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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连日来，“中国式×××”现象频繁抢夺大众眼球，试问，有多少“中国式×××”我们已司空见惯？“中国式×××”背后折射出国人怎样的心理，反映出怎样的社会问题？这些“中国式×××”需不需要解决公式？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中国人探讨、反思。作为青年学子，我们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明天，正确看待“中国式×××”现象，改变我们民族因袭的各种陈规陋习，应当成为我们人生课题中的一道必答题。
聚焦
司空见惯的“中国式”
近期，“中国式×××”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管是无奈的自嘲，还是刻意的调侃，越来越多的国人群体性行为被贴上“中国式”标签。
“中国式过马路”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只要是有了‘带头大哥’，大家就可以放心过马路了”……这是网友对目前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调侃。“中国式过马路”一经网络传播，立刻引发网友对交通、国民素质和安全意识的讨论（我刊2012年第12期P8曾做报道）。一位初到北京的新加坡朋友曾笑谈：中国的马路真是让人大解放，中国的马路上处处可见“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影子；坐出租车不管前座后座，都不系安全带；车子随便找个点就可以掉头，反正只要自己醒目一点，不出事、不受伤就没事。我们对此已司空见惯，外国友人却一眼看出了问题的症结。
“中国式接孩子”
每到放学时间，全国各地中小学门口，家长们开着二轮、三轮、四轮等各式交通工具，早早地翘首以待。随后交通堵塞，人声鼎沸，一旦学校的大门打开，家长们就争先恐后、蜂拥而至。等到孩子出现，家长们就马上迎上去，一手塞给孩子零食、玩具，一手忙把书包从孩子背上摘下来……
有专家分析称，这一现象折射出我国校车运营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合理。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其博客中这样分析：“中国式接孩子”主要在于当前的家庭教育缺乏公民教育意识。孩子是未成年的社会公民，作为监护人，家长的目的是把孩子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由于没有这种意识，不少父母把孩子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决定孩子的一切；同时，只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却不关心孩子独立意识、责任心的培养。
“中国式陪读”
“家有读书郎，全家跟着忙。”（我刊2013年第2期P4曾做报道）如今，家长为孩子陪读现象屡见不鲜。为了孩子，一些家长迁徙不定、辗转租房，被称为新时代的“孟母三迁”，这种现象也被不少人称为“中国式陪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792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5%的人感觉当前“中国式陪读”较为普遍，84.9%的人说自己身边就有陪读的家长。调查显示，当前家长陪读的方式主要有：租房陪读（64.6%），全职陪读（50.9%），买房陪读（36.0%），进城陪读（34.1%）、请假陪读（33.9%）、跨区陪读（29.4%）、跨市陪读（23.4%）、跨国陪读（18.2%）等。调查中，家长陪读的原因主要是：担心孩子吃苦（56.4%）、家长“望子成龙”（55.1%）、方便孩子上学（41.5%）。另外，还有39.9%的人认为原因是“孩子不够独立”；39.0%的人认为是“教育资源不均衡”； 21.0%的人认为是“从众攀比心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现在所谓的重点校和薄弱校的教育投入和师资质量相差很大，难怪家长舍近求远去择校陪读。如果教育能均衡发展，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是水平相当的好学校，陪读现象肯定会减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和民认为，单纯的学业优势并不足以让孩子在社会上自立。家长要理性看待陪读，多倾听孩子的想法。
“中国式排队”
公交车或者地铁一进站，等车的乘客就在车门前挤成扇形一起向车里冲；在商场或者地铁的自动扶梯上，明明有标志提醒“左侧急行，右侧站立”，可总有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一些售票窗口，就是三两个人也要争先恐后，先来的站在窗口，后来的站在两边，再后来的就伸长脖子，贴着前面人的背猛地往前挤……
“中国式旅游”
2012年国庆假期期间，天安门附近地区一天内就扫出近8吨垃圾。2012年9月30日晚，有超过2万名游客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三亚大东海的海滩上赏月过节，之后，3公里的海滩残留了50吨垃圾。中国游客所到之处，除了拼命地拍照、吵吵嚷嚷地满街跑着找当地的特色小吃，再也找不到其他行径。
2011年中国游客在海外刷卡消费金额达47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2/3。在欧洲，酒店、奢侈品商店和百货商店都雇用会说汉语的员工。但是，法国某时尚品牌创始人蒂埃里·吉利耶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却说，他创建的精品酒店“不会对中国游客敞开大门”，而会优先考虑那些寻求安静私密空间的客人。
“中国式招标”
网上曾流行这样一则段子：“天堂的门坏了，上帝要招标重修。印度人说，3千元就弄好，理由是材料费1千，人工费1千，我自己赚1千；德国人说，需要6千元，材料费2千，人工2千，自己赚2千；最后中国人淡定地说，这个需要9千，3千给你，3千给我，剩下的3千给那个印度人干。上帝拍案：中标！”故事纯属虚构，但你一定能从现实中找到其原型，尤其是那些豆腐渣工程，可以说大都离不开这样的套路。
“中国式过节”
在中国，过节的主打节目便是送礼。一到重大节日，各路神仙都要参拜，一个都不能少。规模宏大，场面豪华，且花费不菲。那些奢侈品逢年过节便会变为畅销品。“用者不买，买者不用”已成铁律。天价烟、天价酒、天价茶、天价表、天价月饼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已沦为公款消费的对象，或成了送礼行贿的宠儿。有人戏言，现在过节其实是“过劫”。为什么？因为过节就要送礼，不过此“劫”，你从此就别想消停。
“中国式×××”又岂止这些？君不见诸如“中国式跨栏”（跨越马路边的围栏）、“中国式挤地铁”（挤人也被人挤）、“中国式打车”（抢车也被人抢）、“中国式并线”（开车强行变道）、“中国式堵车”（随意逆行造成拥堵）、“中国式吐痰”（就地解决）、“中国式饭局”（食客之意不在“饭”而尽在“局”也）、“中国式叫喊”（酒店里当着众人高喊：“服务员！”）……这些在国外难以见到的事，在国内却是随时随地演绎着，让你目不暇接，习以为常。 探因
“中国式”的背后
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所追随的是一种陋习，甚至内心深处会痛恶这些陋习。可为什么我们一边痛恨这些陋习，一边却又要重复这些陋习？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迟毓凯说，种种“中国式”陋习和我们的规则意识、从众心理、环境影响、习惯养成都有关系，我们从小偏重于宏观方面的教育，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强调得太少了。
原因一：规则意识淡薄。交通规则，是社会最基本的规则之一。“红灯停，绿灯行”这一规则，被“中国式”破坏，凸显的是国人规则意识的缺失。在众多国人的潜意识里，可能并没有想到闯红灯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是对基于平等精神契约的破坏。
原因二：从众心理作怪。喜欢结伴破坏规则的原因，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许多人的“从众”源于“鸵鸟心态”。迟毓凯指出，在东方文化中，人之所以不犯错误，是因为怕别人瞧不起，丢脸，尤其是在熟人面前。这种心态在熟人社会中运作良好，因为大家彼此熟悉，都能彼此看到对方的表现，彼此监督。然而，在马路上，明显是一种生人社会，大家都是陌生人，犯了错误，一走了之，谁也不知道，所以更可能犯错误。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会被追究责任，但还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
原因三：国民素养不高。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讲礼、守礼是我们做人、立人之本。文明是花，礼仪是风。作为文明古国、世界大国，讲文明、重礼仪应该成为每个国人的共识和为人处世的准则。公民文明素养的提升，是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文明素养的提升往往无法落到实处。比如家庭的垃圾分类，公共场合的垃圾处置等，都需要每位公民自觉行动。
锐评
“中国式”标签不能乱贴
流行语折射社会心态。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通过流行语，我们多少能看出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看出人们的心理状态、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过马路、接孩子、治堵、送礼、相亲、慈善、买房、婚姻等等，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平常事，然而经过一些人的“提炼”“加工”和“总结”，似乎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反倒变成“中国特色”了。种种的不良陋习虽然反映出国民的一些特点和弱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式好人”“中国式微笑”“中国式礼仪”等美好精神和品格的存在。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国民弱点和民族劣根性——冷漠、麻木、自私、爱看热闹，并表达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旧的陋习尚未改掉的同时又滋生了许多新的不良习惯和不良思想，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和重视。但网络上出现的很多所谓“中国式”，都是一部分人或一些群体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风气，它不能代表中国的全貌，如此的“中国式”显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我们不希望这种“中国式”成为“中国病”“中国问题”的代名词，更不能让这种标签给中国的面貌和形象抹黑。
随着网络的普遍运用，网络的力量和影响力逐渐扩大，很多网络声音甚至成为主流声音，网络信息的传播可以达到“瞬间爆炸性效果”。“中国式”的标签调侃，虽为调侃，但其流行程度和影响范围之广，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在关注这些流行语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到社会公众的思想、心态、生活状态。无论是调侃、玩味、反讽，还是直接的批判，都反映的是社会公众或不解、或焦虑、或无奈、或担忧、或失望的情绪。以这些情绪和问题作为出发点，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竭力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加强情绪疏导和思想引导，呼吁公众理性看待和对待社会问题，避免盲目从众和跟风，才是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让社会拥有更加良好风貌的正确途径。
（来源：新华网）
“中国式”不能止于情绪宣泄
从语言学上分析，当一个概念能把诸多现象问题一网打尽时，这个概念往往就失去了专指性，缺乏独特的价值。对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则缺乏建设性。其结果，就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宣泄，演绎为一种娱乐化的消费与调侃。
实事求是地讲，把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问题，全都贴上“中国式”标签，都指向为中国特有、独有，这对中国有点不公平，因为其他国家也有，没必要特意国别化。还有不少现象问题，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心理习惯，人性的因素居多，全都栽在中国人头上，不太合适。
关切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热点现象问题，是应该的，贴上“中国式”标签，也毕竟有冀望引起注意的善意。但是，宣泄、消费、调侃过后，还应当有点思考，思考一下问题的起源，思索一下问题的解决，这样对问题的化解才有助益。
过马路问题，首先源于从众心理，有一人出，后必从之。在中国相对严重，原因却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红绿灯过长，有的车不讲规矩，有的地方没有方便行人的专道，等等。当行人的路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人就容易侵占机动车的路权。而要让人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改掉不良行路习惯，显然又非一日之功。
再比如接孩子问题，问题虽源于人们爱子心切，却可以管理治之。所谓“中国式接孩子”，并不表明国人的行为习惯多么不文明，其实只表明学校的管理水平低下而已。当管理水平不高，人性的东西、习惯性的行为，往往就会成倍释放。有的学校，哪个班级在哪里接，家长在哪里等待，班级出来打出相应的标牌，一切就显得井然有序，何来家长不守规矩、不讲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但只有解决问题才能最终落实到进步上。因此，当问题提出后，我们需要的是找到根治之法，而不是一笑而过，怨叹一番罢了。有需要治理理念革新的，有需要提升管理水平的，有需要改进治理方法的，这一切，都需要相关部门和单位担起责任来，去寻找改变之法。
国人的自我调侃消遣也没什么错，只是若成耳边风，总是把自己摆在问题之外，变成“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就很难产生什么“正能量”。很多时候，如果能令自己有所触动，进而在行为上有所约束，那么这种点滴的积累也能汇成文明进步的江河。自己不变而待他人变，结果就会是点滴之变也不会有。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反思
“中国式”问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
如今，由“中国式×××”引起的讨论仍持续发酵，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不管怎么样，“中国式×××”现象成为网络热点总体而言是一件好事……而这种中国人以调侃的心态进行自我反省的现象，甚至可被视为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也许，问题与进步的穿插，也是一种“中国式”。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发现，乱象和积极因子总是相互纠缠，实现着社会的盘旋式上升。
许多网友由彼及此地开始检讨起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错误，齐声向“中国式”陋习说不。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你是什么样的形象，中国就是什么样的形象。维护公序良俗，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点滴做起，从自我做起。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向各种陋习说不，更需在行动上立竿见影。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知易而行难。我们知道“中国式”陋习可以归结于国人规则意识淡薄、公民意识缺失，但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时代里，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规则困境：从假酒、假药品到假文凭、假业绩，从迷信专家权威到“官方否认的，就是真的”，见多了假冒伪劣，听多了大话空话，受够了阳奉阴违，再单纯的人自然也会变得“聪明”起来。更可怕的是，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颠倒是非和良知麻木，是“神马都是浮云”的虚无主义，是“谁赢，他们帮谁”的丛林法则！ 当“我爸是××”“能欺骗所有人就是成功”大行其道之时，当人们默认按《三字经》标准培养出来的孩子，到社会上只能“寸步难行”之时，当一个遵守道德与规则的人注定吃亏受穷并被视为“傻子”之时，当寻租受贿的犯罪行为被视为正常，“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喻世明言”之时，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式×××”就是最理性的生存法则。明乎此，我们就会明白改善我们道德环境的迫切性！
破解“中国式”，不仅是道公民素质题，更是一道社会管理题。
对于愈演愈烈的“中国式×××”现象，媒体评论人邓海建说：“中国人的问题，不只是素养问题。在这个瞬息万变又惶惑犹疑的转型期，高流通、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体制机制的转身与调整，都可能衍生或放大一些中国式‘瑕疵’。”
每个“中国式×××”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追问，而每个追问的前面，也都对应着一个个摆脱不掉的“解决公式”。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只有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
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诚然，强化思想教育、树立道德标兵、适时搞一些“严打”可能会让各种“中国式”陋习有所收敛，但这些恐怕还称不上治本之策。我们还应当在增强社会管理能力等更深层次上找原因。或许我们走得太快了，已经忘记了出发时的目的，那么我们不妨稍微停下脚步，让灵魂跟上。
连日来，“中国式×××”现象频繁抢夺大众眼球，试问，有多少“中国式×××”我们已司空见惯？“中国式×××”背后折射出国人怎样的心理，反映出怎样的社会问题？这些“中国式×××”需不需要解决公式？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中国人探讨、反思。作为青年学子，我们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明天，正确看待“中国式×××”现象，改变我们民族因袭的各种陈规陋习，应当成为我们人生课题中的一道必答题。
聚焦
司空见惯的“中国式”
近期，“中国式×××”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管是无奈的自嘲，还是刻意的调侃，越来越多的国人群体性行为被贴上“中国式”标签。
“中国式过马路”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只要是有了‘带头大哥’，大家就可以放心过马路了”……这是网友对目前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调侃。“中国式过马路”一经网络传播，立刻引发网友对交通、国民素质和安全意识的讨论（我刊2012年第12期P8曾做报道）。一位初到北京的新加坡朋友曾笑谈：中国的马路真是让人大解放，中国的马路上处处可见“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影子；坐出租车不管前座后座，都不系安全带；车子随便找个点就可以掉头，反正只要自己醒目一点，不出事、不受伤就没事。我们对此已司空见惯，外国友人却一眼看出了问题的症结。
“中国式接孩子”
每到放学时间，全国各地中小学门口，家长们开着二轮、三轮、四轮等各式交通工具，早早地翘首以待。随后交通堵塞，人声鼎沸，一旦学校的大门打开，家长们就争先恐后、蜂拥而至。等到孩子出现，家长们就马上迎上去，一手塞给孩子零食、玩具，一手忙把书包从孩子背上摘下来……
有专家分析称，这一现象折射出我国校车运营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合理。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其博客中这样分析：“中国式接孩子”主要在于当前的家庭教育缺乏公民教育意识。孩子是未成年的社会公民，作为监护人，家长的目的是把孩子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由于没有这种意识，不少父母把孩子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决定孩子的一切；同时，只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却不关心孩子独立意识、责任心的培养。
“中国式陪读”
“家有读书郎，全家跟着忙。”（我刊2013年第2期P4曾做报道）如今，家长为孩子陪读现象屡见不鲜。为了孩子，一些家长迁徙不定、辗转租房，被称为新时代的“孟母三迁”，这种现象也被不少人称为“中国式陪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792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5%的人感觉当前“中国式陪读”较为普遍，84.9%的人说自己身边就有陪读的家长。调查显示，当前家长陪读的方式主要有：租房陪读（64.6%），全职陪读（50.9%），买房陪读（36.0%），进城陪读（34.1%）、请假陪读（33.9%）、跨区陪读（29.4%）、跨市陪读（23.4%）、跨国陪读（18.2%）等。调查中，家长陪读的原因主要是：担心孩子吃苦（56.4%）、家长“望子成龙”（55.1%）、方便孩子上学（41.5%）。另外，还有39.9%的人认为原因是“孩子不够独立”；39.0%的人认为是“教育资源不均衡”； 21.0%的人认为是“从众攀比心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现在所谓的重点校和薄弱校的教育投入和师资质量相差很大，难怪家长舍近求远去择校陪读。如果教育能均衡发展，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是水平相当的好学校，陪读现象肯定会减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和民认为，单纯的学业优势并不足以让孩子在社会上自立。家长要理性看待陪读，多倾听孩子的想法。
“中国式排队”
公交车或者地铁一进站，等车的乘客就在车门前挤成扇形一起向车里冲；在商场或者地铁的自动扶梯上，明明有标志提醒“左侧急行，右侧站立”，可总有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一些售票窗口，就是三两个人也要争先恐后，先来的站在窗口，后来的站在两边，再后来的就伸长脖子，贴着前面人的背猛地往前挤……
“中国式旅游”
2012年国庆假期期间，天安门附近地区一天内就扫出近8吨垃圾。2012年9月30日晚，有超过2万名游客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三亚大东海的海滩上赏月过节，之后，3公里的海滩残留了50吨垃圾。中国游客所到之处，除了拼命地拍照、吵吵嚷嚷地满街跑着找当地的特色小吃，再也找不到其他行径。
2011年中国游客在海外刷卡消费金额达47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2/3。在欧洲，酒店、奢侈品商店和百货商店都雇用会说汉语的员工。但是，法国某时尚品牌创始人蒂埃里·吉利耶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却说，他创建的精品酒店“不会对中国游客敞开大门”，而会优先考虑那些寻求安静私密空间的客人。
“中国式招标”
网上曾流行这样一则段子：“天堂的门坏了，上帝要招标重修。印度人说，3千元就弄好，理由是材料费1千，人工费1千，我自己赚1千；德国人说，需要6千元，材料费2千，人工2千，自己赚2千；最后中国人淡定地说，这个需要9千，3千给你，3千给我，剩下的3千给那个印度人干。上帝拍案：中标！”故事纯属虚构，但你一定能从现实中找到其原型，尤其是那些豆腐渣工程，可以说大都离不开这样的套路。
“中国式过节”
在中国，过节的主打节目便是送礼。一到重大节日，各路神仙都要参拜，一个都不能少。规模宏大，场面豪华，且花费不菲。那些奢侈品逢年过节便会变为畅销品。“用者不买，买者不用”已成铁律。天价烟、天价酒、天价茶、天价表、天价月饼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已沦为公款消费的对象，或成了送礼行贿的宠儿。有人戏言，现在过节其实是“过劫”。为什么？因为过节就要送礼，不过此“劫”，你从此就别想消停。
“中国式×××”又岂止这些？君不见诸如“中国式跨栏”（跨越马路边的围栏）、“中国式挤地铁”（挤人也被人挤）、“中国式打车”（抢车也被人抢）、“中国式并线”（开车强行变道）、“中国式堵车”（随意逆行造成拥堵）、“中国式吐痰”（就地解决）、“中国式饭局”（食客之意不在“饭”而尽在“局”也）、“中国式叫喊”（酒店里当着众人高喊：“服务员！”）……这些在国外难以见到的事，在国内却是随时随地演绎着，让你目不暇接，习以为常。 探因
“中国式”的背后
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所追随的是一种陋习，甚至内心深处会痛恶这些陋习。可为什么我们一边痛恨这些陋习，一边却又要重复这些陋习？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迟毓凯说，种种“中国式”陋习和我们的规则意识、从众心理、环境影响、习惯养成都有关系，我们从小偏重于宏观方面的教育，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强调得太少了。
原因一：规则意识淡薄。交通规则，是社会最基本的规则之一。“红灯停，绿灯行”这一规则，被“中国式”破坏，凸显的是国人规则意识的缺失。在众多国人的潜意识里，可能并没有想到闯红灯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是对基于平等精神契约的破坏。
原因二：从众心理作怪。喜欢结伴破坏规则的原因，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许多人的“从众”源于“鸵鸟心态”。迟毓凯指出，在东方文化中，人之所以不犯错误，是因为怕别人瞧不起，丢脸，尤其是在熟人面前。这种心态在熟人社会中运作良好，因为大家彼此熟悉，都能彼此看到对方的表现，彼此监督。然而，在马路上，明显是一种生人社会，大家都是陌生人，犯了错误，一走了之，谁也不知道，所以更可能犯错误。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会被追究责任，但还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
原因三：国民素养不高。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讲礼、守礼是我们做人、立人之本。文明是花，礼仪是风。作为文明古国、世界大国，讲文明、重礼仪应该成为每个国人的共识和为人处世的准则。公民文明素养的提升，是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文明素养的提升往往无法落到实处。比如家庭的垃圾分类，公共场合的垃圾处置等，都需要每位公民自觉行动。
锐评
“中国式”标签不能乱贴
流行语折射社会心态。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通过流行语，我们多少能看出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看出人们的心理状态、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过马路、接孩子、治堵、送礼、相亲、慈善、买房、婚姻等等，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平常事，然而经过一些人的“提炼”“加工”和“总结”，似乎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反倒变成“中国特色”了。种种的不良陋习虽然反映出国民的一些特点和弱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式好人”“中国式微笑”“中国式礼仪”等美好精神和品格的存在。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国民弱点和民族劣根性——冷漠、麻木、自私、爱看热闹，并表达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旧的陋习尚未改掉的同时又滋生了许多新的不良习惯和不良思想，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和重视。但网络上出现的很多所谓“中国式”，都是一部分人或一些群体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风气，它不能代表中国的全貌，如此的“中国式”显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我们不希望这种“中国式”成为“中国病”“中国问题”的代名词，更不能让这种标签给中国的面貌和形象抹黑。
随着网络的普遍运用，网络的力量和影响力逐渐扩大，很多网络声音甚至成为主流声音，网络信息的传播可以达到“瞬间爆炸性效果”。“中国式”的标签调侃，虽为调侃，但其流行程度和影响范围之广，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在关注这些流行语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到社会公众的思想、心态、生活状态。无论是调侃、玩味、反讽，还是直接的批判，都反映的是社会公众或不解、或焦虑、或无奈、或担忧、或失望的情绪。以这些情绪和问题作为出发点，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竭力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加强情绪疏导和思想引导，呼吁公众理性看待和对待社会问题，避免盲目从众和跟风，才是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让社会拥有更加良好风貌的正确途径。
（来源：新华网）
“中国式”不能止于情绪宣泄
从语言学上分析，当一个概念能把诸多现象问题一网打尽时，这个概念往往就失去了专指性，缺乏独特的价值。对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则缺乏建设性。其结果，就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宣泄，演绎为一种娱乐化的消费与调侃。
实事求是地讲，把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问题，全都贴上“中国式”标签，都指向为中国特有、独有，这对中国有点不公平，因为其他国家也有，没必要特意国别化。还有不少现象问题，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心理习惯，人性的因素居多，全都栽在中国人头上，不太合适。
关切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热点现象问题，是应该的，贴上“中国式”标签，也毕竟有冀望引起注意的善意。但是，宣泄、消费、调侃过后，还应当有点思考，思考一下问题的起源，思索一下问题的解决，这样对问题的化解才有助益。
过马路问题，首先源于从众心理，有一人出，后必从之。在中国相对严重，原因却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红绿灯过长，有的车不讲规矩，有的地方没有方便行人的专道，等等。当行人的路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人就容易侵占机动车的路权。而要让人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改掉不良行路习惯，显然又非一日之功。
再比如接孩子问题，问题虽源于人们爱子心切，却可以管理治之。所谓“中国式接孩子”，并不表明国人的行为习惯多么不文明，其实只表明学校的管理水平低下而已。当管理水平不高，人性的东西、习惯性的行为，往往就会成倍释放。有的学校，哪个班级在哪里接，家长在哪里等待，班级出来打出相应的标牌，一切就显得井然有序，何来家长不守规矩、不讲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但只有解决问题才能最终落实到进步上。因此，当问题提出后，我们需要的是找到根治之法，而不是一笑而过，怨叹一番罢了。有需要治理理念革新的，有需要提升管理水平的，有需要改进治理方法的，这一切，都需要相关部门和单位担起责任来，去寻找改变之法。
国人的自我调侃消遣也没什么错，只是若成耳边风，总是把自己摆在问题之外，变成“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就很难产生什么“正能量”。很多时候，如果能令自己有所触动，进而在行为上有所约束，那么这种点滴的积累也能汇成文明进步的江河。自己不变而待他人变，结果就会是点滴之变也不会有。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反思
“中国式”问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
如今，由“中国式×××”引起的讨论仍持续发酵，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不管怎么样，“中国式×××”现象成为网络热点总体而言是一件好事……而这种中国人以调侃的心态进行自我反省的现象，甚至可被视为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也许，问题与进步的穿插，也是一种“中国式”。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发现，乱象和积极因子总是相互纠缠，实现着社会的盘旋式上升。
许多网友由彼及此地开始检讨起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错误，齐声向“中国式”陋习说不。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你是什么样的形象，中国就是什么样的形象。维护公序良俗，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点滴做起，从自我做起。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向各种陋习说不，更需在行动上立竿见影。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知易而行难。我们知道“中国式”陋习可以归结于国人规则意识淡薄、公民意识缺失，但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时代里，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规则困境：从假酒、假药品到假文凭、假业绩，从迷信专家权威到“官方否认的，就是真的”，见多了假冒伪劣，听多了大话空话，受够了阳奉阴违，再单纯的人自然也会变得“聪明”起来。更可怕的是，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颠倒是非和良知麻木，是“神马都是浮云”的虚无主义，是“谁赢，他们帮谁”的丛林法则！ 当“我爸是××”“能欺骗所有人就是成功”大行其道之时，当人们默认按《三字经》标准培养出来的孩子，到社会上只能“寸步难行”之时，当一个遵守道德与规则的人注定吃亏受穷并被视为“傻子”之时，当寻租受贿的犯罪行为被视为正常，“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喻世明言”之时，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式×××”就是最理性的生存法则。明乎此，我们就会明白改善我们道德环境的迫切性！
破解“中国式”，不仅是道公民素质题，更是一道社会管理题。
对于愈演愈烈的“中国式×××”现象，媒体评论人邓海建说：“中国人的问题，不只是素养问题。在这个瞬息万变又惶惑犹疑的转型期，高流通、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体制机制的转身与调整，都可能衍生或放大一些中国式‘瑕疵’。”
每个“中国式×××”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追问，而每个追问的前面，也都对应着一个个摆脱不掉的“解决公式”。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只有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
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诚然，强化思想教育、树立道德标兵、适时搞一些“严打”可能会让各种“中国式”陋习有所收敛，但这些恐怕还称不上治本之策。我们还应当在增强社会管理能力等更深层次上找原因。或许我们走得太快了，已经忘记了出发时的目的，那么我们不妨稍微停下脚步，让灵魂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