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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的近四十多年中，西藏统战工作先后经历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三个阶段。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阶段，邓小平从西藏实际出发，提出了“统战为主、上层为重”的指导思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期，邓小平强调巩固两个联盟，保障农牧民的利益，将改造上层与合作共事结合起来；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之后，邓小平强调统一战线的“宽”，开启了争取达赖集团的工作。可以说，正是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和指导之下，西藏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关键词：邓小平；西藏；统一战线工作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2-0022-03
西藏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聚居的区域、又是一个基本上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在这样一个特殊地区，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大批民族宗教人士，对于凝聚各方力量，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西藏的社会政治稳定、加快西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特别重视西藏的统战工作，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的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他都特别强调要通过统一战线来实现党在西藏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西藏从和平解放到改革开放，随着社会阶级(阶层)和政治制度的转变，统战工作经历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三个时期。邓小平对西藏统战工作的指导和关注，可以说是贯穿整个西藏统战工作四十年。
一、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时期
西藏自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的八年间执行的是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时期西藏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清除帝国主义势力，扭转西藏在此前半个多世纪中形成的“外附”和封建割据局面。与这一战略目标相对应，当时的统战工作确定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是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线指挥者，他为当时的西藏工委确定了三个指导方针：解放军进入西藏，以统战为主、以贯彻《十七条协议》为主；统战工作要以上层为重点；统战工作必须贯彻慎重稳进方针。 西藏和平解放后，尽管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但是签订《协议》对于西藏僧俗上层来说是不得以而为之，执行《协议》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就是通过统战工作孤立和打击顽固分裂势力，扩大爱国阵线，使纸上的协议变为西藏上层的自觉行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奉命进驻西藏。既然《协议》是双方签订的，执行协议也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当时的事实是，进藏部队代表中央一方自然会积极执行协议，但是西藏上层却有一个接受过程，这就需要通过统战工作来加以推动。对此，邓小平指示中共西藏工委：“目前西藏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平协议，而不是一下子就马上将十七条协议都一下子搬出来执行，要知道对十七条协议的执行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组织过程，要较长时间才有可能贯彻”。
中共西藏工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提出了开展统战工作要“兵对兵”、“将对将”，全党全军都搞统战，全区工作形成了以统战为主的工作方针。西藏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是以上层统战为主。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经过上层”：“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翰之所以要以上层统战为主，这是由当时西藏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和平解放初期，西藏的上层僧俗贵族，手中仍然掌握着民族与宗教两面旗帜，一方面，压迫和剥削着下层群众，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藏族群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还没有群众基础，处于一个民族隔阂较深、语言习俗完全与内地不同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开展工作，只有通过上层。历史证明，在进军西藏、签订和平协议的过程中，上层统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通过上层统战取得夏克刀登、降央伯姆等土司头人的支持，解放军几乎无法克服物资运输困难；如果不是在昌都战役后积极开始对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的工作，和谈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些都说明，邓小平提出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以上层为主，是充分考虑了方方面面因素，完全符合当时西藏实际的正确的统战策略。
统战工作必须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慎重稳进”是这一时期西藏工作总的指导方针，贯穿于西藏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统战工作也不例外。邓小平曾对进藏指战员明确指示，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主要是上层，但是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对进藏部队持猜忌甚至敌视态度，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联系发生破裂，给工作造成被动和损失。因此，邓小平确定的工作原则是，“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立了一系列西藏工作大政方针后，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从西藏实际出发，确定了“统战为主、上层为重”的原则，对西藏工委悉心指导。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解放军在西藏站稳了脚跟，团结了一大批上层爱国力量，影响了下层群众，初步打开了西藏工作的局面。
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期
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全面叛乱，中央政府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引导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一举推翻了西藏政教和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这样—个刚刚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同翻身的广大农牧民的联盟，一个是与爱国上层人士的联盟。在这样的统一战线格局中，党同农牧民结成的联盟是主要的，与上层人士的联盟次之。正是根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这一特点，邓小平对这一时期西藏统战工作的指导中紧紧抓住了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农牧民的利益，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联盟；同时，在对上层进行赎买改造的同时，要加强合作共事。
民主改革使西藏纳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进程之中，民主改革后西藏工作一度出现了“左”倾冒进态势，出现了急于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农牧民个体所有制的做法，损害了广大农牧民的利益，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如果任由急躁冒进的势头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刚刚得以巩固的工农联盟受到损害。在接到一些西藏上层人士的反映后，中央及时派出调查组了解掌握情况、调整政策，确定了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的方针。身处中央一线的邓小平，于1961年1月5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杨静仁对西藏工作的汇报后，提出西藏的政策要防“左”防急，要休养生息，使农牧家里有存粮、牛羊多一点；具体落实则“由李维汉搞个指示，管他几年，第一步五年内不搞合作社，要把经济政策、统战政策等包括在内，管他五年”。随后，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使西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对于统一战线中的西藏爱国上层，中央参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提出了“和平赎买、合作共事”的方案。为了实现上层贵族在改革后“政治地位、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的承诺，民主改革中一方面对爱国上层原有的庄园和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使其成为政治上合作共事的统战对象，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面对下层群众的斗争和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一时出现了心理上不适应甚至感到恐惧、情绪上不能接受的现象。对此，邓小平一再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教育他们要站在人民一边，支持改革。1959年4月，邓小平接见了进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阿沛·阿旺晋美，告诉他：“中央的政策是对叛乱和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区别对待，对叛乱了的农奴主要批判斗争，没收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分给农奴和奴隶；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政治上保护过关，经济上实行赎买。对你这样坚持了爱国立场，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好事的爱国人士当然要保护，但是你自己要站在人民一边，支持民主改革运动，争取得到群众谅解，过好民主改革关”，“这是一大关，也是政治思想和立场的一大转变，我相信你是能够过好这一关的”。对于上层的思想改造，邓小平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和平改造”思想加以具体化，指出：1)对上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又团结又斗争的过程，不能性急，急了只会引起他们的抵触和不满；2)改造与合作相结合，使爱国上层各得其所，发挥作用；3)对上层的改造要和风细雨，组织学习，开“神仙会”；4)要认真贯彻赎买政策，克服乱搜乱斗、劳动过多的缺点，不要进行“面对面”斗争。
随着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西藏的稳定发展方针受到了干扰。在统战工作领域，个别宗教上层人士对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中的一些偏差和失误提出意见，在“阶级斗争论”升温的大环境下，这些被视为“封建农奴主”的反攻倒算而大加批判，上层改造工作逐渐扭曲变形，统战工作也被戴上“投降主义”的帽子。
三、爱国统一战线时期
“文革”之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统战工作也开始恢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979年3月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为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明确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使命。
对于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邓小平表示：“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起来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对统战对象的唯一要求就是“爱国”，除此之外，意识形态上无论多大的分歧都可以搁置不论，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他们想信资本主义，还是想信封建主义，甚至奴隶主义”，只要坚持“爱国”标准，都可以纳入统战范畴。依据新时期统战工作“宽”的要求，西藏自治区一方面平反统战工作中的冤假错案，为民族宗教人士落实政策，一方面展开了对达赖集团和流亡海外藏胞的“争归”工作。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表示，达赖可以回来，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爱国，爱国不分先后。1979年1月，帕巴列-格列朗杰、生钦·洛桑坚赞、桑顶·多吉帕姆等爱国上层人士共同发表文章，表明“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宽怀大度，从不会丢弃友好合作的老朋友，也不会计较迷途知返的朋友的罪过”，对持有“接受现状、回归祖国”态度的国外藏胞，包括僧侣贵族各界人士，都表示欢迎。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亲自接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明确了中央对达赖集团的政策，开启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和谈大门。
对于爱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邓小平在关心爱护的同时，也很注意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十世班禅复出之后，邓小平对他寄予了很高的厚望，称他为“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同时，邓小平也希望十世班禅的“注意力不要局限于宗教”，“要注意政治，要为安定团结多做工作”；“宗教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啊沛·阿旺晋美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与共几十年的老朋友。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当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表明与邓小平划清界线，讲了几句空洞的批判的话以应付过关。事后，他一直背负着思想压力。邓小平知道之后，亲自为他“解压减负”，告诉他“那件事完全不能怪你，你是无辜的，你也是受害者，强迫你去做违心的事，也是一种迫害嘛；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的友谊长存”。
尽管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广泛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是这个团结却并非无原则的，而是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祖国统一。邓小平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国，希望他叶归根，为国家、为藏族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同时也明确告诉嘉乐顿珠，对于达赖回国，“根本问题是，西藏是否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针对达赖集团试图更改历史事实，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指出：1959年的行动是不好的，我是很清楚的，那时我是总书记，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不能接受他(指达赖)的条件。叛乱的性质不能改；不能否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达赖集团在追求“西藏独立”无望的情况下，开始改变策略，表示“放弃”独立，要求搞“大西藏”、“真正自治”。对此，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有明确表态：“西藏老一辈人有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过去是奴隶，后来得到了解放，对新旧制度的体会比年轻人更深。如果达赖回到西藏，一些老年人会要他摸顶，但如果他要改变政治制度就是另一会事了，他们不会答应”。
回顾邓小平对西藏统战工作四十多年的指导和关心，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西藏统战工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首先，西藏统战工作必须围绕党在西藏的工作重心展开，为一定时期内党在西藏的战略目标服务。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围绕巩固祖国统一、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残余影响而展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以六条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主线，教育爱国上层人士站在人民一边，支持民主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必须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其次，统战工作始终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邓小平强调，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讲求“宽泛”，追求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面力量，不以意识形态方面的是非为限制。但是，在涉及到诸如西藏“主权”问题、西藏要走什么道路等大事大非问题上，邓小平则是“钢铁公司”，坚持原则，毫不动摇。
关键词：邓小平；西藏；统一战线工作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2-0022-03
西藏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聚居的区域、又是一个基本上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在这样一个特殊地区，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大批民族宗教人士，对于凝聚各方力量，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西藏的社会政治稳定、加快西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特别重视西藏的统战工作，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的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他都特别强调要通过统一战线来实现党在西藏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西藏从和平解放到改革开放，随着社会阶级(阶层)和政治制度的转变，统战工作经历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三个时期。邓小平对西藏统战工作的指导和关注，可以说是贯穿整个西藏统战工作四十年。
一、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时期
西藏自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的八年间执行的是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时期西藏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清除帝国主义势力，扭转西藏在此前半个多世纪中形成的“外附”和封建割据局面。与这一战略目标相对应，当时的统战工作确定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是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线指挥者，他为当时的西藏工委确定了三个指导方针：解放军进入西藏，以统战为主、以贯彻《十七条协议》为主；统战工作要以上层为重点；统战工作必须贯彻慎重稳进方针。 西藏和平解放后，尽管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但是签订《协议》对于西藏僧俗上层来说是不得以而为之，执行《协议》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就是通过统战工作孤立和打击顽固分裂势力，扩大爱国阵线，使纸上的协议变为西藏上层的自觉行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奉命进驻西藏。既然《协议》是双方签订的，执行协议也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当时的事实是，进藏部队代表中央一方自然会积极执行协议，但是西藏上层却有一个接受过程，这就需要通过统战工作来加以推动。对此，邓小平指示中共西藏工委：“目前西藏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平协议，而不是一下子就马上将十七条协议都一下子搬出来执行，要知道对十七条协议的执行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组织过程，要较长时间才有可能贯彻”。
中共西藏工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提出了开展统战工作要“兵对兵”、“将对将”，全党全军都搞统战，全区工作形成了以统战为主的工作方针。西藏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是以上层统战为主。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经过上层”：“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翰之所以要以上层统战为主，这是由当时西藏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和平解放初期，西藏的上层僧俗贵族，手中仍然掌握着民族与宗教两面旗帜，一方面，压迫和剥削着下层群众，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藏族群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还没有群众基础，处于一个民族隔阂较深、语言习俗完全与内地不同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开展工作，只有通过上层。历史证明，在进军西藏、签订和平协议的过程中，上层统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通过上层统战取得夏克刀登、降央伯姆等土司头人的支持，解放军几乎无法克服物资运输困难；如果不是在昌都战役后积极开始对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的工作，和谈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些都说明，邓小平提出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以上层为主，是充分考虑了方方面面因素，完全符合当时西藏实际的正确的统战策略。
统战工作必须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慎重稳进”是这一时期西藏工作总的指导方针，贯穿于西藏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统战工作也不例外。邓小平曾对进藏指战员明确指示，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主要是上层，但是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对进藏部队持猜忌甚至敌视态度，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联系发生破裂，给工作造成被动和损失。因此，邓小平确定的工作原则是，“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立了一系列西藏工作大政方针后，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从西藏实际出发，确定了“统战为主、上层为重”的原则，对西藏工委悉心指导。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解放军在西藏站稳了脚跟，团结了一大批上层爱国力量，影响了下层群众，初步打开了西藏工作的局面。
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期
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全面叛乱，中央政府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引导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一举推翻了西藏政教和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这样—个刚刚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同翻身的广大农牧民的联盟，一个是与爱国上层人士的联盟。在这样的统一战线格局中，党同农牧民结成的联盟是主要的，与上层人士的联盟次之。正是根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这一特点，邓小平对这一时期西藏统战工作的指导中紧紧抓住了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农牧民的利益，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联盟；同时，在对上层进行赎买改造的同时，要加强合作共事。
民主改革使西藏纳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进程之中，民主改革后西藏工作一度出现了“左”倾冒进态势，出现了急于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农牧民个体所有制的做法，损害了广大农牧民的利益，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如果任由急躁冒进的势头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刚刚得以巩固的工农联盟受到损害。在接到一些西藏上层人士的反映后，中央及时派出调查组了解掌握情况、调整政策，确定了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的方针。身处中央一线的邓小平，于1961年1月5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杨静仁对西藏工作的汇报后，提出西藏的政策要防“左”防急，要休养生息，使农牧家里有存粮、牛羊多一点；具体落实则“由李维汉搞个指示，管他几年，第一步五年内不搞合作社，要把经济政策、统战政策等包括在内，管他五年”。随后，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使西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对于统一战线中的西藏爱国上层，中央参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提出了“和平赎买、合作共事”的方案。为了实现上层贵族在改革后“政治地位、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的承诺，民主改革中一方面对爱国上层原有的庄园和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使其成为政治上合作共事的统战对象，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面对下层群众的斗争和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一时出现了心理上不适应甚至感到恐惧、情绪上不能接受的现象。对此，邓小平一再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教育他们要站在人民一边，支持改革。1959年4月，邓小平接见了进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阿沛·阿旺晋美，告诉他：“中央的政策是对叛乱和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区别对待，对叛乱了的农奴主要批判斗争，没收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分给农奴和奴隶；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政治上保护过关，经济上实行赎买。对你这样坚持了爱国立场，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好事的爱国人士当然要保护，但是你自己要站在人民一边，支持民主改革运动，争取得到群众谅解，过好民主改革关”，“这是一大关，也是政治思想和立场的一大转变，我相信你是能够过好这一关的”。对于上层的思想改造，邓小平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和平改造”思想加以具体化，指出：1)对上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又团结又斗争的过程，不能性急，急了只会引起他们的抵触和不满；2)改造与合作相结合，使爱国上层各得其所，发挥作用；3)对上层的改造要和风细雨，组织学习，开“神仙会”；4)要认真贯彻赎买政策，克服乱搜乱斗、劳动过多的缺点，不要进行“面对面”斗争。
随着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西藏的稳定发展方针受到了干扰。在统战工作领域，个别宗教上层人士对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中的一些偏差和失误提出意见，在“阶级斗争论”升温的大环境下，这些被视为“封建农奴主”的反攻倒算而大加批判，上层改造工作逐渐扭曲变形，统战工作也被戴上“投降主义”的帽子。
三、爱国统一战线时期
“文革”之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统战工作也开始恢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979年3月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为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明确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使命。
对于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邓小平表示：“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起来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对统战对象的唯一要求就是“爱国”，除此之外，意识形态上无论多大的分歧都可以搁置不论，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他们想信资本主义，还是想信封建主义，甚至奴隶主义”，只要坚持“爱国”标准，都可以纳入统战范畴。依据新时期统战工作“宽”的要求，西藏自治区一方面平反统战工作中的冤假错案，为民族宗教人士落实政策，一方面展开了对达赖集团和流亡海外藏胞的“争归”工作。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表示，达赖可以回来，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爱国，爱国不分先后。1979年1月，帕巴列-格列朗杰、生钦·洛桑坚赞、桑顶·多吉帕姆等爱国上层人士共同发表文章，表明“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宽怀大度，从不会丢弃友好合作的老朋友，也不会计较迷途知返的朋友的罪过”，对持有“接受现状、回归祖国”态度的国外藏胞，包括僧侣贵族各界人士，都表示欢迎。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亲自接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明确了中央对达赖集团的政策，开启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和谈大门。
对于爱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邓小平在关心爱护的同时，也很注意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十世班禅复出之后，邓小平对他寄予了很高的厚望，称他为“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同时，邓小平也希望十世班禅的“注意力不要局限于宗教”，“要注意政治，要为安定团结多做工作”；“宗教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啊沛·阿旺晋美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与共几十年的老朋友。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当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表明与邓小平划清界线，讲了几句空洞的批判的话以应付过关。事后，他一直背负着思想压力。邓小平知道之后，亲自为他“解压减负”，告诉他“那件事完全不能怪你，你是无辜的，你也是受害者，强迫你去做违心的事，也是一种迫害嘛；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的友谊长存”。
尽管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广泛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是这个团结却并非无原则的，而是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祖国统一。邓小平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国，希望他叶归根，为国家、为藏族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同时也明确告诉嘉乐顿珠，对于达赖回国，“根本问题是，西藏是否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针对达赖集团试图更改历史事实，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指出：1959年的行动是不好的，我是很清楚的，那时我是总书记，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不能接受他(指达赖)的条件。叛乱的性质不能改；不能否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达赖集团在追求“西藏独立”无望的情况下，开始改变策略，表示“放弃”独立，要求搞“大西藏”、“真正自治”。对此，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有明确表态：“西藏老一辈人有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过去是奴隶，后来得到了解放，对新旧制度的体会比年轻人更深。如果达赖回到西藏，一些老年人会要他摸顶，但如果他要改变政治制度就是另一会事了，他们不会答应”。
回顾邓小平对西藏统战工作四十多年的指导和关心，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西藏统战工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首先，西藏统战工作必须围绕党在西藏的工作重心展开，为一定时期内党在西藏的战略目标服务。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围绕巩固祖国统一、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残余影响而展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以六条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主线，教育爱国上层人士站在人民一边，支持民主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必须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其次，统战工作始终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邓小平强调，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讲求“宽泛”，追求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面力量，不以意识形态方面的是非为限制。但是，在涉及到诸如西藏“主权”问题、西藏要走什么道路等大事大非问题上，邓小平则是“钢铁公司”，坚持原则，毫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