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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的实践转向，根本上是实践观的时代性转轨。只有确立诸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的互为目的、手段、中介的大实践观，发掘实践信息的综合现实意义和多维交叉促动的超循环现实超越意蕴，才能使非现实超越的逻格斯思辨失去形而上学的根基。英美分析哲学，在所指客观主义和“家族相似”、“本体承诺”的相对主义之间的二难说明：以实践信息为语言奠基。拓展语境观为大实践视野，已经成为语言问题上的时代哲学必然!
关键词：大实践；信息；意义；指称；悖论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6-0100-03
一、大实践视野与信息理性——时代哲学的现实趋势
当代社会实践因自然生态、人文进步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全方位的互融互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和综合互动特性。工业化阶段大规模、规范化的物质生产以及资本作为社会化的物质欲望形塑一切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体现实践的综合有效、有序性的大境域的信息化实践已经现其雏形。如果说“文艺复兴”发现了主体化了的人和客体化了的自然，我们的时代则要求发现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现实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如果说工业化造就了物质生产和物质欲望的规模化、规范化和社会化，造就了生产、生活、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资本化，造就了全面发展的扭曲和物神崇拜式的资本形而上学，我们的时代则要求超越这种物神崇拜，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多维有序、积极互生的全面发展，将诸要素综合互动的有效、有序性体现于实践的现实哲学之中。基于上述判断，我们主张，确立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等诸现实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地互为目的、手段、中介的大实践观，把自然、人与社会历史融贯互生的现实丰富性从天人、主客、符号游戏的狭隘窠臼里解放出来，以大实践视野的信息理性取代囿于各种封闭系统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理性。
当代西方哲学所谓的实践转向，并没有跳出理性的封闭性和先验性怪圈。诚然，传统哲学既预设主客二分又依赖主客联系的概念思辨，存在各种悖论，比如，主客关系的中介无限回溯悖论、主客实践互融与主客概念二分的悖论等。然而，当代哲学将概念、范畴诉诸实践，强调各种哲学范畴在生活与实践中的互融、互生特性，以境域化、生活化、实践化的理解来模糊各种概念、范畴的理论界限，也并不能在根本的意义上杜绝形而上学。事实上，生活与实践在哲学的运思结构中，只是一种抽象的一般，它服从于哲学的理性演绎，为理性系统的建构或解构而存在，是哲学范畴构成性演绎的底板，是范畴关系逻辑性运作的网络。诚如利科所讲：“劳动地位的恢复是虚幻的胜利……人的活动都是实践；如果人们还考虑到人的存在等同于人的活动本身，那么应该说人是劳动”。生活、劳动、实践是一切，一切都是生活、劳动、实践，这等于什么也没说，“表示一切的概念不再表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认为，当代哲学所谓的生活与实践转向，只是以反形而上学的名义将形而上学泛化到了生活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将生活与实践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当代西方社会存有“符号的黑洞”，以社会生活“理性”化、“理性”资本化、资本符号化、符号非现实化的综合抽象态势侵蚀着生活与实践的现实丰富性——这就是哲学将生活与实践形而上学化的最好注脚。这种不顾生活与实践复杂多样的现实而又用生活与实践解释一切的做法，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如出一辙，对此，马克思有如下评论：“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与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因此，打破哲学理性的形而上学窠臼，必须从打破实践的封闭和僵化着手。只有以发展的有序解决了现实的悖异，理性的悖论才会无所遁形；只有以开放的实践破除了现实的窠臼，理性的僵化才会失去根本的归依。理性，从来就是一个实践的时代性范畴一农业社会的理性，如天理、天道与上帝等，是自然的现实主宰的观念反映；工业社会以主客对抗为底蕴的主客符合论真理，也是人与自然对抗式现实的观念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实践自然、人与社会历史多维有序、全面互生的现实趋势，也必其理性的诉求——我们称之为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
关于信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考察，但是，很少有人从时代性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它。事实上，信息理性立足于实践的大境域，而实践的大境域又需要信息理性——文化理性作为一种实践因素与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的融合，各种实践因素多维、全面、深刻的现实互动，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互为目的、手段与中介的复杂交织，使我们只能从诸因素互蕴互生的有效、有序性的实践信息角度来理解理性以及理性范畴；而理性的信息化，又必然要求我们摆脱概念结构以及实践结构的既定模式和狭隘窠臼，跃进到自然、人与社会历史全面、深刻互动的大实践境域，从诸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地融贯互生的角度进入到实践信息的现实场域。因此，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具有理性实践化和实践理性化的双重彻底性：它既高度重视理性的现实实践场域，也重视实践本身的开放式拓展和有机涨落，重视以信息化的发展不断突破实践本身的窠臼。它实现了实践与理性的信息化融通——实践蕴含理性，理性即实践信息；信息是实践的发展的多维度耦合的现实有效、有序性，具有实践的自组织性和自目的性，而实践又必然涵孕着各种现实因素互动、互生的丰富信息。不仅如此，大实践的境域在其开放性中还呼唤着“更大”，信息化的理性在其现实性中还促发着“更现实”——这种“更大”与“更现实”的实践信息连接，使实践和理性充满了现实的超越发展力度，又不会因超越而走向形而上学——实践信息的多维度耦合的“更”的动态结构是现实的，其相互促生的形式是大境域的开放式的有机涨落和突变式的超循环。我们认为，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在多重的意义上改塑着现代理性：它诉诸实践的综合的互动、互蕴、互生，反对把任何一种实践因子以所谓纯粹性、本原性、绝对性的名义抽象到天上，更反对用简单的概念框架或公式去剪裁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形而上学而具有彻底的实践品格；它以大境域的综合信息反馈效应作为理性的现实涵蕴，消解了传统哲学因理性与现实的割裂而导致的佯谬式思辨；它以诸因素现实积极性的多维耦合来解释实践理性，体现了实践理性的实体性、主体性、关系性、社会历史性等现实丰富性，化解了当代哲学在实体现实性与关系构成性问题上的本体性矛盾；它不是简单地将一切诉诸实践，而是注重研究实践本身的现实开放性、多维交叉耦合的信息化发展趋势等，因而，它既不回避实践的现实矛盾，也不会将实践抽象化……
二、何物存在的本体论诘问与分析哲学的意义、指称困境
英美分析哲学重视意义与指称的关系问题。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比如：专名的唯一所指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专名与其指称是如何联系的?如何理解语境 问题?等等。典型的，有以罗素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语言观，以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为代表的后现代相对主义语言观，以及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本质主义语言观。
罗素认为，语言具有客观的含义，专名的意义在于其所指，专名与所指、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分子命题与分子事实之间存在着图像式的对应关系。其中，专名作为语言的主词，它与所指的客观联系，诉诸西方主谓逻辑的传统，便成为语言言之有物的存在性表征。为了澄清专名的指称含义，把诸如“飞马”、“方的圆”等有意义、貌似专名但又没有客观所指的范畴剔除出去，罗素提出了著名的摹状词理论。不仅如此，为了保证专名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罗索还提出了“绝对多元论”的世界观，肯定“存在着许多个别事物，并否定了由这些事物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这种以否定事物之间复杂的实践互动关系来换取所指的唯一性的做法，正反映了绝对客观主义的理论困境：专名的唯一所指是孤立的、固定的，而事物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和现实综合效应，却模糊着唯一所指的界限，使得绝对的唯一的所指只能滞留于理论的窠臼而陷于现实的悖论!“方的圆”因缺乏客观的唯一的所指而成为摹状词，“罗素”、“克灵顿”又是否具有客观的唯一的所指呢?同样的，“梵志”的客观、唯一所指又如何理解呢?少壮出家的梵志，和老年白发回家的梵志，具有所指的同一性吗?病着的苏格拉底和康复的苏格拉底，在绝对严格的“客观”意义上，是同一个人吗?在碎尸案中，我们用被害者的姓名，指称死者哪一部分的尸体呢?人死以后，骨灰撒向大海，他的姓名指称什么呢?……不仅“同一”事物在实践中有变化，而且，不同事物之间的现实实践界限也并非固定不移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喜欢这样来介绍堆悖论。碰一下母亲的大脚趾不是乱伦。这对“乱伦”来说是一个擦边行为。但既然是擦边行为，一个绝对主义者也可以因此而将那种行为判为乱伦——只要涉及事物的界限，我们就难以避免堆悖论：削去几块桌板，桌子才不是桌子呢?罗素用不断分类、划界的集合方法来求得思想的确切的客观意义，但他本人就陷入了一种“集合悖论”——不仅“罗素悖论”，即不包含自身作为一个元素的集合的集合是一悖论，甚至集合以及集合式的分类、划界的思想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事物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界限。因此，从事物孤立的绝对的自身同一出发，靠分类、划界来取得语言的客观所指，以唯一的“物”来取代实践信息的综合现实性，就必然导致悖论。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出于对语言日常生活意义的深刻洞察，放弃了客观主义的本质诘问。他认为，语言以日常生活应用作为其现实语境；主客对应的指物定义，如果没有这种语境底蕴，就是“指鹿为马”——比如。教哑哑学语的儿童学习“毛巾”的意义。你指着毛巾说“毛巾”，而儿童却可能认为毛巾是纺织品，所有的纺织品都是“毛巾”。日常生活语言是丰富的、复杂的，这促使维特根斯坦否定了“言之唯物”的客观主义，而代之以与生活的繁复与流变相适应的“家族相似性”，并将语言的意蕴空间由静止的孤立的“物”拓展为动态发展的社会生活方式，以语言与生活的游戏式互动，摒弃了语言的客观本质。然而，正如奎因所说，只要我们有所言说，就必然落在“有些东西”(something)、“无一东西”(nothing)、“一切东西”(everything)这些量化变项所涉及的范围之内，就必然有关于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尽管物不是语言的唯一维度，但语言必须言之有物。言之唯物、言之有物和言之无物是有重大差别的!遗憾的是，奎因也没有从实践的综合现实性角度发掘语言的信息意义，他也不是把物的现实实体性纳入到复杂互动的实践之中并以信息的意义在语言观上体现出来，而是把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看作是一种理论的选择和约定，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这实质上是以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表达了否定物的现实实体性及其语言意义的相对主义，是以概念框架和理论选择的“翻译不确定性”否定了语言信息的综合现实意蕴及其实践贯通作用。
克里普克，反对后现代相对主义，坚信语言与指称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专名与所指有通过命名仪式固定下来并经由社会历史链条不断传递的意义关系。这种修正的本质主义，把物的所指客观性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加强了客观主义的说服力。但是，由于囿于本质主义的固有框架，对实践的综合现实性认识不足，也有将复杂、丰富的语言现实简单化、抽象化的偏颇。首先，命名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说法，其自身的严格性和原始性就难以确证。试问，“李世民”、“秦王”、“唐太宗”，这些专名的“命名仪式”哪一个更权威?你会说李世民，但为什么不是唐太宗呢?后者命名时间稍晚，然而时间是唯一决定因素吗?既然是仪式，就要讲权威性，如果仅以时间先后论，也许他的乳母最先命名。(《资治通鉴》讲“太宗二名”，但另一名已不传世。)再如，通过户籍部门更改姓名，更改前后的命名哪—个更权威?日本妇女出嫁前后分别是父姓和夫姓，再嫁之后又是另一夫姓，如果你宣布某个命名仪式是最具效力的。那你是否有剥夺日本妇女婚姻自由权利的嫌疑呢?其次，从命名仪式到社会历史的传递，中间有无穷的环节，必然有无穷的增删，因而有无穷的“可错性”空间。对“哥德尔”的描述可能因哥德尔是冒名顶替者而张冠李戴，这只是一个典型例证。现实之中，命名、传递与理解的偏差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的。比如。老子，是李耳、老聃、老菜子、太史儋还是魏国将军李宗的父亲?《史记》已经“世莫知其然否”。像这样的历史人物研究疑问是很多的。不仅历史，甚至现实也是如此。比如，什么是新工业化?是发展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引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吗?这是谁的命名?谁的命名最权威?谁最先命名?传递过程中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固定版本?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语言是动态发展的实践信息的相对稳定的多维映现，而实践信息则又是多种因素复杂耦合的现实机制，其中诸因素如自然客观性的、人性的、社会历史性的等等彼此相互贯穿。如果偏要把动态发展、多维互生的实践信息一成不变地固定到“物”中，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以纯粹客观的“物”作为语言意义的唯—基底，就有否定实践互动的现实丰富性的绝对主义的嫌疑。相反的，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人或以“生活方式”的流变、或以“本体论承诺”的约定来反对语言的客观物质含义，又没有看到，语言是以现实实践信息为基底的，因而是具有坚实的综合现实性的。维特根斯坦的生活方式因种族、民族、社团而异，奎因的本体论承诺以概念所出现于其中的理论框架为转移，都没有考虑到实践的整体的信息贯通性及其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现实公度性，没有考虑到实践信息的动态的复杂关联之中仍然具有坚实的综合现实性。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以实践信息为语言奠基，拓展语境观为大实践视野，已经成为语言问题上的时代哲学必然!——自弗雷格发现暮星和晨星所指相同但意义却不同以来，语境问题就倍受关注。但是，由于对语境的理解局限在句子(弗雷格)、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整体理论框架(奎因)等抽象、狭隘的范围里，缺乏大实践视野的综合现实性力度，因而，助长了将语言符号化、游戏化的相对主义倾向。事实上，贯通实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沟通实践的自然客观性、人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多种维度的，只有信息!惟有信息才具有彻底的实践意义和彻底的理性意义，惟有信息才是连接语言和实践的现实桥梁，才是语言的现实客观性、社会历史性、动态发展性、可公度性等多种维度的现实保证。语言的现实语境、不竭源泉以及交流、应用、可公度的现实准则，都是而且只能是实践信息!
(责任编辑 王丽君)
关键词：大实践；信息；意义；指称；悖论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6-0100-03
一、大实践视野与信息理性——时代哲学的现实趋势
当代社会实践因自然生态、人文进步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全方位的互融互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和综合互动特性。工业化阶段大规模、规范化的物质生产以及资本作为社会化的物质欲望形塑一切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体现实践的综合有效、有序性的大境域的信息化实践已经现其雏形。如果说“文艺复兴”发现了主体化了的人和客体化了的自然，我们的时代则要求发现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现实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如果说工业化造就了物质生产和物质欲望的规模化、规范化和社会化，造就了生产、生活、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资本化，造就了全面发展的扭曲和物神崇拜式的资本形而上学，我们的时代则要求超越这种物神崇拜，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多维有序、积极互生的全面发展，将诸要素综合互动的有效、有序性体现于实践的现实哲学之中。基于上述判断，我们主张，确立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等诸现实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地互为目的、手段、中介的大实践观，把自然、人与社会历史融贯互生的现实丰富性从天人、主客、符号游戏的狭隘窠臼里解放出来，以大实践视野的信息理性取代囿于各种封闭系统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理性。
当代西方哲学所谓的实践转向，并没有跳出理性的封闭性和先验性怪圈。诚然，传统哲学既预设主客二分又依赖主客联系的概念思辨，存在各种悖论，比如，主客关系的中介无限回溯悖论、主客实践互融与主客概念二分的悖论等。然而，当代哲学将概念、范畴诉诸实践，强调各种哲学范畴在生活与实践中的互融、互生特性，以境域化、生活化、实践化的理解来模糊各种概念、范畴的理论界限，也并不能在根本的意义上杜绝形而上学。事实上，生活与实践在哲学的运思结构中，只是一种抽象的一般，它服从于哲学的理性演绎，为理性系统的建构或解构而存在，是哲学范畴构成性演绎的底板，是范畴关系逻辑性运作的网络。诚如利科所讲：“劳动地位的恢复是虚幻的胜利……人的活动都是实践；如果人们还考虑到人的存在等同于人的活动本身，那么应该说人是劳动”。生活、劳动、实践是一切，一切都是生活、劳动、实践，这等于什么也没说，“表示一切的概念不再表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认为，当代哲学所谓的生活与实践转向，只是以反形而上学的名义将形而上学泛化到了生活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将生活与实践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当代西方社会存有“符号的黑洞”，以社会生活“理性”化、“理性”资本化、资本符号化、符号非现实化的综合抽象态势侵蚀着生活与实践的现实丰富性——这就是哲学将生活与实践形而上学化的最好注脚。这种不顾生活与实践复杂多样的现实而又用生活与实践解释一切的做法，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如出一辙，对此，马克思有如下评论：“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与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因此，打破哲学理性的形而上学窠臼，必须从打破实践的封闭和僵化着手。只有以发展的有序解决了现实的悖异，理性的悖论才会无所遁形；只有以开放的实践破除了现实的窠臼，理性的僵化才会失去根本的归依。理性，从来就是一个实践的时代性范畴一农业社会的理性，如天理、天道与上帝等，是自然的现实主宰的观念反映；工业社会以主客对抗为底蕴的主客符合论真理，也是人与自然对抗式现实的观念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实践自然、人与社会历史多维有序、全面互生的现实趋势，也必其理性的诉求——我们称之为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
关于信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考察，但是，很少有人从时代性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它。事实上，信息理性立足于实践的大境域，而实践的大境域又需要信息理性——文化理性作为一种实践因素与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的融合，各种实践因素多维、全面、深刻的现实互动，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互为目的、手段与中介的复杂交织，使我们只能从诸因素互蕴互生的有效、有序性的实践信息角度来理解理性以及理性范畴；而理性的信息化，又必然要求我们摆脱概念结构以及实践结构的既定模式和狭隘窠臼，跃进到自然、人与社会历史全面、深刻互动的大实践境域，从诸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地融贯互生的角度进入到实践信息的现实场域。因此，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具有理性实践化和实践理性化的双重彻底性：它既高度重视理性的现实实践场域，也重视实践本身的开放式拓展和有机涨落，重视以信息化的发展不断突破实践本身的窠臼。它实现了实践与理性的信息化融通——实践蕴含理性，理性即实践信息；信息是实践的发展的多维度耦合的现实有效、有序性，具有实践的自组织性和自目的性，而实践又必然涵孕着各种现实因素互动、互生的丰富信息。不仅如此，大实践的境域在其开放性中还呼唤着“更大”，信息化的理性在其现实性中还促发着“更现实”——这种“更大”与“更现实”的实践信息连接，使实践和理性充满了现实的超越发展力度，又不会因超越而走向形而上学——实践信息的多维度耦合的“更”的动态结构是现实的，其相互促生的形式是大境域的开放式的有机涨落和突变式的超循环。我们认为，大实践境域的信息理性，在多重的意义上改塑着现代理性：它诉诸实践的综合的互动、互蕴、互生，反对把任何一种实践因子以所谓纯粹性、本原性、绝对性的名义抽象到天上，更反对用简单的概念框架或公式去剪裁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形而上学而具有彻底的实践品格；它以大境域的综合信息反馈效应作为理性的现实涵蕴，消解了传统哲学因理性与现实的割裂而导致的佯谬式思辨；它以诸因素现实积极性的多维耦合来解释实践理性，体现了实践理性的实体性、主体性、关系性、社会历史性等现实丰富性，化解了当代哲学在实体现实性与关系构成性问题上的本体性矛盾；它不是简单地将一切诉诸实践，而是注重研究实践本身的现实开放性、多维交叉耦合的信息化发展趋势等，因而，它既不回避实践的现实矛盾，也不会将实践抽象化……
二、何物存在的本体论诘问与分析哲学的意义、指称困境
英美分析哲学重视意义与指称的关系问题。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比如：专名的唯一所指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专名与其指称是如何联系的?如何理解语境 问题?等等。典型的，有以罗素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语言观，以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为代表的后现代相对主义语言观，以及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本质主义语言观。
罗素认为，语言具有客观的含义，专名的意义在于其所指，专名与所指、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分子命题与分子事实之间存在着图像式的对应关系。其中，专名作为语言的主词，它与所指的客观联系，诉诸西方主谓逻辑的传统，便成为语言言之有物的存在性表征。为了澄清专名的指称含义，把诸如“飞马”、“方的圆”等有意义、貌似专名但又没有客观所指的范畴剔除出去，罗素提出了著名的摹状词理论。不仅如此，为了保证专名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罗索还提出了“绝对多元论”的世界观，肯定“存在着许多个别事物，并否定了由这些事物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这种以否定事物之间复杂的实践互动关系来换取所指的唯一性的做法，正反映了绝对客观主义的理论困境：专名的唯一所指是孤立的、固定的，而事物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和现实综合效应，却模糊着唯一所指的界限，使得绝对的唯一的所指只能滞留于理论的窠臼而陷于现实的悖论!“方的圆”因缺乏客观的唯一的所指而成为摹状词，“罗素”、“克灵顿”又是否具有客观的唯一的所指呢?同样的，“梵志”的客观、唯一所指又如何理解呢?少壮出家的梵志，和老年白发回家的梵志，具有所指的同一性吗?病着的苏格拉底和康复的苏格拉底，在绝对严格的“客观”意义上，是同一个人吗?在碎尸案中，我们用被害者的姓名，指称死者哪一部分的尸体呢?人死以后，骨灰撒向大海，他的姓名指称什么呢?……不仅“同一”事物在实践中有变化，而且，不同事物之间的现实实践界限也并非固定不移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喜欢这样来介绍堆悖论。碰一下母亲的大脚趾不是乱伦。这对“乱伦”来说是一个擦边行为。但既然是擦边行为，一个绝对主义者也可以因此而将那种行为判为乱伦——只要涉及事物的界限，我们就难以避免堆悖论：削去几块桌板，桌子才不是桌子呢?罗素用不断分类、划界的集合方法来求得思想的确切的客观意义，但他本人就陷入了一种“集合悖论”——不仅“罗素悖论”，即不包含自身作为一个元素的集合的集合是一悖论，甚至集合以及集合式的分类、划界的思想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事物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界限。因此，从事物孤立的绝对的自身同一出发，靠分类、划界来取得语言的客观所指，以唯一的“物”来取代实践信息的综合现实性，就必然导致悖论。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出于对语言日常生活意义的深刻洞察，放弃了客观主义的本质诘问。他认为，语言以日常生活应用作为其现实语境；主客对应的指物定义，如果没有这种语境底蕴，就是“指鹿为马”——比如。教哑哑学语的儿童学习“毛巾”的意义。你指着毛巾说“毛巾”，而儿童却可能认为毛巾是纺织品，所有的纺织品都是“毛巾”。日常生活语言是丰富的、复杂的，这促使维特根斯坦否定了“言之唯物”的客观主义，而代之以与生活的繁复与流变相适应的“家族相似性”，并将语言的意蕴空间由静止的孤立的“物”拓展为动态发展的社会生活方式，以语言与生活的游戏式互动，摒弃了语言的客观本质。然而，正如奎因所说，只要我们有所言说，就必然落在“有些东西”(something)、“无一东西”(nothing)、“一切东西”(everything)这些量化变项所涉及的范围之内，就必然有关于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尽管物不是语言的唯一维度，但语言必须言之有物。言之唯物、言之有物和言之无物是有重大差别的!遗憾的是，奎因也没有从实践的综合现实性角度发掘语言的信息意义，他也不是把物的现实实体性纳入到复杂互动的实践之中并以信息的意义在语言观上体现出来，而是把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看作是一种理论的选择和约定，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这实质上是以何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表达了否定物的现实实体性及其语言意义的相对主义，是以概念框架和理论选择的“翻译不确定性”否定了语言信息的综合现实意蕴及其实践贯通作用。
克里普克，反对后现代相对主义，坚信语言与指称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专名与所指有通过命名仪式固定下来并经由社会历史链条不断传递的意义关系。这种修正的本质主义，把物的所指客观性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加强了客观主义的说服力。但是，由于囿于本质主义的固有框架，对实践的综合现实性认识不足，也有将复杂、丰富的语言现实简单化、抽象化的偏颇。首先，命名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说法，其自身的严格性和原始性就难以确证。试问，“李世民”、“秦王”、“唐太宗”，这些专名的“命名仪式”哪一个更权威?你会说李世民，但为什么不是唐太宗呢?后者命名时间稍晚，然而时间是唯一决定因素吗?既然是仪式，就要讲权威性，如果仅以时间先后论，也许他的乳母最先命名。(《资治通鉴》讲“太宗二名”，但另一名已不传世。)再如，通过户籍部门更改姓名，更改前后的命名哪—个更权威?日本妇女出嫁前后分别是父姓和夫姓，再嫁之后又是另一夫姓，如果你宣布某个命名仪式是最具效力的。那你是否有剥夺日本妇女婚姻自由权利的嫌疑呢?其次，从命名仪式到社会历史的传递，中间有无穷的环节，必然有无穷的增删，因而有无穷的“可错性”空间。对“哥德尔”的描述可能因哥德尔是冒名顶替者而张冠李戴，这只是一个典型例证。现实之中，命名、传递与理解的偏差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的。比如。老子，是李耳、老聃、老菜子、太史儋还是魏国将军李宗的父亲?《史记》已经“世莫知其然否”。像这样的历史人物研究疑问是很多的。不仅历史，甚至现实也是如此。比如，什么是新工业化?是发展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引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吗?这是谁的命名?谁的命名最权威?谁最先命名?传递过程中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固定版本?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语言是动态发展的实践信息的相对稳定的多维映现，而实践信息则又是多种因素复杂耦合的现实机制，其中诸因素如自然客观性的、人性的、社会历史性的等等彼此相互贯穿。如果偏要把动态发展、多维互生的实践信息一成不变地固定到“物”中，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以纯粹客观的“物”作为语言意义的唯—基底，就有否定实践互动的现实丰富性的绝对主义的嫌疑。相反的，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人或以“生活方式”的流变、或以“本体论承诺”的约定来反对语言的客观物质含义，又没有看到，语言是以现实实践信息为基底的，因而是具有坚实的综合现实性的。维特根斯坦的生活方式因种族、民族、社团而异，奎因的本体论承诺以概念所出现于其中的理论框架为转移，都没有考虑到实践的整体的信息贯通性及其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现实公度性，没有考虑到实践信息的动态的复杂关联之中仍然具有坚实的综合现实性。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以实践信息为语言奠基，拓展语境观为大实践视野，已经成为语言问题上的时代哲学必然!——自弗雷格发现暮星和晨星所指相同但意义却不同以来，语境问题就倍受关注。但是，由于对语境的理解局限在句子(弗雷格)、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整体理论框架(奎因)等抽象、狭隘的范围里，缺乏大实践视野的综合现实性力度，因而，助长了将语言符号化、游戏化的相对主义倾向。事实上，贯通实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沟通实践的自然客观性、人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多种维度的，只有信息!惟有信息才具有彻底的实践意义和彻底的理性意义，惟有信息才是连接语言和实践的现实桥梁，才是语言的现实客观性、社会历史性、动态发展性、可公度性等多种维度的现实保证。语言的现实语境、不竭源泉以及交流、应用、可公度的现实准则，都是而且只能是实践信息!
(责任编辑 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