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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2年间，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以德国著名汜者的身份为掩护，领导他的情报小组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成为苏联判断德国和日本战略意图的重要参考。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2005年第3期发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凤、历史学博士维克托，乌索夫撰写的文章，介绍佐尔格和他领导的小组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所从事的战斗工作。
大记者佐尔格博士
1930年1月10日，一艘日本客轮停靠在上海港，船上走下一名高个男子，约35岁左右，微跛。他文质彬彬，双目明亮清澈，其证件上写着：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博士。
一周后，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德国总领事科伦贝格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邮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司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
“研究金融和农业问题?”科伦贝格先是皱着眉头嘟囔着，随即又似乎有所醒悟，心照不宣地冲佐尔格使了个眼色，“明白了……”他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
“我们德国人应当互相帮助。我建议您想办法结识蒋介石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科伦贝格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佐尔格介绍给上海的德国商人以及其他国家驻上海的外交官。
佐尔格此次中国之行颇费了一些周折，经过了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 (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周密安排。他在莫斯科接受了任务后先前往德国，目的是获得记者身份并拿到推荐信。
早在20年代初期，佐尔格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教期间，曾在该校刊物《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此时派上了用场。佐尔格造访母校，与《社会学杂志》达成合作意向，得到推荐信。此后又与《德国农业报》和德中协会取得联系，受二者聘用，负责中国农业和金融问题的报道与研究。紧接着，佐尔格又来到美国，经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介绍，与美国报界取得联系。佐尔格同意以“亚历克斯，约翰逊”为笔名无偿供稿，又拿到了几家美国报纸驻华特约记者的证明信。于是，“资深记者”佐尔格带着一大摞介绍信、推荐信和记者证，取道法国马赛，乘日本客轮，经苏伊士运河、科伦坡、香港，最后抵达上海。凭借多家报刊驻华记者的惹眼身份和生动犀利的文笔，没过多久，佐尔格便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圈内成为著名人物。
德国顾问团的秘密
佐尔格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佐尔格精通英浯、法语和俄语，来华前后，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和日语。他在苏联情报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负责的情报组织网络因此而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成立后，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几个月后，佐尔格又将自己的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划拨的经费约为8000英镑，来自欧洲的情报人员每人每月经费为200美元，女情报人员150美元，亚洲人更少些。
拉姆扎小组只是苏联对华情报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当时在中国，仅“合法”的间谍机构就有12个，它们分别设在重庆、兰州、哈尔滨、上海以及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地，分属共产国际联络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等部门。
佐尔格接受了科伦贝格总领事的建议，到上海一周后便启程前往南京，下榻一家有德国人居住的宾馆。在宾馆的酒吧里，佐尔格“邂逅”了南京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吉尔贝特上校。几次会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
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官方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改组军队和抓军工生产。但这只是表象。吉尔贝特向佐尔格透露，德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把中国当作德制武器的试验场，派德国官兵到中国接受实战训练，为德国军队培训骨干。一战后，德国受制于《凡尔赛和约》，军队人数和军备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但德国正在秘密研制新式武器，扩军备战。各种援外军事项目便成了这计划中的一环。佐尔格曾应吉尔贝特之邀，赴汉口郊区参观一次武器试验。他看到新式德制远程大炮威力无比，天空中战机轰鸣，地面模拟工事被炸得粉碎……“飞行员是中国人吗?”佐尔格问。
“清一色的德国人。”吉尔贝特自豪地回答。
佐尔格及肘地将上述情况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吉尔贝特后来接替科伦贝格出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但仍担任军事顾问的职责。他仍像以前一样，常常领着自己的記者老乡视察汉口和长春等地的中德军事试验场。他们还一同前往开封和西安，视察正在围剿中国红军根据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这些部队里的德军顾问实际上扮演着指挥官的角色。
“我们德国花这么大力气训练中国人值得吗?”佐尔格问。
“我们需要他们的试验场场。我们也需要掌握实战经验。这些经验很快会派生用场的。
尾峙秀实与史沫特莱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
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广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中国。他在日本上大学期间曾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血腥镇压土海罢21EZE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在上海，尾崎结识了一些革命青年团体，开始为左翼文学刊物撰写文章。，但他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章，由于学识渊博，文章一针见血，观点鲜明，没过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回到日本后，他于1937，年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顾问。
1930年底，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信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虽然后来尾崎在日本成为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在中国的几年里，尾崎并不知道佐尔格的特工身份。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在佐尔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莱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在拉姆扎情报小组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佐尔格和史沫特莱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供词中写道：“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常常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她的那个卡片箱令佐尔格受益良多。卡片箱里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從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
从其他情报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非常亲密，佐尔格曾不止—次试图帮助史沫特莱，并在给莫斯科的密函中对她大加赞扬。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并不包括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或许也并不完全清楚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但她被佐尔格小组列为“可靠人士”。从她那里，佐尔格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帮助，也许还有爱情……，有趣的是，佐尔格的搭档；报务员克劳森对史沫特莱的评价却相当尖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相去甚远……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虚荣心强的、自满自恋的女人。”
暴露身份被捕牺牲
营救牛兰夫妇花去了佐尔格大量时间与精力，同时也使他“走子光”。佐尔格子1932年5月向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致电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不久，佐尔格在发给顶头上司、苏联红军情报部门领导人别尔津的密电中说：“与律师和患者(指牛兰夫妇)的联系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别尔津在电文下面批示：“我们早该脱身了。”
国民党警察从1931年7月开始监视佐尔格在上海的住处。警方的监视报告称：佐尔格很少回家，回家后“常与朋友下棋，时常接到电话。接电话时非常小心，尽量不让别人听到”。
1932年10月10日，别尔津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身上聚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
11月15日，拉姆扎小组来电：“拉姆扎已于11月12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21日将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佐尔格回到苏联后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佐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亲眼见证南京大屠杀，将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寄回德国。1941年11月，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在东京相继被捕。三年后，两人同时被处死。
大记者佐尔格博士
1930年1月10日，一艘日本客轮停靠在上海港，船上走下一名高个男子，约35岁左右，微跛。他文质彬彬，双目明亮清澈，其证件上写着：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博士。
一周后，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德国总领事科伦贝格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邮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司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
“研究金融和农业问题?”科伦贝格先是皱着眉头嘟囔着，随即又似乎有所醒悟，心照不宣地冲佐尔格使了个眼色，“明白了……”他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
“我们德国人应当互相帮助。我建议您想办法结识蒋介石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科伦贝格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佐尔格介绍给上海的德国商人以及其他国家驻上海的外交官。
佐尔格此次中国之行颇费了一些周折，经过了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 (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周密安排。他在莫斯科接受了任务后先前往德国，目的是获得记者身份并拿到推荐信。
早在20年代初期，佐尔格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教期间，曾在该校刊物《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此时派上了用场。佐尔格造访母校，与《社会学杂志》达成合作意向，得到推荐信。此后又与《德国农业报》和德中协会取得联系，受二者聘用，负责中国农业和金融问题的报道与研究。紧接着，佐尔格又来到美国，经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介绍，与美国报界取得联系。佐尔格同意以“亚历克斯，约翰逊”为笔名无偿供稿，又拿到了几家美国报纸驻华特约记者的证明信。于是，“资深记者”佐尔格带着一大摞介绍信、推荐信和记者证，取道法国马赛，乘日本客轮，经苏伊士运河、科伦坡、香港，最后抵达上海。凭借多家报刊驻华记者的惹眼身份和生动犀利的文笔，没过多久，佐尔格便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圈内成为著名人物。
德国顾问团的秘密
佐尔格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佐尔格精通英浯、法语和俄语，来华前后，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和日语。他在苏联情报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负责的情报组织网络因此而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成立后，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几个月后，佐尔格又将自己的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划拨的经费约为8000英镑，来自欧洲的情报人员每人每月经费为200美元，女情报人员150美元，亚洲人更少些。
拉姆扎小组只是苏联对华情报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当时在中国，仅“合法”的间谍机构就有12个，它们分别设在重庆、兰州、哈尔滨、上海以及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地，分属共产国际联络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等部门。
佐尔格接受了科伦贝格总领事的建议，到上海一周后便启程前往南京，下榻一家有德国人居住的宾馆。在宾馆的酒吧里，佐尔格“邂逅”了南京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吉尔贝特上校。几次会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
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官方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改组军队和抓军工生产。但这只是表象。吉尔贝特向佐尔格透露，德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把中国当作德制武器的试验场，派德国官兵到中国接受实战训练，为德国军队培训骨干。一战后，德国受制于《凡尔赛和约》，军队人数和军备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但德国正在秘密研制新式武器，扩军备战。各种援外军事项目便成了这计划中的一环。佐尔格曾应吉尔贝特之邀，赴汉口郊区参观一次武器试验。他看到新式德制远程大炮威力无比，天空中战机轰鸣，地面模拟工事被炸得粉碎……“飞行员是中国人吗?”佐尔格问。
“清一色的德国人。”吉尔贝特自豪地回答。
佐尔格及肘地将上述情况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吉尔贝特后来接替科伦贝格出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但仍担任军事顾问的职责。他仍像以前一样，常常领着自己的記者老乡视察汉口和长春等地的中德军事试验场。他们还一同前往开封和西安，视察正在围剿中国红军根据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这些部队里的德军顾问实际上扮演着指挥官的角色。
“我们德国花这么大力气训练中国人值得吗?”佐尔格问。
“我们需要他们的试验场场。我们也需要掌握实战经验。这些经验很快会派生用场的。
尾峙秀实与史沫特莱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
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广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中国。他在日本上大学期间曾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血腥镇压土海罢21EZE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在上海，尾崎结识了一些革命青年团体，开始为左翼文学刊物撰写文章。，但他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章，由于学识渊博，文章一针见血，观点鲜明，没过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回到日本后，他于1937，年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顾问。
1930年底，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信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虽然后来尾崎在日本成为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在中国的几年里，尾崎并不知道佐尔格的特工身份。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在佐尔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莱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在拉姆扎情报小组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佐尔格和史沫特莱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供词中写道：“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常常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她的那个卡片箱令佐尔格受益良多。卡片箱里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從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
从其他情报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非常亲密，佐尔格曾不止—次试图帮助史沫特莱，并在给莫斯科的密函中对她大加赞扬。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并不包括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或许也并不完全清楚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但她被佐尔格小组列为“可靠人士”。从她那里，佐尔格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帮助，也许还有爱情……，有趣的是，佐尔格的搭档；报务员克劳森对史沫特莱的评价却相当尖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相去甚远……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虚荣心强的、自满自恋的女人。”
暴露身份被捕牺牲
营救牛兰夫妇花去了佐尔格大量时间与精力，同时也使他“走子光”。佐尔格子1932年5月向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致电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不久，佐尔格在发给顶头上司、苏联红军情报部门领导人别尔津的密电中说：“与律师和患者(指牛兰夫妇)的联系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别尔津在电文下面批示：“我们早该脱身了。”
国民党警察从1931年7月开始监视佐尔格在上海的住处。警方的监视报告称：佐尔格很少回家，回家后“常与朋友下棋，时常接到电话。接电话时非常小心，尽量不让别人听到”。
1932年10月10日，别尔津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身上聚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
11月15日，拉姆扎小组来电：“拉姆扎已于11月12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21日将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佐尔格回到苏联后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佐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亲眼见证南京大屠杀，将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寄回德国。1941年11月，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在东京相继被捕。三年后，两人同时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