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1年是一个不平凡的时间。这一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中国革命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3个月后的10月23日，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助手袁复礼等来到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27日，他们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
这次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在中国文化层面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因此也被视作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始。
此后，中国历史在数次考古发掘中不断被丰富、验证。良渚遗址的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提供了強有力的证据;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上的文字记载，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则是填补了早期巴蜀文化的空白……以仰韶文化发掘为标志，到2021年10月，中国现代考古学整整经历了100年。这100年里，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史前文明的脉络在专业的考古学背景下愈加明晰。
历经百年的中国考古学最大的成就当属揭开了中国早期历史的面纱。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研究古代文明的意义就在于解决‘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
中国现代考古开端
“考古”一词在中国存在已久。早在北宋时期，学者吕大临就曾撰写过《考古图》。那时的“考古”则是对青铜器、石刻物的整理。
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门则是在100年前，由安特生开启。安特生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彼时他是北洋政府聘请的矿政顾问，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他也是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成员。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把前期勘查河南仰韶的结果报告给安特生。随后，安特生向政府申请对仰韶村进行挖掘工作。经过当时中国政府的多层审批后，安特生得到了官方批准，这也是中国首个依法申报、由政府批准实施的考古项目。
项目审批通过的次年，安特生和中国学者袁复礼等一起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安特生团队挖出了大量石器和彩绘陶片。经考证，这些出土文物被确认为史前遗存。
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此被命名为仰韶文化，而这趟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行动也被认定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开端。
仰韶文化亦被称为彩陶文化，持续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范围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
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由于当时中国对考古文化的不了解，致使安特生一行人认为彩陶是经西亚传入中国，遂有了中国古文化西来的“假说”。如今，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假说”激发了当时中国学者以考古资料构建中国文明的史前基础的热情。
1926年，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与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合作，在晋南开展调查，并带队前往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他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找到能够表明彩陶来源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证据。
这是中国学者针对中国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的开始。作家岱峻在著作《李济传》中称“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1927年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成立，随即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就是考古组，专门负责“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发掘。次年春天，从西阴村等地考古归来的李济，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发掘负责人。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组织的第一次田野发掘。
第一个辉煌时代
此后的10多年间，位于河南安阳西北郊区的殷墟遗址在史语所的组织下，历经15次发掘工作。后期的主持者是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永。其间，他改进了田野考古的组织和方法，确定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专业性和方向性。
殷墟遗址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七块龟版”、后母戊鼎以及藏有1.7万片有字甲骨的YH127甲骨坑等。其中出土的卜辞中关于商王室的资料，对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朝的记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传说中的殷商也就此成为信史。
在王巍看来，1921年至1937年称得上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调查发掘都是基于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这一问题展开的资料积累性探索。 王巍指出，1928年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发现除了甲骨文之外，考古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社会资料，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开始成为学界的共识。
更为普遍的说法是，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开创了中国人认识历史的一种新方法：用地下材料印证文献记载，补充古史的缺失，即“证经补史”。在此之前，历史研究多依靠古文献和有限的青铜铭文、石刻碑文等材料。
20世纪20年代，尽管有了“证经补史”的考古方法，但中国考古仍然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学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在撰文《由碎而通：中国考古的路线图》中提到，虽然殷墟时代性质明确，但由于发掘所获的陶片、石器等资料零散，且因当时的发掘技术水平低、规范程度差，所以发掘资料很难真正被利用起来。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深受鼓舞的考古学家殷切地希望运用同样的调查发掘方法，证实历史文献，尤其是《史记》中关于商代早期——夏代的记述。
考古队伍、考古学科建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45年，内战爆发。受到动荡局势的影响，这期间，考古学者有效工作时间不多。
一个重要的突破是，1945年，曾参与过殷墟第十三次发掘的考古学者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仰韶式的彩陶”。存在20余年的“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就此烟消云散。
学者常怀颖注意到，这段时期内，夏商周以外各时期遗存的田野工作在此期间中“并不系统”，考古学者对新发现的文化多样性关注也严重不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称，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发展处在打基础的阶段，一方面根据一些线索去寻找夏文化、商文化，去寻找更早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探究已然存在于国外的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到了中国如何用、如何改造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夏鼐是其第三任所长。随着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铺开，大量的地下遺址被发掘出来，国内考古学者一大重要任务是避免文物在建设中遭受破坏，即开展抢救式考古。考古研究所先后向西安西周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洛阳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古代都城遗址派出考古队，配合基本建设。
但彼时国内考古人员尚缺，要填补这一缺口，只能通过培养人才。1952年，北京大学在历史系中成立了考古专业，培养了一大批考古的专业人才。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
次年，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分析了当时考古工作状况，提出“除了配合国家建设工程发掘地下文物加以整理研究之外”，主动性的研究“应该以新石器时代、殷代和两周为重点，尤其着重西周”，同时应学习苏联，做大规模的完善的发掘，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解决考古学问题的研究方向。
揭开早期历史面纱
回顾这期间的考古工作，王巍向《中国报道》记者介绍，1949年至1966年之间，国内的考古工作多是伴随着国内经济建设进行的。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段时间的考古发掘不只是聚焦于几个遗址点，而是多集中在长江和黄河流域。他把这一时间归结为中国考古的初步发展时期。
其间，最大的成果就是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1959年，第一批留法归来的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前往豫西进行夏代都城遗迹——“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给了诸多考古学家探究夏朝的信心。这之后，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77年，考古学者夏鼐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但在当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文字证据，“二里头文化究竟是不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究竟是不是夏都”的争议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初步定论——关于商周考古的说法扩名至夏商周考古。
王巍曾在文章《我亲历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就夏王朝的确立有过明确表述：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区域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吸收、融合重组，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长期从事考古研究工作的学者曹兵武在署名文章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孕育过程中，仰韶文化扮演了奠基者的角色，人口、语言和农耕经济的一些基础性文化内涵都在此时定调。“二里头文化”则是实现了不同族群和跨文化要素的整合与突破，形成超越血缘部落的国家及其文化共同体，奠定了真正的华夏文明框架结构。
黄金时代
上世纪80年代，以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在日本的六次演讲为标志，学术界开始正面研究文明起源问题。
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这之前，由于“仰韶文化”的发掘，中原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遂有了“中原中心论”。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考古学者在中原之外的地区发现了诸多史前遗址，中华文明的溯源有了重要突破。学者发现，距今5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已经很发达，社会也明显分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已经有发达的玉器文化和随葬大量玉石器的大墓，这些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
当时的考古学者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即中国古文化不是单线发展下来的，而是错综复杂、多元一体的。
苏秉琦把辽阔的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并指出每一块都有独立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体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块。苏秉琦认为，到夏商时代，随着各地文明交流与融合，以及对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这种“多元一体”的构想，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框架。而后，考古学中“区系类型”学说、“重瓣花朵”等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加以衍生。
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考古工作也进入各地考古新发现涌现阶段。在教授孙华的介绍里，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除了抢救了一大批文物，获取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外，孙华认为，这期间通过各个地区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以及国家推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逐步完善了中国考古学、考古材料的年代框架，初步构建起了中国物质文化发展的谱系，为进一步探索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人们的行为、社会关系、国家形态等历史问题夯实了基础。
不仅如此，考古学者还在中国远古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的传布、中国农业及其相关文化要素的起源和扩散、考古材料所见古代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和国家的形成等一系列重要考古研究课题上有了显要的研究成果。
从考古学里认知中华文明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成立了文明起源研究小组，探究不同时期文明礼制形成，但探究工作始终缺乏系统性。2000年，包括王巍在内的一众学者又进一步提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建议。
王巍称，这一项目是对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不仅仅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哪一年、哪一个地方，而是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各区域性的文明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何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
上世纪90年代末，王巍主持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的发掘，首次发现了商代前期的前后三进院落的宫殿建筑。
王巍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与那时的考古工作相比，进入20世纪以来的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观，以外界的关注为甚。2020年，代表着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新一轮发掘重启。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发掘中引入了直播的形式向公众展示挖掘成果。
让王巍欣喜的是，关于三星堆重启的微博直播点击量达到了71亿。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兴趣也在增加。而其中重要的是要让文物“活起来”，要用讲故事的方法把文物、历史告诉公众。王巍说，文物工作者应该有深入浅出传递知识的意识，让普通人从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开始，发自内心地去感受我们文明的辉煌和丰富，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文化自信。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王巍直言，三星堆考古是一个呈现中国考古发掘、研究、传播最先进手段的例子，有力助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考古对研究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了解中华民族辉煌文明、增强文化自信、增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都有很直接的贡献。”王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