而为汉魏，正音洋洋乎盈耳矣。六代以还，尚绮藻之习，失淳和之气。”[15]（p3）追溯诗家之源流，一以“淳和”为正音，同样能见其以诗“鸣盛”的心曲。
至于陈谟、梁寅、梁兰等“江右诗派”中的布衣诗人，受乡邦传统、时代风气等因素影响，本来对雅正诗学观就持赞誉的态度，因此，朱明立国后，王朝所推行的诗文鸣盛的文治策略显然也在他们文学思想所能接纳的范围中。据宴璧《海桑集序》，陈谟便以“遭时俶扰，其制作弗及黼黻皇献，以鸣国家之盛”为憾事，而将诗文集“题曰《海桑集》”[8]（p526）。对那些能守性情之正的文学作品，陈谟亦力加推扬，如序《竹间集》，即称“集中佳制，率慕汉魏盛唐之风而无齐梁绮纨之习，其为可传无疑。……如君之才，其有不鸣国家之盛乎” [8]（p603）。梁寅与陈谟秉性相类，其入明之后的“鸣盛”思想同样突出，朱彝尊称他“入礼局，虽不为好爵所縻，然《石门集》中”，诸如“万里升平感圣朝”“赫赫大明逢盛代，载歌周雅赞皇文”一类的“感恩颂德之词，不一而足”[16]（pp57-58）。至于穷逸老死于山林的梁兰，据杨士奇《梁先生墓志铭》，尝言：”“士贵有益世用，非徒资禄利，苟荣其身而已”；入明后，更是每以“今幸遭明时，沐治平之泽，不可苟焉自逸，忘所施报”训诫其子嗣，而所言“惟克有终，以不辱国命贻我羞吾，获归守先人邱墓以咏歌太平，尽吾之天年，为乐不既多乎”[17]（p181），实乃其初心之所在。
“江右詩派”诗人的“雅正”观念和“鸣盛”心绪，与朱明王朝推行的文治策略正相对应，这必然会使他们的诗学观点受到朝廷的重视，并在政治力量的推毂下得以传布。如以编选《雅音正声》而扬名明初诗坛的江右诗人刘仔肩，其持守“雅正”规范，甚至被“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奉为明代“为雅颂，被之弦歌，荐之郊庙者”的“权舆者”[18]（p584）。又据梁潜《故山东运盐司副使萧公墓志铭》，洪武十四（1381年）年，萧翀以贤良入征明廷，因赋《指佞草》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擢苏州府同知”[5]（p505）。对刘崧，宋濂同样欣赏，并力加延引，序《刘职方诗集》称崧诗“凌厉顿迅鼓行，无前所谓缓急、丰约、隐显，出没皆中乎绳尺，至其所自得，则能随物赋形，高下洪纤变化有不可测，置之古人篇章中几无可辨者。呜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后千年而兴者，孰敢谓无其人乎。苟谓有其人，非刘君之作，能行之于远乎”[2]（p189）。实际上，刘崧亦得朱元璋之荣宠，“屡常擢用”。洪武三年（1370年）以文材举为职方郎中，仕至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洪武十四年（1381年）因“胡惟庸案”致仕归里，复起用为国子监司业以助“文治”之行，成为明初文治策略的重要的见证人、代言人和执行者。朱元璋不仅以“文学雅正”（尹直《侍郎刘公崧传》）[19]（p1421）盛赞刘崧诗文，在其逝世之后，更是深表痛惜，并特为《祭国子司业刘崧文》，谓：
惟尔有学有行，发誉儒林，朕嘉尔能，屡常擢用。迩者遣使召司业成均，简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数日间，遽然而逝，朕甚悼焉。已令有司备礼殡殓，灵车归葬，特以牲醴致祭。[13]（p453）
祭文虽然短小，但却将刘崧的诗坛地位以皇权意志的形式确立下来，为其诗名的后世显扬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刘崧作为“江右诗派”的宗盟，这些来自于统治阶级最高层的扬誉、推举，无疑具有深厚的政治用意，又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江右诗派”的正统根基，必然促进和强化其在诗坛的声势和影响力。
若论“江右诗派”的影响力之深，莫过于对明初“台阁体”诗歌的启沃。关于江右诗歌与“台阁体”的关系，钱谦益所谓“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四库馆臣将“江右诗派”视为“台阁体”先声，均非空穴来风。一方面定鼎开国的背景为“江右诗派”诗学观念的延续奠定了良好的时空基础。“江右诗派”本以“雅正”为绪论，而如前文所论，朱明的开国气象则又使“鸣盛”因子成为其诗学观念中的重要成分。“台阁体”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或文学群体，其成员多来自于建文四年（1402年）创立的内阁和翰林院，为明初文治策略的代言者，这一角色决定了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必须以歌咏太平为内容、以雍容大雅为特色。当然，“台阁体”的生成又绝非以“内阁”的创立为起点，稍前于它的“江右诗派”，因阐扬“雅正”“鸣盛”相结合的诗学观念而深受朱元璋政治集团的器重，实际又成为它们崛起的直接又重要的师法对象
另一方面，明初“台阁体”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因其成员来自于建文四年（1402年）所创立的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禁直机构—内阁—而得名，并以江西籍文人为核心。其中要者又多与“江右诗派”中的诗人关系盘根错节，至为密切。例如，台阁“三杨”之杨士奇，乃刘崧同县后学，对刘崧的文行出处每见私淑之意，这从前引《刘职方诗跋》可窥一斑；与梁兰，则既为姻家世好，幼时又曾就学梁氏之门，“从受诗法”[17]（p181）；同时，他又称陈谟为外伯祖，少尝“从学海桑先生侧”[17]（p439），不失姻亲师生之谊，得其教泽也深。梁兰与梁潜、梁混，萧翀与萧鎡，罗以明与罗汝敬、胡子祺与胡广、练高与练子宁、熊直与熊概等，则为父子关系，家学渊源不可不谓深厚。另外，萧翀曾师事刘崧，萧鎡则从学于梁潜、杨士奇，梁潜尝及王沂之门等。总之，“江右诗派”与“台阁体”文人之间确乎形成了一种或地缘、或师缘、或血缘的复杂关系；而在明初王朝“鸣盛”文治政策推行的背景下，薪尽而火传，这种关系的形成又必然导致包括诗学观念在内的思想传衍。由此看来，胡应麟“先驱当代”之谓，若就“江右诗派”而言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结 语
文学关乎世运，文学与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等密切相关。总体看来，顺应朝廷文治政策的需要，“江右诗派”本来所具有的的雅正情结，不仅在明初得以强化，植入“鸣盛”的因子，而且亦因此受到最高统治阶层的推崇褒奖，从而产生了较大的诗坛影响，成为“台阁体”诗歌的先声，成为探讨明初诗坛生态的重要参照体。质言之，在明王朝渐趋佳境的过程中，明初诗坛的五大流派，以雅正标宗的“江右诗派”何以能在其他诗派渐趋式微的情况下一家独秀，固然有其深刻的地域文化因缘，但也同样存在深刻的时代政治背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初政诗坛生态的一个实际状况，那就是王朝政治已然成为明初诗歌走向的一股极其重要的牵引力，而一种文学趣尚繁兴与否与王朝的文化策略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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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昌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责任编辑连秀丽]
[关键词]刘崧；“江右诗派”；“雅正”；诗学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77-06
Abstract：“Jiangyou poetry” is an important genre of poetry at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 “righteous” is its origin of poetics and still interesting. From the spirit of the connotation of “river right poetry” and the “righteous” Poetics of regional air source is an objective fact.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Jiangyou poetry” in the “righteous” poetics still interesting，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emperor and the phase coherent sandwich concept， an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ncept and can be strengthened to stick close t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founding meteorological and into the “Ming Sheng” factor. The poetry and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highest ruling class’s respected praise， became the most dazzling literary group is one of the poet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poetry.
Key words：Ming Dynasty； Jiangyou poetry； righteous；poetics
①明初“江右诗派”亦有“西江派”之称，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张廷玉《明史》、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有此谓。
明初诗坛，流派纷呈，“江右诗派”①即其中之一。作為明初诗坛一个极其重要的诗歌流派，虽以地域命名，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又远非江右这一地域所能涵盖。“江右诗派”以诗派的宗盟刘崧、魁首如陈谟、梁兰、刘永之、王沂、刘炳等为核心，它的兴起、发展和演变既有文学自身的原因，又与地域文化、时代政治等背景密切相关。唯其如此，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不仅有助于厘清“江右诗派”的生成、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重点考析“江右诗派”“标宗雅正”的诗学趣尚，较为真实地还原其精神风貌，对其诗作的继承性、发展性及其在诗坛的影响，对整个明代诗歌的深入研究都大有裨益。
一、 雅音正声：“江右诗派”的诗学趣尚
明初“江右诗派”之目，最早见于明人胡应麟所撰《诗薮》，其谓：“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1]（p341）胡应麟以地域为范围、以刘崧为宗盟标榜“江右诗派”，虽然说还只是其一己之感想而已，其定义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也为历来学者所认可，这一标榜自然有合理性，大体符合明初诗坛的实际。因此，我们在探讨“江右诗派”的艺术趣尚时，也应当以刘崧为核心，同时牵涉关联与刘崧大致同时且多有交集的江右著名诗人，从更为宽泛的范围展开论析，以抽绎他们彼此相通的诗学声气。
如果要论于“江右诗派”的诗歌艺术趣尚评价对后世产生影响最为深刻者，莫过于钱谦益的“标宗雅正”钱谦益谓“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闽中则张古田。泰和标宗雅正，古田以雄丽树帜”，见《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88页。说。钱氏以为“江右诗派”以“雅正”标宗，清代四库馆臣则顺其成说而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四库全书总目·槎翁诗集》）相鼓吹。那么，以刘崧为宗盟的“江右诗派”，是否一如钱氏等人所谓的以“雅正”标宗呢？
杨士奇在《刘职方诗跋》中言：“先生八岁能诗，既长遭兵乱，虽奔窜岩谷，崎岖无聊之际，日必赋一诗不废。至遇朋徒相聚，或兴有所发，辄累累赋之不倦也，盖其好学之笃如此。然先生于明经，于古文尤所笃好，诗特其余事耳。”[2]（p191）杨士奇的这段跋语，虽说极为简略，却见深意，盖谓刘崧儒学渊深，为诗亦以儒学为先导。其实，刘崧确有一颗“夫息丘园而怀天下忧者，此天下之士也”（《赠萧一诚赴召序》）[3]（p488）的儒者心，论诗亦能守性情之正，发为议论总能见其儒家规范，以下表述大抵如此：
诗则长短句类不如律，而律又不如绝，然皆致思亲远而制调高古，其进而底于成， 盖未可涯也。（《与张炳文》）[3]（p436）
异哉，诗之能感人也。其词雅，其为人正而有则者欤；其音和，其为人温而不戾者欤。（《王斯和遗稿序》）[3]（p477） 诗本人情而成于声。情不能自己必因声以达，故曰：言者，心之声也，声达而情见矣。……其辞清新而不累于陈，和婉而不伤于暴，介洁而不违于物，其情才音调之美，有足尚者矣。（《陶德嘉诗序》）[3]（p490）
由此不难判断，以情感人，追求诗歌的抒情功能乃刘崧论诗的核心所在。但其言辞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守性情之正的意味又极为明晰，“人正”“词雅”“人温”“音和”“声”“情”并茂而不乖于“心”，而要做到这般，则必须以“清新”“和婉”“介洁”相守恒。换言之，强调人品与诗品为一，约情以守正，又是刘崧诗学之旨归，这恰是“发乎情，止乎礼仪”儒家诗教传统的沿承感发，可见“雅正”正是其诗学思想中的应有之义。这样的诗学趣尚，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刘崧的诗歌创作会呈现出平正典雅而不失正声的风味。关于这一点，早在明初时期，刘崧友人刘炳便在其《百哀诗·刘子高》中做出了明确的评价，称其诗有“苦力追正音，汉魏深祖述”[3]（p738）之面目；而浙人乌斯道亦有过类似的看法，他在《刘职方诗集序》中指出：“先生（刘崧）之诗，不刻削而工，不峭峻而苍，不隐晦而深，不险怪而神，不平澹而化，不乖俗而道” [2]（p195）。
至于“江右诗派”中诸如杨士宏、陈谟、梁兰、刘永之、刘仔肩、王沂、刘炳、萧翀等与刘崧过从甚密的诗家名宿，在发掘、守护儒家诗学传统上同样是不惜心力的，他们大都是“雅正”诗风的树帜者。如杨士弘，乃河南襄城人氏，如若从年岁而论，当属刘崧的前辈诗人。不过，据梁潜《竹亭王先生行状》，杨士弘寄寓临江，与万白、辛敬、周浈、刘崧、陈谟、刘永之、王沂等人“日赋咏往还，更唱迭和，以商榷雅道为己事” [5]（p481），自可纳入“江右诗派”的范围。杨氏选《唐音》以表性情、观世道，一如虞集《唐音序》所谓“盖其录必也，有风雅之遗，骚些之变” [6]（p487），他的诗学旨趣，并未游离于典雅正则之外。
陈谟、梁兰、刘永之、王沂、刘炳等，则是刘崧的同辈人，一样是传承儒家诗教的有心人。陈谟乃元明之际重要的理学家，名列《宋元学案》，梁兰《挽海桑先生》诗尝以“立志希濂洛，研精续考亭” [7]（p737）句相称述，他论诗亦喜和平正大之音。他尝序萧养髙《贞固斋文集》，谓：“其所著诗文命曰《贞固齐稿》，余把玩不释手，爱其体裁正而丰约适中，论议卓而波澜洋溢，允为成家。诸诗小绝，多警策朴茂而不鄙，刻意而平夷，律圆妥不陈，五七言古体，寂寥者更腴，流动者绝蔓，盖所谓不以轻心出之者。”[8]（p595）评王竹间《竹间集》则称：“夫其钟粹禀温故，其诗雅驯而藻洁；其中宽而有制，故其诗不矜而严，纡徐而达；其临政奉法，恒务大体，不激不阿，故其诗体裁正而榘矱精；其议论古今是是非非，笑言雅雅，无诎以随，故其诗善讽而婉……率慕汉魏盛唐之风，而无齐梁绮纨之习，其为可传无疑。”[8]（p603）其论调实与刘崧相类似，人品与诗品合一，言性情而不出于正则。又如陈谟，与其诗学见解相适应，他的诗作亦不失雅正之音声，他的学生宴璧在序其《海桑集》时，即以“汤盘禹鼎器之古也，太羹玄酒味之正也”[8]（p526）相评骘。而歆慕陈谟的梁兰，亦不愧作者，今尚有《畦乐诗集》传世，其诗歌创作实多与陈谟诗相符契，杨士奇《畦乐诗集序》即称其诗“志平而气和，识远而思巧，故见诸篇章，沨沨焉，穆穆焉，简寂者不失为舒徐，疏宕者必归于雅，则优柔而确，讥切而婉”[7]（p713）。视刘崧为挚友的刘永之，亦是理学中人，传入《明儒学案》，尝为《刘子高诗集》序，力赞其诗“简质而极温润”[3]（p194）的風致，这实从一个侧面展示其温雅醇正的诗学情趣。又王沂，乃刘崧同邑知交，梁潜《竹亭王先生行状》称其能以“冲澹莹洁”之性发为“温厚和平”之音，且“音律格调之严”则“必合于典则”[5]（p482）。刘炳与刘崧交谊颇为深厚，诗名远播于宇内，为诗能转益多师，然而，雅正亦其诗之风标，宋濂便尝为其诗集作序，称其诗“温润清逸”“典刑古雅”[4]（p755）。
至于萧翀，曾造刘崧之门墙得其熏与濡染，乃刘崧的入室弟子。宋濂《刘职方诗集序》谓萧翀“亦嗜于诗，盖得刘君（刘崧）之传者”[3]（p190）。乌斯道序《刘职方诗集》，则以“清新典丽”称萧翀之诗。萧翀的诗集虽然已散亡，传世之诗亦不多，但他曾不遗余力地为刘崧编选、刊布诗集，且遍求序言于当时的名流方家以行世，由此足见其对乃师的膜拜推崇，堪称最能传刘崧诗学衣钵者。如果将他序与萧翀编刊诗集的实行两相参证，亦足可嗅出其所为诗的雅正味道。
从前文的梳理可见，从“江右诗派”的宗盟刘崧，到与其交道深厚的友朋，再及其得意门生，他们在诗歌创作上都有一颗秉承儒家雅正传统的心志。虽然我们还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之中一一遍览“江右诗派”所有诗家的创作风貌，也不宜就此断定“江右诗派”艺术追求上的唯一性；但是，据此我们又足可以宣示：“雅正”乃这一诗派的一脉相承的共同艺术趣尚之一。
二、 地域风源：“江右诗派”的诗学渊绪
任何诗派的形成，总是有其渊源可溯，明初的“江右诗派”亦不例外。既然一如前文所论，“雅正”乃“江右诗派”重要的艺术趣尚所在，那么我们在追溯其诗学的渊绪时，自然也可以“雅正”作为一个角度展开考论。与此同时，“江右诗派”作为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我们又可引入地域观念，将“雅正”纳入地域范围对其渊绪予以论述。但需要注意的是，“雅正”作为儒家传统诗学审美规范，它实际牵涉追求高尚健康、荡涤邪恶污秽的思想内涵和清澹平和、凝练蕴藉的外在形式两个方面，而往往又以前者为重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以雅正为视域来探讨“江右诗派”的诗学渊绪，也应该侧重于思想内涵这一节点。
受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自李唐五代以还，江右诗歌的兴起发展相对滞后，除东晋陶渊明、晚唐郑谷和李潜等少数诗人之外，知名于文学史者并不多见。直至宋元时期，方呈现出云蒸霞蔚、作者代兴的繁兴局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江右历来为儒学风气颇为浓厚的地域，而一如解缙《送刘孝章归庐陵序》所谓：“庐陵固濂洛之渊源也”[9]（p700），作为儒学最为重要的分支之一的理学，更是肇端、定型、兴盛于此域。从一定程度上讲，江右诗坛似乎也深深地被儒家的传统诗教所笼罩，而对中和醇雅的艺术气象的控驭，江右诗人则尤为擅长。从晋之陶渊明到宋之黄庭坚，元之虞集、范梈，细数这些江右名诗人，他们的创作中无不浸淫着一股浓重的雅正气味。地域文化传统是影响文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育于江右的明初“江右诗派”，在诗学上自然难以脱离地域传统的熏染，派中诗人对陶、黄、虞、范等乡贤亦多有效法。当然，要解释清楚这一问题，仍然需要从“江右诗派”的重要作家说起。 以刘崧为例，其论诗崇尚雅正，这一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又甚得地域文化之陶染。刘崧对乡贤陶渊明即至为膜拜，其《题陶渊明像寄刘仲修》甚至将“神闲韵自适，意远色逾好”的陶靖节视为诗家“鼎鼎百代师”[10]（p233），而一如前文所论，刘诗亦不乏清婉和雅之质，陶诗的意境风神藏掖其中。张应泰《刻刘槎翁诗选序》谓：“翁（刘崧）生末造，俗渐于夷，顾能振响天衢，一还大雅，讵不谓难？大江以西，陶元亮而后，弘绍宗风，定当以翁为适” [2]（p188），评骘不无夸饰，但又有其合理处。又，前人对刘崧的诗学趣尚，多从宗唐祧宋的角度展开评判，叶盛甚至以其尝言“宋绝无诗”大加诟病，称其无视朱熹等宋代贤达于诗学之功深，“欲眩区区之才，无忌惮若是，诟天吠月”[11]（pp256-258）。在一定程度上，后来研究者亦多借此来否定刘崧对先贤黄庭坚的效法，但这种从宗唐法宋角度来探讨刘崧师法的做法也难免有其缺陷，毕竟它所关注的更多的是诗歌外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性，往往因此忽略了彼此在内在意蕴上的相似点或共通性。实际上，刘崧《书山谷黄太史〈题醒轩诗〉后》最能见其法乳山谷的心迹，今择其部分引述如下：
太史以宋元丰中来宰是邑，暇日往往探奇幽，倏然以自嬉于尘埃之外，若听泉观山，倚晴快阁，赋东禅之息轩、石基之变清，皆其一时陶情寄兴之所及，至于豁然开视、属望乎禅门之切至，则未有若醒心轩之云云者。于是，去之三百年矣，顾其山水之深高者，今犹昔也……念昔太史之留题于醒心也，先师尝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于心，然余惧其义而或泯也，幸得录而传之，将持归刻于山中以无忘前闻人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计是诗者，何啻太仓之一稊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又非直游戏之嘲吟而已也。余惟嘉洞然之生也后，而怀贤嗣先之意，又超然有出于宗法契悟之外者，庶几乎，能不负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辞为之大书太史诗于前，复识其说于左，方俾来者又将有所观感焉。[3]（p552-553）
论诗以“温柔敦厚”为尚的黄庭坚，是宋诗的代表人物。其《题醒心轩》云：“尽日竹风谈法要，无人竹影又斜阳。他时若有相应者，莫负开轩人姓黄。”山谷此诗是一首典型的宋诗体，清逸中透出几分理思，但又堪称为“陶情寄兴”之作，亦不失为雅音正声。刘崧称它“非直游戏之嘲吟而已”，实际已从“义”亦即诗歌意蕴的角度予以了高度的认同，其要传承黄氏诗学旨趣的意愿也至为明确。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刘崧与黄庭堅的诗歌在外在艺术表现上的区别，但槎翁诗所表现出的雅正基质与黄庭坚这位前辈又当存在一定的关联，只是他对山谷诗的传承偏重于内在理趣意蕴罢了。为此，我们又何尝不能说其正是黄氏三百年后的“相应者”呢？
虞集、范梈这些以正大典雅树帜的元代江右名家，同样深得刘崧之歆慕。在《自序诗集》中，刘崧谓：
会有传临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诗者，诵之五昼夜不废，因慨然曰：“邈矣！余之于诗也，其犹有未至已乎！”乃敛蓄性真，湔涤故习，尽出初稿而焚之，益求汉魏而下盛唐诗以来号为大家者，得数百家遍览而熟复之，因以究其意志所在，然后知体制之工矣。夫求声之妙，莫不隐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乎一句一字之间而已也，故尝为之说曰：“诗本诸人情，咏于物理，凡欢欣哀怨之节之发乎其中也，形气盛衰之变之接乎其外也。吾于是而得诗之本焉，知襄诞之不如雅正也，艰僻之不如和平也，萎靡破裂不如雄浑而深厚也。” [3]（p512）
因虞、范之导向而明了雅正和平、雄浑深厚乃诗家之正脉，于是尽废少时诗作，并以“汉魏而下盛唐诗以来号为大家者”为师范，这一叙说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虞、范等乡邦贤达对其雅正诗学观念的启沃之深。
陈谟、梁寅、梁兰、刘永之等元明之际这些“江右诗派”作家，无论他们的诗学观念，还是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雅正风概，同样深具浓厚的地域印记。如陈谟，对陶渊明即了然于心，以陶诗之清逸舂容为诗家正则，其《郭生诗序》谓：“称诗之轨范者，盖曰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短章贵清夐缠绵，涵思深远，故曰寂寥，造其极者陶、韦是也。大篇贵汪洋闳肆，开阖光焰，不激不蔓，反覆纶至，故曰舂容，其超然神动天放者则李、杜也。” [8]（p619）对黄庭坚同样钦服有加，其《和杨少府登快阁用山谷韵》所云：“长啸城头天宇平，碧山浓处看新晴。过客帆樯烟雾重，傍人鸥鹭画图明。浪花细逐金鱼起，沙涨还添玉带横。物色分留归少府，千年太史有诗盟。”[3]（p557）不仅表达了自己对黄山谷的礼法，而诗作本身的内在情致以至外在风神，亦不乏山谷诗雄浑深厚的韵味。其他如名亦列于《宋元学案》的梁寅，为诗如四库馆臣所谓“舂容淡远”，“规仿陶、韦，殊无尘俗之气”[12]（p620）；而梁兰，发为音声则能“于元季繁音曼调之中，独倏然存陶、韦之致 ”[3]（p722）；至于刘永之，刘崧的《题陶渊明像寄刘仲修》诗，将其与“斯人管乐俦，而分山泽槁”的陶渊明相类比，以“神闲韵自适，意远色逾好”[10]（p233）相称道。这些点滴评价，虽然可能只是诗论家们的感性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诗学思想，乃至创作的乡邦渊源。
不可否认，仅仅将雅正纳入地域这一范围来探讨“江右诗派”的诗学渊绪，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按理诸如儒家传统诗教、时代文化氛围、新旧朝代更替等都应该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背景。不过，综前所述，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从“江右诗派”的精神内涵而言，其“雅正”诗学所具有的地域风源又是客观存在的。
三、正统根基：“江右诗派”与明初诗坛
“雅正”，较早见于《毛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由废兴也。”作为儒家传统诗学审美规范，“雅正”在艺术表现上具有一种区别于绮靡轻浮的清醇面相。从思想内涵上而言，又与“文以载道”的崇尚相吻合。以此观之，“雅正”显然符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观，雅即代表了正规或者说正统，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因缘，实际也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也为历代统治者所提倡、所推崇。开国之后，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统治，一方面大力改革社会积弊；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强化文化统治，加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在文学上，他不仅主张“文儒相兼”“文以载道”，还要求诗以“鸣盛”，追求平实和雅的文学风尚，力求恢复汉唐传统，尝谓：“朕观上古圣贤之言……则身修而家齐，为万世之用不竭，斯良之至也。今之儒不然，穷经皓首，理性茫然，至于行文流水，架空妄论，自以善者矣。”[13]（p137）又曾言：“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屏去之。” [14]（p141） 从某种意义上讲，“江右诗派”的“雅正”情趣不但吻合了朱元璋的文治理念，而且随着这一理念的深入推行而得以强化，贴近于开国气象而注入“鸣盛”因子，也因此成为明初诗坛最为耀眼的文学群体之一。刘崧元末隐居不出，洪武入仕之后，他能相时而动，不断修正自己的雅正观念。如在《与萧鹏举》一书中，刘崧不仅对弟子萧翀所作诗文“辞情实尠而浮文胜”的缺点给予直接的批评，而且进一步指出：“今朝廷更化，去华尚质，士风丕变，于凡名称尤不可不慎，非独名称也，由此推之，何莫不然，足下通敏善学，宜日新所闻，而故习未尝尽扫除若此，甚可惜也。故特为足下言之，足下幸毋怪其多事也。”[3]（p430）自觉地承担起传布宣扬朱元璋文治思想的责任。洪武十三年（1380年），为林鸿《鸣盛集》作序，他又谓：“诗家者流，肇于康衢之《击壤》，虞廷之《庚歌》。继是者，沨沨乎《三百篇》之音，流而为《离骚》，派而为汉魏，正音洋洋乎盈耳矣。六代以还，尚绮藻之习，失淳和之气。”[15]（p3）追溯诗家之源流，一以“淳和”为正音，同样能见其以诗“鸣盛”的心曲。
至于陈谟、梁寅、梁兰等“江右诗派”中的布衣诗人，受乡邦传统、时代风气等因素影响，本来对雅正诗学观就持赞誉的态度，因此，朱明立国后，王朝所推行的诗文鸣盛的文治策略显然也在他们文学思想所能接纳的范围中。据宴璧《海桑集序》，陈谟便以“遭时俶扰，其制作弗及黼黻皇献，以鸣国家之盛”为憾事，而将诗文集“题曰《海桑集》”[8]（p526）。对那些能守性情之正的文学作品，陈谟亦力加推扬，如序《竹间集》，即称“集中佳制，率慕汉魏盛唐之风而无齐梁绮纨之习，其为可传无疑。……如君之才，其有不鸣国家之盛乎” [8]（p603）。梁寅与陈谟秉性相类，其入明之后的“鸣盛”思想同样突出，朱彝尊称他“入礼局，虽不为好爵所縻，然《石门集》中”，诸如“万里升平感圣朝”“赫赫大明逢盛代，载歌周雅赞皇文”一类的“感恩颂德之词，不一而足”[16]（pp57-58）。至于穷逸老死于山林的梁兰，据杨士奇《梁先生墓志铭》，尝言：”“士贵有益世用，非徒资禄利，苟荣其身而已”；入明后，更是每以“今幸遭明时，沐治平之泽，不可苟焉自逸，忘所施报”训诫其子嗣，而所言“惟克有终，以不辱国命贻我羞吾，获归守先人邱墓以咏歌太平，尽吾之天年，为乐不既多乎”[17]（p181），实乃其初心之所在。
“江右詩派”诗人的“雅正”观念和“鸣盛”心绪，与朱明王朝推行的文治策略正相对应，这必然会使他们的诗学观点受到朝廷的重视，并在政治力量的推毂下得以传布。如以编选《雅音正声》而扬名明初诗坛的江右诗人刘仔肩，其持守“雅正”规范，甚至被“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奉为明代“为雅颂，被之弦歌，荐之郊庙者”的“权舆者”[18]（p584）。又据梁潜《故山东运盐司副使萧公墓志铭》，洪武十四（1381年）年，萧翀以贤良入征明廷，因赋《指佞草》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擢苏州府同知”[5]（p505）。对刘崧，宋濂同样欣赏，并力加延引，序《刘职方诗集》称崧诗“凌厉顿迅鼓行，无前所谓缓急、丰约、隐显，出没皆中乎绳尺，至其所自得，则能随物赋形，高下洪纤变化有不可测，置之古人篇章中几无可辨者。呜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后千年而兴者，孰敢谓无其人乎。苟谓有其人，非刘君之作，能行之于远乎”[2]（p189）。实际上，刘崧亦得朱元璋之荣宠，“屡常擢用”。洪武三年（1370年）以文材举为职方郎中，仕至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洪武十四年（1381年）因“胡惟庸案”致仕归里，复起用为国子监司业以助“文治”之行，成为明初文治策略的重要的见证人、代言人和执行者。朱元璋不仅以“文学雅正”（尹直《侍郎刘公崧传》）[19]（p1421）盛赞刘崧诗文，在其逝世之后，更是深表痛惜，并特为《祭国子司业刘崧文》，谓：
惟尔有学有行，发誉儒林，朕嘉尔能，屡常擢用。迩者遣使召司业成均，简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数日间，遽然而逝，朕甚悼焉。已令有司备礼殡殓，灵车归葬，特以牲醴致祭。[13]（p453）
祭文虽然短小，但却将刘崧的诗坛地位以皇权意志的形式确立下来，为其诗名的后世显扬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刘崧作为“江右诗派”的宗盟，这些来自于统治阶级最高层的扬誉、推举，无疑具有深厚的政治用意，又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江右诗派”的正统根基，必然促进和强化其在诗坛的声势和影响力。
若论“江右诗派”的影响力之深，莫过于对明初“台阁体”诗歌的启沃。关于江右诗歌与“台阁体”的关系，钱谦益所谓“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四库馆臣将“江右诗派”视为“台阁体”先声，均非空穴来风。一方面定鼎开国的背景为“江右诗派”诗学观念的延续奠定了良好的时空基础。“江右诗派”本以“雅正”为绪论，而如前文所论，朱明的开国气象则又使“鸣盛”因子成为其诗学观念中的重要成分。“台阁体”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或文学群体，其成员多来自于建文四年（1402年）创立的内阁和翰林院，为明初文治策略的代言者，这一角色决定了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必须以歌咏太平为内容、以雍容大雅为特色。当然，“台阁体”的生成又绝非以“内阁”的创立为起点，稍前于它的“江右诗派”，因阐扬“雅正”“鸣盛”相结合的诗学观念而深受朱元璋政治集团的器重，实际又成为它们崛起的直接又重要的师法对象
另一方面，明初“台阁体”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因其成员来自于建文四年（1402年）所创立的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禁直机构—内阁—而得名，并以江西籍文人为核心。其中要者又多与“江右诗派”中的诗人关系盘根错节，至为密切。例如，台阁“三杨”之杨士奇，乃刘崧同县后学，对刘崧的文行出处每见私淑之意，这从前引《刘职方诗跋》可窥一斑；与梁兰，则既为姻家世好，幼时又曾就学梁氏之门，“从受诗法”[17]（p181）；同时，他又称陈谟为外伯祖，少尝“从学海桑先生侧”[17]（p439），不失姻亲师生之谊，得其教泽也深。梁兰与梁潜、梁混，萧翀与萧鎡，罗以明与罗汝敬、胡子祺与胡广、练高与练子宁、熊直与熊概等，则为父子关系，家学渊源不可不谓深厚。另外，萧翀曾师事刘崧，萧鎡则从学于梁潜、杨士奇，梁潜尝及王沂之门等。总之，“江右诗派”与“台阁体”文人之间确乎形成了一种或地缘、或师缘、或血缘的复杂关系；而在明初王朝“鸣盛”文治政策推行的背景下，薪尽而火传，这种关系的形成又必然导致包括诗学观念在内的思想传衍。由此看来，胡应麟“先驱当代”之谓，若就“江右诗派”而言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结 语
文学关乎世运，文学与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等密切相关。总体看来，顺应朝廷文治政策的需要，“江右诗派”本来所具有的的雅正情结，不仅在明初得以强化，植入“鸣盛”的因子，而且亦因此受到最高统治阶层的推崇褒奖，从而产生了较大的诗坛影响，成为“台阁体”诗歌的先声，成为探讨明初诗坛生态的重要参照体。质言之，在明王朝渐趋佳境的过程中，明初诗坛的五大流派，以雅正标宗的“江右诗派”何以能在其他诗派渐趋式微的情况下一家独秀，固然有其深刻的地域文化因缘，但也同样存在深刻的时代政治背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初政诗坛生态的一个实际状况，那就是王朝政治已然成为明初诗歌走向的一股极其重要的牵引力，而一种文学趣尚繁兴与否与王朝的文化策略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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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昌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责任编辑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