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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但这个评价是不准确的。评价镇南关大捷的作用，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认清1884年夏季以后法国的战略目的和战争重心，是我们正确评价镇南关大捷历史意义的前提。
那么，那时法国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呢?
1884年夏季，李鸿章和福禄诺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天津签订了后来被两国政府批准的《中法简明和约》。由于和约的第五款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军，福禄诺认为，法国吞并越南已不成问题。但其后，法国又重开战端，主要目的则是向中国索取赔款，而非一些人认为的“还是夺取越南”。
法国索取赔款的无理要求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法国便企图以夺取“质押品”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于是，孤拔舰队便袭基隆，轰马尾，肆意扩大事端，挑起战火。孤拔的计划是：在攻占台湾后，舰队再北扰直隶，紧扼北京咽喉，迫使中国就范。
对此，清政府曾命令东南沿海各地戒严备战，但终因海防力量虚弱，未能遏制法舰行动。为了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清政府欲令滇粤桂三省出兵入越攻击北圻法军，借以“牵制敌势”，“出奇制胜”。
8月，援越桂军兵分两路攻敌：由方友升、周寿昌等将率四千人进郎甲，由苏元春、陈嘉等将率五千人进船头。法军尼格里旅也匆忙迎战，由尼格里率旅部主力三千人迎战郎甲，端尼埃上校率一千人迎战船头。结果，郎甲清军吃了大败仗，船头清军先胜端尼埃部，但当尼格里从郎甲得胜后移军船头，苏元春军也败撤。此战虽以清军的败撤而结束，但却起了迫使法军转移战争重心的重要作用。法国政府认为仅靠在北圻的现有兵力已不足击退援越桂军，被迫命令法军不要再向前进，如果“继续作战，尚须等待非洲调来军队”。恰巧此时孤拔舰队进攻淡水大败而归，也向法国政府紧急要求三千援军，但国力虚弱、兵力拮据的法国只能全力增援北圻法军，已无暇顾及孤拔了。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致函内阁总理茹费理指出：援助孤拔将会分散我们的兵力，削弱我们在东京的力量，而我们相反正应在东京进行强有力的行动。由于兵力不足，致使孤拔舰队虽然取得攻占基隆，袭踞澎湖等战绩，却没能夺取全台，北扰直隶，未能起到迫使中国妥协投降的作用。相反，东京远征军总司令波里因为援兵不断，不但可以东占谅山，西援宣光，还准备攻占龙州，下扰广东，以至茹费理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我们想，现今中国肯听从的惟一谈判者是波里也将军。”这些事实表明，在郎甲、船头一战后，法军的战争重心已转到越南北圻的陆上战场，而非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战场。以此看来，镇南关大捷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就是狠狠地打击和挫败了法军的战略目标，粉碎了法国“夺取”质押品勒索赔款的企图。
第二，镇南关大捷改变了中国在中法谈判中的地位，从而对中法和约产生了影响。
中法战争期间，中法双方曾进行了频繁的外交交涉和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李鸿章与宝海、李鸿章与福禄诺和金登干与茹费里的三次谈判。但是，在镇南关大捷前，法国在谈判中缺乏诚意，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平等的谈判对手，而是当作可以任意欺骗、愚弄、要挟、讹诈的弱者，在谈判之前，耍花招，设圈套，欺骗中国；谈判既成之后，又得寸进尺，节外生枝。他们这样予取予夺，为所欲为，完全是强国欺凌弱国的行径。
例如，在李鸿章与宝海的谈判中，宝海向李鸿章提出中法两国在北圻“划界而守”的重要条款，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宝海继此报告法国外交部：“划界而守”只是在原则上笼统地提了出来，而当日后设立界线的时刻到来时，人们或许能设法大大缩小中国监护的地盘。因而是表面上尊重中国的要求，实际上并不尊重。但是，即使这样一个协议，在取得法国政府的同意后，只因为发生了内阁更迭，法国就很轻易地撕毁了条约。
在李鸿章与福禄诺的谈判中，福禄诺先是挟北宁战胜的余威，盛气凌人地提出“不可改易一语，无可再商”的苛刻条款，胁迫中国屈服于法国提出的放弃中越之间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撤军换使等无理要求；而在谈判刚刚结束，条约签字墨迹未干之时，又别生枝节，提出要中国限期撤兵的重大修改；最终又因与中法和局相比只算是小冲突的北黎事件而悔约。
在金登干与茹费理的谈判中，一方面，茹费理在谈判桌上与金登干周旋，虚伪地表示答应中国的要求，放弃勒索赔款，除天津和约外“不再另作任何其他要求”。另一方面，茹费理又认为：“如果条约内任何赔偿都不规定的话，我想法国舆论是不能接受的；应该坚持商务上的真实利益。这些利益是什么呢?如何才能特别地给予法国呢?我将愿意在详细的条约的基础上加以说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法国政府不惜指使波里也攻夺龙州和孤拔袭踞澎湖，以增加在谈判桌上的砝码。可以设想，如果法军在两处得手的话，则法国的态度和要求必会完全改变，将会对中国重新提出苛刻的条款。
但是，镇南关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这种屈辱状态，以至法军虽遭谅山惨败，也不敢侈谈报复；虽然解围宣光和袭踞澎湖，也不敢因胜而骄，再别生枝节；虽然有了茹费里内阁倒台的机会，也不敢重蹈故辙，轻易悔约；虽然在后来的划界阶段，与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也不敢贸然起衅，镇南关大捷使中国争取到与法国基本平等的地位，保证中法和约顺利通过。那种认为镇南关大捷没有改变中国谈判地位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此外，镇南关大捷在军事上沉重打击了法国军方狂热分子的冒险气焰。镇南关大捷后，法军虽然很快增兵近二万人，却再也不敢毁约重战，证明他们已为镇南关大捷所慑服。在政治上，打破了中法之间难分胜负的僵局，彻底粉碎了法国侥幸取胜的幻想，迫使他们乖乖批准和约，为最终结束战争铺平了道路。在思想上，遏制了法国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滋蔓，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军民不可侮，中国军事实力不容轻视，从而打消了轻易发动侵华战争和勒索讹诈中国的念头。
镇南关大捷是中国近代五次反侵略战争的惟一一次大捷，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为子孙后世竖立了一块爱国主义的丰碑，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摘自《学术论坛》1995年第3期，廖宗麟：《试论镇南关大捷的历史意义》。石华摘编]
第一，认清1884年夏季以后法国的战略目的和战争重心，是我们正确评价镇南关大捷历史意义的前提。
那么，那时法国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呢?
1884年夏季，李鸿章和福禄诺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天津签订了后来被两国政府批准的《中法简明和约》。由于和约的第五款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军，福禄诺认为，法国吞并越南已不成问题。但其后，法国又重开战端，主要目的则是向中国索取赔款，而非一些人认为的“还是夺取越南”。
法国索取赔款的无理要求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法国便企图以夺取“质押品”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于是，孤拔舰队便袭基隆，轰马尾，肆意扩大事端，挑起战火。孤拔的计划是：在攻占台湾后，舰队再北扰直隶，紧扼北京咽喉，迫使中国就范。
对此，清政府曾命令东南沿海各地戒严备战，但终因海防力量虚弱，未能遏制法舰行动。为了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清政府欲令滇粤桂三省出兵入越攻击北圻法军，借以“牵制敌势”，“出奇制胜”。
8月，援越桂军兵分两路攻敌：由方友升、周寿昌等将率四千人进郎甲，由苏元春、陈嘉等将率五千人进船头。法军尼格里旅也匆忙迎战，由尼格里率旅部主力三千人迎战郎甲，端尼埃上校率一千人迎战船头。结果，郎甲清军吃了大败仗，船头清军先胜端尼埃部，但当尼格里从郎甲得胜后移军船头，苏元春军也败撤。此战虽以清军的败撤而结束，但却起了迫使法军转移战争重心的重要作用。法国政府认为仅靠在北圻的现有兵力已不足击退援越桂军，被迫命令法军不要再向前进，如果“继续作战，尚须等待非洲调来军队”。恰巧此时孤拔舰队进攻淡水大败而归，也向法国政府紧急要求三千援军，但国力虚弱、兵力拮据的法国只能全力增援北圻法军，已无暇顾及孤拔了。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致函内阁总理茹费理指出：援助孤拔将会分散我们的兵力，削弱我们在东京的力量，而我们相反正应在东京进行强有力的行动。由于兵力不足，致使孤拔舰队虽然取得攻占基隆，袭踞澎湖等战绩，却没能夺取全台，北扰直隶，未能起到迫使中国妥协投降的作用。相反，东京远征军总司令波里因为援兵不断，不但可以东占谅山，西援宣光，还准备攻占龙州，下扰广东，以至茹费理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我们想，现今中国肯听从的惟一谈判者是波里也将军。”这些事实表明，在郎甲、船头一战后，法军的战争重心已转到越南北圻的陆上战场，而非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战场。以此看来，镇南关大捷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就是狠狠地打击和挫败了法军的战略目标，粉碎了法国“夺取”质押品勒索赔款的企图。
第二，镇南关大捷改变了中国在中法谈判中的地位，从而对中法和约产生了影响。
中法战争期间，中法双方曾进行了频繁的外交交涉和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李鸿章与宝海、李鸿章与福禄诺和金登干与茹费里的三次谈判。但是，在镇南关大捷前，法国在谈判中缺乏诚意，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平等的谈判对手，而是当作可以任意欺骗、愚弄、要挟、讹诈的弱者，在谈判之前，耍花招，设圈套，欺骗中国；谈判既成之后，又得寸进尺，节外生枝。他们这样予取予夺，为所欲为，完全是强国欺凌弱国的行径。
例如，在李鸿章与宝海的谈判中，宝海向李鸿章提出中法两国在北圻“划界而守”的重要条款，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宝海继此报告法国外交部：“划界而守”只是在原则上笼统地提了出来，而当日后设立界线的时刻到来时，人们或许能设法大大缩小中国监护的地盘。因而是表面上尊重中国的要求，实际上并不尊重。但是，即使这样一个协议，在取得法国政府的同意后，只因为发生了内阁更迭，法国就很轻易地撕毁了条约。
在李鸿章与福禄诺的谈判中，福禄诺先是挟北宁战胜的余威，盛气凌人地提出“不可改易一语，无可再商”的苛刻条款，胁迫中国屈服于法国提出的放弃中越之间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撤军换使等无理要求；而在谈判刚刚结束，条约签字墨迹未干之时，又别生枝节，提出要中国限期撤兵的重大修改；最终又因与中法和局相比只算是小冲突的北黎事件而悔约。
在金登干与茹费理的谈判中，一方面，茹费理在谈判桌上与金登干周旋，虚伪地表示答应中国的要求，放弃勒索赔款，除天津和约外“不再另作任何其他要求”。另一方面，茹费理又认为：“如果条约内任何赔偿都不规定的话，我想法国舆论是不能接受的；应该坚持商务上的真实利益。这些利益是什么呢?如何才能特别地给予法国呢?我将愿意在详细的条约的基础上加以说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法国政府不惜指使波里也攻夺龙州和孤拔袭踞澎湖，以增加在谈判桌上的砝码。可以设想，如果法军在两处得手的话，则法国的态度和要求必会完全改变，将会对中国重新提出苛刻的条款。
但是，镇南关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这种屈辱状态，以至法军虽遭谅山惨败，也不敢侈谈报复；虽然解围宣光和袭踞澎湖，也不敢因胜而骄，再别生枝节；虽然有了茹费里内阁倒台的机会，也不敢重蹈故辙，轻易悔约；虽然在后来的划界阶段，与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也不敢贸然起衅，镇南关大捷使中国争取到与法国基本平等的地位，保证中法和约顺利通过。那种认为镇南关大捷没有改变中国谈判地位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此外，镇南关大捷在军事上沉重打击了法国军方狂热分子的冒险气焰。镇南关大捷后，法军虽然很快增兵近二万人，却再也不敢毁约重战，证明他们已为镇南关大捷所慑服。在政治上，打破了中法之间难分胜负的僵局，彻底粉碎了法国侥幸取胜的幻想，迫使他们乖乖批准和约，为最终结束战争铺平了道路。在思想上，遏制了法国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滋蔓，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军民不可侮，中国军事实力不容轻视，从而打消了轻易发动侵华战争和勒索讹诈中国的念头。
镇南关大捷是中国近代五次反侵略战争的惟一一次大捷，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为子孙后世竖立了一块爱国主义的丰碑，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摘自《学术论坛》1995年第3期，廖宗麟：《试论镇南关大捷的历史意义》。石华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