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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志》杂志（The Big Issue）是一本起源于伦敦的街头杂志，内容涵盖时事、商业、文化、科技等各类议题。作为英国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之一，《大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主要由“街友”（包括无家可归者和长期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在街头进行售卖，以此让他们获得工作机会，实现自力更生。
一本有温度的杂志
自1991年创立以来，《大志》便致力于“给予人们帮助，而不是施舍”，也即我们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英国，取得售卖资格的街友可以从《大志》免费领取10本杂志，将销售所得作为启动资金，之后再以1.25镑的价格购入该杂志，并以2.50镑的价格卖出，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本小小的杂志，让成千上万的“街友”实现了从乞讨到工作的人生转变，也引领了120多个国家街头报纸和杂志的变革。作为用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成功典范，《大志》正在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弱势群体自助革命。
谈到“街友”以及自助，就不得不提及《大志》的创始人约翰·巴德（John Bird）。出生于穷困家庭的他，5岁时便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当谈及创办《大志》的初衷时，他说“施舍是捐赠者良心的体现，但从长远来看，却并没有改善乞丐们的困境”，“因为施舍同时也就是剥夺，乞丐的自尊、希望和独立性都随着施舍而逐渐丧失”。为了让“街友”们真正实现独立和自立，他与戈顿·罗迪克（Gordon Roddick）一起创立了《大志》杂志。戈顿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企业家，同时也是“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的联合创始人。在全球拓展“美体小铺”业务期间，戈顿在纽约看到了由街友售卖的《街头新闻》（Street News），大受触动。考虑到伦敦街头游民和乞丐日益增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回到英国后，戈顿找来具有出版经验、过去也曾一度露宿街头的约翰，两人联手创办了《大志》杂志。
目前，《大志》杂志已经成为一家年营业额300万英镑的大公司，拥有几千名街友销售员和几百万的年销售量。历经二十多年风雨而经久不衰，《大志》的成功既归功于它比传统的商业杂志有情怀，又得益于它比传统的公益慈善懂商业。正因为有情怀，《大志》获得了一大批热衷公益、希望帮助他人的消费者的支持，使其具有近67万的稳定阅读群体，贝克汉姆、威廉王子等英国社会名人也会接受《大志》的专访。又因为懂商业，《大志》没有忽略其作为一本杂志所应具有的市场竞争力，它希望读者购买杂志是因为喜欢杂志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帮助他人的爱心消费，所以，从编辑团队的专业性到内容素材的丰富性，《大志》都尽量使自己处于同类杂志的领先水平。就是这样一颗“帮助街友”的善心，再加上一颗灵活多变的商业头脑，让《大志》一步步成长壮大，并且广为人知。
《大志》模式：商业与公益联姻
现如今，《大志》已经成为一家非常成熟的社会企业，以商业方式运营的同时，致力于促进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双重价值。与此相对应，《大志》的组织架构主要包含“大志公司”及“大志基金会”两部分。前者采用传统商业企业的运营方式，通过杂志销售和广告收入来获取利润，实现自我造血的需求。但与传统商业企业不同的一点是，“大志公司”的所有收入都转入“大志基金会”，用于对街友的支持和服务。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大志基金会”还可面向社会接受捐赠。这两个组成部分就犹如《大志》的左膀和右臂，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支撑着《大志》“助人自助”（help people help themselves）的愿景与使命。（图1）
总结起来说，“大志模式”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街友自助和组织生存这两个关键问题。其中，街友自助是《大志》的目标与价值所在，而组织生存则是实现该目标的前提与手段。为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大志》的左膀和右臂在功能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分工。“大志公司”的存在有效地解决了组织自身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街友的工作与收入问题，迈出了街友自助的第一步。但在《大志》看来，获取收入不是目标，提升街友自力更生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其无家可归的问题才更为关键。在这方面，“大志基金会”将街友自助的目标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开展各种服务为街友提供住房、医疗保障及其它方面的支持。所以说，《大志》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同一个模式解决了两个问题，并促进了街友在收入与能力上的双重提升。
模式拓展：传统中孕育创新
商业与公益的完美结合，促进了“大志模式”在英国的成功，也吸引了其它国家关注的目光。澳大利亚、日本、肯尼亚等国家纷纷效仿，将“大志模式”引入国内，并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良。在此过程中，促进街友自助的核心使命与传统得到发扬，同时也催生了很多创新之举。本文以澳大利亚为例对“大志模式”全球拓展过程中的创新举措进行说明。
澳大利亚于1996年引入《大志》杂志，除传统的街头售卖外，还推出了“女性订阅服务计划”。这主要是考虑到很多妇女因家庭暴力问题无家可归，但街头售卖更适合男性，对这些弱势的女性群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安全和可行的方式，所以，该计划旨在通过杂志的订阅，让女性可以在室内从事杂志的打包服务，以此获得工作、培训及其它支持。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大志》杂志还开展了“社区街头足球项目”，通过体育运动将弱势群体聚集到一起，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促进他们对社会的融入及社会对他们的包容。自2007年开展以来，该项目吸引了5000多名弱势群体参加，很多参与者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09年的一项研究还发现，社区足球项目可以每年为澳大利亚社会节省700万美元的成本，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社会变革方案。
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售出900多万本《大志》杂志，为无家可归者带去了190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成就的取得既归功于“大志模式”的引进，当然，也离不开澳大利亚结合本地实际的创新与改良。所以说，无论一个社会企业模式多么成功，都不能一成不变地搬运和复制。只有与当地需求及文化相融合，才能切实地解决社会问题。
走入中国，路在何方？
随着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在全球的拓展，近年来国内也涌现了一大批社会企业的先行者，像“残友集团”“百特教育”“欣耕工坊”等等。除此之外，也引进了像“黑暗中对话”这样的国外先进社会企业模式。那像《大志》杂志这样一种成功的社会企业模式，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说，对中国有没有借鉴意义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社会企业存在于各个领域，就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环保、教育、健康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突破，而文化创意领域及传媒行业则稍显滞后，《大志》用一种富有创意的方式为有志于在该领域作出贡献的社会企业树立了一个标杆。同时，它对无家可归者的关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向。现在大多数社会企业的服务对象都集中在老年人、残疾人、青年人、儿童等群体身上，像《大志》这样另辟蹊径，以街友作为帮助与支持的对象，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总的来说，无论是引进像《大志》这样成熟的社会企业模式，还是基于本地实际建立一些原创性的社会企业，最根本的是要平衡好使命与利润之间的关系。以使命为本，以利润为辅，既不可偏重一端，更不能本末倒置。《大志》杂志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归根到底在于其胸怀大“志”，这个“志”指的便是它“服务街友”“助人自助”的使命。任何一家社会企业都应该树立自己的大“志”，对其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会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当然，除了胸怀大“志”之外，社会企业的成功也离不开利润的支撑。如果一家社会企业能做到明确使命、看准需求，同时善用利润、不断创新，也定会迎来像《大志》一样的春天！
（第二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本有温度的杂志
自1991年创立以来，《大志》便致力于“给予人们帮助，而不是施舍”，也即我们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英国，取得售卖资格的街友可以从《大志》免费领取10本杂志，将销售所得作为启动资金，之后再以1.25镑的价格购入该杂志，并以2.50镑的价格卖出，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本小小的杂志，让成千上万的“街友”实现了从乞讨到工作的人生转变，也引领了120多个国家街头报纸和杂志的变革。作为用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成功典范，《大志》正在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弱势群体自助革命。
谈到“街友”以及自助，就不得不提及《大志》的创始人约翰·巴德（John Bird）。出生于穷困家庭的他，5岁时便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当谈及创办《大志》的初衷时，他说“施舍是捐赠者良心的体现，但从长远来看，却并没有改善乞丐们的困境”，“因为施舍同时也就是剥夺，乞丐的自尊、希望和独立性都随着施舍而逐渐丧失”。为了让“街友”们真正实现独立和自立，他与戈顿·罗迪克（Gordon Roddick）一起创立了《大志》杂志。戈顿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企业家，同时也是“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的联合创始人。在全球拓展“美体小铺”业务期间，戈顿在纽约看到了由街友售卖的《街头新闻》（Street News），大受触动。考虑到伦敦街头游民和乞丐日益增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回到英国后，戈顿找来具有出版经验、过去也曾一度露宿街头的约翰，两人联手创办了《大志》杂志。
目前，《大志》杂志已经成为一家年营业额300万英镑的大公司，拥有几千名街友销售员和几百万的年销售量。历经二十多年风雨而经久不衰，《大志》的成功既归功于它比传统的商业杂志有情怀，又得益于它比传统的公益慈善懂商业。正因为有情怀，《大志》获得了一大批热衷公益、希望帮助他人的消费者的支持，使其具有近67万的稳定阅读群体，贝克汉姆、威廉王子等英国社会名人也会接受《大志》的专访。又因为懂商业，《大志》没有忽略其作为一本杂志所应具有的市场竞争力，它希望读者购买杂志是因为喜欢杂志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帮助他人的爱心消费，所以，从编辑团队的专业性到内容素材的丰富性，《大志》都尽量使自己处于同类杂志的领先水平。就是这样一颗“帮助街友”的善心，再加上一颗灵活多变的商业头脑，让《大志》一步步成长壮大，并且广为人知。
《大志》模式：商业与公益联姻
现如今，《大志》已经成为一家非常成熟的社会企业，以商业方式运营的同时，致力于促进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双重价值。与此相对应，《大志》的组织架构主要包含“大志公司”及“大志基金会”两部分。前者采用传统商业企业的运营方式，通过杂志销售和广告收入来获取利润，实现自我造血的需求。但与传统商业企业不同的一点是，“大志公司”的所有收入都转入“大志基金会”，用于对街友的支持和服务。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大志基金会”还可面向社会接受捐赠。这两个组成部分就犹如《大志》的左膀和右臂，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支撑着《大志》“助人自助”（help people help themselves）的愿景与使命。（图1）
总结起来说，“大志模式”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街友自助和组织生存这两个关键问题。其中，街友自助是《大志》的目标与价值所在，而组织生存则是实现该目标的前提与手段。为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大志》的左膀和右臂在功能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分工。“大志公司”的存在有效地解决了组织自身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街友的工作与收入问题，迈出了街友自助的第一步。但在《大志》看来，获取收入不是目标，提升街友自力更生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其无家可归的问题才更为关键。在这方面，“大志基金会”将街友自助的目标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开展各种服务为街友提供住房、医疗保障及其它方面的支持。所以说，《大志》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同一个模式解决了两个问题，并促进了街友在收入与能力上的双重提升。
模式拓展：传统中孕育创新
商业与公益的完美结合，促进了“大志模式”在英国的成功，也吸引了其它国家关注的目光。澳大利亚、日本、肯尼亚等国家纷纷效仿，将“大志模式”引入国内，并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良。在此过程中，促进街友自助的核心使命与传统得到发扬，同时也催生了很多创新之举。本文以澳大利亚为例对“大志模式”全球拓展过程中的创新举措进行说明。
澳大利亚于1996年引入《大志》杂志，除传统的街头售卖外，还推出了“女性订阅服务计划”。这主要是考虑到很多妇女因家庭暴力问题无家可归，但街头售卖更适合男性，对这些弱势的女性群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安全和可行的方式，所以，该计划旨在通过杂志的订阅，让女性可以在室内从事杂志的打包服务，以此获得工作、培训及其它支持。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大志》杂志还开展了“社区街头足球项目”，通过体育运动将弱势群体聚集到一起，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促进他们对社会的融入及社会对他们的包容。自2007年开展以来，该项目吸引了5000多名弱势群体参加，很多参与者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09年的一项研究还发现，社区足球项目可以每年为澳大利亚社会节省700万美元的成本，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社会变革方案。
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售出900多万本《大志》杂志，为无家可归者带去了190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成就的取得既归功于“大志模式”的引进，当然，也离不开澳大利亚结合本地实际的创新与改良。所以说，无论一个社会企业模式多么成功，都不能一成不变地搬运和复制。只有与当地需求及文化相融合，才能切实地解决社会问题。
走入中国，路在何方？
随着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在全球的拓展，近年来国内也涌现了一大批社会企业的先行者，像“残友集团”“百特教育”“欣耕工坊”等等。除此之外，也引进了像“黑暗中对话”这样的国外先进社会企业模式。那像《大志》杂志这样一种成功的社会企业模式，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说，对中国有没有借鉴意义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社会企业存在于各个领域，就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环保、教育、健康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突破，而文化创意领域及传媒行业则稍显滞后，《大志》用一种富有创意的方式为有志于在该领域作出贡献的社会企业树立了一个标杆。同时，它对无家可归者的关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向。现在大多数社会企业的服务对象都集中在老年人、残疾人、青年人、儿童等群体身上，像《大志》这样另辟蹊径，以街友作为帮助与支持的对象，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总的来说，无论是引进像《大志》这样成熟的社会企业模式，还是基于本地实际建立一些原创性的社会企业，最根本的是要平衡好使命与利润之间的关系。以使命为本，以利润为辅，既不可偏重一端，更不能本末倒置。《大志》杂志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归根到底在于其胸怀大“志”，这个“志”指的便是它“服务街友”“助人自助”的使命。任何一家社会企业都应该树立自己的大“志”，对其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会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当然，除了胸怀大“志”之外，社会企业的成功也离不开利润的支撑。如果一家社会企业能做到明确使命、看准需求，同时善用利润、不断创新，也定会迎来像《大志》一样的春天！
（第二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