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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从死亡中挣扎过来，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回到家已是第二年的初春。回家大约十几天，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三月十四，突然接到雷磊从常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传来哭泣声，只说了一句，清江走了，便说不下去。我当即打电话给常熟另一位朋友，才知道清江肺癌突发，发现时已大面积扩散，肿瘤压迫住气管，没有等到从上海赶来开刀的医生，便窒息死亡，从发现到死亡只有七天的时间。生与死只有一步之遥，我侥幸跨过去了，他却未能跨过。
十年过去了，又走了不少同辈朋友，常感叹“朋辈凋零多为鬼”。对清江总是难以忘怀，四十多年交往的种种往事萦绕心头，历历如在眼前。
一九五二年冬，黄清江从扬州《苏北日报》调进《新华日报》，在文艺组当编辑、记者。我在南京市文联戏曲编创室，主任是报界三张之一的张友鸾先生。当时我正在收集整理扬剧传统剧目，研究扬剧的历史。清江向我组稿，我写了一篇介绍扬剧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从此我们成为朋友，开始交往。他长我三岁，是浙江嘉兴人，身上有江南文人的儒雅气质，性格内向，不善言谈，还有些腼腆，一旦兴奋时会发出狂笑。他没上过大学，读书很多，古今中外名著尽在腹中，喜欢俄罗斯文学，对屠格涅夫尤为推崇。他具有传统文化素养和古文基础，能写古典诗词，还写的一手好字。
那时候我们年轻，对新时代、新社会充满激情和希望，做着文学梦，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他引领我走进世界文学的广阔田地，读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狄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等文学大师的经典名著；他介绍我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使我走进两位国学大师的学术领域。那时候虽然已经开展对《武训传》、胡适思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正一浪高过一浪，但还未到狂风暴雨、雷霆万钧压顶之势。我们还在懵懂中，还有生活的空间，经常一道看戏，一道游玄武湖，登鸡鸣寺，拿到稿费就下馆子，他不能喝酒，抽着烟陪着我，看着我豪饮，听我酒后狂言。我们谈戏、谈创作、谈友情和爱情，也发牢骚，议论文坛上一些不学无术专靠整人、打棍子的“左派”人物。再也没有料到，我和黄清江的上述交往、活动、言谈，一年后都成为反党、反革命的“罪行”。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酷热异常，从“反胡风”发展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香铺营省、市文化局大院内，充满紧张、恐怖气氛，各科室都在对审查对象进行追查、逼供、批斗，每天都有警车开进来，不断有人被押走。突然一天下午，紧急集合，在文化会堂召开全局大会，会上省文化局长宣布，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就坐在下面，他就是赵某某！立即响起一片口号声，两个公安员给赵戴上手铐，押出会场，接着听到警车发动声、警笛鸣叫声。就在这样恐怖气氛中，我被叫到“肃反”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局长和艺术处长和我谈话，局长第一句话就是：你有重大问题没有交待。我惊呆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重大问题。艺术处长点明说，你有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叫“金陵三少年”。我从惊惧中恍然想起，省电台文艺组有位王染野，也常给报刊写文章，与黄清江和我偶有相聚，记不清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他半开玩笑地说过我们可称为“金陵三少年”。就是一句随便说的玩笑话，竟成了反革命小集团。
谈话后宣布对我隔离审查，要我交出所有信件，其中有黄清江的几封。被隔离审查的人都睡在文艺会堂，在地板上铺一条凉席，每天写交代揭发材料。一次文艺处长找我谈话，问我到资料室干什么？去偷什么资料？我被问的一头雾水。他接着指出，你们搞特务活动，还有暗语。我说什么暗语？给你点出来么，“寻那一点红影”是不是暗语？我这才听懂，是我给黄清江信中写的，当时我在暗恋文联资料室的一位姑娘，她有两条乌黑的辫子，辫梢上扎着红蝴蝶结，就是我信中写的到资料室去寻的“那一点红影”。
经过八天隔离，三个多月的审查，当然定不了“反革命小集团”。为了过关，我只能承认自己和黄清江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思想反动，崇洋好古，抗拒改造，对党有不满情绪。虽然批判了我们的友情，心里却关怀着清江，不知他的处境如何？在解除隔离后的一天夜里我偷偷去看他，他住在青石街《新华日报》集体宿舍，房里有灯光，我站在窗外朝里望去，宿舍内他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不知是写检查还是写文章。我没有敢进去，看了他一会悄悄地走了。那是交友招祸，出卖朋友，鼓励揭发、告密、诬陷让人互相怀疑、撕咬、斗争的年代。
我和黄清江的友情经过“肃反”运动的考验，继续交往。他甘于寂寞，也很刻苦，白天上班，每晚写到深夜，星期天必去鸡鸣寺，登上豁蒙楼，临窗坐下，泡一壶茶，或看书，或写作，中午吃一碗素面，到晚钟响起才走出寺门。这一时期他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散文和小说，出版中篇小说《张望雨的家事》，直至写出那篇招祸的小说《死亡》。《死亡》的素材来自生活真实，他在下乡采访时听到一个故事，土改中一个快要病死的老地主，不肯断气，等到当上村干部的侄子来看他，举起藏在身边的菜刀劈向侄子，可是已经没有力气了。他从《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因灯盏里燃着两茎灯草浪费油而伸出两指不肯闭眼，受到启发，刻画一个老地主垂死挣扎，对分去他财产的贫农的仇恨。《死亡》在《雨花》发表。一九五七年春，我和他同时申请调进省文联新成立的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他接受“肃反”中被审查的教训，谨言慎行，“大鸣大放”时既未发言也没有写文章，没想到《死亡》这篇小说被定为毒草，在报刊上展开批判。原本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遵照伟大领袖说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表现地主分子的垂死挣扎。批判文章中竟说成是“为地主阶级唱挽歌”，“作者发泄对土改和新社会的仇恨”。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篇小说《死亡》宣布了黄清江创作的死亡，他从此便在文坛消失了。
逃过“反右”一劫，我和他侥幸未戴上帽子，却都已打入另册，内定为“中右”，下放农村去当农民，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带着新婚妻子雷磊落户到苏州洞庭西山，我到无锡太湖之滨的南泉。一年后，他分配到苏北大丰县电台，后调至盐城《盐阜大众报》社。在那运动不断、灾祸连连的严酷岁月，知识分子大都生活在恐惧中，三缄其口。在那只准讲无产阶级革命之情，一切亲情、友情、爱情都属于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父子兄弟夫妇都互相提防，不敢讲真话的政治高压年代，我和清江依然保持友谊，书信来往不断，信中写的都是真情真话。
虽然每次运动都难幸免，我仍在愚昧盲从状态中，成名成家的幻想还未破灭。清江善于思考，经历了“肃反”、“反右”之后，他清醒了。他说搞文艺很危险，每次运动都是从文艺问题发起，文艺界的“右派”最多，而史学界的“右派”较少，因为他们懂历史，能以史为鉴。《死亡》被批判后，他不再写小说，也不看文学方面的书，专心读马列著作和《资治通鉴》，经过大跃进、大饥荒、大灾难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六二、六三间出现一度政治宽松局面，知识分子以为大地解冻，又欢欣鼓舞起来。清江从盐城给我来信，要我谨言慎行，运动还要搞的，毛主席说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紧之后有一松，松后必然要紧，还会有更大的政治运动。我当时不能理解，一年后就证实了他的预言。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一场“文革”的前奏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在全国全面展开。
在“社教”运动中，我因一篇小说又大难临头。老账新账一齐算，逐出文艺界，发送淮海农场劳动改造。妻子被逼和我离婚，家毁了。我孤身一人来到黄海之滨淮海农场，面对荒凉滩涂，茫茫大海，能给我一点安慰、一点点关怀和温暖的，只有在盐城的朋友黄清江。寒风凛冽的冬夜，在射阳县城合德的招待所里，他听我讲述再次蒙祸和妻离家破的经过。
淮海农场在射阳县和滨海县之间，是个军垦农场，种棉花和水稻，生活异常艰苦，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出工十小时，住的是四面透风的茅草房。我是个抑制不住感情要倾诉的人，在农场我给清江写过两首《金缕曲》。
金缕曲·寄清江
问兄忘怀否？昔曾言，千金难抵，两情长久。锦瑟年华弹一指，付与歌衫舞袖。休提起江南花柳。萧索一身甘命薄，把诗书万卷置脑后，留一双，挥锄手。
十年旧事空回首。到眼前，才名似水，壮怀未酬。汗血盐车悲骏马，古往今来俱有。唯淮海苦寒难受。羡君失路抽鞭早，虽清贫妻子长相守。应垂念，旧时友。
那是个诗文招祸、日记、信件都能成为反革命、反党罪证的时代，因朋友而受追查、株连的比比皆是。我从来不接受教训，积习难改。清江早收敛起少年疏狂，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沉默寡言，甘于平庸和平凡，掩饰着内心的清高和孤傲。在盐城人眼里他只是报社一个普通编辑，虽然有人知道他很有学问和才华。
“文革”第二年，一九六七年一月，淮海农场的当权派被打倒，造反派在忙于夺权，趁无人管的时候我到了盐城，没敢去报社，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然后给清江打电话。他下班后先陪我到饭店吃饭，饭后回到小旅馆。那是个寒风凛冽的冬夜，室内结冰，我和他拥被抵足，彻夜长谈。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从历史上看，每个新建王朝在第一代，斗争都非常激烈，因为都是能人，都是打江山的功臣，权力的争夺不可避免，要到第二代、第三代才能稳定下来；他认为从打倒刘少奇，林彪当上副统帅，这场运动是为换接班人而发动的；从郭沫若宣布自己以前所有著作都应烧掉，这场运动要对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彻底清算。对他的话我当时未能理解。不知道当时对“文革”有多少人是清醒者，绝大多数人都处在狂热、盲从、愚昧中。他劝我不要回南京，继续留在农场劳动。
我没有听他的劝告回到南京，自投罗网，经受了种种磨难。直到一九七零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才放出“牛棚”，有了一半人身自由，可以写信和外出。雷磊是常熟人，她和清江每年春节都回常熟过年。我孑然一身，无家可归，便和清江约定到常熟去过年，又能和他倾心长谈了。许多人都是在“林彪事件”后大梦初醒的，从盲从、愚昧中惊醒，像那个孩子似的发现“皇帝的新衣”，认识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不仅祸国殃民，而是对人性和良知的毁灭，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毁灭。
粉碎“四人帮”，我的厄运仍未结束，重新上台的文化厅领导人对我继续迫害，制造新的冤案，我又被隔离囚禁两年多。“三中”全会后，我开始上访上告，直到一九八四年冤案才得以平反。在这几年间我和清江失去联系，知道他和雷磊都到过南京，他还活动过，想调回作协从事专业创作，未能如愿。后来听说他们回了常熟，清江在《常熟日报》当总编。我身处逆境，他不给我写信，到南京也不看我，当然很不高兴。待我平反后，到了八五年秋天，我写历史小说《南国烟柳》要去常熟收集资料，寻访钱谦益、柳如是遗迹，要不要去看这位老朋友呢？我知道他的性格，不先给他写信，不先去看他，交往将到此中断。去常熟前，我先给他写了一封信。
清江兄：
所谓莫逆之交，盖有所逆也，有所逆而终不可逆，莫可逆耳。海内论交,三十余年相始终者，廖若晨星。志趣异同，情性相左，偶有龃龉，便成陌路。况雨横风狂，同为覆巢之鸟；水涸鱼死，难为相濡之沫。
人生知己难得，相知贵在知心，纵有龃龉，一旦冰消。弟蒙冤数载，处于逆境；身败途穷，犹自奋发。幸大地解冻，欣逢明时，始得平反，堪可告慰故人。所历种种，难尽万一。月内将访虞山，特先奉书。
问安： 弟宋词一九八五年秋
见面后，他的话更少了，默默地陪着我，和从前一样，备好酒菜他抽着香烟，看着我喝酒，听我倾诉，我们的心总是相通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多次去常熟，都会和他见上一面，交往又持续了十年。这十年间，他没写什么作品，只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流浪者情缘》，他把精力都投入到办好《常熟日报》的工作上。随着常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市报》受到群众的欢迎，报社不断壮大，盖起了新大楼。作为总编，他的成绩留在报社的历史上，留在编辑、记者、职工的记忆中。他还留下一个好名声，说起黄清江，常熟人和盐城人一样，都会说：“是个好人，是个有学问的人”。
清江的学识、素养、智慧、才情，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特别是他的文字功力和文笔的优美，都具备当一个作家的条件。一篇小说《死亡》让他的文学梦幻灭，成为文坛的匆匆过客，抑或是幸还是不幸呢？纵观当代文坛，敢于坚持自我、批判现实、讲真话的作家又有几个，而趋时附势、媚上媚俗、跟风造假的作家则数不胜数，虽著作等身，红极一时，留在文学史上不过一堆垃圾而已。
二零零三年春，时近清明，清江逝世六周年，我正在常熟，与雷磊同去给清江扫墓。那是个无风无雨的日子，随雷磊登上虞山之麓，来到清江墓前。我献上一束鲜花，望着墓碑上的遗像，泪如泉涌。音容宛在，已是生死相隔。清江的一生是寂寞的，未展其才，未尽其才啊！
2008年3月14日
清江逝世十周年祭日
十年过去了，又走了不少同辈朋友，常感叹“朋辈凋零多为鬼”。对清江总是难以忘怀，四十多年交往的种种往事萦绕心头，历历如在眼前。
一九五二年冬，黄清江从扬州《苏北日报》调进《新华日报》，在文艺组当编辑、记者。我在南京市文联戏曲编创室，主任是报界三张之一的张友鸾先生。当时我正在收集整理扬剧传统剧目，研究扬剧的历史。清江向我组稿，我写了一篇介绍扬剧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从此我们成为朋友，开始交往。他长我三岁，是浙江嘉兴人，身上有江南文人的儒雅气质，性格内向，不善言谈，还有些腼腆，一旦兴奋时会发出狂笑。他没上过大学，读书很多，古今中外名著尽在腹中，喜欢俄罗斯文学，对屠格涅夫尤为推崇。他具有传统文化素养和古文基础，能写古典诗词，还写的一手好字。
那时候我们年轻，对新时代、新社会充满激情和希望，做着文学梦，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他引领我走进世界文学的广阔田地，读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狄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等文学大师的经典名著；他介绍我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使我走进两位国学大师的学术领域。那时候虽然已经开展对《武训传》、胡适思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正一浪高过一浪，但还未到狂风暴雨、雷霆万钧压顶之势。我们还在懵懂中，还有生活的空间，经常一道看戏，一道游玄武湖，登鸡鸣寺，拿到稿费就下馆子，他不能喝酒，抽着烟陪着我，看着我豪饮，听我酒后狂言。我们谈戏、谈创作、谈友情和爱情，也发牢骚，议论文坛上一些不学无术专靠整人、打棍子的“左派”人物。再也没有料到，我和黄清江的上述交往、活动、言谈，一年后都成为反党、反革命的“罪行”。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酷热异常，从“反胡风”发展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香铺营省、市文化局大院内，充满紧张、恐怖气氛，各科室都在对审查对象进行追查、逼供、批斗，每天都有警车开进来，不断有人被押走。突然一天下午，紧急集合，在文化会堂召开全局大会，会上省文化局长宣布，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就坐在下面，他就是赵某某！立即响起一片口号声，两个公安员给赵戴上手铐，押出会场，接着听到警车发动声、警笛鸣叫声。就在这样恐怖气氛中，我被叫到“肃反”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局长和艺术处长和我谈话，局长第一句话就是：你有重大问题没有交待。我惊呆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重大问题。艺术处长点明说，你有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叫“金陵三少年”。我从惊惧中恍然想起，省电台文艺组有位王染野，也常给报刊写文章，与黄清江和我偶有相聚，记不清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他半开玩笑地说过我们可称为“金陵三少年”。就是一句随便说的玩笑话，竟成了反革命小集团。
谈话后宣布对我隔离审查，要我交出所有信件，其中有黄清江的几封。被隔离审查的人都睡在文艺会堂，在地板上铺一条凉席，每天写交代揭发材料。一次文艺处长找我谈话，问我到资料室干什么？去偷什么资料？我被问的一头雾水。他接着指出，你们搞特务活动，还有暗语。我说什么暗语？给你点出来么，“寻那一点红影”是不是暗语？我这才听懂，是我给黄清江信中写的，当时我在暗恋文联资料室的一位姑娘，她有两条乌黑的辫子，辫梢上扎着红蝴蝶结，就是我信中写的到资料室去寻的“那一点红影”。
经过八天隔离，三个多月的审查，当然定不了“反革命小集团”。为了过关，我只能承认自己和黄清江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思想反动，崇洋好古，抗拒改造，对党有不满情绪。虽然批判了我们的友情，心里却关怀着清江，不知他的处境如何？在解除隔离后的一天夜里我偷偷去看他，他住在青石街《新华日报》集体宿舍，房里有灯光，我站在窗外朝里望去，宿舍内他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不知是写检查还是写文章。我没有敢进去，看了他一会悄悄地走了。那是交友招祸，出卖朋友，鼓励揭发、告密、诬陷让人互相怀疑、撕咬、斗争的年代。
我和黄清江的友情经过“肃反”运动的考验，继续交往。他甘于寂寞，也很刻苦，白天上班，每晚写到深夜，星期天必去鸡鸣寺，登上豁蒙楼，临窗坐下，泡一壶茶，或看书，或写作，中午吃一碗素面，到晚钟响起才走出寺门。这一时期他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散文和小说，出版中篇小说《张望雨的家事》，直至写出那篇招祸的小说《死亡》。《死亡》的素材来自生活真实，他在下乡采访时听到一个故事，土改中一个快要病死的老地主，不肯断气，等到当上村干部的侄子来看他，举起藏在身边的菜刀劈向侄子，可是已经没有力气了。他从《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因灯盏里燃着两茎灯草浪费油而伸出两指不肯闭眼，受到启发，刻画一个老地主垂死挣扎，对分去他财产的贫农的仇恨。《死亡》在《雨花》发表。一九五七年春，我和他同时申请调进省文联新成立的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他接受“肃反”中被审查的教训，谨言慎行，“大鸣大放”时既未发言也没有写文章，没想到《死亡》这篇小说被定为毒草，在报刊上展开批判。原本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遵照伟大领袖说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表现地主分子的垂死挣扎。批判文章中竟说成是“为地主阶级唱挽歌”，“作者发泄对土改和新社会的仇恨”。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篇小说《死亡》宣布了黄清江创作的死亡，他从此便在文坛消失了。
逃过“反右”一劫，我和他侥幸未戴上帽子，却都已打入另册，内定为“中右”，下放农村去当农民，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带着新婚妻子雷磊落户到苏州洞庭西山，我到无锡太湖之滨的南泉。一年后，他分配到苏北大丰县电台，后调至盐城《盐阜大众报》社。在那运动不断、灾祸连连的严酷岁月，知识分子大都生活在恐惧中，三缄其口。在那只准讲无产阶级革命之情，一切亲情、友情、爱情都属于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父子兄弟夫妇都互相提防，不敢讲真话的政治高压年代，我和清江依然保持友谊，书信来往不断，信中写的都是真情真话。
虽然每次运动都难幸免，我仍在愚昧盲从状态中，成名成家的幻想还未破灭。清江善于思考，经历了“肃反”、“反右”之后，他清醒了。他说搞文艺很危险，每次运动都是从文艺问题发起，文艺界的“右派”最多，而史学界的“右派”较少，因为他们懂历史，能以史为鉴。《死亡》被批判后，他不再写小说，也不看文学方面的书，专心读马列著作和《资治通鉴》，经过大跃进、大饥荒、大灾难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六二、六三间出现一度政治宽松局面，知识分子以为大地解冻，又欢欣鼓舞起来。清江从盐城给我来信，要我谨言慎行，运动还要搞的，毛主席说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紧之后有一松，松后必然要紧，还会有更大的政治运动。我当时不能理解，一年后就证实了他的预言。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一场“文革”的前奏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在全国全面展开。
在“社教”运动中，我因一篇小说又大难临头。老账新账一齐算，逐出文艺界，发送淮海农场劳动改造。妻子被逼和我离婚，家毁了。我孤身一人来到黄海之滨淮海农场，面对荒凉滩涂，茫茫大海，能给我一点安慰、一点点关怀和温暖的，只有在盐城的朋友黄清江。寒风凛冽的冬夜，在射阳县城合德的招待所里，他听我讲述再次蒙祸和妻离家破的经过。
淮海农场在射阳县和滨海县之间，是个军垦农场，种棉花和水稻，生活异常艰苦，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出工十小时，住的是四面透风的茅草房。我是个抑制不住感情要倾诉的人，在农场我给清江写过两首《金缕曲》。
金缕曲·寄清江
问兄忘怀否？昔曾言，千金难抵，两情长久。锦瑟年华弹一指，付与歌衫舞袖。休提起江南花柳。萧索一身甘命薄，把诗书万卷置脑后，留一双，挥锄手。
十年旧事空回首。到眼前，才名似水，壮怀未酬。汗血盐车悲骏马，古往今来俱有。唯淮海苦寒难受。羡君失路抽鞭早，虽清贫妻子长相守。应垂念，旧时友。
那是个诗文招祸、日记、信件都能成为反革命、反党罪证的时代，因朋友而受追查、株连的比比皆是。我从来不接受教训，积习难改。清江早收敛起少年疏狂，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沉默寡言，甘于平庸和平凡，掩饰着内心的清高和孤傲。在盐城人眼里他只是报社一个普通编辑，虽然有人知道他很有学问和才华。
“文革”第二年，一九六七年一月，淮海农场的当权派被打倒，造反派在忙于夺权，趁无人管的时候我到了盐城，没敢去报社，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然后给清江打电话。他下班后先陪我到饭店吃饭，饭后回到小旅馆。那是个寒风凛冽的冬夜，室内结冰，我和他拥被抵足，彻夜长谈。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从历史上看，每个新建王朝在第一代，斗争都非常激烈，因为都是能人，都是打江山的功臣，权力的争夺不可避免，要到第二代、第三代才能稳定下来；他认为从打倒刘少奇，林彪当上副统帅，这场运动是为换接班人而发动的；从郭沫若宣布自己以前所有著作都应烧掉，这场运动要对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彻底清算。对他的话我当时未能理解。不知道当时对“文革”有多少人是清醒者，绝大多数人都处在狂热、盲从、愚昧中。他劝我不要回南京，继续留在农场劳动。
我没有听他的劝告回到南京，自投罗网，经受了种种磨难。直到一九七零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才放出“牛棚”，有了一半人身自由，可以写信和外出。雷磊是常熟人，她和清江每年春节都回常熟过年。我孑然一身，无家可归，便和清江约定到常熟去过年，又能和他倾心长谈了。许多人都是在“林彪事件”后大梦初醒的，从盲从、愚昧中惊醒，像那个孩子似的发现“皇帝的新衣”，认识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不仅祸国殃民，而是对人性和良知的毁灭，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毁灭。
粉碎“四人帮”，我的厄运仍未结束，重新上台的文化厅领导人对我继续迫害，制造新的冤案，我又被隔离囚禁两年多。“三中”全会后，我开始上访上告，直到一九八四年冤案才得以平反。在这几年间我和清江失去联系，知道他和雷磊都到过南京，他还活动过，想调回作协从事专业创作，未能如愿。后来听说他们回了常熟，清江在《常熟日报》当总编。我身处逆境，他不给我写信，到南京也不看我，当然很不高兴。待我平反后，到了八五年秋天，我写历史小说《南国烟柳》要去常熟收集资料，寻访钱谦益、柳如是遗迹，要不要去看这位老朋友呢？我知道他的性格，不先给他写信，不先去看他，交往将到此中断。去常熟前，我先给他写了一封信。
清江兄：
所谓莫逆之交，盖有所逆也，有所逆而终不可逆，莫可逆耳。海内论交,三十余年相始终者，廖若晨星。志趣异同，情性相左，偶有龃龉，便成陌路。况雨横风狂，同为覆巢之鸟；水涸鱼死，难为相濡之沫。
人生知己难得，相知贵在知心，纵有龃龉，一旦冰消。弟蒙冤数载，处于逆境；身败途穷，犹自奋发。幸大地解冻，欣逢明时，始得平反，堪可告慰故人。所历种种，难尽万一。月内将访虞山，特先奉书。
问安： 弟宋词一九八五年秋
见面后，他的话更少了，默默地陪着我，和从前一样，备好酒菜他抽着香烟，看着我喝酒，听我倾诉，我们的心总是相通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多次去常熟，都会和他见上一面，交往又持续了十年。这十年间，他没写什么作品，只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流浪者情缘》，他把精力都投入到办好《常熟日报》的工作上。随着常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市报》受到群众的欢迎，报社不断壮大，盖起了新大楼。作为总编，他的成绩留在报社的历史上，留在编辑、记者、职工的记忆中。他还留下一个好名声，说起黄清江，常熟人和盐城人一样，都会说：“是个好人，是个有学问的人”。
清江的学识、素养、智慧、才情，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特别是他的文字功力和文笔的优美，都具备当一个作家的条件。一篇小说《死亡》让他的文学梦幻灭，成为文坛的匆匆过客，抑或是幸还是不幸呢？纵观当代文坛，敢于坚持自我、批判现实、讲真话的作家又有几个，而趋时附势、媚上媚俗、跟风造假的作家则数不胜数，虽著作等身，红极一时，留在文学史上不过一堆垃圾而已。
二零零三年春，时近清明，清江逝世六周年，我正在常熟，与雷磊同去给清江扫墓。那是个无风无雨的日子，随雷磊登上虞山之麓，来到清江墓前。我献上一束鲜花，望着墓碑上的遗像，泪如泉涌。音容宛在，已是生死相隔。清江的一生是寂寞的，未展其才，未尽其才啊！
2008年3月14日
清江逝世十周年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