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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南洋华侨女子教育先河
余佩皋，1888年6月15日出生于姑苏城里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余夔卿因不屑仕途，在家乡兴办学馆、医馆，教书育人，悬壶济世。余佩皋在家中排行老三，天资聪颖，好胜心强，年少即走出闺阁，就学于父亲任教的苏州振吴女子学校。一入校门她便毅然放足，扔掉“三寸弓鞋”，勤于求学。1907年只身到北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翌年，在辛亥革命洪流的激荡下，她怀着一腔热血，远赴广西桂林执教于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并担任校长，开始探索提高女子教育之路。
1915年，她不辞辛苦南渡荷属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开创华侨教育事业，担任婆罗洲山口洋中华学校校长。这个号称世界第三大岛的地方不仅偏远，而且经济落后、文化不振、交通不便，余佩皋无法施展其办学才华，1917年辗转到新加坡发展，在这里巧遇怀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同盟会会员庄希泉。
庄希泉在新加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两年后，深感南洋华侨多数深受“青眯牛”（文盲）之苦，决心在南洋英属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投资办教育，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齐步走。此议得到同盟会南洋分会会长陈楚楠和侨领陈观波等人的赞同。陈楚楠还道及1906年3月孙中山来新加坡时给他讲的一件往事。孙中山说：历次革命，新加坡始终没有女性参加，乃因新加坡女子极少有受教育的缘故。庄希泉认同孙中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是要办女子学校，二是要塑造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庄希泉在筹办南洋女校、物色校长人选时，知识女性余佩皋成了他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1917年8月15日，新加坡南洋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南洋女校，今南洋女中）开学。初创时，学生不到百名，但余佩皋富有远见地提出办附属小学，小学部也可招收男生，此外还兼办两年制的简师班（初级师范班），培养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学师资。由于办学思想明确、教学方式灵活，学校声誉日隆。
余佩皋对庄希泉在南洋兴业、兴学的初衷表示敬佩之余，不时向他提出办学建议，比如要打破女校不能聘用男教师的陋习。庄希泉对引进新式教育深以为然，还提出面向全国聘请进步教师的办法。在南洋女校延聘的男教师中，有来自广西的陈寿民，有来自湖南长沙、参加過北伐战争的张国基（和毛泽东是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男教师到女校，开了岛上所有女校的一代新风。
学校经费较为吃紧，且由于家长思想守旧，常有女生退学现象。为此，庄希泉和余佩皋不得不经常家访做工作。对经济实在困难的，学校为实践女子教育开放的宗旨，亦设法为其减免学费，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南洋女子学校请老师来教书，也请学生来读书。”
作为南洋女子教育的先驱人物，庄希泉和余佩皋本可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理想教育，谁知，从祖国传来五四运动的消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坚决反击英殖民政府
为了支持五四运动，庄希泉和余佩皋组织南洋女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号召广大华侨声援国内的爱国运动，南洋女校成为海外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在他们的鼓动下，不少华侨学校也纷纷组织游行活动。英属殖民政府将其视为一个不稳定的信号，一个意在摧残华侨教育事业的阴谋处于酝酿中。
1920年5月，英属殖民政府议政局抛出经过精心炮制的《海峡殖民教育条例草案》，对华侨教育施加种种无理苛刻的限制，广大华侨激愤不已。庄希泉仔细阅读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条例一旦施行，必置侨校于死地。”他们决心联合广大华侨共同反对教育条例的实施。7月3日晚，由庄希泉发起成立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将南洋教育界全体同人结成一个团体，同时请各埠各界商会加入，以“英属华侨不受1920年教育条例请愿团”为名向殖民政府提交请愿书。反苛例斗争一开始，被推为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干事、请愿理由书汉文部编辑的余佩皋，赶写了《条例说明书》，号召爱国侨胞坚持斗争。庄希泉看后大加赞扬，把它作为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成立后的第一号印刷品，印发数万份，分寄南洋群岛。
这场声势浩大、席卷南洋的“争人格，反苛例”的抗暴斗争，让殖民当局大为恐慌，命令华民政务司调查此事。7月24日晚，庄希泉送余佩皋回住所后被家门口等候的殖民政府五六位“督牌”捕捉拘押。华侨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没能阻止殖民政府的一意孤行。9月初，在殖民总督的授意下，立法议政局悍然三读，通过教育条例;司法局还宣判庄希泉和陈寿民为危险分子，欲将他们驱逐出境。消息传出，华侨各界气愤至极，纷纷指责殖民当局的无理行径。新加坡工商学界联名致书殖民当局，要求保释庄希泉、陈寿民。余佩皋还提议通过祖国政府的途径，向殖民当局提出交涉。9月12日，各代表联名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教育部致电，详细讲明情况，请求援助。同时亦向中华民国外交部驻新加坡总领事馆致函，要求出面交涉。余佩皋等华侨学务维持处的代表怀着一线希望，请求总领事伍璜出面交涉。
联名保释和请求祖国政府交涉均无结果，难道眼睁睁看着庄希泉、陈寿民被驱逐出境？余佩皋等人几次上议政局交涉，对殖民政府的蛮横和霸道愤懑不已。庄希泉、陈寿民被移送到殖民当局最大的监狱——西朗敏监狱后，为了探监方便，余佩皋毅然以庄希泉未婚妻的名义前往探视。听余佩皋详细说完这些天来外界发生的情况后，庄希泉嘱托余佩皋回去咨询律师，看殖民当局的法律究竟对驱逐出境有何规定。余佩皋马上找到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发现殖民当局有违法嫌疑。原来，殖民政府总督有驱逐外国人出境的特权倒是不假，但问题在于，凡是被宣判出境的，拘留时间不许超过两周，两周内遇有便船，即应让被驱者乘船回国。余佩皋立即在探监时将这一信息告诉庄希泉。庄希泉说：我们已被无理逾期拘押了七个多星期，总督违法显而易见。必须打一场官司，我们要告总督违法，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打，要让他们懂得尊重我们华侨的人格和尊严！
结果毫无悬念，一审败诉。庄希泉昂首走出法庭后，愤然向新加坡的报刊发表言论，称华侨绝不能注定要受人欺凌，要提起上诉，要把官司打到伦敦。诸报报道后，舆论大哗，震惊伦敦，英国枢密院（最高法院）下令复审该案。 10月11日，这场官司移至殖民政府高等审判厅进行审判。作为原告方，庄希泉和陈寿民做了充分准备，并聘请了辩护律师。而被告方，作为当事人的总督自是不会来的，但按照英国法律，总督又不能拒绝，因此委派了一位下属，一同来的还有三位律师。双方律师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后，主审法官为了维护法律的效力，据实宣布总督有违法之嫌，庄希泉和陈寿民胜诉，于当日无罪释放。堂堂殖民政府总督竟被告败，喜讯传来，大长广大华侨的志气。
10月11日，庄希泉一出狱，马上主持反对教育条例实施的工作。爱情的红丝线，日益系紧他和余佩皋两颗漂泊的心。11月7日上午，新加坡同德书报社装扮一新，热闹非凡，一场特别的婚礼在此举行。说其特别，因为这场婚礼一不办酒席，二不拜天地，三不披婚纱穿礼服。而且，连结婚也不说，只说是茶会。
这等惊世骇俗的举措，在封建气息尚浓的新加坡，却意外得到广大华侨的理解和称赞。当日到场者足有2000来人，挤得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爆棚”，后到者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这对堪称南洋女子教育先驱的夫妻，以不同凡响的婚礼，表示了对旧制度的反叛，对时代新风尚的倡导，在南洋侨界传为美谈。
新娘子火线求援
婚后10天，已成殖民当局眼中钉、肉中刺的庄希泉，再次被关进了西朗敏监狱。华侨学务维持处紧急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推举余佩皋为华侨代表回国，直接向中华民国政府请求援助。
余佩皋只身坐船回国求助，几经周折，始于1921年1月下旬得到外交总长颜惠庆面见之邀。余佩皋已了解到颜惠庆也是祖籍厦门的江苏人，见面后便直奔主题，提出请求：“速电南洋殖民地政府，请其暂缓施行该条例。”余佩皋炽热的爱国言行，让颜惠庆大受感动。在此期间，京沪各报一直仗义执言，舆论呼吁，十天内就发出近三十篇消息和评论。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北洋政府外交部、教育部先后正式向英国驻北京公使提出交涉，并电告驻新加坡总领事伍璜，要求他出面与殖民当局交涉，使对方考虑实情，撤销学校注册条例。
回到上海，时值春节，余佩皋见到了日夜牵挂的庄希泉。余佩皋走后，殖民当局指使陈姓华侨控告庄希泉“欺诈”财物并展开调查，又借机将他拘捕55天。在狱中，庄希泉巧妙地与殖民当局周旋，并延請律师就陈姓华侨控告事展开调查，搜集证据。正待对簿公堂时，自知节亏的陈姓华侨突然撤诉，庄希泉“欺诈”案水落石出，高等审判庭宣布此案注销。1921年1月11日诉讼案一结束，殖民当局便于次日下午3点强行将庄希泉“永远驱逐出境”。
夫妻故国重逢，为了督促北洋政府加大外交力度，这年3月初，庄希泉和余佩皋一同北上，向外交部、教育部递交了《归国请愿代表余佩皋上外交部、教育部条陈》及一说帖。随后，全国各大小报纸，几乎都先后刊登了有关此事的通电、通告和公函，各地学生团体成立的后援会，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震惊全国的又一件大事。
在庄希泉、余佩皋夫妇等人的奔走下，舆论声援，群情鼎沸，无奈弱国无外交，英政府和殖民当局也不将北洋政府当一回事，那个苛例最终还是通过施行了。
庄希泉眼下无法踏足新加坡，回国请愿历时一年又三个月的余佩皋又已身怀六甲，而且在殖民当局眼里也是不受欢迎之人，两人决定暂留上海。余佩皋随即致电南洋女校，辞去校长之职。因为著书、生子和经商而在上海蛰伏多时的庄希泉夫妇，怀着无以复加的对女子教育的情感，决定重整旗鼓，在自己的国土上继续办学，让女子教育发扬光大，为唤醒民智、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尽绵薄之力。
1922年5月1日，厦南女学的校牌正式挂起。庄希泉任董事长，余佩皋任校长。学校的课程很丰富，除国文、算术、物理、健身等课外，还定时开展歌舞、戏剧活动，推广国语。学校成立伊始，就别具一格，领风气之先，吸引不少进步教师前来应聘。岛内外不少家长纷纷把女儿送来就学，原先在日本人所办学校就读的中国女生，也纷纷转来这里。不久，厦南女学改名为厦南女子中学（简称厦南女中），并附设小学。浇灌着庄希泉夫妇和南洋华侨心血的厦南女中，一时誉满厦门。
夫妻双双退出国民党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庄希泉和余佩皋受邀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的筹建，双双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庄希泉主要负责经济工作，余佩皋负责妇女工作。翌年4月，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筹备处为了纪念孙中山、培养革命青年，在鼓浪屿创办中山学校。有着丰富办学经验的庄希泉、余佩皋参加了学校董事会，中山学校后来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厦门的重要活动场所。
1925年5月，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英国巡捕血腥屠杀请愿民众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庄希泉、余佩皋夫妇参加了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组织厦门各界大规模游行，继而发起厦门外交协会，将不合作运动坚持到底。7月，庄希泉被日本领事馆囚禁，随后押往台湾，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余佩皋设法营救未果，只得留在厦门，继续为组织工人罢工、抵制英日货而奔走。帝国主义势力和地方反动势力对她深为忌恨，国民党右派也认定她是共党分子。阴云四起，余佩皋仍无所畏惧，坚持斗争。一天她从外面开会回来，刚进厦南女中二楼卧室，就听到外面响起狗吠声。她机警地掀起窗帘的一角向外看，只见一群军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正欲闯入厦南女中。正在这时，庄希泉在厦南女中读书的一个妹妹匆匆跑上楼来，边跑边喊：嫂子快走！他们来抓共产党，要抓你。余佩皋镇静而迅速地换好衣服，侧身转到后门，翻过虎头山逃了出去。
余佩皋毫不畏惧，在一位友人家避了几天后，又出来开始活动，出席各种抗日集会，发表演说，被人们称为“奇女子”“女界之丈夫”。反动军警惮于民愤众怒，不敢在公开场合对她动手，但暗算计划一刻也没有消停过。一日晚，余佩皋参加完集会回家，快到学校时突然看见不远处的树林里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向外张望，她感觉不妙，立即快速冲进学校，身后传来几声枪响。学校众老师听到门口的枪声，立即围过来保护余佩皋，有人闻到了烧焦味，细看余佩皋的衣袖，有块地方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子弹显然是穿衣袖而过！ 1927年3月下旬，从台湾成功“逃脱”的庄希泉和余佩皋在福州重逢。不久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庄希泉、余佩皋清醒认识到国民党已违背初衷，从革命的领导者沦为革命的对象了。1928年春节过后，夫妻俩毅然登报宣布：为抗议蒋汪反革命政权，决定自即日起退出国民党。
回到上海后，庄希泉继续经营庄春成商号，这样既可在暗中继续为革命做事，又可维持厦南女中的正常运转。继而，余佩皋在上海开办强华小学。学校开办不久，风声日紧，余佩皋随庄希泉南渡菲律宾。1929年夫妻俩再回上海，加入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也激起了海外华侨的反日热潮。10月，庄希泉受同乡挚友王雨亭邀请，携余佩皋抵马尼拉，创办以反蒋抗日为宗旨的《前驱日报》。1932年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马尼拉，庄希泉、余佩皋马上和李清泉等爱国侨领一起，发动旅菲华侨踊跃捐款捐物。1933年初，余佩皋留在国内从事教育，也继续投身抗日反蒋宣传活动。
“侨界女丈夫”英年早逝
1934年夏，余佩皋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继两脚失去知觉后，渐次蔓延至腹部、胸部，完全麻痹。在死亡面前，她镇静而达观，坚决不同意儿子从厦门来见最后一面。在她看来，死亡就像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她只要把一切安排好，便可从容而去。9月12日下午一时，余佩皋溘然长逝，享年46岁。
余佩皋短暂的一生好比一出女侠式的悲壮话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创办华侨教育、女子教育事业中，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她作为先驱者之一，殚精竭虑地贡献了全部智慧、才华和精力，堪称妇女楷模、华侨楷模、教育界楷模。她英年早逝后，各方称赞她“爱国爱群，至死不衰”，不愧为“侨界女丈夫”“女界中铮铮人物”。
庄希泉、余寿浩等亲人遵照余佩皋的生前遗嘱，将其遗体捐献给上海红十字医院用于医学研究。這是余佩皋为社会做的最后一次贡献。在那个思想相当保守的旧时代，实为惊人之举。
余佩皋既逝，庄希泉沿着妻子的足迹，继续在海内外投身民族解放的事业，成为继陈嘉庚之后的一代侨领，曾当选为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30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特批95岁的庄希泉为中共正式党员，他说这也是妻子余佩皋的愿望。
2006年6月中旬，在新加坡召开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了应邀与会的庄希泉之子庄炎林，特别谈及，自己当年曾在南洋女校附设的南洋小学就读。
（作者系文史学者）
余佩皋，1888年6月15日出生于姑苏城里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余夔卿因不屑仕途，在家乡兴办学馆、医馆，教书育人，悬壶济世。余佩皋在家中排行老三，天资聪颖，好胜心强，年少即走出闺阁，就学于父亲任教的苏州振吴女子学校。一入校门她便毅然放足，扔掉“三寸弓鞋”，勤于求学。1907年只身到北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翌年，在辛亥革命洪流的激荡下，她怀着一腔热血，远赴广西桂林执教于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并担任校长，开始探索提高女子教育之路。
1915年，她不辞辛苦南渡荷属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开创华侨教育事业，担任婆罗洲山口洋中华学校校长。这个号称世界第三大岛的地方不仅偏远，而且经济落后、文化不振、交通不便，余佩皋无法施展其办学才华，1917年辗转到新加坡发展，在这里巧遇怀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同盟会会员庄希泉。
庄希泉在新加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两年后，深感南洋华侨多数深受“青眯牛”（文盲）之苦，决心在南洋英属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投资办教育，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齐步走。此议得到同盟会南洋分会会长陈楚楠和侨领陈观波等人的赞同。陈楚楠还道及1906年3月孙中山来新加坡时给他讲的一件往事。孙中山说：历次革命，新加坡始终没有女性参加，乃因新加坡女子极少有受教育的缘故。庄希泉认同孙中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是要办女子学校，二是要塑造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庄希泉在筹办南洋女校、物色校长人选时，知识女性余佩皋成了他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1917年8月15日，新加坡南洋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南洋女校，今南洋女中）开学。初创时，学生不到百名，但余佩皋富有远见地提出办附属小学，小学部也可招收男生，此外还兼办两年制的简师班（初级师范班），培养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学师资。由于办学思想明确、教学方式灵活，学校声誉日隆。
余佩皋对庄希泉在南洋兴业、兴学的初衷表示敬佩之余，不时向他提出办学建议，比如要打破女校不能聘用男教师的陋习。庄希泉对引进新式教育深以为然，还提出面向全国聘请进步教师的办法。在南洋女校延聘的男教师中，有来自广西的陈寿民，有来自湖南长沙、参加過北伐战争的张国基（和毛泽东是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男教师到女校，开了岛上所有女校的一代新风。
学校经费较为吃紧，且由于家长思想守旧，常有女生退学现象。为此，庄希泉和余佩皋不得不经常家访做工作。对经济实在困难的，学校为实践女子教育开放的宗旨，亦设法为其减免学费，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南洋女子学校请老师来教书，也请学生来读书。”
作为南洋女子教育的先驱人物，庄希泉和余佩皋本可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理想教育，谁知，从祖国传来五四运动的消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坚决反击英殖民政府
为了支持五四运动，庄希泉和余佩皋组织南洋女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号召广大华侨声援国内的爱国运动，南洋女校成为海外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在他们的鼓动下，不少华侨学校也纷纷组织游行活动。英属殖民政府将其视为一个不稳定的信号，一个意在摧残华侨教育事业的阴谋处于酝酿中。
1920年5月，英属殖民政府议政局抛出经过精心炮制的《海峡殖民教育条例草案》，对华侨教育施加种种无理苛刻的限制，广大华侨激愤不已。庄希泉仔细阅读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条例一旦施行，必置侨校于死地。”他们决心联合广大华侨共同反对教育条例的实施。7月3日晚，由庄希泉发起成立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将南洋教育界全体同人结成一个团体，同时请各埠各界商会加入，以“英属华侨不受1920年教育条例请愿团”为名向殖民政府提交请愿书。反苛例斗争一开始，被推为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干事、请愿理由书汉文部编辑的余佩皋，赶写了《条例说明书》，号召爱国侨胞坚持斗争。庄希泉看后大加赞扬，把它作为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成立后的第一号印刷品，印发数万份，分寄南洋群岛。
这场声势浩大、席卷南洋的“争人格，反苛例”的抗暴斗争，让殖民当局大为恐慌，命令华民政务司调查此事。7月24日晚，庄希泉送余佩皋回住所后被家门口等候的殖民政府五六位“督牌”捕捉拘押。华侨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没能阻止殖民政府的一意孤行。9月初，在殖民总督的授意下，立法议政局悍然三读，通过教育条例;司法局还宣判庄希泉和陈寿民为危险分子，欲将他们驱逐出境。消息传出，华侨各界气愤至极，纷纷指责殖民当局的无理行径。新加坡工商学界联名致书殖民当局，要求保释庄希泉、陈寿民。余佩皋还提议通过祖国政府的途径，向殖民当局提出交涉。9月12日，各代表联名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教育部致电，详细讲明情况，请求援助。同时亦向中华民国外交部驻新加坡总领事馆致函，要求出面交涉。余佩皋等华侨学务维持处的代表怀着一线希望，请求总领事伍璜出面交涉。
联名保释和请求祖国政府交涉均无结果，难道眼睁睁看着庄希泉、陈寿民被驱逐出境？余佩皋等人几次上议政局交涉，对殖民政府的蛮横和霸道愤懑不已。庄希泉、陈寿民被移送到殖民当局最大的监狱——西朗敏监狱后，为了探监方便，余佩皋毅然以庄希泉未婚妻的名义前往探视。听余佩皋详细说完这些天来外界发生的情况后，庄希泉嘱托余佩皋回去咨询律师，看殖民当局的法律究竟对驱逐出境有何规定。余佩皋马上找到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发现殖民当局有违法嫌疑。原来，殖民政府总督有驱逐外国人出境的特权倒是不假，但问题在于，凡是被宣判出境的，拘留时间不许超过两周，两周内遇有便船，即应让被驱者乘船回国。余佩皋立即在探监时将这一信息告诉庄希泉。庄希泉说：我们已被无理逾期拘押了七个多星期，总督违法显而易见。必须打一场官司，我们要告总督违法，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打，要让他们懂得尊重我们华侨的人格和尊严！
结果毫无悬念，一审败诉。庄希泉昂首走出法庭后，愤然向新加坡的报刊发表言论，称华侨绝不能注定要受人欺凌，要提起上诉，要把官司打到伦敦。诸报报道后，舆论大哗，震惊伦敦，英国枢密院（最高法院）下令复审该案。 10月11日，这场官司移至殖民政府高等审判厅进行审判。作为原告方，庄希泉和陈寿民做了充分准备，并聘请了辩护律师。而被告方，作为当事人的总督自是不会来的，但按照英国法律，总督又不能拒绝，因此委派了一位下属，一同来的还有三位律师。双方律师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后，主审法官为了维护法律的效力，据实宣布总督有违法之嫌，庄希泉和陈寿民胜诉，于当日无罪释放。堂堂殖民政府总督竟被告败，喜讯传来，大长广大华侨的志气。
10月11日，庄希泉一出狱，马上主持反对教育条例实施的工作。爱情的红丝线，日益系紧他和余佩皋两颗漂泊的心。11月7日上午，新加坡同德书报社装扮一新，热闹非凡，一场特别的婚礼在此举行。说其特别，因为这场婚礼一不办酒席，二不拜天地，三不披婚纱穿礼服。而且，连结婚也不说，只说是茶会。
这等惊世骇俗的举措，在封建气息尚浓的新加坡，却意外得到广大华侨的理解和称赞。当日到场者足有2000来人，挤得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爆棚”，后到者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这对堪称南洋女子教育先驱的夫妻，以不同凡响的婚礼，表示了对旧制度的反叛，对时代新风尚的倡导，在南洋侨界传为美谈。
新娘子火线求援
婚后10天，已成殖民当局眼中钉、肉中刺的庄希泉，再次被关进了西朗敏监狱。华侨学务维持处紧急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推举余佩皋为华侨代表回国，直接向中华民国政府请求援助。
余佩皋只身坐船回国求助，几经周折，始于1921年1月下旬得到外交总长颜惠庆面见之邀。余佩皋已了解到颜惠庆也是祖籍厦门的江苏人，见面后便直奔主题，提出请求：“速电南洋殖民地政府，请其暂缓施行该条例。”余佩皋炽热的爱国言行，让颜惠庆大受感动。在此期间，京沪各报一直仗义执言，舆论呼吁，十天内就发出近三十篇消息和评论。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北洋政府外交部、教育部先后正式向英国驻北京公使提出交涉，并电告驻新加坡总领事伍璜，要求他出面与殖民当局交涉，使对方考虑实情，撤销学校注册条例。
回到上海，时值春节，余佩皋见到了日夜牵挂的庄希泉。余佩皋走后，殖民当局指使陈姓华侨控告庄希泉“欺诈”财物并展开调查，又借机将他拘捕55天。在狱中，庄希泉巧妙地与殖民当局周旋，并延請律师就陈姓华侨控告事展开调查，搜集证据。正待对簿公堂时，自知节亏的陈姓华侨突然撤诉，庄希泉“欺诈”案水落石出，高等审判庭宣布此案注销。1921年1月11日诉讼案一结束，殖民当局便于次日下午3点强行将庄希泉“永远驱逐出境”。
夫妻故国重逢，为了督促北洋政府加大外交力度，这年3月初，庄希泉和余佩皋一同北上，向外交部、教育部递交了《归国请愿代表余佩皋上外交部、教育部条陈》及一说帖。随后，全国各大小报纸，几乎都先后刊登了有关此事的通电、通告和公函，各地学生团体成立的后援会，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震惊全国的又一件大事。
在庄希泉、余佩皋夫妇等人的奔走下，舆论声援，群情鼎沸，无奈弱国无外交，英政府和殖民当局也不将北洋政府当一回事，那个苛例最终还是通过施行了。
庄希泉眼下无法踏足新加坡，回国请愿历时一年又三个月的余佩皋又已身怀六甲，而且在殖民当局眼里也是不受欢迎之人，两人决定暂留上海。余佩皋随即致电南洋女校，辞去校长之职。因为著书、生子和经商而在上海蛰伏多时的庄希泉夫妇，怀着无以复加的对女子教育的情感，决定重整旗鼓，在自己的国土上继续办学，让女子教育发扬光大，为唤醒民智、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尽绵薄之力。
1922年5月1日，厦南女学的校牌正式挂起。庄希泉任董事长，余佩皋任校长。学校的课程很丰富，除国文、算术、物理、健身等课外，还定时开展歌舞、戏剧活动，推广国语。学校成立伊始，就别具一格，领风气之先，吸引不少进步教师前来应聘。岛内外不少家长纷纷把女儿送来就学，原先在日本人所办学校就读的中国女生，也纷纷转来这里。不久，厦南女学改名为厦南女子中学（简称厦南女中），并附设小学。浇灌着庄希泉夫妇和南洋华侨心血的厦南女中，一时誉满厦门。
夫妻双双退出国民党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庄希泉和余佩皋受邀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的筹建，双双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庄希泉主要负责经济工作，余佩皋负责妇女工作。翌年4月，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筹备处为了纪念孙中山、培养革命青年，在鼓浪屿创办中山学校。有着丰富办学经验的庄希泉、余佩皋参加了学校董事会，中山学校后来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厦门的重要活动场所。
1925年5月，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英国巡捕血腥屠杀请愿民众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庄希泉、余佩皋夫妇参加了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组织厦门各界大规模游行，继而发起厦门外交协会，将不合作运动坚持到底。7月，庄希泉被日本领事馆囚禁，随后押往台湾，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余佩皋设法营救未果，只得留在厦门，继续为组织工人罢工、抵制英日货而奔走。帝国主义势力和地方反动势力对她深为忌恨，国民党右派也认定她是共党分子。阴云四起，余佩皋仍无所畏惧，坚持斗争。一天她从外面开会回来，刚进厦南女中二楼卧室，就听到外面响起狗吠声。她机警地掀起窗帘的一角向外看，只见一群军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正欲闯入厦南女中。正在这时，庄希泉在厦南女中读书的一个妹妹匆匆跑上楼来，边跑边喊：嫂子快走！他们来抓共产党，要抓你。余佩皋镇静而迅速地换好衣服，侧身转到后门，翻过虎头山逃了出去。
余佩皋毫不畏惧，在一位友人家避了几天后，又出来开始活动，出席各种抗日集会，发表演说，被人们称为“奇女子”“女界之丈夫”。反动军警惮于民愤众怒，不敢在公开场合对她动手，但暗算计划一刻也没有消停过。一日晚，余佩皋参加完集会回家，快到学校时突然看见不远处的树林里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向外张望，她感觉不妙，立即快速冲进学校，身后传来几声枪响。学校众老师听到门口的枪声，立即围过来保护余佩皋，有人闻到了烧焦味，细看余佩皋的衣袖，有块地方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子弹显然是穿衣袖而过！ 1927年3月下旬，从台湾成功“逃脱”的庄希泉和余佩皋在福州重逢。不久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庄希泉、余佩皋清醒认识到国民党已违背初衷，从革命的领导者沦为革命的对象了。1928年春节过后，夫妻俩毅然登报宣布：为抗议蒋汪反革命政权，决定自即日起退出国民党。
回到上海后，庄希泉继续经营庄春成商号，这样既可在暗中继续为革命做事，又可维持厦南女中的正常运转。继而，余佩皋在上海开办强华小学。学校开办不久，风声日紧，余佩皋随庄希泉南渡菲律宾。1929年夫妻俩再回上海，加入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也激起了海外华侨的反日热潮。10月，庄希泉受同乡挚友王雨亭邀请，携余佩皋抵马尼拉，创办以反蒋抗日为宗旨的《前驱日报》。1932年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马尼拉，庄希泉、余佩皋马上和李清泉等爱国侨领一起，发动旅菲华侨踊跃捐款捐物。1933年初，余佩皋留在国内从事教育，也继续投身抗日反蒋宣传活动。
“侨界女丈夫”英年早逝
1934年夏，余佩皋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继两脚失去知觉后，渐次蔓延至腹部、胸部，完全麻痹。在死亡面前，她镇静而达观，坚决不同意儿子从厦门来见最后一面。在她看来，死亡就像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她只要把一切安排好，便可从容而去。9月12日下午一时，余佩皋溘然长逝，享年46岁。
余佩皋短暂的一生好比一出女侠式的悲壮话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创办华侨教育、女子教育事业中，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她作为先驱者之一，殚精竭虑地贡献了全部智慧、才华和精力，堪称妇女楷模、华侨楷模、教育界楷模。她英年早逝后，各方称赞她“爱国爱群，至死不衰”，不愧为“侨界女丈夫”“女界中铮铮人物”。
庄希泉、余寿浩等亲人遵照余佩皋的生前遗嘱，将其遗体捐献给上海红十字医院用于医学研究。這是余佩皋为社会做的最后一次贡献。在那个思想相当保守的旧时代，实为惊人之举。
余佩皋既逝，庄希泉沿着妻子的足迹，继续在海内外投身民族解放的事业，成为继陈嘉庚之后的一代侨领，曾当选为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30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特批95岁的庄希泉为中共正式党员，他说这也是妻子余佩皋的愿望。
2006年6月中旬，在新加坡召开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了应邀与会的庄希泉之子庄炎林，特别谈及，自己当年曾在南洋女校附设的南洋小学就读。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