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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讲坛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各行各业的精英得以与读者分享他们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故事，以及他们对“文化”乃至我们所处时代的理解。
世界是平的，我们正为网络时代以个人为主角的全球化浪潮所席卷。几天前，我回到家乡小城参加同学聚会，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兴致盎然地给大家表演神曲“江南Style”。凭借像微博这样的自媒体，我们更能实时地了解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情小事，从诺贝尔文学奖属于村上春树、莫言还是别的作家，到女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开新闻发布会讨薪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的资讯富足导致媒体重要性的降低，太多的言论会杀死言论。”（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语）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于2005年创办“文化讲坛”，邀请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这个讲坛各抒己见，迄今已举办五十余届。嘉宾们的演讲围绕着这个时代最新鲜、最吸引人的议题展开，传统文化、网络时代、创意产业、大学精神、世博文化构想……那么，他们的言论与纷纭众说有着怎样的不同，又会给读者怎样的启发呢？
《激荡：文化讲坛50届精粹》一书的主编、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认为，大众传播的使命在于恪守事实的本然、遵循现实的规律，诚实地构建文化所需求的时空景象和心灵图谱。文化讲坛践行了这一准则，它未作任何预设，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现场，期待着观点与观点之间的激荡，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演讲者思考的差异性和多样化。
本书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演讲者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就是令人鼓舞的好故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许多演讲者亲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些重要事件，他们在演讲中所传达的台前幕后、知人阅世的智慧，给人启迪。龙永图提及，很多人把中国入世谈判想象成一个唇枪舌剑的过程，而其实那是一个苦苦寻求共识、寻求妥协的过程。入世谈判的过程之所以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谈判涉及诸多深层次的文化和观念问题。
十多年前，马云的一个朋友说，你要是能把《人民日报》搞上网，中国的互联网就能大发。马云于是到《人民日报》辗转找到当时的总编辑范敬宜先生，范老请他在报社给总编、副总编们做了个关于互联网的演讲，讲完后，范老就说要让《人民日报》上网。这个生动的故事展现出那一代报人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开放态度。
张贤亮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社会提供了很多可以选择的路径。他本人既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见证了《大话西游》的拍摄过程，它没有电影脚本，没有主题思想，主创人员自由创作，恰恰就能表现出内心真正的东西。
第二，媒体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所应担负的责任。
曹景行在谈到媒体生态时，评价香港媒体是“苹果化”，狗仔队用破坏性的手段报道所有的新闻，包括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尤其是娱乐新闻。台湾传媒更被颠覆、被破坏到了极致，以致到了“垃圾化”的地步。媒体形成了一种收视率和市场至上、一味迎合观众的恶性循环。正如崔永元的调侃，现在电影不行了，拍电影的过程还是“很行”的。
范敬宜将群众对媒体的不满区分为三个方面：炒作造假恶搞泛滥，工作作风浮夸，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其中第三个问题主要是由从业人员的浮躁造成的。人们需要娱乐，但更需要令人信服的观点和分析。这是严肃媒体的责任所在，记者应该具备判断力，看出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那就是失职。”敬一丹说到老百姓的来信中对她的称呼是“青天”时，现场一片寂静，“《焦点访谈》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所能承载的托付。”
第三，怎样培养新一代的中国公民。
沃尔玛、星巴克、麦当劳、iPad这些美国产品风靡世界，“每一种创意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并且推进着改变人们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的进程”。它们取得巨大成功并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使然，这些创意的背后是想象力和保护鼓励这种想象力的社会机制。搜狐做了一个“假如乔布斯出生在中国”的专题，展示出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高昂的成本可能会限制天才发挥的空间、特立独行的个性或难见容于讲究中庸之道的文化环境。
关于大学精神，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认为自己所做的无外乎传承蔡元培的理念，“我们园丁的责任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使这个人在校园里得到最好的成长，但是每个人又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大学就成功了。时任清华校长陈希说：清华师生1963年在北京郊区艰苦创业，建成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自主建设的核反应堆。清华从建校之初起就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多学科交叉、多部门配合、群策群力、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是清华人弥足珍贵的办学财富。他们三位其实都间接回应了龙永图在前文提出的一个问题：怎样培养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公民，他们既自尊、自强又谦恭、宽容、宽厚、慷慨。
获得知识是一种基本权利，分享知识是一种基本义务，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梅尔·塞拉吉丁如是说。文化讲坛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各行各业的精英得以与读者分享他们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故事，以及他们对“文化”乃至我们所处时代的理解。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
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
自体实验者奇闻录
作者：特雷弗·诺顿（英） 譯者：朱机
出版：科学出版社
升上万米高空，潜下最深海沟；给自己注射患恶性病患者的血液，往心脏送导管，在后背做伤口；吞下血吸虫、霍乱弧菌、盐酸以及各种各样简直没法说的东西……他们一次次将自己的肉身推入未知的险境，却欣然而往，冷静记录，甚至为结果而雀跃。
这群怪人，就是科学家。正如书中引用生物学家杰克·霍尔丹所说 “如果你不会在自己身上做这个实验，就不要拿别人来做”那样，他们把自己折腾到极其不舒服的地步，目的只为让别人过得更舒服，更正常。
“在这个自私的世界，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理当歌颂他们。”作者说，“当然，我们不提倡读者尝试本书中描写的任何一个实验。”
科学的边角余料
作者：阿溟
出版：重庆出版社
今天，科学已经成为人类解释世界和自身的答案和手段，但科学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却没有答案。“我们一边在创造着这个世界，一边也在恐惧着这个世界”，所以，作者要反思人类由来、生与死、人类机体进化与退化所带来的得与失，科技进步与人类良心的辩证原理。
在告诫世人“对于大自然，对于生命，我们理应有、本能有一种谦卑”的同时，作者也会提醒世人，千万要时刻保持着自信与乐观——“如果人的记忆可以从精子时期开始，我想当年那胜利的一幕，足以激励我们一生奋勇前进。”
启迪：本雅明文选
作者：本雅明（德） 译者：张旭东 王 斑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家其实并不是因为穷才写书卖文，而是因为他不满意那些他买得起但又不喜欢的书。”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的本雅明是这样看待作家的。而对于自己，他是这样为自己确立目标的：要在“智慧的史诗性方面已经死灭”的时代找到“艺术”和“理性”的最富成果的存在方式；要在寓言的真理中最大限度地展现现代性历史“堕落的具体性”；要在一个看似无法逆转的灾难过程中提示赎救的、微弱的、但却是值得期待的可能性。
所以他引用卡夫卡的一段日记：“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付生活的人，都需要有一只手挡开笼罩在他命运之上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记录下他在废墟中的见闻，因为他所见所闻比别人更多，且不尽相同。”
世界是平的，我们正为网络时代以个人为主角的全球化浪潮所席卷。几天前，我回到家乡小城参加同学聚会，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兴致盎然地给大家表演神曲“江南Style”。凭借像微博这样的自媒体，我们更能实时地了解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情小事，从诺贝尔文学奖属于村上春树、莫言还是别的作家，到女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开新闻发布会讨薪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的资讯富足导致媒体重要性的降低，太多的言论会杀死言论。”（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语）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于2005年创办“文化讲坛”，邀请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这个讲坛各抒己见，迄今已举办五十余届。嘉宾们的演讲围绕着这个时代最新鲜、最吸引人的议题展开，传统文化、网络时代、创意产业、大学精神、世博文化构想……那么，他们的言论与纷纭众说有着怎样的不同，又会给读者怎样的启发呢？
《激荡：文化讲坛50届精粹》一书的主编、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认为，大众传播的使命在于恪守事实的本然、遵循现实的规律，诚实地构建文化所需求的时空景象和心灵图谱。文化讲坛践行了这一准则，它未作任何预设，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现场，期待着观点与观点之间的激荡，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演讲者思考的差异性和多样化。
本书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演讲者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就是令人鼓舞的好故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许多演讲者亲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些重要事件，他们在演讲中所传达的台前幕后、知人阅世的智慧，给人启迪。龙永图提及，很多人把中国入世谈判想象成一个唇枪舌剑的过程，而其实那是一个苦苦寻求共识、寻求妥协的过程。入世谈判的过程之所以艰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谈判涉及诸多深层次的文化和观念问题。
十多年前，马云的一个朋友说，你要是能把《人民日报》搞上网，中国的互联网就能大发。马云于是到《人民日报》辗转找到当时的总编辑范敬宜先生，范老请他在报社给总编、副总编们做了个关于互联网的演讲，讲完后，范老就说要让《人民日报》上网。这个生动的故事展现出那一代报人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开放态度。
张贤亮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社会提供了很多可以选择的路径。他本人既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见证了《大话西游》的拍摄过程，它没有电影脚本，没有主题思想，主创人员自由创作，恰恰就能表现出内心真正的东西。
第二，媒体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所应担负的责任。
曹景行在谈到媒体生态时，评价香港媒体是“苹果化”，狗仔队用破坏性的手段报道所有的新闻，包括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尤其是娱乐新闻。台湾传媒更被颠覆、被破坏到了极致，以致到了“垃圾化”的地步。媒体形成了一种收视率和市场至上、一味迎合观众的恶性循环。正如崔永元的调侃，现在电影不行了，拍电影的过程还是“很行”的。
范敬宜将群众对媒体的不满区分为三个方面：炒作造假恶搞泛滥，工作作风浮夸，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其中第三个问题主要是由从业人员的浮躁造成的。人们需要娱乐，但更需要令人信服的观点和分析。这是严肃媒体的责任所在，记者应该具备判断力，看出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如果记者不能走出都市，不能走进山沟，把看到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呈现给社会的话，那就是失职。”敬一丹说到老百姓的来信中对她的称呼是“青天”时，现场一片寂静，“《焦点访谈》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所能承载的托付。”
第三，怎样培养新一代的中国公民。
沃尔玛、星巴克、麦当劳、iPad这些美国产品风靡世界，“每一种创意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并且推进着改变人们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的进程”。它们取得巨大成功并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使然，这些创意的背后是想象力和保护鼓励这种想象力的社会机制。搜狐做了一个“假如乔布斯出生在中国”的专题，展示出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高昂的成本可能会限制天才发挥的空间、特立独行的个性或难见容于讲究中庸之道的文化环境。
关于大学精神，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认为自己所做的无外乎传承蔡元培的理念，“我们园丁的责任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使这个人在校园里得到最好的成长，但是每个人又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大学就成功了。时任清华校长陈希说：清华师生1963年在北京郊区艰苦创业，建成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自主建设的核反应堆。清华从建校之初起就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多学科交叉、多部门配合、群策群力、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是清华人弥足珍贵的办学财富。他们三位其实都间接回应了龙永图在前文提出的一个问题：怎样培养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公民，他们既自尊、自强又谦恭、宽容、宽厚、慷慨。
获得知识是一种基本权利，分享知识是一种基本义务，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梅尔·塞拉吉丁如是说。文化讲坛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各行各业的精英得以与读者分享他们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故事，以及他们对“文化”乃至我们所处时代的理解。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
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
自体实验者奇闻录
作者：特雷弗·诺顿（英） 譯者：朱机
出版：科学出版社
升上万米高空，潜下最深海沟；给自己注射患恶性病患者的血液，往心脏送导管，在后背做伤口；吞下血吸虫、霍乱弧菌、盐酸以及各种各样简直没法说的东西……他们一次次将自己的肉身推入未知的险境，却欣然而往，冷静记录，甚至为结果而雀跃。
这群怪人，就是科学家。正如书中引用生物学家杰克·霍尔丹所说 “如果你不会在自己身上做这个实验，就不要拿别人来做”那样，他们把自己折腾到极其不舒服的地步，目的只为让别人过得更舒服，更正常。
“在这个自私的世界，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理当歌颂他们。”作者说，“当然，我们不提倡读者尝试本书中描写的任何一个实验。”
科学的边角余料
作者：阿溟
出版：重庆出版社
今天，科学已经成为人类解释世界和自身的答案和手段，但科学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却没有答案。“我们一边在创造着这个世界，一边也在恐惧着这个世界”，所以，作者要反思人类由来、生与死、人类机体进化与退化所带来的得与失，科技进步与人类良心的辩证原理。
在告诫世人“对于大自然，对于生命，我们理应有、本能有一种谦卑”的同时，作者也会提醒世人，千万要时刻保持着自信与乐观——“如果人的记忆可以从精子时期开始，我想当年那胜利的一幕，足以激励我们一生奋勇前进。”
启迪：本雅明文选
作者：本雅明（德） 译者：张旭东 王 斑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家其实并不是因为穷才写书卖文，而是因为他不满意那些他买得起但又不喜欢的书。”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的本雅明是这样看待作家的。而对于自己，他是这样为自己确立目标的：要在“智慧的史诗性方面已经死灭”的时代找到“艺术”和“理性”的最富成果的存在方式；要在寓言的真理中最大限度地展现现代性历史“堕落的具体性”；要在一个看似无法逆转的灾难过程中提示赎救的、微弱的、但却是值得期待的可能性。
所以他引用卡夫卡的一段日记：“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付生活的人，都需要有一只手挡开笼罩在他命运之上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记录下他在废墟中的见闻，因为他所见所闻比别人更多，且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