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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选·赋》对所选作品的编排遵循了一定的标准，且标准不是唯一的。《文选·赋》的排序同时使用了三个标准：一、宗经原则；二、时代顺序；三、文学发展规律。这三个标准是同时并存的，体现了编撰者的文学思想和编撰宗旨。
关键词：文选·赋 宗经原则 时代顺序 文学发展规律
《文选》由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代一百三十人的七百余首作品。作为在《文选》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赋体，其选入的作家和作品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赋体选文存在着排序现象，且排序标准一定体现出了编撰者的文学思想和编撰宗旨。通过对《文选·赋》的考察，可以发现其排序同时使用了三个标准。
一.宗经原则
《文选》中赋、诗、骚三者的排序引发了后人不少非议。代表性的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其显然者也。”[1]p81章学诚的批评有其合理性，因为自汉魏以来史书中的文体著录顺序，一般以“诗赋”排列，诗排在首位；一些文学批评著作也是“诗赋”排列。汉魏以来的正史、文学批评著作中的文体著录一般是诗先于赋的，而且成书于萧齐末年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也是“诗赋”排列，所以萧统在组织编撰《文选》的过程中受到正史和刘勰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章学诚的批评忽视了萧统编撰《文选》的首要标准——宗经原则。《文选》赋在诗前的排序实际代表编选者对赋的一种态度和看法，是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
《文选序》中说：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2]p1
萧统认为赋这种文体源于《诗经》，即“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赋”本为《诗》六义之一，后来沿用而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关于赋的起源问题，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就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明确指出赋这种文体源于《诗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本“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也是这种观点。可见，赋源于诗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普遍看法。
对于萧统的这种说法，学术界是普遍认同的。傅刚先生在《昭明文选研究》中说：“萧统以文体之赋与六诗之赋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赋取得了《诗经》的直接继承身份。”[3]p227王存信先生也说：“《文选》正是从遵守《诗经》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赋才是诗经的直接继承者，故将它放在首位。”[4]p35-36
在先秦至南朝的发展过程中，赋作的面貌及质素已有巨大改观。作为《诗经》的继承者，赋这一领域，已经完全具备了原属《诗经》的特性与功能。既然“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不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2]p1，萧统不将《诗经》选入，所以他才把赋这种文体列为各类文体之首，以示对《诗经》的尊重。萧统的做法是他重视儒家经典的体现。在齐梁浮艳文风的环境中，萧统感到了这种文风的弊端，藉以编纂《文选》，把“赋”放在首位，以期导向文学传统，反对时弊浮华。这种做法是用心良苦，值得推崇的。
二.时代顺序
《文选序》中说：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2]p1
骆鸿凯解释说：“赋自‘京都’至‘情’凡十五类，诗自‘补亡’至‘杂拟’凡二十三类，所谓‘又以类分’也。而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如赋之‘京都’类，先班孟坚，次张平子，是也。”[5]p15
“各以时代相次”涵盖两个层次，其一表现在作品层面上，其二表现在作家层面上。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是指《文选》中的作品是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的。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是指以作家卒年先后为序对作品进行编排。
这里以《文选·赋》中“鸟兽”类为例，来分析“各以时代相次”。“鸟兽”类共选入作品5篇，即贾谊《鵩鸟赋》、祢正平《鹦鹉赋》、张茂先《鹪鹩赋》、顏延年《赭白马赋》、鲍明远《舞鹤赋》。
贾谊《鵩鸟赋》序中交代了此赋的写作背景：“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似鴞，不祥鸟也。谊既以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 迺为赋以自广。”[2]p239由此可见，《鵩鸟赋》作于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时期，即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
据《后汉书》称，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6]p2657孔融数荐之于曹操，而曹操不能容，转送刘表。刘表亦不能容，复送于黄祖。祢衡当时处境，颇似命运任人宰割的笼中鸟。在黄射席上见到“性辩慧而能言”、“才聪明以识机”[2]p247的鹦鹉，借题发挥，抒发自己不遇的感伤。由此，祢衡《鹦鹉赋》作于黄祖太子黄射席上，即作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晚于贾谊。
姜亮夫先生在《张华年谱》中称：“华年仅十九，正精思博习之时，无容遂达，且放性谨伤，容无私托，而华思简易，无诱世伪，则翁婿闲处，论道讲艺，不涉世纲，盖又可知。即放即没，提撕中顿，遂有鹪鹩之赋，以自寄意。”[7]p18由此，《鹪鹩赋》作于张华十九岁，即公元251年。
《宋书·颜延之传》载：“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谥曰宪子。”[8]p1257由《宋书》的记载可知，颜延之的生卒年代是384年到456年。而顏延年《赭白马赋》中有：“维宋二十有二载，盛烈光乎重叶”[2]p254，宋二十有二载，李善注曰“宋文帝十七年”，那么此赋作于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为中郎将时，受宋武帝赐赭白马一匹，元嘉十七年，赭白马老死，文帝命群臣作赋，顏延年的《赭白马赋》正是此时的应制之作。
《南史·鲍照传》载：“临海王子顼为荆州，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子顼败，为乱兵所杀。”[9]p360刘子顼，字孝列，宋孝武帝刘骏第七子，泰始二年（466年），刘子顼与江夏王刘子绥、晋安王刘子勋、邵陵王刘子元一并被赐死。“子顼败，（照）为乱兵所杀”，所以，鲍照大概死于466年。 在《文选》赋体“鸟兽”类五篇作品中，唯独鲍照《舞鹤赋》没有序文，《宋书·刘义庆传》附《鲍照传》又极其简略，无法准确地得知鲍照创作此赋的时间。
综上，无法判断顏延年《赭白马赋》和鲍明远《舞鹤赋》两赋的写作时间先后，但是可以清楚地知道顏延年卒于鲍明远之前。所以此两赋是根据作家卒年先后进行排序的。
贾谊、祢正平、张茂先三人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体现了在作品层面上的“以时代相次”。顏延年和鲍明远都是南朝宋时期的文人，他们的排序体现了在作家层面上的“以时代相次”，即是以作家卒年先后为序对作品进行编排的。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文选·赋》所选作品以“时代顺序”的编排原则。
三.文学发展
《文选序》中说：“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2]p1
萧统认为万事万物都要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质朴到华美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前代的文学基础。萧统站在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角度充分肯定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举椎轮与大辂、积水与增冰为例，说明文学的发展走向藻饰，正如事物由简到繁、由质朴而华丽一样，是自然而合理的。这不仅切合其他文体的发展实际，更切合赋体的发展实际。由西汉至东汉而至魏晋南朝，赋体在演进的道路上正是沿着这样的发展轨道发展的。萧统的这种文学发展的观点从《文选》选赋作品中可以窥见一二。
《文选》选赋呈现出详远略近的特点。《文选》录有先秦赋4篇，汉赋21篇，三国赋5篇，两晋赋20篇，南朝赋7篇。各个时期中，选录汉代作品最多，计有汉代赋家11家，作品21篇，均占所选全部赋家、赋作的三分之一以上。21篇作品涉及京都、郊祀、畋猎、纪行、宫殿、鸟兽、志、哀伤、音乐共计9种，占15种分目的近三分之二，其数量和比例足以说明了汉赋在赋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繁荣局面。在《文选》所录赋体中，汉代、三国、两晋、南朝各个时期大赋、小赋的篇数之比分别是11：10、2：3、9：11、0：7，呈现出大赋比重逐渐降低，小赋比重逐渐上升的总体态势，这与历代辞赋的发展变化正相一致。
《文选·赋》的选录情形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赋体文学由体物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历史轨迹。在汉代大赋占主导地位，到三国时期创作者开始突破汉大赋体物的传统，去写一己之怀。两晋辞赋大都篇幅短小，有较浓的抒情成分。南朝时，抒情小赋更为兴盛。萧统深邃地洞察到了赋体演变的这一过程，并由《文选》赋体的选录表达了自己对辞赋发展的看法。将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的发展流变以断代史的形式勾勒出来，再现了先秦汉魏晋至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
《文选·赋》选入的作家和作品，数量很多，必须要用一定的排序原则来编次所有作品，才能使全书取得合理的结构。宗经原则把赋体放在首位，是适用于整个《文选》选文的。而“时代顺序”和“文学发展”大体上是适用于整个《文选·赋》的。但是由于作家创作的情况十分复杂，古籍距离现在也很遥远，其具体的编纂次第，很难辨析其先后之序，因此我们对《文选·赋》排序的梳理，不能也不应对每一篇进行细致的考证，而只能对其排序原则的大致描述，明其著而略其微。
参考文献
【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2】（梁）萧统选编.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傅刚.昭明文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王存信.文选·赋分类浅议[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3）.
【5】骆鸿凯.文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5.
【7】姜亮夫.张华年谱[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8】（梁）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李延寿.南史·鲍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作者介绍：张利，郑州大学文学院2014级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原文化与古典文献）
关键词：文选·赋 宗经原则 时代顺序 文学发展规律
《文选》由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代一百三十人的七百余首作品。作为在《文选》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赋体，其选入的作家和作品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赋体选文存在着排序现象，且排序标准一定体现出了编撰者的文学思想和编撰宗旨。通过对《文选·赋》的考察，可以发现其排序同时使用了三个标准。
一.宗经原则
《文选》中赋、诗、骚三者的排序引发了后人不少非议。代表性的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其显然者也。”[1]p81章学诚的批评有其合理性，因为自汉魏以来史书中的文体著录顺序，一般以“诗赋”排列，诗排在首位；一些文学批评著作也是“诗赋”排列。汉魏以来的正史、文学批评著作中的文体著录一般是诗先于赋的，而且成书于萧齐末年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也是“诗赋”排列，所以萧统在组织编撰《文选》的过程中受到正史和刘勰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章学诚的批评忽视了萧统编撰《文选》的首要标准——宗经原则。《文选》赋在诗前的排序实际代表编选者对赋的一种态度和看法，是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
《文选序》中说：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2]p1
萧统认为赋这种文体源于《诗经》，即“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赋”本为《诗》六义之一，后来沿用而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关于赋的起源问题，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就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明确指出赋这种文体源于《诗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本“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也是这种观点。可见，赋源于诗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普遍看法。
对于萧统的这种说法，学术界是普遍认同的。傅刚先生在《昭明文选研究》中说：“萧统以文体之赋与六诗之赋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赋取得了《诗经》的直接继承身份。”[3]p227王存信先生也说：“《文选》正是从遵守《诗经》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赋才是诗经的直接继承者，故将它放在首位。”[4]p35-36
在先秦至南朝的发展过程中，赋作的面貌及质素已有巨大改观。作为《诗经》的继承者，赋这一领域，已经完全具备了原属《诗经》的特性与功能。既然“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不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2]p1，萧统不将《诗经》选入，所以他才把赋这种文体列为各类文体之首，以示对《诗经》的尊重。萧统的做法是他重视儒家经典的体现。在齐梁浮艳文风的环境中，萧统感到了这种文风的弊端，藉以编纂《文选》，把“赋”放在首位，以期导向文学传统，反对时弊浮华。这种做法是用心良苦，值得推崇的。
二.时代顺序
《文选序》中说：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2]p1
骆鸿凯解释说：“赋自‘京都’至‘情’凡十五类，诗自‘补亡’至‘杂拟’凡二十三类，所谓‘又以类分’也。而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如赋之‘京都’类，先班孟坚，次张平子，是也。”[5]p15
“各以时代相次”涵盖两个层次，其一表现在作品层面上，其二表现在作家层面上。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是指《文选》中的作品是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的。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是指以作家卒年先后为序对作品进行编排。
这里以《文选·赋》中“鸟兽”类为例，来分析“各以时代相次”。“鸟兽”类共选入作品5篇，即贾谊《鵩鸟赋》、祢正平《鹦鹉赋》、张茂先《鹪鹩赋》、顏延年《赭白马赋》、鲍明远《舞鹤赋》。
贾谊《鵩鸟赋》序中交代了此赋的写作背景：“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似鴞，不祥鸟也。谊既以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 迺为赋以自广。”[2]p239由此可见，《鵩鸟赋》作于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时期，即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
据《后汉书》称，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6]p2657孔融数荐之于曹操，而曹操不能容，转送刘表。刘表亦不能容，复送于黄祖。祢衡当时处境，颇似命运任人宰割的笼中鸟。在黄射席上见到“性辩慧而能言”、“才聪明以识机”[2]p247的鹦鹉，借题发挥，抒发自己不遇的感伤。由此，祢衡《鹦鹉赋》作于黄祖太子黄射席上，即作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晚于贾谊。
姜亮夫先生在《张华年谱》中称：“华年仅十九，正精思博习之时，无容遂达，且放性谨伤，容无私托，而华思简易，无诱世伪，则翁婿闲处，论道讲艺，不涉世纲，盖又可知。即放即没，提撕中顿，遂有鹪鹩之赋，以自寄意。”[7]p18由此，《鹪鹩赋》作于张华十九岁，即公元251年。
《宋书·颜延之传》载：“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谥曰宪子。”[8]p1257由《宋书》的记载可知，颜延之的生卒年代是384年到456年。而顏延年《赭白马赋》中有：“维宋二十有二载，盛烈光乎重叶”[2]p254，宋二十有二载，李善注曰“宋文帝十七年”，那么此赋作于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为中郎将时，受宋武帝赐赭白马一匹，元嘉十七年，赭白马老死，文帝命群臣作赋，顏延年的《赭白马赋》正是此时的应制之作。
《南史·鲍照传》载：“临海王子顼为荆州，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子顼败，为乱兵所杀。”[9]p360刘子顼，字孝列，宋孝武帝刘骏第七子，泰始二年（466年），刘子顼与江夏王刘子绥、晋安王刘子勋、邵陵王刘子元一并被赐死。“子顼败，（照）为乱兵所杀”，所以，鲍照大概死于466年。 在《文选》赋体“鸟兽”类五篇作品中，唯独鲍照《舞鹤赋》没有序文，《宋书·刘义庆传》附《鲍照传》又极其简略，无法准确地得知鲍照创作此赋的时间。
综上，无法判断顏延年《赭白马赋》和鲍明远《舞鹤赋》两赋的写作时间先后，但是可以清楚地知道顏延年卒于鲍明远之前。所以此两赋是根据作家卒年先后进行排序的。
贾谊、祢正平、张茂先三人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体现了在作品层面上的“以时代相次”。顏延年和鲍明远都是南朝宋时期的文人，他们的排序体现了在作家层面上的“以时代相次”，即是以作家卒年先后为序对作品进行编排的。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文选·赋》所选作品以“时代顺序”的编排原则。
三.文学发展
《文选序》中说：“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2]p1
萧统认为万事万物都要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质朴到华美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前代的文学基础。萧统站在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角度充分肯定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举椎轮与大辂、积水与增冰为例，说明文学的发展走向藻饰，正如事物由简到繁、由质朴而华丽一样，是自然而合理的。这不仅切合其他文体的发展实际，更切合赋体的发展实际。由西汉至东汉而至魏晋南朝，赋体在演进的道路上正是沿着这样的发展轨道发展的。萧统的这种文学发展的观点从《文选》选赋作品中可以窥见一二。
《文选》选赋呈现出详远略近的特点。《文选》录有先秦赋4篇，汉赋21篇，三国赋5篇，两晋赋20篇，南朝赋7篇。各个时期中，选录汉代作品最多，计有汉代赋家11家，作品21篇，均占所选全部赋家、赋作的三分之一以上。21篇作品涉及京都、郊祀、畋猎、纪行、宫殿、鸟兽、志、哀伤、音乐共计9种，占15种分目的近三分之二，其数量和比例足以说明了汉赋在赋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繁荣局面。在《文选》所录赋体中，汉代、三国、两晋、南朝各个时期大赋、小赋的篇数之比分别是11：10、2：3、9：11、0：7，呈现出大赋比重逐渐降低，小赋比重逐渐上升的总体态势，这与历代辞赋的发展变化正相一致。
《文选·赋》的选录情形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赋体文学由体物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历史轨迹。在汉代大赋占主导地位，到三国时期创作者开始突破汉大赋体物的传统，去写一己之怀。两晋辞赋大都篇幅短小，有较浓的抒情成分。南朝时，抒情小赋更为兴盛。萧统深邃地洞察到了赋体演变的这一过程，并由《文选》赋体的选录表达了自己对辞赋发展的看法。将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的发展流变以断代史的形式勾勒出来，再现了先秦汉魏晋至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
《文选·赋》选入的作家和作品，数量很多，必须要用一定的排序原则来编次所有作品，才能使全书取得合理的结构。宗经原则把赋体放在首位，是适用于整个《文选》选文的。而“时代顺序”和“文学发展”大体上是适用于整个《文选·赋》的。但是由于作家创作的情况十分复杂，古籍距离现在也很遥远，其具体的编纂次第，很难辨析其先后之序，因此我们对《文选·赋》排序的梳理，不能也不应对每一篇进行细致的考证，而只能对其排序原则的大致描述，明其著而略其微。
参考文献
【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2】（梁）萧统选编.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傅刚.昭明文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王存信.文选·赋分类浅议[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3）.
【5】骆鸿凯.文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65.
【7】姜亮夫.张华年谱[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8】（梁）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李延寿.南史·鲍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作者介绍：张利，郑州大学文学院2014级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原文化与古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