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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也想象不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和他会换个位置，我为他“写生”。三十多年前，就在一间空置的教室里，我坐他对面，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我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逐一在他的画纸上呈现。今天，在他的画室，他坐我对面，拿笔的却是我，但不是画笔，是记录的钢笔。
认识阿础时，我是挖泥船的一名司炉工，他是一名吹泥船开锚机的水手。他比我年长几岁，在给我画写生的那年，已经是个响当当的“工人业余画家”，一幅《闪光》气势宏伟，形象丰满，在当年全国美展上一炮打响，他也因此成了我们上海航道局的骄傲。他就是张培础，我们都亲切地叫他“阿础”。
一跃入“殿”
张培础，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天之骄子，在探索水墨人物画研究中，他赋予笔下人物更多思想内涵和历史意蕴、文化符号，使作品有别于他人。从他的成长更可了解到他家学渊源，诗礼传家。
阿础从小喜欢涂鸦，又秉承了家族的血脉，其满腹经纶的祖父是私塾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而曾经作为一方乡绅的父亲，也是通晓古今，下笔成文。虽说家中先前并没出过画家，然而钟灵毓秀的太仓，却画家辈出，中国绘画史上清代被称作“四王”的山水画领袖人物，其中的三王，竟然全是太仓人。祖籍太仓的阿础，想必也是得先人之灵气。
阿础的真正的美术发蒙训练，始于高一，他被吸收进了大同中学的校美术组。进了美术组的阿础开始接受张文祺老师系统的基础训练。
训练包括了素描、水彩等，而张老师最强调的还是速写的基本功训练，他认为这是培养、提高造型能力的最佳途径。为此，张老师给每一个美术组成员布置的作业是，每天必须画二十张速写，听到这规定，美术组的成员几乎都吓了一跳！其他成员，匆匆画完交差了，但阿础就知道实实在在一张一张地画，每一张画面都有新的体会和收获，而造型能力就在这重复中得到提高、进步。他笔下一个个人物鲜活起来，尤其当有人指认画面中的某个人，说像，或形似，或神似，或形神兼具，他便像吃了蜜糖似的高兴。
不仅如此，一旦市里要举办画展，张老师总是立刻发出动员令，要大家拿出最好的作品，积极参展、参赛。参与并不意味着成功，但参与绝对是一次攀登，一次朝着超越新高度的攀登。正是这样一次次的攀登，阿础和他的美术组同学一样，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1960 年初夏的一天，放学之后，美工室来了位不速之客，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老师宁维新。他有事来看望张文祺，看到一旁正专心致志画静物写生的几个同学，不由逐一审视一番，最后和阿础攀谈起来，看着他的画不由点头说：“哦，难怪画得真不错。”
这次相遇虽然让阿础兴奋了几天，但就像生活中的一朵小浪花，终究归于平静。谁料想，与宁老师交谈相隔一周之后的某日，张老师招呼阿础去美术室。一进门，张老师笑盈盈地看着阿础，“哈，你走运了，刚接到宁维新老师电话，你已被上海美专本科破格录取了”。
阿础目瞪口呆：他连高考、艺考都未参加。难道真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答案却是肯定的。就这样，十六岁的高二学生张培础，未经考试，被破格录取，成为一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本科国画系的大学生。
国画，绝不是靠着有点素描功底，就能拿起毛笔挥洒如意，作为一门流传千年的艺术学科，中国画的用笔用墨、画论画史、绘画理念，每一部分都是一个浩大的艺术宝库，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画家，首先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传统，敬畏这门源远流长的绘画艺术。
阿础在美专一共就读了两年，第一年注重中国画基础，第二年则开始分山水、花鸟、人物三个科目，阿础被分在人物科。当时，水墨人物是上海中国画坛的一个弱项，学校对他们寄予厚望，这也让阿础憋着一股劲，非要拿出好成绩不可。
阿础就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老师教给他的一切。他临摹名作，领悟千年艺术传统宝库积淀下来的精华；他认真地学习老师的一招一式，唯恐会遗漏什么。
两年里阿础的专业学科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尽管两年对一名本科生来说，太短暂了，但喜欢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喜欢，他学得比别人扎实；因为喜欢，他掌握了一套学习方法，学会了举一反三，无师自通。就像一个不足月的孩子，他却照样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精、气、神，一样都不输人家。
命运多舛
1962 年，那一年的征兵放宽到了大学三年级以下。尽管本科学制为五年，但作为适龄青年，阿础义不容辞地报名了。
体检顺利过关，入伍很快得到了批准。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身患癌症的父亲因无钱治疗，在家去世。阿础悲痛万分，但他抹干眼泪，平静地拿起炭笔，跪倒在地，在母亲与兄弟姐妹的痛哭声中，为父亲速写了最后遗像，一周之后就此辞别亲人，毅然奔赴军营成为一名海军士兵。
阿础在海军部队服役，新兵营训练结束，他眼巴巴地看着大多数新兵上了军舰，他却被分在远离军舰、远离大海的海岸炮兵连。炮位阵地坐落在大连港老虎滩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海拔两百多米，营房在山下，几乎与外世隔绝。
一天夜晚，他在山顶哨位上，凝神眺望黑黝黝的大海，看着远处那盏航标灯一闪一闪地发着光芒。本来，每次晚上站岗他都看着那盏航标灯数数消遣，但今晚好像是亮到了心里，让他一下子有了辨别方向的感觉。
第二天又轮到站岗，他偷偷带了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待班长查过了岗，就摊开本子画起了速写。一种久违的感觉，令他兴奋不已，差点连换岗时间都忘了。
这以后每次站岗都成了他的速写时间，山上的石头、大炮、树林，海里的渔船、海鸥和海浪拍打礁石的瞬间，都是速写的对象。
转机终于出现了。那年一位新兵因故去世，连队要开追悼会，却苦于没有那位新兵的照片。指导员忽然想起阿础，就命令说，你去医院，给他画张遗像来。阿础立刻赶到医院太平间。只见那战士紧闭双眼，毫无血色的脸，着实有点可怕，令他头皮一阵一阵发麻，真想跳下凳子，夺路而逃。但那就意味着自己是一名逃兵！想到这儿他镇静了下来，一旦进入画画的状态，恐惧感竟然也随之消失了。 遗像的效果很好，大家都说画“活了”。指导员很满意。
后来所属营部正在筹办党代会，需要人手布置，上面把阿础请走，营部、团部、基地、海军总部逐级借调。这一走，整整两年。
1964 年他作为唯一的士兵代表参加了海军为第三届全军美展作准备的草图会议。所谓草图会议，其实是海军文化部美术创作力量的最高层次作品交流，遴选一批好苗子的作品，然后深入加工，拿出最好的成绩向第三届全军美展献礼。
这是阿础人生经历中一段梦幻般的美好日子。他创作的两幅反映连队训练、学习、生活的作品，竟然全部入选第三届全军美展，其中一幅还得了“优秀奖”（展览只设优秀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时的阿础刚满二十岁。
基地俱乐部怎么也不舍得放阿础回连队了，长期将他借调在俱乐部，并不时委以美差，或去友军参加交流学习，或随文工团下海岛宣传、速写，要不便像个记者似的跑连队速写采访。
让阿础纳闷的是，他的编制却始终还在连队。这类调动的事太敏感，阿础不便打听，只有默默地装着嘻嘻哈哈的样子，过一天是一天，只要能画画就好。
终于《海军报》来电与团部联系有意要调他去报社。此时，对阿础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激动的呢？但是，他像是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提醒自己，别高兴太早，拿到调令才算数，否则都只是纸上谈兵。
果然，又石沉大海了。再没《海军报》的消息了，而这事也不便多问，问也白问。同样石沉大海的是他打的入团报告，尽管因为他成绩突出，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一点头绪也没理出来。
1965 年，他所在的连队作为基地四清运动的试点，所有在编人员，一律得回连队报到参加运动。连队里笼罩着一股沉重的气氛，让阿础感觉紧张而又压抑。终于他在连队文书那里看到了一份士兵花名册，上面赫然写着他的家庭出身：地主。这一惊非同小可，这地主可是头一号的敌人，怎么偏偏就会轮到自己沾那么大的边了呢？
为什么自己总是入不了团，为什么团部总是不解决他的编制问题，为什么《海军报》准备要他却又石沉大海了……现在一切都有了答案。
就在那天晚上，烟酒不沾的他开始抽烟了。
接下来连队召开的“忆苦思甜”大会，他终于尝到了“触及灵魂”的滋味，来自农村贫下中农的战友相继上台对地主富农进行血泪控诉，一声声的口号让他如坐针毡，仿佛一个个都是对着他来的。
但他真的对自己“贵为”地主出身，毫不知情，因为父亲为躲避战乱，1937年后背井离乡定居上海，直到去世，一直就是一名小职员，这情况就连大他多年且早已入党的大哥也不知情。
不善言辞的阿础无奈地在班会上表态与家庭划清界线，决心自我改造。领导作了他“有深刻认识”的结论，他才“过关”。
两个月的运动结束了，阿础反成了出身不好，但坚定背叛剥削家庭走革命路的正面典型，不仅又一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而且终于解决了他梦寐以求的入团问题。
虽说这运动对阿础来说有点命悬一线，因为只要稍有闪失，很可能就滑到“阶级阵线”的那一边了，但领导对他的关照还是很明显的，不仅让他看到花名册，知道了症结所在，并放他过了关。可以设想一下，要不是阿础平时为人敦厚老实，不因为自己是堂堂的美院大学生，就目中无人，骄横跋扈，能轻易这么过关吗？大概是很难的。
不久，团部来了调令，阿础被正式调到团部政治处任放映员，白天制作幻灯，晚上下连队放电影，另外还专门给一间小小的暗室，供他创作画画。作为经历过“社教”那场虚惊的阿础来说，真的是十分知足了。
重返画坛
暗室是暗了点，也小了点，但谁听说过士兵也拥有办公室的？更神奇的是，一个当年苏军留下的油画箱、一沓沓的画报和画册被扔弃在暗室角落，被阿础发现，奉为至宝，从此周末他会背上画箱去写生。他研读画册，潜心临摹，加上在团部宣教工作的勤奋和艺术实践，为他日后绘画事业的腾飞插上了一双高飞的翅膀。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那舞台可以让他结识更多的画坛高手，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展示自我。然而，作为一名放映员，作为一名士兵，这种生活离自己理想中的创作状态差距太大。
1968年，服役六年的阿础复员了。因为是海军，所以他被分到了水上作业单位——上海航道局的船队。他当海军没能上舰艇，复员时却到了一条吹泥船甲板当水手开锚机，也算是梦想成真。
只是才过了一年水手瘾，阿础就被上级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借调上去画大批判宣传画。每次他的画只要张贴出去，立刻就会吸引一大批人驻足观看，接着便不断有外单位搞宣传的领导慕名而来，要求借调他。
阿础“工人阶级”的身份，也让他成了香饽饽，何况他还有“复员军人”的光环。不仅工矿企业来觅宝，就是专业单位也都发来邀请，比如博物馆在中山公园制作的泥塑《收租院》、《解放日报》组织的《沙家浜》连环画创作、山西大寨的连环画创作等。
1973 年，率先在上海市成立“工人文学创作组”的上海航道局，将阿础招回，又成立了工人美术组，给予了“下生活”的便利，让阿础带领着他的美术组，下工地、上船、出海，接触大量第一线的工人，积累生活素材。他的团队成了当时沪上赫赫有名的工人美术组，创作了一些精品佳作。其中，《风口浪尖》和《鸭绿江畔》都入选了上海美展，《闪光》入选了全国美展。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幅《闪光》。即使从今天的角度说，《闪光》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也是相当成功的。他对于背景的处理颇为独到——水墨泼注的海水，卷起的巨浪，一反传统的浪花画法，不能不说是大胆的探索。效果却是奇佳，大海的惊涛骇浪凸显了环境的险恶，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人物镇定自若的微笑，从而也让人感染到了航标工对大海的那份熟稔和自信。
《闪光》入选当年全国美展，不仅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刊登，还被制成巨幅宣传画以及水印木刻等。阿础因此而名声大噪。 1977 年，为庆祝建军五十周年，解放军决定举办全军美展，消息传来，阿础借上海美术馆的一间工作室，不分昼夜，整整花了一个多星期，创作了反映渡江战役的大幅中国画《势不可挡》，入选全军美展。《势不可挡》也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水墨人物画代表人物的地位。
然而，无论“工人业余画家”还是“复员军人”的光环，终究无法让阿础找到归属感，就像脚踩浮萍，不踏实，他宁可让光环褪去光芒，让自己脚踏实地。
1978 年，阿础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任教。只是好事多磨，美术系不久遭撤销，他又转入舞美系，只好改教素描和油画。虽说教国画、教素描和油画都是教学，但他还是热衷国画教学，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的根是中国画。
1994 年，阿础终于圆梦：调入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任系主任，1997 年又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就是他的母校上海美专，那里有他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一天，他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母校，就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走进教室，穿行在一个个画架之中，不由感慨万分。当年，他参军，离开学校时才十八岁，如今一晃，却已经五十岁了，一个年到半百的人。
此时，一抹夕阳将他的身影投射在画板上，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青春的剪影，时光的叠影让他衔接上了三十二年前的那一刻。他知道，那不叫穿越，那是心灵的召唤，召唤自己开始新的艺术征程。
从1994年到2014年，一晃又是二十年过去了。
前十年，他既是老师要为人师表，认真教学，又是主管学院教学的领导，担负学院的教学管理。都说教画画的老师最轻松，静物那里一放，模特那里一站，老师只要说一声“画”，就没什么事了，然而阿础却从不放弃与同学“同台竞技”的机会，他总是当场示范、讲解，让学生们少走弯路。
那些年里，他的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
后十年，他退休却不赋闲，成立了水墨缘工作室，与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学生，每年举办画展以及各种艺术活动。如今，水墨缘工作室在沪上声名赫赫，他们每周相聚，聊画、画画，其乐无穷。
阿础还是一如既往地画着他身边的人，他熟悉的战士、教授、学生……他们一个个都是那样鲜活，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细微而深刻的变化。他不是不知道多画些古代仕女、士大夫会比较迎合附庸风雅的需求，也更能满足艺术市场的需求。但他不想走讨巧路线，不想走那样的捷径。
他就想不断挑战自己，画身边的人，画出新的感觉。他画画，不为出名，不为牟利，其实就因为喜欢。他非常感恩，明白自己的一生与水墨相伴是上苍的恩赐。
（作者为《上海文学》编审）
责任编辑 张 鑫 杨之立
认识阿础时，我是挖泥船的一名司炉工，他是一名吹泥船开锚机的水手。他比我年长几岁，在给我画写生的那年，已经是个响当当的“工人业余画家”，一幅《闪光》气势宏伟，形象丰满，在当年全国美展上一炮打响，他也因此成了我们上海航道局的骄傲。他就是张培础，我们都亲切地叫他“阿础”。
一跃入“殿”
张培础，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天之骄子，在探索水墨人物画研究中，他赋予笔下人物更多思想内涵和历史意蕴、文化符号，使作品有别于他人。从他的成长更可了解到他家学渊源，诗礼传家。
阿础从小喜欢涂鸦，又秉承了家族的血脉，其满腹经纶的祖父是私塾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而曾经作为一方乡绅的父亲，也是通晓古今，下笔成文。虽说家中先前并没出过画家，然而钟灵毓秀的太仓，却画家辈出，中国绘画史上清代被称作“四王”的山水画领袖人物，其中的三王，竟然全是太仓人。祖籍太仓的阿础，想必也是得先人之灵气。
阿础的真正的美术发蒙训练，始于高一，他被吸收进了大同中学的校美术组。进了美术组的阿础开始接受张文祺老师系统的基础训练。
训练包括了素描、水彩等，而张老师最强调的还是速写的基本功训练，他认为这是培养、提高造型能力的最佳途径。为此，张老师给每一个美术组成员布置的作业是，每天必须画二十张速写，听到这规定，美术组的成员几乎都吓了一跳！其他成员，匆匆画完交差了，但阿础就知道实实在在一张一张地画，每一张画面都有新的体会和收获，而造型能力就在这重复中得到提高、进步。他笔下一个个人物鲜活起来，尤其当有人指认画面中的某个人，说像，或形似，或神似，或形神兼具，他便像吃了蜜糖似的高兴。
不仅如此，一旦市里要举办画展，张老师总是立刻发出动员令，要大家拿出最好的作品，积极参展、参赛。参与并不意味着成功，但参与绝对是一次攀登，一次朝着超越新高度的攀登。正是这样一次次的攀登，阿础和他的美术组同学一样，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1960 年初夏的一天，放学之后，美工室来了位不速之客，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老师宁维新。他有事来看望张文祺，看到一旁正专心致志画静物写生的几个同学，不由逐一审视一番，最后和阿础攀谈起来，看着他的画不由点头说：“哦，难怪画得真不错。”
这次相遇虽然让阿础兴奋了几天，但就像生活中的一朵小浪花，终究归于平静。谁料想，与宁老师交谈相隔一周之后的某日，张老师招呼阿础去美术室。一进门，张老师笑盈盈地看着阿础，“哈，你走运了，刚接到宁维新老师电话，你已被上海美专本科破格录取了”。
阿础目瞪口呆：他连高考、艺考都未参加。难道真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答案却是肯定的。就这样，十六岁的高二学生张培础，未经考试，被破格录取，成为一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本科国画系的大学生。
国画，绝不是靠着有点素描功底，就能拿起毛笔挥洒如意，作为一门流传千年的艺术学科，中国画的用笔用墨、画论画史、绘画理念，每一部分都是一个浩大的艺术宝库，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画家，首先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传统，敬畏这门源远流长的绘画艺术。
阿础在美专一共就读了两年，第一年注重中国画基础，第二年则开始分山水、花鸟、人物三个科目，阿础被分在人物科。当时，水墨人物是上海中国画坛的一个弱项，学校对他们寄予厚望，这也让阿础憋着一股劲，非要拿出好成绩不可。
阿础就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老师教给他的一切。他临摹名作，领悟千年艺术传统宝库积淀下来的精华；他认真地学习老师的一招一式，唯恐会遗漏什么。
两年里阿础的专业学科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尽管两年对一名本科生来说，太短暂了，但喜欢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喜欢，他学得比别人扎实；因为喜欢，他掌握了一套学习方法，学会了举一反三，无师自通。就像一个不足月的孩子，他却照样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精、气、神，一样都不输人家。
命运多舛
1962 年，那一年的征兵放宽到了大学三年级以下。尽管本科学制为五年，但作为适龄青年，阿础义不容辞地报名了。
体检顺利过关，入伍很快得到了批准。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身患癌症的父亲因无钱治疗，在家去世。阿础悲痛万分，但他抹干眼泪，平静地拿起炭笔，跪倒在地，在母亲与兄弟姐妹的痛哭声中，为父亲速写了最后遗像，一周之后就此辞别亲人，毅然奔赴军营成为一名海军士兵。
阿础在海军部队服役，新兵营训练结束，他眼巴巴地看着大多数新兵上了军舰，他却被分在远离军舰、远离大海的海岸炮兵连。炮位阵地坐落在大连港老虎滩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海拔两百多米，营房在山下，几乎与外世隔绝。
一天夜晚，他在山顶哨位上，凝神眺望黑黝黝的大海，看着远处那盏航标灯一闪一闪地发着光芒。本来，每次晚上站岗他都看着那盏航标灯数数消遣，但今晚好像是亮到了心里，让他一下子有了辨别方向的感觉。
第二天又轮到站岗，他偷偷带了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待班长查过了岗，就摊开本子画起了速写。一种久违的感觉，令他兴奋不已，差点连换岗时间都忘了。
这以后每次站岗都成了他的速写时间，山上的石头、大炮、树林，海里的渔船、海鸥和海浪拍打礁石的瞬间，都是速写的对象。
转机终于出现了。那年一位新兵因故去世，连队要开追悼会，却苦于没有那位新兵的照片。指导员忽然想起阿础，就命令说，你去医院，给他画张遗像来。阿础立刻赶到医院太平间。只见那战士紧闭双眼，毫无血色的脸，着实有点可怕，令他头皮一阵一阵发麻，真想跳下凳子，夺路而逃。但那就意味着自己是一名逃兵！想到这儿他镇静了下来，一旦进入画画的状态，恐惧感竟然也随之消失了。 遗像的效果很好，大家都说画“活了”。指导员很满意。
后来所属营部正在筹办党代会，需要人手布置，上面把阿础请走，营部、团部、基地、海军总部逐级借调。这一走，整整两年。
1964 年他作为唯一的士兵代表参加了海军为第三届全军美展作准备的草图会议。所谓草图会议，其实是海军文化部美术创作力量的最高层次作品交流，遴选一批好苗子的作品，然后深入加工，拿出最好的成绩向第三届全军美展献礼。
这是阿础人生经历中一段梦幻般的美好日子。他创作的两幅反映连队训练、学习、生活的作品，竟然全部入选第三届全军美展，其中一幅还得了“优秀奖”（展览只设优秀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时的阿础刚满二十岁。
基地俱乐部怎么也不舍得放阿础回连队了，长期将他借调在俱乐部，并不时委以美差，或去友军参加交流学习，或随文工团下海岛宣传、速写，要不便像个记者似的跑连队速写采访。
让阿础纳闷的是，他的编制却始终还在连队。这类调动的事太敏感，阿础不便打听，只有默默地装着嘻嘻哈哈的样子，过一天是一天，只要能画画就好。
终于《海军报》来电与团部联系有意要调他去报社。此时，对阿础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激动的呢？但是，他像是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提醒自己，别高兴太早，拿到调令才算数，否则都只是纸上谈兵。
果然，又石沉大海了。再没《海军报》的消息了，而这事也不便多问，问也白问。同样石沉大海的是他打的入团报告，尽管因为他成绩突出，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一点头绪也没理出来。
1965 年，他所在的连队作为基地四清运动的试点，所有在编人员，一律得回连队报到参加运动。连队里笼罩着一股沉重的气氛，让阿础感觉紧张而又压抑。终于他在连队文书那里看到了一份士兵花名册，上面赫然写着他的家庭出身：地主。这一惊非同小可，这地主可是头一号的敌人，怎么偏偏就会轮到自己沾那么大的边了呢？
为什么自己总是入不了团，为什么团部总是不解决他的编制问题，为什么《海军报》准备要他却又石沉大海了……现在一切都有了答案。
就在那天晚上，烟酒不沾的他开始抽烟了。
接下来连队召开的“忆苦思甜”大会，他终于尝到了“触及灵魂”的滋味，来自农村贫下中农的战友相继上台对地主富农进行血泪控诉，一声声的口号让他如坐针毡，仿佛一个个都是对着他来的。
但他真的对自己“贵为”地主出身，毫不知情，因为父亲为躲避战乱，1937年后背井离乡定居上海，直到去世，一直就是一名小职员，这情况就连大他多年且早已入党的大哥也不知情。
不善言辞的阿础无奈地在班会上表态与家庭划清界线，决心自我改造。领导作了他“有深刻认识”的结论，他才“过关”。
两个月的运动结束了，阿础反成了出身不好，但坚定背叛剥削家庭走革命路的正面典型，不仅又一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而且终于解决了他梦寐以求的入团问题。
虽说这运动对阿础来说有点命悬一线，因为只要稍有闪失，很可能就滑到“阶级阵线”的那一边了，但领导对他的关照还是很明显的，不仅让他看到花名册，知道了症结所在，并放他过了关。可以设想一下，要不是阿础平时为人敦厚老实，不因为自己是堂堂的美院大学生，就目中无人，骄横跋扈，能轻易这么过关吗？大概是很难的。
不久，团部来了调令，阿础被正式调到团部政治处任放映员，白天制作幻灯，晚上下连队放电影，另外还专门给一间小小的暗室，供他创作画画。作为经历过“社教”那场虚惊的阿础来说，真的是十分知足了。
重返画坛
暗室是暗了点，也小了点，但谁听说过士兵也拥有办公室的？更神奇的是，一个当年苏军留下的油画箱、一沓沓的画报和画册被扔弃在暗室角落，被阿础发现，奉为至宝，从此周末他会背上画箱去写生。他研读画册，潜心临摹，加上在团部宣教工作的勤奋和艺术实践，为他日后绘画事业的腾飞插上了一双高飞的翅膀。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那舞台可以让他结识更多的画坛高手，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展示自我。然而，作为一名放映员，作为一名士兵，这种生活离自己理想中的创作状态差距太大。
1968年，服役六年的阿础复员了。因为是海军，所以他被分到了水上作业单位——上海航道局的船队。他当海军没能上舰艇，复员时却到了一条吹泥船甲板当水手开锚机，也算是梦想成真。
只是才过了一年水手瘾，阿础就被上级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借调上去画大批判宣传画。每次他的画只要张贴出去，立刻就会吸引一大批人驻足观看，接着便不断有外单位搞宣传的领导慕名而来，要求借调他。
阿础“工人阶级”的身份，也让他成了香饽饽，何况他还有“复员军人”的光环。不仅工矿企业来觅宝，就是专业单位也都发来邀请，比如博物馆在中山公园制作的泥塑《收租院》、《解放日报》组织的《沙家浜》连环画创作、山西大寨的连环画创作等。
1973 年，率先在上海市成立“工人文学创作组”的上海航道局，将阿础招回，又成立了工人美术组，给予了“下生活”的便利，让阿础带领着他的美术组，下工地、上船、出海，接触大量第一线的工人，积累生活素材。他的团队成了当时沪上赫赫有名的工人美术组，创作了一些精品佳作。其中，《风口浪尖》和《鸭绿江畔》都入选了上海美展，《闪光》入选了全国美展。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幅《闪光》。即使从今天的角度说，《闪光》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也是相当成功的。他对于背景的处理颇为独到——水墨泼注的海水，卷起的巨浪，一反传统的浪花画法，不能不说是大胆的探索。效果却是奇佳，大海的惊涛骇浪凸显了环境的险恶，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人物镇定自若的微笑，从而也让人感染到了航标工对大海的那份熟稔和自信。
《闪光》入选当年全国美展，不仅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刊登，还被制成巨幅宣传画以及水印木刻等。阿础因此而名声大噪。 1977 年，为庆祝建军五十周年，解放军决定举办全军美展，消息传来，阿础借上海美术馆的一间工作室，不分昼夜，整整花了一个多星期，创作了反映渡江战役的大幅中国画《势不可挡》，入选全军美展。《势不可挡》也奠定了他作为上海水墨人物画代表人物的地位。
然而，无论“工人业余画家”还是“复员军人”的光环，终究无法让阿础找到归属感，就像脚踩浮萍，不踏实，他宁可让光环褪去光芒，让自己脚踏实地。
1978 年，阿础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任教。只是好事多磨，美术系不久遭撤销，他又转入舞美系，只好改教素描和油画。虽说教国画、教素描和油画都是教学，但他还是热衷国画教学，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的根是中国画。
1994 年，阿础终于圆梦：调入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任系主任，1997 年又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就是他的母校上海美专，那里有他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一天，他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母校，就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走进教室，穿行在一个个画架之中，不由感慨万分。当年，他参军，离开学校时才十八岁，如今一晃，却已经五十岁了，一个年到半百的人。
此时，一抹夕阳将他的身影投射在画板上，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青春的剪影，时光的叠影让他衔接上了三十二年前的那一刻。他知道，那不叫穿越，那是心灵的召唤，召唤自己开始新的艺术征程。
从1994年到2014年，一晃又是二十年过去了。
前十年，他既是老师要为人师表，认真教学，又是主管学院教学的领导，担负学院的教学管理。都说教画画的老师最轻松，静物那里一放，模特那里一站，老师只要说一声“画”，就没什么事了，然而阿础却从不放弃与同学“同台竞技”的机会，他总是当场示范、讲解，让学生们少走弯路。
那些年里，他的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
后十年，他退休却不赋闲，成立了水墨缘工作室，与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学生，每年举办画展以及各种艺术活动。如今，水墨缘工作室在沪上声名赫赫，他们每周相聚，聊画、画画，其乐无穷。
阿础还是一如既往地画着他身边的人，他熟悉的战士、教授、学生……他们一个个都是那样鲜活，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细微而深刻的变化。他不是不知道多画些古代仕女、士大夫会比较迎合附庸风雅的需求，也更能满足艺术市场的需求。但他不想走讨巧路线，不想走那样的捷径。
他就想不断挑战自己，画身边的人，画出新的感觉。他画画，不为出名，不为牟利，其实就因为喜欢。他非常感恩，明白自己的一生与水墨相伴是上苍的恩赐。
（作者为《上海文学》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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