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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大发展会带动建材、钢铁、机械等产业复苏，让数字很好看，但好看要有持续性现在的暴涨意味着将来会有波动。”
身材瘦削，言语犀利，有时低头沉吟，有时拍案而起，率真与激情并举，他是经济学界颇具争议的人物，“非主流经济学家”是主流经济学家对他的称号。他就是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梁。
他也曾经“主流”过。1984年，在中国改革史上极具意义的“莫干山会议”上，就晃动着高梁为改革出谋献策的身影。那时，他和诸多如今已成为学界“大腕”的与会者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拥趸。
分道扬镳发生在改革深入以后。2004年8月，郎咸平挑起“郎顾之争”，掀起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高梁公开支持郎咸平，加入了“反思改革者”的行列。他认为，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指导改革，以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管，“引进外资，吃掉我们的民族工业”，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我们的发展目标。由此，高梁被看作改革的“保守派”。但高梁自己并不认同这种评价。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难题，在如今充满不确定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又面临着种种改革的困惑，那么高梁又是如何去看这些问题的呢?
危机可能延后了
“有时候一个指标的实现是在层层下压，这会加剧我国经济的不平衡。”
《英才》：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7.1％，经济继续保持回稳势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出现“V”型反转的趋势?
高梁：目前国内经济主要靠三方面来拉动：汽车、房地产和投资。汽车市场靠高端消费人群拉动，而且是在换车有补贴的条件下，那么这个补贴能支持多久?其次目前房地产价格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这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究竟有多少可持续性?投资方面，城市化要搞基础设施是正确的，这其中有健康的需求，但还有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后果的需求。
国际市场上，我注意到美国的金融政策，有一项是本来今年年中要到期的各项房贷、信用卡，现在被新政府向后推延了。还有一个是美联储支持增发美国国债，就是让美元通货膨胀。所以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到此结束，只不过是往后推延了，至少，断言目前已进入恢复期是可以存疑的。当美国经济还没彻底稳定之前，全球经济是否真正回暖也是不确定的，这样中国经济是否实际走稳还需观望。
《英才》：我们已经连续两个季度CPI和PPI下行，但现在信贷还在增加，资产的价格又快速上涨，那么未来通缩的风险大，还是通胀的风险大?
高梁：如果再继续按现在的速度放钱，那通胀就很快了。过去也有类似的经历，在1992年，银根放松，两年后的1994年我们就面临了两位数的通胀，最后被迫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从目前放贷的速度和规模来看，还是要谨慎一些。货币政策马上收缩是不现实的，但要保持高度警惕。
《英才》：按目前的发展现状，今年的“保八”目标能否实现?
高梁：目前4万亿投资拉动是短期政策，不可能长期使用这一政策，那如果今年“保八”了，明后年还能“保八”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给我们的经济增长订一个刚性指标，我们短期可以这样订，是不是长期还这样订?有时候一个指标的实现是在层层下压，这会加剧我国经济的不平衡。
“击鼓传花”式的债务链延伸
“我们现在的刺激投资的方式，有多少会落实到最终需求上，现在谁都说不大清。”
《英才》：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促进经济稳步回升是一个共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存在哪些问题?
高梁：我们工业化的发展有两大弊病，一是过分依赖出口，其中又过分倚重外资，形成了“一根筋”式的招商引资、拉动出口的模式，这原来是沿海地区开放初期的模式，但最后不加区别地用到全国，这种借船出海的策略使得我们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产业链右端的营销、金融保险的支持，统统都在外资手里，我们白白放弃了。第二个就是前端，我们开发新产品很少，一些关键技术其实是可以通过企业自主研发或者产权合作方式来获得的，而这块我们也放弃了。
我认为海外营销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只是一个组织力，一个管理能力，而我们又并不缺这些，为什么不把海外的利益拿过来?这才是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实转型就是要转变那种片面地依靠比较优势，依靠外资公司来完成出口这样的发展格局，要把产业链更多的环节拿到自己手里，得到更多的附加值，才能实质性地增加我们的收入。经济发展不是为了GDP好看，而是为了能让多数国民得到实惠。
《英才》：目前实体经济并没有恢复，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却一派繁荣，这种背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覆辙?
高梁：目前大量的钱用在房地产和股市上。但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所有的投资，都要由最终消费来支持，否则靠“击鼓传花”式的债务链延伸，处于悬空状态，早晚要跌下来的。我们现在刺激投资的方式，有多少会落实到最终需求上，现在谁都说不清。过多的依赖投资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两大类，一个是房地产，现在这么多资金来炒作房地产，最终是要卖给个人的，但最后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接盘，就只好折价出售，这样肯定就有一批资本折进去，这就会带来银行坏账。还有一块是我们的城市投资，钱从哪来?就只有挖银行存款，到最后也可能成为银行坏账。泡沫吹得太大，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英才》：怎么看待最近房地产市场的火爆?
高梁：房地产业大发展会带动建材、钢铁、机械等产业复苏，让数字很好看，但好看要有持续性，现在的暴涨意味着将来会有波动。我们现在一说城市化，就有人往房地产引导。这么高的房价农民进城也买不起。没有实体经济的就业机会，怎么城市化?用刺激房地产的方式来搞城市化，是南辕北辙的事情，是为少数人赚钱创造机会。
国进民退是市场行为
“这种行为大家看可能不很健康，但在衰退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英才》：最近市场上央企或国企并购民营企业的案例在逐渐增多，这是否和中央的精神相冲突，因为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自由竞争性领域是此前一直所倡导的?
高梁：许多民营企业经营不下去就归人国有企业，这种精神显然不是中央精神鼓励的，但这是一个企业处在一个境遇下本能的行为，要求助于政府权威，这也是市场行为。这种行为大家看可能不很健康，但在衰退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就像美国某个大银行或者通用活不下去了，需要政府注资或持股一样。当形势好转以后，有可能会反过来。
《英才》：国企介入民企的经营后，是否会把一些“国企病”也输给民营企业?
高梁：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我们要明白今天的国有企业和30年前的国有企业完全是两个概念，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任何市场概念，而今天的国有企业不是这样，实际上也是在市场竞争的大海中游泳，在这种情况下，国企行为已经有了大的改变。当然国企也有自己的根本问题，比如政企不分，裙带关系等等。
《英才》：这一轮国进民退对民营经济是否是一种伤害?
高梁：现在看还没有，因为在大的政策下，在某个阶段出现的事件，是否具有普遍性还不好判断，毕竟我们有450万家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也吃不掉，而且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关照一点都不差。
高梁
1985年进入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曾参与多项有关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研究。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经济和科技政策。关注全球化、市场化过程中国家骨干产业的安全和发展、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等问题，参与了政府机构委托的若干重点课题研究，发表多篇论文，著有《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一书。
身材瘦削，言语犀利，有时低头沉吟，有时拍案而起，率真与激情并举，他是经济学界颇具争议的人物，“非主流经济学家”是主流经济学家对他的称号。他就是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梁。
他也曾经“主流”过。1984年，在中国改革史上极具意义的“莫干山会议”上，就晃动着高梁为改革出谋献策的身影。那时，他和诸多如今已成为学界“大腕”的与会者都是市场化改革的拥趸。
分道扬镳发生在改革深入以后。2004年8月，郎咸平挑起“郎顾之争”，掀起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高梁公开支持郎咸平，加入了“反思改革者”的行列。他认为，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指导改革，以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管，“引进外资，吃掉我们的民族工业”，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我们的发展目标。由此，高梁被看作改革的“保守派”。但高梁自己并不认同这种评价。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难题，在如今充满不确定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又面临着种种改革的困惑，那么高梁又是如何去看这些问题的呢?
危机可能延后了
“有时候一个指标的实现是在层层下压，这会加剧我国经济的不平衡。”
《英才》：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7.1％，经济继续保持回稳势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出现“V”型反转的趋势?
高梁：目前国内经济主要靠三方面来拉动：汽车、房地产和投资。汽车市场靠高端消费人群拉动，而且是在换车有补贴的条件下，那么这个补贴能支持多久?其次目前房地产价格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这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究竟有多少可持续性?投资方面，城市化要搞基础设施是正确的，这其中有健康的需求，但还有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后果的需求。
国际市场上，我注意到美国的金融政策，有一项是本来今年年中要到期的各项房贷、信用卡，现在被新政府向后推延了。还有一个是美联储支持增发美国国债，就是让美元通货膨胀。所以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到此结束，只不过是往后推延了，至少，断言目前已进入恢复期是可以存疑的。当美国经济还没彻底稳定之前，全球经济是否真正回暖也是不确定的，这样中国经济是否实际走稳还需观望。
《英才》：我们已经连续两个季度CPI和PPI下行，但现在信贷还在增加，资产的价格又快速上涨，那么未来通缩的风险大，还是通胀的风险大?
高梁：如果再继续按现在的速度放钱，那通胀就很快了。过去也有类似的经历，在1992年，银根放松，两年后的1994年我们就面临了两位数的通胀，最后被迫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从目前放贷的速度和规模来看，还是要谨慎一些。货币政策马上收缩是不现实的，但要保持高度警惕。
《英才》：按目前的发展现状，今年的“保八”目标能否实现?
高梁：目前4万亿投资拉动是短期政策，不可能长期使用这一政策，那如果今年“保八”了，明后年还能“保八”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给我们的经济增长订一个刚性指标，我们短期可以这样订，是不是长期还这样订?有时候一个指标的实现是在层层下压，这会加剧我国经济的不平衡。
“击鼓传花”式的债务链延伸
“我们现在的刺激投资的方式，有多少会落实到最终需求上，现在谁都说不大清。”
《英才》：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促进经济稳步回升是一个共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存在哪些问题?
高梁：我们工业化的发展有两大弊病，一是过分依赖出口，其中又过分倚重外资，形成了“一根筋”式的招商引资、拉动出口的模式，这原来是沿海地区开放初期的模式，但最后不加区别地用到全国，这种借船出海的策略使得我们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产业链右端的营销、金融保险的支持，统统都在外资手里，我们白白放弃了。第二个就是前端，我们开发新产品很少，一些关键技术其实是可以通过企业自主研发或者产权合作方式来获得的，而这块我们也放弃了。
我认为海外营销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只是一个组织力，一个管理能力，而我们又并不缺这些，为什么不把海外的利益拿过来?这才是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实转型就是要转变那种片面地依靠比较优势，依靠外资公司来完成出口这样的发展格局，要把产业链更多的环节拿到自己手里，得到更多的附加值，才能实质性地增加我们的收入。经济发展不是为了GDP好看，而是为了能让多数国民得到实惠。
《英才》：目前实体经济并没有恢复，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却一派繁荣，这种背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覆辙?
高梁：目前大量的钱用在房地产和股市上。但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所有的投资，都要由最终消费来支持，否则靠“击鼓传花”式的债务链延伸，处于悬空状态，早晚要跌下来的。我们现在刺激投资的方式，有多少会落实到最终需求上，现在谁都说不清。过多的依赖投资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两大类，一个是房地产，现在这么多资金来炒作房地产，最终是要卖给个人的，但最后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接盘，就只好折价出售，这样肯定就有一批资本折进去，这就会带来银行坏账。还有一块是我们的城市投资，钱从哪来?就只有挖银行存款，到最后也可能成为银行坏账。泡沫吹得太大，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英才》：怎么看待最近房地产市场的火爆?
高梁：房地产业大发展会带动建材、钢铁、机械等产业复苏，让数字很好看，但好看要有持续性，现在的暴涨意味着将来会有波动。我们现在一说城市化，就有人往房地产引导。这么高的房价农民进城也买不起。没有实体经济的就业机会，怎么城市化?用刺激房地产的方式来搞城市化，是南辕北辙的事情，是为少数人赚钱创造机会。
国进民退是市场行为
“这种行为大家看可能不很健康，但在衰退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英才》：最近市场上央企或国企并购民营企业的案例在逐渐增多，这是否和中央的精神相冲突，因为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自由竞争性领域是此前一直所倡导的?
高梁：许多民营企业经营不下去就归人国有企业，这种精神显然不是中央精神鼓励的，但这是一个企业处在一个境遇下本能的行为，要求助于政府权威，这也是市场行为。这种行为大家看可能不很健康，但在衰退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就像美国某个大银行或者通用活不下去了，需要政府注资或持股一样。当形势好转以后，有可能会反过来。
《英才》：国企介入民企的经营后，是否会把一些“国企病”也输给民营企业?
高梁：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我们要明白今天的国有企业和30年前的国有企业完全是两个概念，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任何市场概念，而今天的国有企业不是这样，实际上也是在市场竞争的大海中游泳，在这种情况下，国企行为已经有了大的改变。当然国企也有自己的根本问题，比如政企不分，裙带关系等等。
《英才》：这一轮国进民退对民营经济是否是一种伤害?
高梁：现在看还没有，因为在大的政策下，在某个阶段出现的事件，是否具有普遍性还不好判断，毕竟我们有450万家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也吃不掉，而且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关照一点都不差。
高梁
1985年进入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曾参与多项有关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研究。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经济和科技政策。关注全球化、市场化过程中国家骨干产业的安全和发展、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等问题，参与了政府机构委托的若干重点课题研究，发表多篇论文，著有《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