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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36年，春王正月，公子重耳立于船头。对岸渐渐近了，晋国迎面而来。
瓜熟蒂落。重耳是一个耐心的人，他忍耐并等待了十九年，从十七岁到三十六岁。现在，不是他夺回晋国，而是晋国准确无误地落到他的掌中。
他回过头，却见狐偃立在身后，面容肃然，双手捧着一枚玉璧。他认出，那是他当年赐予狐偃的玉璧，是他和狐偃主从关系的信物。
河风凛冽，重耳觉得身上每一根汗毛森然而立。
狐偃说：“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犹知之，何况君乎？请由此亡。”
巡于天下？呵呵，说得多体面！那可不是什么巡于天下，那是丧家之狗！野狗一样奔窜、乞讨，被人嘲笑、轻贱，不知前途何在，不知明天睡在哪个窝里！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他们走了，他们看不到希望。只有这个人，重耳确信他将不离不弃，狐偃，狐子犯，他的舅舅，更是他的兄弟，没有子犯他早就熬不住了。而现在，晋国就在眼前，国君大位就在眼前，这个人竟然要走。我跟随您周游天下，有太多的过错，我自己都知道，我把这玉璧还给您，从此解除我们之间神圣的誓约，我要浪迹天涯去！
重耳接过玉璧。玉冰凉。
他转过身，对着滔滔黄河，把玉璧扔到河中，与狐偃明誓：
“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如果我回到晋后，有不与您同心的，请河伯作证。
玉璧沉入河底。它见证着一份新的誓约：此刻，在他即将成为君王的时刻，他和他的追随者重新确认关系。
狐偃说：过去，我们是兄弟，船到对岸时，我们不再是兄弟而只是君臣，对吗？
重耳说：不。我们是君臣，也永远是兄弟。
船靠岸了。晋国的大地一望无际，无数的人在等他，各怀其心。
那天夜里，他终于来了。
——寺人披。史书上是这么称呼他的。
寺人，阉人也。被阉割，一刀割去了对祖先、家族、后世和自身的责任，从此他与世界的关系仅仅是他与他的主人的关系。
这个叫披的人，其实也不叫披，他本名勃缇，“勃缇勃缇勃缇”，叫顺了嘴就叫成了“披”。
一个被强行简化的人，从身体到名字。
寺人披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一位武功高强的阉人，从重耳的父亲献公时代起，披的职责就相当于后世的东厂，他负责“干脏活”，替国君杀人，当然，他必定消息灵通，他听得见草叶轻动吹起的风。
这个人，此时就站在重耳的门外，他说：
我只是尽我的全力执行命令，“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我不会思考为什么杀人，古往今来，如果每个人都要思考和选择，那么军队和监狱都将无法运转。所有的君王，不管是你的父亲、你的弟弟、你的侄子还是你，都离不开我这样的人。
公元前636年，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支持下横扫晋国，登上君位。然后，他就每天坐在宫中，忙碌地结算恩仇。
流亡十九年，有恩的恩重如山，有仇的仇深似海。现在，结账的时候到了。纵马大地，快意恩仇，重耳正处在人生最亢奋的巅峰。漫长的十九年里，在孤寂、困苦和绝望中，支持他熬过来的，恰恰就是此刻——背弃他的人、蔑视他的人都将跪倒在他面前祈求宽恕，为糊涂油蒙了心而后悔而战栗；而那些追随他的人，那极少数人，他们的忠诚和情义将得到报偿，他们将从他的手中获得荣耀、权力、财富和土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将永远庆幸他们做出了对的选择。
重耳如神，立于群山之巅，分配雷霆或雨露，决定和更改人的命运。太阳照耀着他，舞台上的聚光灯照耀着他，万众瞩目，所有的人都在围观这人世最盛大的戏剧高潮。
不知晋文公重耳是否意识到他所具有的原型意义，在后来的中国人心中，恒久地存有一个根本的想象，而他恰恰就是这想象最初的源头，公元前636年的重耳，他所做的一切都将被模仿、被滑稽模仿。
这是因为，他差不多是中国史上第一位起于江湖的王者。他是公子，但他曾经落入最底层，他带领一个小小的创业团队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长期战斗，他将是后世的刘邦、刘备、许许多多挣扎于泥泞的人梦想成为或梦想遇见的那个人。这样一个人，必有无数的恩仇要料理，而料理恩仇在后世的民间想象中就是故事的高潮、结局和意义。
重耳看不到那么远。他不是看戏的人不是观众，他知道，料理恩仇其实只是开场。晋国经过十九年的动荡，正处于权力和利益的真空，现在，他在重新分配一切，让每一个人在新的晋国得到自己的位置，分得准不准，分得是否妥当，这关系到能不能摆稳他的君位、他的江山。
——他毫不犹豫，立刻杀掉了晋怀公子圉。那是他的侄子，但他没有这个侄子，他面对的只是一个死敌。还在秦国时，他就迎娶了怀公留在秦国的夫人、秦穆公的女儿。他曾经有所犹豫，但身边人几句话就打消了他的心理障碍：娶了此女对获得秦国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你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
他不是你的侄子，她也不是你的侄媳妇，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然而，对在这十九年中留在晋国的人，那些曾经效忠惠公、怀公父子的人，他必须显示足够的宽大，他不能把所有留在晋国的人杀光，必须弃小怨而安众心。所以他大度地赦免了曾经携款背叛的头须，在后来的《韩诗外传》中，人们甚至想象他和这个仇人手牵着手举行了招摇过市的游行。重耳深知，在报恩报仇之外，他必须宽恕，宽恕是君王的德行，更是君王必须善加运用的权力。
但有些人断难宽恕。比如，披。
披现在站到了门外。他向新主人报到，而且有情况要汇报——
披来了？重耳一听就蹦了起来：
他还敢来？好啊，你们去问问这王八蛋，十九年前，我爹派你来蒲城杀我，限你一天一夜赶到，你呢，倒是腿快，没掌灯你就提着刀到了。我跳墙逃命，俩手还扒着墙头呢，你丫一刀就砍到袖子上，差点没把手给我剁了！
还有，我跑出去跟着狄人在渭河边种地，我弟又派你来杀我，限你四天时间，结果呢，你丫第三天就到了，你当你是高铁呢这么提速，你急什么急？你丫还有脸见我，滚！ 然后，披就做了刚才那一番自辩。披冷冷地说：
我还以为你这回回来，长了见识，知道该怎么做主子了，却原来你还糊涂着呢。我滚，可以，只怕照这样该滚的人就多了去了，剩下你一个等着倒大霉吧。
——现在，我们必须注视这个披，就在此刻，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在这种情景下提出，在中国精神史上具有隐秘的原创意义。
披这个人，让人想起埃希曼，那个集中营里的屠夫，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他来到集中营，他会成为埃希曼。
披和埃希曼，无情地追杀无辜者，或者漠然地像运送物资一样把千百万无辜者送往死地，他们都是有罪的。
但是，我不敢肯定，在正常境遇下，他们一定就是恶人。比如披如果穿越到一个法治国家成为一名警察，他也许像《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那样不近人情，但他必定铁面无私。而埃希曼，如果让他管理铁路或民航，我相信，必会安全、正点。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他们，他们可能是值得尊敬的人。
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汉娜·阿伦特对此反复阐述，她认为披或埃希曼的问题是“不能思考”，在阿伦特以及她所理解的康德看来：“每个人在开始行动时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通过使用实践理性，人们发现能够也应该成为法则的准则。”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以赛亚·伯林嗤之以鼻，他说：“我无法接受阿伦特的邪恶之庸常性的观点……那些钦佩她的人，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他们不用脑子思考。”
阿伦特说披和埃希曼不思考，伯林说阿伦特及其粉丝不思考。
那天晚上，晋文公重耳认真思考了。他走出门，重新认识了披，现在他不会让披滚，他想明白了，他需要披。
此时的重耳确认，维系一个王国、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运转，需要坚硬的责任伦理，必须有人把一种价值中立的责任和义务当作最高法则，否则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存续。
果然，披告诉他，有人谋反。披准备以同样的热情和干劲执行他的命令。
重耳无情地镇压了叛乱者。杀了该杀的，赏了该赏的，用了该用的，文公重耳是完全合格的，万民很满意。
寂静的绵山下，一个人与老母黯然对坐，他远远地、冷冷地看着世间的烈火烹油、煎炒烹炸。
他叫介子推。介子推属于公元前655年跟随重耳出逃的那几十人的小集团，现在，他回家了，和十九年来倚门望子的母亲团聚。
据司马迁说：“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弹冠相庆，各得其所。但是，偏有一个人被忘了，这就是介子推。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你不说，也就没有了。忘了也就忘了，很可能就这么彻底忘了。
在某一个晚上，介子推与母亲说起了这件事。
“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为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难与处也。”
——在这阴暗的小屋里，说出的是重要的话，请屏息静听。
介子推完全否定了文公和臣下之间的江湖和庙堂逻辑，当所有人都在谈功劳和报偿时，他在谈论天——在这里，天既是超验的，也是中国人所体认的“势”。晋献公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重耳。惠公、怀公父子又不争气，那么，除了重耳还有谁呢？上天支持重耳兴起，可他们却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并以此向君王索取。偷人东西，尚且称为盗窃，何况把天所成就的功绩说成是自己的力量？他不愿与他们同列。
对当时的晋国来说，选择的余地有限，重耳能够顺利夺位，传檄而定，确实是势所必至。但是，天意在上，人事在下，你不能说人的行动毫无意义。当介子推标举天意时，他激愤于人的虚伪和贪婪。十九年的流离，介子推是亲历者，他必是深知这十九年间人的软弱、人的动摇、人的愁苦困顿，这一切即使在史书上都不慎有所流露。而现在，那些人把这一切全忘了，他们正在争吵着比较自己的功劳，他们的忠义原来也不过是贪婪，他们像一群投下重注的赌徒，竞相索取回报，而晋国竟如同等待分割和烹煮的羔羊！
这并非是愤世嫉俗，介子推看到的，文公重耳必也看到了。
——在船上，狐偃还璧的时候，重耳必定有一瞬间感到面前这个人如此陌生。这是赤裸裸的要挟，狐偃代表着那一群忠诚的追随者：赵衰、魏武子、胥臣等等，他们要求明确他们在新晋国的特殊地位。在那一刻，重耳清晰地知道，原来他和他们并不同心，原来他们另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心。
重耳不是介子推，他毫不迟疑地满足了他们。他知道，这就是江湖的逻辑，也是庙堂的逻辑，人世正是如此运转。在后来的岁月中，这群人和他们的后代始终是晋国的核心统治集团，最终三家分晋，三家之中就有赵、魏。
重耳和介子推都看明白了。重耳看得开，而介子推看不开。这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在那个小集团中他必定没有一个朋友，重耳把他忘了，别人更不曾记起他，这很可能是心照不宣的蓄意遗忘。
母亲说话了：“何亦求之，以死，谁怼？”
你也去说说呀，不然就这样待到死，又怨谁呢？
在这里，话开始分岔。介子推是在鄙夷那些争夺奔竞的人，而母亲是从基本的人情世故上理解儿子：这么大怨气，不就是因为没有轮到赏赐吗？咱也去说说！
介子推像很多儿子一样，有时对母亲的话感到无语，我在谈天道和真理，而你只关心我的心情。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让我像他们那样，我不是更下贱了？况且，我已经口出怨言，我压根看不起他们君臣，又怎么能再去端那个饭碗！
母亲不甘心，母亲进一步劝说：
“亦使知之，若何？”
还是想想办法吧，给人家提个醒。
介子推有点恼了： “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
我已经决意从此遁世，怎么能再说废话！
“能如是乎？与汝偕隐。”
——母亲到底也不懂儿子的心思，还能这样啊？难道可以在付出一切后放弃和拒绝人世的荣耀和报偿？但是，母亲说，我和你一起走。他们分别太久了，母亲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和我的儿在一起。
在那个清晨，儿子背负着母亲，隐没于山林。介子推再没有说过什么话。他归于沉默。
介子推母子的对话最早见于《左传》，《史记》基本照抄，但《史记》中另有一处重要的补充，那就是，介子推是黄河船上那一幕的目击者：“是时介子推从，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
我很怀疑这一段是太史公想当然所加。或许他看出了《左传》中介子推母子对话所隐含的疑难。
在《左传》中，我们面对的仅仅是这几段对话，即使是这篇对话，也遭到了眼尖的钱锺书先生的质疑：既是母子对话，谁听见来？但这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左传》的语境下看这篇对话，或许会觉得介子推的议论不过是矫情的牢骚，如果文公没忘了他，他很可能早就欢天喜地领赏去了。南宋吕祖谦《东莱博议》中就此洋洋洒洒发了一大篇议论，介子推是老实人，吭吭哧哧几句话哪经得住吕祖谦那一张利嘴：“今既推咎文公之滥赏，又怨文公之不赏，此近于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浊者矣，如推之徒是也！”
——经他这么一说，介子推简直就是一个小人。
但读完这篇高论，我却对吕祖谦顿生厌憎，此人好一支刀笔，不该论史，该去做状师。他不像是活在南宋，倒像是活在21世纪的互联网，所求者不过是占一个吵架的上风，他所远的，恰恰就是人情。放下吕祖谦，再看那篇对话，反觉得在说与未说之间曲尽人情，那一定是介子推与母亲真实的交谈。母亲的眼里只有儿子，母亲不懂政治，母亲不理解儿子在想什么，母亲只是觉得儿子在外面受了委屈，你为什么不去说呢？咱想想办法，别这么憋着呀。而儿子，他是在说着自己的话，他并不是在诉委屈，但他同时也不得不回应母亲，妈我不能那样，那样做更让人看不起……
吕先生和介子推他妈的眼界一致，他也是觉得介子推受了委屈，母亲为儿子的委屈而焦愁，吕先生却大喜过望：哈哈，你果然是个小人！
而司马迁，我不知道他写下河上那一幕时有何依据，但他终究是有远比吕祖谦高贵的心。当他让介子推与文公、狐偃在河上断然分手时，他已经清晰地对后面的对话做出了判断，那不是什么牢骚，问题的要害也不在忘不忘、赏不赏，这是一颗清洁的、可能过于清洁的心在这浊世做出的决绝选择。
介子推，他决不苟且，他蔑视算计和交易，他对这一切感到羞耻，他拒绝参与这个游戏。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偏执而狭窄，但这种偏执和狭窄中有一种森严壁立的力量：他竟然不遵从江湖的逻辑也不遵从庙堂的逻辑，他在无可选择中做了一个选择，从人群中走出，孤独地隐入山林。
隐何其难也，人世之牵绊竟不能断。介子推大概有两三个弟子或仆从，他们很可能在最终的隐退之前一直追随着他。这实际上也解释了钱先生的质疑，至少，在介子推与母亲说话时，《左传》并没有说明是否有人在场。现在，他们显然和母亲一样，认为必须说，为什么不说？他们把陈情书写在绢上或帛上，挂到了宫门外：
“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
重耳闻报，一拍脑袋，想起来了：
介子推！
怎么就忘了他，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太忙了，这都忙昏了头了！快！把他找来。
——或许真是太忙，百废待兴，诸事并举。也可能是想起了，想了想又放下。或许介子推看得明白：上下相蒙，在上者等待着在下者的渴望、竞争和乞求，只有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才能够确立，一份效忠契约才能够达成。而一个人冷冷地等着，一言不发，你为什么要想起他，他根本就不会感激涕零。但是现在，不能再忘，这份公开的陈情把问题提到了另一个层面，那已经不是介子推的安排问题，而是君王是否公正，是否对得起臣下的忠诚。
一场声势浩大的寻找介子推的运动展开了。
显然没有结果。
在茫茫群山中找两个决意不见你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重耳做出了一个象征性的姿态：把绵山周围封为介子推的禄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当然，介子推是不会来领这份禄的。
然后，大家不肯放过介子推。
他们说，介子推有大恩于重耳，他在流亡途中曾经“割股奉君”，割下大腿上的肉熬了一锅汤给重耳喝。
重耳搜山找不到介子推，想出个三面烧山的主意，想把他逼下山来。结果，山烧光了，介子推母子抱树焚死。
因为这件事，文公重耳下令每年此日不得举火，必须寒食，所以有了寒食节。
他们后来又把清明和寒食混到一起，清明也是为了纪念介子推。
人们越来越不理解介子推是何等样人，但人们对介子推不能释怀。他走进山中，永不归来，人们无法解释他的心思，但人们每想起他都会感到巨大的悲凉和伤感。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红火的、热闹的，充满对现世的迷恋和肯定，而人们把唯一无火的、冷清的、寂寞的节日留给他，这个名叫介子推的人。
一千七百多年后的寒食那日，贬谪黄州的苏轼提笔写下《寒食诗》，最后四句是：“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死灰吹不起。也许苏轼所想的正是传说中那场烧遍绵山的大火。
公元前636年的人们，文公重耳、狐偃、寺人披，他们谁都不曾想到，他们之中最长久地被记住的，竟是那个当初被忘记的人——介子推。
责任编辑 徐子茼
瓜熟蒂落。重耳是一个耐心的人，他忍耐并等待了十九年，从十七岁到三十六岁。现在，不是他夺回晋国，而是晋国准确无误地落到他的掌中。
他回过头，却见狐偃立在身后，面容肃然，双手捧着一枚玉璧。他认出，那是他当年赐予狐偃的玉璧，是他和狐偃主从关系的信物。
河风凛冽，重耳觉得身上每一根汗毛森然而立。
狐偃说：“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犹知之，何况君乎？请由此亡。”
巡于天下？呵呵，说得多体面！那可不是什么巡于天下，那是丧家之狗！野狗一样奔窜、乞讨，被人嘲笑、轻贱，不知前途何在，不知明天睡在哪个窝里！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他们走了，他们看不到希望。只有这个人，重耳确信他将不离不弃，狐偃，狐子犯，他的舅舅，更是他的兄弟，没有子犯他早就熬不住了。而现在，晋国就在眼前，国君大位就在眼前，这个人竟然要走。我跟随您周游天下，有太多的过错，我自己都知道，我把这玉璧还给您，从此解除我们之间神圣的誓约，我要浪迹天涯去！
重耳接过玉璧。玉冰凉。
他转过身，对着滔滔黄河，把玉璧扔到河中，与狐偃明誓：
“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如果我回到晋后，有不与您同心的，请河伯作证。
玉璧沉入河底。它见证着一份新的誓约：此刻，在他即将成为君王的时刻，他和他的追随者重新确认关系。
狐偃说：过去，我们是兄弟，船到对岸时，我们不再是兄弟而只是君臣，对吗？
重耳说：不。我们是君臣，也永远是兄弟。
船靠岸了。晋国的大地一望无际，无数的人在等他，各怀其心。
那天夜里，他终于来了。
——寺人披。史书上是这么称呼他的。
寺人，阉人也。被阉割，一刀割去了对祖先、家族、后世和自身的责任，从此他与世界的关系仅仅是他与他的主人的关系。
这个叫披的人，其实也不叫披，他本名勃缇，“勃缇勃缇勃缇”，叫顺了嘴就叫成了“披”。
一个被强行简化的人，从身体到名字。
寺人披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一位武功高强的阉人，从重耳的父亲献公时代起，披的职责就相当于后世的东厂，他负责“干脏活”，替国君杀人，当然，他必定消息灵通，他听得见草叶轻动吹起的风。
这个人，此时就站在重耳的门外，他说：
我只是尽我的全力执行命令，“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我不会思考为什么杀人，古往今来，如果每个人都要思考和选择，那么军队和监狱都将无法运转。所有的君王，不管是你的父亲、你的弟弟、你的侄子还是你，都离不开我这样的人。
公元前636年，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支持下横扫晋国，登上君位。然后，他就每天坐在宫中，忙碌地结算恩仇。
流亡十九年，有恩的恩重如山，有仇的仇深似海。现在，结账的时候到了。纵马大地，快意恩仇，重耳正处在人生最亢奋的巅峰。漫长的十九年里，在孤寂、困苦和绝望中，支持他熬过来的，恰恰就是此刻——背弃他的人、蔑视他的人都将跪倒在他面前祈求宽恕，为糊涂油蒙了心而后悔而战栗；而那些追随他的人，那极少数人，他们的忠诚和情义将得到报偿，他们将从他的手中获得荣耀、权力、财富和土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将永远庆幸他们做出了对的选择。
重耳如神，立于群山之巅，分配雷霆或雨露，决定和更改人的命运。太阳照耀着他，舞台上的聚光灯照耀着他，万众瞩目，所有的人都在围观这人世最盛大的戏剧高潮。
不知晋文公重耳是否意识到他所具有的原型意义，在后来的中国人心中，恒久地存有一个根本的想象，而他恰恰就是这想象最初的源头，公元前636年的重耳，他所做的一切都将被模仿、被滑稽模仿。
这是因为，他差不多是中国史上第一位起于江湖的王者。他是公子，但他曾经落入最底层，他带领一个小小的创业团队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长期战斗，他将是后世的刘邦、刘备、许许多多挣扎于泥泞的人梦想成为或梦想遇见的那个人。这样一个人，必有无数的恩仇要料理，而料理恩仇在后世的民间想象中就是故事的高潮、结局和意义。
重耳看不到那么远。他不是看戏的人不是观众，他知道，料理恩仇其实只是开场。晋国经过十九年的动荡，正处于权力和利益的真空，现在，他在重新分配一切，让每一个人在新的晋国得到自己的位置，分得准不准，分得是否妥当，这关系到能不能摆稳他的君位、他的江山。
——他毫不犹豫，立刻杀掉了晋怀公子圉。那是他的侄子，但他没有这个侄子，他面对的只是一个死敌。还在秦国时，他就迎娶了怀公留在秦国的夫人、秦穆公的女儿。他曾经有所犹豫，但身边人几句话就打消了他的心理障碍：娶了此女对获得秦国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你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
他不是你的侄子，她也不是你的侄媳妇，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然而，对在这十九年中留在晋国的人，那些曾经效忠惠公、怀公父子的人，他必须显示足够的宽大，他不能把所有留在晋国的人杀光，必须弃小怨而安众心。所以他大度地赦免了曾经携款背叛的头须，在后来的《韩诗外传》中，人们甚至想象他和这个仇人手牵着手举行了招摇过市的游行。重耳深知，在报恩报仇之外，他必须宽恕，宽恕是君王的德行，更是君王必须善加运用的权力。
但有些人断难宽恕。比如，披。
披现在站到了门外。他向新主人报到，而且有情况要汇报——
披来了？重耳一听就蹦了起来：
他还敢来？好啊，你们去问问这王八蛋，十九年前，我爹派你来蒲城杀我，限你一天一夜赶到，你呢，倒是腿快，没掌灯你就提着刀到了。我跳墙逃命，俩手还扒着墙头呢，你丫一刀就砍到袖子上，差点没把手给我剁了！
还有，我跑出去跟着狄人在渭河边种地，我弟又派你来杀我，限你四天时间，结果呢，你丫第三天就到了，你当你是高铁呢这么提速，你急什么急？你丫还有脸见我，滚！ 然后，披就做了刚才那一番自辩。披冷冷地说：
我还以为你这回回来，长了见识，知道该怎么做主子了，却原来你还糊涂着呢。我滚，可以，只怕照这样该滚的人就多了去了，剩下你一个等着倒大霉吧。
——现在，我们必须注视这个披，就在此刻，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在这种情景下提出，在中国精神史上具有隐秘的原创意义。
披这个人，让人想起埃希曼，那个集中营里的屠夫，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他来到集中营，他会成为埃希曼。
披和埃希曼，无情地追杀无辜者，或者漠然地像运送物资一样把千百万无辜者送往死地，他们都是有罪的。
但是，我不敢肯定，在正常境遇下，他们一定就是恶人。比如披如果穿越到一个法治国家成为一名警察，他也许像《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那样不近人情，但他必定铁面无私。而埃希曼，如果让他管理铁路或民航，我相信，必会安全、正点。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他们，他们可能是值得尊敬的人。
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汉娜·阿伦特对此反复阐述，她认为披或埃希曼的问题是“不能思考”，在阿伦特以及她所理解的康德看来：“每个人在开始行动时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通过使用实践理性，人们发现能够也应该成为法则的准则。”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以赛亚·伯林嗤之以鼻，他说：“我无法接受阿伦特的邪恶之庸常性的观点……那些钦佩她的人，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他们不用脑子思考。”
阿伦特说披和埃希曼不思考，伯林说阿伦特及其粉丝不思考。
那天晚上，晋文公重耳认真思考了。他走出门，重新认识了披，现在他不会让披滚，他想明白了，他需要披。
此时的重耳确认，维系一个王国、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运转，需要坚硬的责任伦理，必须有人把一种价值中立的责任和义务当作最高法则，否则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存续。
果然，披告诉他，有人谋反。披准备以同样的热情和干劲执行他的命令。
重耳无情地镇压了叛乱者。杀了该杀的，赏了该赏的，用了该用的，文公重耳是完全合格的，万民很满意。
寂静的绵山下，一个人与老母黯然对坐，他远远地、冷冷地看着世间的烈火烹油、煎炒烹炸。
他叫介子推。介子推属于公元前655年跟随重耳出逃的那几十人的小集团，现在，他回家了，和十九年来倚门望子的母亲团聚。
据司马迁说：“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弹冠相庆，各得其所。但是，偏有一个人被忘了，这就是介子推。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你不说，也就没有了。忘了也就忘了，很可能就这么彻底忘了。
在某一个晚上，介子推与母亲说起了这件事。
“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为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难与处也。”
——在这阴暗的小屋里，说出的是重要的话，请屏息静听。
介子推完全否定了文公和臣下之间的江湖和庙堂逻辑，当所有人都在谈功劳和报偿时，他在谈论天——在这里，天既是超验的，也是中国人所体认的“势”。晋献公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重耳。惠公、怀公父子又不争气，那么，除了重耳还有谁呢？上天支持重耳兴起，可他们却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并以此向君王索取。偷人东西，尚且称为盗窃，何况把天所成就的功绩说成是自己的力量？他不愿与他们同列。
对当时的晋国来说，选择的余地有限，重耳能够顺利夺位，传檄而定，确实是势所必至。但是，天意在上，人事在下，你不能说人的行动毫无意义。当介子推标举天意时，他激愤于人的虚伪和贪婪。十九年的流离，介子推是亲历者，他必是深知这十九年间人的软弱、人的动摇、人的愁苦困顿，这一切即使在史书上都不慎有所流露。而现在，那些人把这一切全忘了，他们正在争吵着比较自己的功劳，他们的忠义原来也不过是贪婪，他们像一群投下重注的赌徒，竞相索取回报，而晋国竟如同等待分割和烹煮的羔羊！
这并非是愤世嫉俗，介子推看到的，文公重耳必也看到了。
——在船上，狐偃还璧的时候，重耳必定有一瞬间感到面前这个人如此陌生。这是赤裸裸的要挟，狐偃代表着那一群忠诚的追随者：赵衰、魏武子、胥臣等等，他们要求明确他们在新晋国的特殊地位。在那一刻，重耳清晰地知道，原来他和他们并不同心，原来他们另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心。
重耳不是介子推，他毫不迟疑地满足了他们。他知道，这就是江湖的逻辑，也是庙堂的逻辑，人世正是如此运转。在后来的岁月中，这群人和他们的后代始终是晋国的核心统治集团，最终三家分晋，三家之中就有赵、魏。
重耳和介子推都看明白了。重耳看得开，而介子推看不开。这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在那个小集团中他必定没有一个朋友，重耳把他忘了，别人更不曾记起他，这很可能是心照不宣的蓄意遗忘。
母亲说话了：“何亦求之，以死，谁怼？”
你也去说说呀，不然就这样待到死，又怨谁呢？
在这里，话开始分岔。介子推是在鄙夷那些争夺奔竞的人，而母亲是从基本的人情世故上理解儿子：这么大怨气，不就是因为没有轮到赏赐吗？咱也去说说！
介子推像很多儿子一样，有时对母亲的话感到无语，我在谈天道和真理，而你只关心我的心情。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让我像他们那样，我不是更下贱了？况且，我已经口出怨言，我压根看不起他们君臣，又怎么能再去端那个饭碗！
母亲不甘心，母亲进一步劝说：
“亦使知之，若何？”
还是想想办法吧，给人家提个醒。
介子推有点恼了： “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
我已经决意从此遁世，怎么能再说废话！
“能如是乎？与汝偕隐。”
——母亲到底也不懂儿子的心思，还能这样啊？难道可以在付出一切后放弃和拒绝人世的荣耀和报偿？但是，母亲说，我和你一起走。他们分别太久了，母亲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和我的儿在一起。
在那个清晨，儿子背负着母亲，隐没于山林。介子推再没有说过什么话。他归于沉默。
介子推母子的对话最早见于《左传》，《史记》基本照抄，但《史记》中另有一处重要的补充，那就是，介子推是黄河船上那一幕的目击者：“是时介子推从，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
我很怀疑这一段是太史公想当然所加。或许他看出了《左传》中介子推母子对话所隐含的疑难。
在《左传》中，我们面对的仅仅是这几段对话，即使是这篇对话，也遭到了眼尖的钱锺书先生的质疑：既是母子对话，谁听见来？但这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左传》的语境下看这篇对话，或许会觉得介子推的议论不过是矫情的牢骚，如果文公没忘了他，他很可能早就欢天喜地领赏去了。南宋吕祖谦《东莱博议》中就此洋洋洒洒发了一大篇议论，介子推是老实人，吭吭哧哧几句话哪经得住吕祖谦那一张利嘴：“今既推咎文公之滥赏，又怨文公之不赏，此近于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浊者矣，如推之徒是也！”
——经他这么一说，介子推简直就是一个小人。
但读完这篇高论，我却对吕祖谦顿生厌憎，此人好一支刀笔，不该论史，该去做状师。他不像是活在南宋，倒像是活在21世纪的互联网，所求者不过是占一个吵架的上风，他所远的，恰恰就是人情。放下吕祖谦，再看那篇对话，反觉得在说与未说之间曲尽人情，那一定是介子推与母亲真实的交谈。母亲的眼里只有儿子，母亲不懂政治，母亲不理解儿子在想什么，母亲只是觉得儿子在外面受了委屈，你为什么不去说呢？咱想想办法，别这么憋着呀。而儿子，他是在说着自己的话，他并不是在诉委屈，但他同时也不得不回应母亲，妈我不能那样，那样做更让人看不起……
吕先生和介子推他妈的眼界一致，他也是觉得介子推受了委屈，母亲为儿子的委屈而焦愁，吕先生却大喜过望：哈哈，你果然是个小人！
而司马迁，我不知道他写下河上那一幕时有何依据，但他终究是有远比吕祖谦高贵的心。当他让介子推与文公、狐偃在河上断然分手时，他已经清晰地对后面的对话做出了判断，那不是什么牢骚，问题的要害也不在忘不忘、赏不赏，这是一颗清洁的、可能过于清洁的心在这浊世做出的决绝选择。
介子推，他决不苟且，他蔑视算计和交易，他对这一切感到羞耻，他拒绝参与这个游戏。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偏执而狭窄，但这种偏执和狭窄中有一种森严壁立的力量：他竟然不遵从江湖的逻辑也不遵从庙堂的逻辑，他在无可选择中做了一个选择，从人群中走出，孤独地隐入山林。
隐何其难也，人世之牵绊竟不能断。介子推大概有两三个弟子或仆从，他们很可能在最终的隐退之前一直追随着他。这实际上也解释了钱先生的质疑，至少，在介子推与母亲说话时，《左传》并没有说明是否有人在场。现在，他们显然和母亲一样，认为必须说，为什么不说？他们把陈情书写在绢上或帛上，挂到了宫门外：
“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
重耳闻报，一拍脑袋，想起来了：
介子推！
怎么就忘了他，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太忙了，这都忙昏了头了！快！把他找来。
——或许真是太忙，百废待兴，诸事并举。也可能是想起了，想了想又放下。或许介子推看得明白：上下相蒙，在上者等待着在下者的渴望、竞争和乞求，只有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才能够确立，一份效忠契约才能够达成。而一个人冷冷地等着，一言不发，你为什么要想起他，他根本就不会感激涕零。但是现在，不能再忘，这份公开的陈情把问题提到了另一个层面，那已经不是介子推的安排问题，而是君王是否公正，是否对得起臣下的忠诚。
一场声势浩大的寻找介子推的运动展开了。
显然没有结果。
在茫茫群山中找两个决意不见你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重耳做出了一个象征性的姿态：把绵山周围封为介子推的禄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当然，介子推是不会来领这份禄的。
然后，大家不肯放过介子推。
他们说，介子推有大恩于重耳，他在流亡途中曾经“割股奉君”，割下大腿上的肉熬了一锅汤给重耳喝。
重耳搜山找不到介子推，想出个三面烧山的主意，想把他逼下山来。结果，山烧光了，介子推母子抱树焚死。
因为这件事，文公重耳下令每年此日不得举火，必须寒食，所以有了寒食节。
他们后来又把清明和寒食混到一起，清明也是为了纪念介子推。
人们越来越不理解介子推是何等样人，但人们对介子推不能释怀。他走进山中，永不归来，人们无法解释他的心思，但人们每想起他都会感到巨大的悲凉和伤感。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红火的、热闹的，充满对现世的迷恋和肯定，而人们把唯一无火的、冷清的、寂寞的节日留给他，这个名叫介子推的人。
一千七百多年后的寒食那日，贬谪黄州的苏轼提笔写下《寒食诗》，最后四句是：“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死灰吹不起。也许苏轼所想的正是传说中那场烧遍绵山的大火。
公元前636年的人们，文公重耳、狐偃、寺人披，他们谁都不曾想到，他们之中最长久地被记住的，竟是那个当初被忘记的人——介子推。
责任编辑 徐子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