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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岁开始学画，以后读成都南虹艺专。60多年来，我始终在书画圈里行走，了解一些西蜀画坛遗事；现趁精力尚佳，把所见所闻笔录下来，也许对当今书画家和后之学者有所启发。
一、德艺超凡张大千
1943年，名重一时的大千先生由敦煌返蓉，在成都复兴街举办“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张群、谢无量、沈尹默、刘开渠、蒙文通、吴作人等名士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张群称“牺牲一切，奋斗艰难，此种勇往迈进精神，实堪敬佩，而其成绩之表现，殆有出乎吾人意外者”。其所展出之巨幅作品《西方极乐世界》尤其富于想象力，反映了东方艺术思想的特质。原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为此出画展特集。大干艺术从此蜚声中外。大千先生喜交朋友，与蜀中名士林思进、向楚、谢无量、林君默等相约于“荣乐园”吟诗论画；又常到我家拜访家父江梵众，畅谈甚快。大千先生为人厚道，高风亮节，乐于助人，亲善同仁。1943年秋，江梵众、张寒杉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美协展厅联展，张大千写诗祝贺：
寒杉笔底有嶙峋，梵众超凡一散僧。
羞与二公说绳尺，君看天马自奔腾。
联展开幕那天，大干先生率弟子亲临现场参观，订购江梵众《秋江垂钓图》，此后接连八位观者重订此画。家父江梵众于20世纪40年代以卖画为生。1946年春，他拟在美协展出佳作60余幅，因展览排满，只好举办家庭画展。大干先生派弟子传话：“请江先生将画润格订高一点，有啥问题我来捧场。”开幕那天，来了许多名士贵宾，却都不在册页上开笔。大千先生率弟子到场，在册页上画了一幅《秋山高士行吟图》。众人纷纷称好。大干先生观看画展，称“梵众先生是北宋山水一支好笔”，现场订购了六幅画作。
我刻苦学画三年多，临摹了宋元明清名家作品，不满所获，很想得更多名师指点。1947年(丁亥)秋，听说张先生要来拜访父亲，我高兴不已，那天下午，一直守候在时钟旁边。2时10分，院内突然传来宏亮声音：“江先生在家吗?”接着重复一句。知道是张大干先生光临，家里的人即刻安座沏茶。先生身着长袍，外套古铜色团花马褂，足下和尚鞋袜，手持文明棍，面色黑里透红，目光炯炯，黑发黑须，神采奕奕。随大千先生来的五人中，有身材最高的天津刘君礼，还有何海霞等。先生与家父在客厅饮茶交谈，即到画室参观。家父旋拿出我的几张习作请先生指点。他面带笑容地说：“此子虽小，还有悟性，若好好学，会有所作为。”家父趁此说：“请大干先生收个么徒弟。”随即令我就地在木地板上磕了三个响头。大千先生微笑点头认可，几天后又派弟子送来手稿数幅，令我临摹。其中《贵妃戏鹦图》我连画了数张。以后我又多次登门请教。在大千先生点拨下，我更加勤于绘事。60余年，我一直以张大千先生在西蜀所收最年轻的门人而自豪自励。
二、名家书画沉浮记
成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中央和地方军政要员、闻人绅士、金融工商巨子、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寓居蓉城。前方抗战激烈，后方文化繁荣。抗战胜利，生活稍显安定，玩古藏画之风始盛。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徐悲鸿、关山月、董寿平、赵少昂、丰子恺、谢稚柳等在成都创作了大量佳作。成都成立了“蓉社”、“蜀艺社”等书画组织。同时一些地方军政要员，刘文辉、田颂尧、王缵绪、马德斋、黄逸民等等心幕风雅，特聘“眼睛”鉴定，以重金购买名家书画，也得有历代名家真迹。马副军长以50亩良田换得宋代刘松年《斗茶图》(“文革”后四川省博物馆收藏)。张大千先生慧眼识珠，以购房的500两金子，买到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长卷，于1949年带往台湾，1960年初又捐赠祖国。(此稀世珍宝现藏故宫博物院。)成都邹怀西(公孙长子亲友)，家庭富裕，眼识秀高，藏有宋元明清名家书画数百件。一个精通中国书画的英国画商到邹府作客，看过邹展示的名家藏品后，仍再三请看珍宝。最终邹从竹简内取出长卷，是唐代大画师韩滉的《道教移居图》。英商再三索购不得，扫兴而归。1941年英商得知邹先生病故，忙从英国赶来成都祭奠，又磕头又送大礼，终于在邹的长子手中买走此国宝(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
1948年秋，四川省主席张群签署通缉令，捉拿盗卖寺庙文物之峨眉山不肖僧人。其起因是，此前，成都城隍庙金花街石拱桥边，连续几天黄昏时节，有和尚身背麻袋兜售画卷。收藏家罗希城首先发现，是峨眉山锡瓦殿明代佛像壁画，遂以八枚大洋购得八幅。家兄江潮前去三次购得三张。和尚售画不让挑选，付钱后拿啥是啥。第三次，潮兄说家母信佛，要张观音像供养，和尚就拿出一张金光四射的观音图来……四川省文化局成立，在清理寺庙文物中，通过相关渠道动员收藏者捐献给国家(付有一定报酬)，20余幅明代佛像壁画终于收回，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家父江梵众善喜收藏，新中国成立前夕得到一幅约5尺立轴，乃宋韩松所作工笔墨龙。其蜿蜒游于太空，怒目利齿，云腾雾涌；笔法苍健，极其雄奇。1950年秋，家父将此国宝宋画无偿捐赠文殊院(宽霖方丈应接)。“文革”中红卫兵抄“庙”，它被撕成数片；1976年请裱画师修复。这价值数千万元的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文殊院。
家父好友焦迪尤先生，曾编写过文殊院志书，极喜收藏字画，五六十年代每天必去会府购买古字画，藏有字画数百件。当年焦先生去拜访徐悲鸿，十分赞赏墙上挂的《九方皋》，请徐先生再画一幅。徐让焦用铅笔钩出原样，几天后焦得到徐先生画的又一幅《九方皋》。“破四旧”时，每天烧一大堆字画，这幅《九方皋》也被烧掉。为此焦先生病倒两三年。在先，1943年傅抱石先生在成都举办画展，为酬谢焦先生设计布展，展毕以《竹林七贤》相赠。其画面长2.5尺，高1.5尺，乃抱石先生精品。焦先生因怕潮湿，将画席卷悬梁，“破四旧”时忘记烧毁，得以保存。1993年我曾拜读过。焦先生逝世后，此画在北京拍卖会上出现。
三、20世纪70年代的老书画家
1972年初，我从部队转业到成都幻灯片厂(成都市文化局美术社)，才知道该社成立最早的国画组早已解散，伍瘦梅老师病故，朱佩君老师下车间刮幻灯片，张幼矩借调搞人防工作。我向党支部书记彭廷尧提出：“朱佩君是名家后代，从艺多年，应当给她画画的机会，要恢复国画创作组，培养后学。”书记反问我：“成立国画组干什么?”我回答说：“画竹帘给国家创外汇”。于是书记认可，组成国画组，领来竹帘1000余幅。时因力量不足，还请张采芹、刘既明老师绘制二百余幅(每幅1.5元)。在书画门市当营业员的方滨生先生也参加了绘制。1974年春成立“成都画店”，由余兴公书写招牌，引起社会关注。继后又在画店展厅举办“古今名人书画展览”，接待上海书法代表团、日本书道代表团来蓉交流。
1974年秋，我去仁厚街暗访陈子庄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子庄先生与我交谈十分融洽。我拿出三张6尺大千书画纸，清子庄为画店作画。先 生十分乐意接受。突然门外传来一片骂声，子庄先生接连解释：“是我内人，‘文革’以来每天如此，并非骂你，请别多心。”临别时，子庄先生就大干花边纸裁下3尺，端碗胭脂，磨上墨，从容不迫地画了一幅古瓶牡丹图。1976年惊闻先生因心脏病辞世，深感惋惜。
成都资深的美术教育家陈亮清先生，凶当过国民党的市参议员，“文革”中被弄去打砖。1977年阿尔巴尼亚的某领袖来蓉访问，上级部门令陈亮清先生创作一幅《长城之鹰》以报来访者。其长达4米的巨作一亮相，即得到市政府的好评，陈亮清也就被宣布“解放”。
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贯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在省市领导关怀下，成都文艺逐渐复兴繁荣。1979年，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亲自批示，举办“成都市美术作品展览”，拨款5000元为筹办经费，由成都市美术公司成都市艺术馆主办。那时老书画家中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地主分子”尚未正式宣布摘帽，有些因“文革”造反当个小头头，按规定不能参展。单位领导请示杨以希书记。他即到筹办组现场召开会议，为我们解除了顾虑，说：“只要不是在押的书画家，都有资格参加展览……”，因此，老书画家张采芹、刘既明、余兴公、刘东父、吴一峰、赵蕴玉、岑学恭(均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周抡园等都参加了开幕仪式。这是“文革”以来空前盛会，有九位书画家首次在电视上亮相。
时市长米建书同志平常喜欢书画艺术，在中国书画艺术遭极左路线冲击时刻，为市政府收藏了不少名人作品。70年代末，全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米市长想起会客厅原有一幅六尺山水画，因作者吴一峰先生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后被取掉，下落不明，便要秘书尹子叔想办法请吴先生重画一幅《剑门积雪图》。次日尹来向我传达市长意图。我领会了为吴落实政策之意，立即去见吴先生，讲明此事，并先付稿酬60元。吴老高兴地认真完成了这项任务。
这一阶段，中共成都市委与市政府领导亲自带头抓中国书画，米建书市长还为成都画院的成立书写吊牌。书画家创作活跃，相继举办各种画展。刘奇晋先生主持了庚申书会，举办书法学习班，培育新人，为发展书法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游丕承先生创办了“开明印社”。葛墨安、林旭中先生创办蜀江书画讲习班，学员达百人以上。自此以后，研习书画之风普及蓉城。
四、书画家趣事
青花瓷镶“草堂”二字，至今还是草堂工作人员不解之谜。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陪徐无闻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的父亲、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徐益生(寿)前辈饮酒，听他说，恢复重建杜甫草堂时，由他设计，清某寺善书法的僧人，用沙堆出“草堂”字形，然后他再钩书；又向文殊院宽霖方丈征得小和尚打碎的康熙青花花瓶瓷片，按瓶中山水人物拼合复原。字太大，瓷片不够，他又想法找到清三代青花瓷片补镶两端。益生前辈早已归西，后人鲜知此事。
1961年，宽霖和尚请家父江梵众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画一幅丈二巨画。家父构思几天后，叫孙儿来磨好墨，拿笔濡墨，正想出笔，忽然一滴浓墨落在铺在地板上的纸上。于是他借此从滴墨处开笔，历时五天画完《浩月青松》横幅，笔墨流畅，气势宏伟(现为国家二级文物)。宽霖方丈亲自带上酬金礼品到我家来致谢。家父说：“你们寺庙和尚吃的是八方，我拿了你们的钱等于吃了十六方。”宾主会心，一同哈哈大笑。
刘既明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生于1899年，毕业于北平艺专，擅长花鸟画，功底深厚，是西蜀影响一代的画家。1976年周总理逝世，他十分沉痛，通宵难眠，画了一幅《竹鹤图》。既明先生说，竹丛中几只仙鹤是白衣战士为总理送别。他说1946年他应同学薛子正(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之邀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作客时，会见过周总理，是我一生中的荣幸。总理生活简朴，为人谦逊，关心学人，当永为我们铭记。
老书法家吕洪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好评论别人，朋友们戏称“吕叽喳”。有次成都市美术社举办四川名人书画展。他到场参观，见到赵蕴玉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画的《薛涛制笺图》衣裙下留出空白。吕打趣说：“你们看这是拿给‘操哥’扯了的。”看见某先生写的一幅金刚经体书法，吕拿手杖指着骂：“这种金刚经是做出来的，余兴公(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的金刚经才是写出来的。”又说某某的草书章法不对，“如果提酒来我就给他讲”云云。看来自称“息翁”的吕老并不息火。
一、德艺超凡张大千
1943年，名重一时的大千先生由敦煌返蓉，在成都复兴街举办“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张群、谢无量、沈尹默、刘开渠、蒙文通、吴作人等名士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张群称“牺牲一切，奋斗艰难，此种勇往迈进精神，实堪敬佩，而其成绩之表现，殆有出乎吾人意外者”。其所展出之巨幅作品《西方极乐世界》尤其富于想象力，反映了东方艺术思想的特质。原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为此出画展特集。大干艺术从此蜚声中外。大千先生喜交朋友，与蜀中名士林思进、向楚、谢无量、林君默等相约于“荣乐园”吟诗论画；又常到我家拜访家父江梵众，畅谈甚快。大千先生为人厚道，高风亮节，乐于助人，亲善同仁。1943年秋，江梵众、张寒杉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美协展厅联展，张大千写诗祝贺：
寒杉笔底有嶙峋，梵众超凡一散僧。
羞与二公说绳尺，君看天马自奔腾。
联展开幕那天，大干先生率弟子亲临现场参观，订购江梵众《秋江垂钓图》，此后接连八位观者重订此画。家父江梵众于20世纪40年代以卖画为生。1946年春，他拟在美协展出佳作60余幅，因展览排满，只好举办家庭画展。大干先生派弟子传话：“请江先生将画润格订高一点，有啥问题我来捧场。”开幕那天，来了许多名士贵宾，却都不在册页上开笔。大千先生率弟子到场，在册页上画了一幅《秋山高士行吟图》。众人纷纷称好。大干先生观看画展，称“梵众先生是北宋山水一支好笔”，现场订购了六幅画作。
我刻苦学画三年多，临摹了宋元明清名家作品，不满所获，很想得更多名师指点。1947年(丁亥)秋，听说张先生要来拜访父亲，我高兴不已，那天下午，一直守候在时钟旁边。2时10分，院内突然传来宏亮声音：“江先生在家吗?”接着重复一句。知道是张大干先生光临，家里的人即刻安座沏茶。先生身着长袍，外套古铜色团花马褂，足下和尚鞋袜，手持文明棍，面色黑里透红，目光炯炯，黑发黑须，神采奕奕。随大千先生来的五人中，有身材最高的天津刘君礼，还有何海霞等。先生与家父在客厅饮茶交谈，即到画室参观。家父旋拿出我的几张习作请先生指点。他面带笑容地说：“此子虽小，还有悟性，若好好学，会有所作为。”家父趁此说：“请大干先生收个么徒弟。”随即令我就地在木地板上磕了三个响头。大千先生微笑点头认可，几天后又派弟子送来手稿数幅，令我临摹。其中《贵妃戏鹦图》我连画了数张。以后我又多次登门请教。在大千先生点拨下，我更加勤于绘事。60余年，我一直以张大千先生在西蜀所收最年轻的门人而自豪自励。
二、名家书画沉浮记
成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中央和地方军政要员、闻人绅士、金融工商巨子、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寓居蓉城。前方抗战激烈，后方文化繁荣。抗战胜利，生活稍显安定，玩古藏画之风始盛。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徐悲鸿、关山月、董寿平、赵少昂、丰子恺、谢稚柳等在成都创作了大量佳作。成都成立了“蓉社”、“蜀艺社”等书画组织。同时一些地方军政要员，刘文辉、田颂尧、王缵绪、马德斋、黄逸民等等心幕风雅，特聘“眼睛”鉴定，以重金购买名家书画，也得有历代名家真迹。马副军长以50亩良田换得宋代刘松年《斗茶图》(“文革”后四川省博物馆收藏)。张大千先生慧眼识珠，以购房的500两金子，买到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长卷，于1949年带往台湾，1960年初又捐赠祖国。(此稀世珍宝现藏故宫博物院。)成都邹怀西(公孙长子亲友)，家庭富裕，眼识秀高，藏有宋元明清名家书画数百件。一个精通中国书画的英国画商到邹府作客，看过邹展示的名家藏品后，仍再三请看珍宝。最终邹从竹简内取出长卷，是唐代大画师韩滉的《道教移居图》。英商再三索购不得，扫兴而归。1941年英商得知邹先生病故，忙从英国赶来成都祭奠，又磕头又送大礼，终于在邹的长子手中买走此国宝(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
1948年秋，四川省主席张群签署通缉令，捉拿盗卖寺庙文物之峨眉山不肖僧人。其起因是，此前，成都城隍庙金花街石拱桥边，连续几天黄昏时节，有和尚身背麻袋兜售画卷。收藏家罗希城首先发现，是峨眉山锡瓦殿明代佛像壁画，遂以八枚大洋购得八幅。家兄江潮前去三次购得三张。和尚售画不让挑选，付钱后拿啥是啥。第三次，潮兄说家母信佛，要张观音像供养，和尚就拿出一张金光四射的观音图来……四川省文化局成立，在清理寺庙文物中，通过相关渠道动员收藏者捐献给国家(付有一定报酬)，20余幅明代佛像壁画终于收回，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家父江梵众善喜收藏，新中国成立前夕得到一幅约5尺立轴，乃宋韩松所作工笔墨龙。其蜿蜒游于太空，怒目利齿，云腾雾涌；笔法苍健，极其雄奇。1950年秋，家父将此国宝宋画无偿捐赠文殊院(宽霖方丈应接)。“文革”中红卫兵抄“庙”，它被撕成数片；1976年请裱画师修复。这价值数千万元的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文殊院。
家父好友焦迪尤先生，曾编写过文殊院志书，极喜收藏字画，五六十年代每天必去会府购买古字画，藏有字画数百件。当年焦先生去拜访徐悲鸿，十分赞赏墙上挂的《九方皋》，请徐先生再画一幅。徐让焦用铅笔钩出原样，几天后焦得到徐先生画的又一幅《九方皋》。“破四旧”时，每天烧一大堆字画，这幅《九方皋》也被烧掉。为此焦先生病倒两三年。在先，1943年傅抱石先生在成都举办画展，为酬谢焦先生设计布展，展毕以《竹林七贤》相赠。其画面长2.5尺，高1.5尺，乃抱石先生精品。焦先生因怕潮湿，将画席卷悬梁，“破四旧”时忘记烧毁，得以保存。1993年我曾拜读过。焦先生逝世后，此画在北京拍卖会上出现。
三、20世纪70年代的老书画家
1972年初，我从部队转业到成都幻灯片厂(成都市文化局美术社)，才知道该社成立最早的国画组早已解散，伍瘦梅老师病故，朱佩君老师下车间刮幻灯片，张幼矩借调搞人防工作。我向党支部书记彭廷尧提出：“朱佩君是名家后代，从艺多年，应当给她画画的机会，要恢复国画创作组，培养后学。”书记反问我：“成立国画组干什么?”我回答说：“画竹帘给国家创外汇”。于是书记认可，组成国画组，领来竹帘1000余幅。时因力量不足，还请张采芹、刘既明老师绘制二百余幅(每幅1.5元)。在书画门市当营业员的方滨生先生也参加了绘制。1974年春成立“成都画店”，由余兴公书写招牌，引起社会关注。继后又在画店展厅举办“古今名人书画展览”，接待上海书法代表团、日本书道代表团来蓉交流。
1974年秋，我去仁厚街暗访陈子庄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子庄先生与我交谈十分融洽。我拿出三张6尺大千书画纸，清子庄为画店作画。先 生十分乐意接受。突然门外传来一片骂声，子庄先生接连解释：“是我内人，‘文革’以来每天如此，并非骂你，请别多心。”临别时，子庄先生就大干花边纸裁下3尺，端碗胭脂，磨上墨，从容不迫地画了一幅古瓶牡丹图。1976年惊闻先生因心脏病辞世，深感惋惜。
成都资深的美术教育家陈亮清先生，凶当过国民党的市参议员，“文革”中被弄去打砖。1977年阿尔巴尼亚的某领袖来蓉访问，上级部门令陈亮清先生创作一幅《长城之鹰》以报来访者。其长达4米的巨作一亮相，即得到市政府的好评，陈亮清也就被宣布“解放”。
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贯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在省市领导关怀下，成都文艺逐渐复兴繁荣。1979年，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亲自批示，举办“成都市美术作品展览”，拨款5000元为筹办经费，由成都市美术公司成都市艺术馆主办。那时老书画家中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地主分子”尚未正式宣布摘帽，有些因“文革”造反当个小头头，按规定不能参展。单位领导请示杨以希书记。他即到筹办组现场召开会议，为我们解除了顾虑，说：“只要不是在押的书画家，都有资格参加展览……”，因此，老书画家张采芹、刘既明、余兴公、刘东父、吴一峰、赵蕴玉、岑学恭(均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周抡园等都参加了开幕仪式。这是“文革”以来空前盛会，有九位书画家首次在电视上亮相。
时市长米建书同志平常喜欢书画艺术，在中国书画艺术遭极左路线冲击时刻，为市政府收藏了不少名人作品。70年代末，全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米市长想起会客厅原有一幅六尺山水画，因作者吴一峰先生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后被取掉，下落不明，便要秘书尹子叔想办法请吴先生重画一幅《剑门积雪图》。次日尹来向我传达市长意图。我领会了为吴落实政策之意，立即去见吴先生，讲明此事，并先付稿酬60元。吴老高兴地认真完成了这项任务。
这一阶段，中共成都市委与市政府领导亲自带头抓中国书画，米建书市长还为成都画院的成立书写吊牌。书画家创作活跃，相继举办各种画展。刘奇晋先生主持了庚申书会，举办书法学习班，培育新人，为发展书法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游丕承先生创办了“开明印社”。葛墨安、林旭中先生创办蜀江书画讲习班，学员达百人以上。自此以后，研习书画之风普及蓉城。
四、书画家趣事
青花瓷镶“草堂”二字，至今还是草堂工作人员不解之谜。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陪徐无闻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的父亲、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徐益生(寿)前辈饮酒，听他说，恢复重建杜甫草堂时，由他设计，清某寺善书法的僧人，用沙堆出“草堂”字形，然后他再钩书；又向文殊院宽霖方丈征得小和尚打碎的康熙青花花瓶瓷片，按瓶中山水人物拼合复原。字太大，瓷片不够，他又想法找到清三代青花瓷片补镶两端。益生前辈早已归西，后人鲜知此事。
1961年，宽霖和尚请家父江梵众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画一幅丈二巨画。家父构思几天后，叫孙儿来磨好墨，拿笔濡墨，正想出笔，忽然一滴浓墨落在铺在地板上的纸上。于是他借此从滴墨处开笔，历时五天画完《浩月青松》横幅，笔墨流畅，气势宏伟(现为国家二级文物)。宽霖方丈亲自带上酬金礼品到我家来致谢。家父说：“你们寺庙和尚吃的是八方，我拿了你们的钱等于吃了十六方。”宾主会心，一同哈哈大笑。
刘既明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生于1899年，毕业于北平艺专，擅长花鸟画，功底深厚，是西蜀影响一代的画家。1976年周总理逝世，他十分沉痛，通宵难眠，画了一幅《竹鹤图》。既明先生说，竹丛中几只仙鹤是白衣战士为总理送别。他说1946年他应同学薛子正(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之邀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作客时，会见过周总理，是我一生中的荣幸。总理生活简朴，为人谦逊，关心学人，当永为我们铭记。
老书法家吕洪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好评论别人，朋友们戏称“吕叽喳”。有次成都市美术社举办四川名人书画展。他到场参观，见到赵蕴玉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画的《薛涛制笺图》衣裙下留出空白。吕打趣说：“你们看这是拿给‘操哥’扯了的。”看见某先生写的一幅金刚经体书法，吕拿手杖指着骂：“这种金刚经是做出来的，余兴公(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故馆员)的金刚经才是写出来的。”又说某某的草书章法不对，“如果提酒来我就给他讲”云云。看来自称“息翁”的吕老并不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