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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教会学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既是传教活动的衍生物,又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本文通过对教会学校的个案——真光书院(中学)的师资状况,包括中外籍人员的比例、学历、人数、承担课程、本土师资的培养等演变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折射基督教教育在华世俗化、本土化、专业化的进程。
关键词 教会学校 真光书院 师资
中图分类号:G451文献标识码:A
学校教育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占据重要的地位。教会学校作为传教活动的衍生物,到形成自己的教育体系,乃至被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在学界多有论述,①但关于教会学校的具体情状,囿于资料的散失,历史面貌总是模糊不清。本文拟以真光中学为个案,通过对真光初期及发展期中西籍教师状况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探讨教会学校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轨迹。
真光中学,1872年由美国北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Mi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女传教士那夏理(Miss Harriet Newell Noyes,1844 -1924)创办,初名真光书院(True Light Seminary),1910年改名真光学堂,1912年又改名为真光学校,1917年在白鹤洞增办中学,分别在仁济路和白鹤洞有小学部和中学部,是广东最早的教会女校,亦是最富盛名的教会学校之一。
教会学校最初的开办,是作为传教活动的附属物而存在的。那夏理作为美北长老来华的传教士之一,遭遇到其他传教士都曾遇到的在直接传道工作中的困难。那夏理认为需要建立稳定的寄宿学校,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对一群固定的听众作有系统的传教。②1922年美国的褒顿博士在回顾真光的历史时说:“当时(引者注:指教会学校初建时)各传教士的意思,并不是想替真光建设一个学校系统,他们所办的学校只不过是认为传教的一种工具;……他们的目的不外两种:第一种目的是把儿童引到基督福音势力范围之下,使他们时时受其熏陶;第二种目的是等到他们自己已经信了宗教,就给他们一种预备,使他们能把福音再传给别人。”③
1872年,经过那夏理的努力和美北长老会的支持下,真光如期开学,不过早期的真光不仅在校舍、设备上非常简陋,在师资条件上亦非常缺乏,这也是当时的教会学校普遍的状况。真光开办时,教师只有两名西籍传教士和两名中籍教师。
两名西籍传教士分别为那夏理和哈巴女士,哈巴女士还承担别的工作,学校主要由那夏理负责。那夏理是美国奥省(俄亥俄州)士维路城人,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十三岁时即立志外出传道,中学毕业后在华美赖安大学肄业,1868年到广州,1872年在美长老会的支持下,开办真光书院。其后一直服务于真光至1923年。④可以说那夏理的毕生事业即为真光。真光开办后,美长老会相继派出一些传教士至真光工作,广州传教站的其他女传教士也帮助工作。至1917年真光中学增办时,在校终身服务的西籍教师还有毕美意女士(Miss E. M.Butler)和廖霞地女士(Miss Harriette Lewis)两位,毕女士大学毕业,于1881年受美长老会遣派,任真光书院教职至1923年,廖女士专授圣经,服务真光四十多年。此外初期在真光服务的外籍教员还有嘉约翰夫人(Mrs. John Kerr),时人称为那大姑,即那夏理的姐姐,主要担任宗教类事宜。丕六姑即尹士嘉夫人(Mrs. O. F. Wisner),在真光担任音乐课程,1890年后,转为主要协助尹士嘉创办岭南学堂。李爱明女士(Nellie Read),1903年自美来华后,在真光学习中文,兼教授课程。这几位西籍教员在真光服务年限不长,均为女传教士,婚后工作重心转移,且受教育程度不高。此为真光早期西籍教员情况。
至于早期华人教员,情形更不乐观。据那夏理在书中记载,真光开办时,将至开学日期,尚无华人教员,但开学前四日,一日之间,突然有两位应聘,解燃眉之急。⑤初期华人教员程度甚低,且更换频繁,⑥那夏理为聘请教员事,经常烦恼。1884年江李两位华人教员辞职,那夏理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由时年仅十三岁的高班学生刘心慈为教员,刘心慈成为真光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教员,且在真光服务62年,为真光的发展贡献良多。早期的华人教员尚有刘兴贤夫人,即刘心慈母亲,识普通文字,主要负责管理学生,1885年去世。孔仁宝女士,为伦敦会女传道,在真光服务22年。罗圣爱女士,惠师礼会教徒,毕业于广州早期另一教会女校淑正女校,在真光服务15年。
从真光早期的中西籍教员情况来看,教员多为基督教徒,未受过教育专业训练,除那夏理几人有过大学教育经历外,受教育程度低。中籍教员的情况更是缺乏,当时中国社会,女子受教育机会缺乏,粗通文史者,多为大家女子,一般不会外出就业。通文史兼为基督教徒,人数更少,所以早期教会女校的华人教员非常缺乏,多数女校都是由自身进行师资的培养,在数十年后,开始见效,至20世纪后,教会女校的中籍教师出自于教会教育系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经过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真光书院已经发展为华南地区著名的教会女校。1917年真光增办中学,校址位于白鹤洞,真光书院校址仍位于仁济路,学校无论在校舍设备还是师资状况,与早期相比,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首先学校师资的中外籍比例有了显著的变化。与早期学校师资主要依赖外籍传教士担任教师相比,华人师资的人数显著上升,占有绝对优势。1921年真光中学19名师资中,10名为美国籍教师,9名为华人。⑦真光教职员32人,只有2人为美国国籍,且所授科目均为英文。⑧对照真光校刊所载的教职员信息,1928年后真光的教职员大多是华人,只有少数为外籍教师,据资料显示,美北长老会,定期为真光承担一至二位外籍传教士教师的薪酬,上文所示的两位外籍教师应该即是这种情况。1917--1928年,真光中學的第一任校长为祁约翰博士(Dr. J.W.Creighton),1928年立案以后,担任校长均为华人,分别为麦廷锦(1930-1934)何荫棠(1934-1944)李耀宇(1944-1950)。仁济路真光小学则从1917年那夏理退休后,即由刘心慈担任校长,她也是真光校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
其次,真光的教职员由原先主要由传教士兼任逐步由专业职业教师担任,大多拥有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背景,专业化程度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亦有显著提高。十九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的兴起,一批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背景的传教士和平信徒涌入中国,且有相当数量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真光中学的10名外籍教员中,均有大学学历,其中校长祁约翰还拥有博士学位,师资力量在当时的广东地区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至1934年,据真光的教职员一览表显示,该年真光教职员共有3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者1人,为何荫棠校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行政博士,硕士2人,拥有大学学士学历或修业者23人,其他5人。其中美国籍教师3人,1人为硕士,2人为大学学历。⑨华人教职员逐步取代外籍教师,且教育背景雄厚。开设的课程也由最初的宗教课程、国文、英语、格致等少量课程逐渐发展为课程完备,包括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社会、体育等。
再次,由依赖外籍教师逐步转变为培养本土师资。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迅速,不仅在教会学校中,在国人自办的新式学校中,符合新式教育要求的教师人才极为缺乏。为解决本土师资的问题,1909年,真光在广东各校中首创开设师范班,由真光毕业的学生,再经两年的师范训练,补充教师人才的需求。⑩师范班在1917年真光开办中学后停办,学生转入中学班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本土师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渐多,真光的华人师资多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海外教育的经历,但其中仍有相当比例为在真光接受初中等教育,之后深造,再回馈母校者。
真光作为教会学校的一个典型个案,从其创办到发展为华南著名教会学校,在社会有相当影响力,她的发展轨迹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教会学校的缩影,对真光从早期到兴盛期师资演变的状况来看,经历了一个世俗化、本土化、专业化的历程。
注释
①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尹文涓.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②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一1917,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19:16.
③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432.
④刘心慈.真光光荣简史.香港真光中学,1872:4～12.
⑤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一1917,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19:23.
⑥真光光荣简史,第36页.
⑦广州基督教真光女中学校章程(单行本),民廿三年.
⑧真光校刊(第二卷第五号),民廿四年二月廿五日,第6～9页.
⑨真光校刊(第三卷第一期),民廿四年十二月一日,第6～8页.
⑩真光光荣简史,第68页.
关键词 教会学校 真光书院 师资
中图分类号:G451文献标识码:A
学校教育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占据重要的地位。教会学校作为传教活动的衍生物,到形成自己的教育体系,乃至被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在学界多有论述,①但关于教会学校的具体情状,囿于资料的散失,历史面貌总是模糊不清。本文拟以真光中学为个案,通过对真光初期及发展期中西籍教师状况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探讨教会学校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轨迹。
真光中学,1872年由美国北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Mi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女传教士那夏理(Miss Harriet Newell Noyes,1844 -1924)创办,初名真光书院(True Light Seminary),1910年改名真光学堂,1912年又改名为真光学校,1917年在白鹤洞增办中学,分别在仁济路和白鹤洞有小学部和中学部,是广东最早的教会女校,亦是最富盛名的教会学校之一。
教会学校最初的开办,是作为传教活动的附属物而存在的。那夏理作为美北长老来华的传教士之一,遭遇到其他传教士都曾遇到的在直接传道工作中的困难。那夏理认为需要建立稳定的寄宿学校,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对一群固定的听众作有系统的传教。②1922年美国的褒顿博士在回顾真光的历史时说:“当时(引者注:指教会学校初建时)各传教士的意思,并不是想替真光建设一个学校系统,他们所办的学校只不过是认为传教的一种工具;……他们的目的不外两种:第一种目的是把儿童引到基督福音势力范围之下,使他们时时受其熏陶;第二种目的是等到他们自己已经信了宗教,就给他们一种预备,使他们能把福音再传给别人。”③
1872年,经过那夏理的努力和美北长老会的支持下,真光如期开学,不过早期的真光不仅在校舍、设备上非常简陋,在师资条件上亦非常缺乏,这也是当时的教会学校普遍的状况。真光开办时,教师只有两名西籍传教士和两名中籍教师。
两名西籍传教士分别为那夏理和哈巴女士,哈巴女士还承担别的工作,学校主要由那夏理负责。那夏理是美国奥省(俄亥俄州)士维路城人,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十三岁时即立志外出传道,中学毕业后在华美赖安大学肄业,1868年到广州,1872年在美长老会的支持下,开办真光书院。其后一直服务于真光至1923年。④可以说那夏理的毕生事业即为真光。真光开办后,美长老会相继派出一些传教士至真光工作,广州传教站的其他女传教士也帮助工作。至1917年真光中学增办时,在校终身服务的西籍教师还有毕美意女士(Miss E. M.Butler)和廖霞地女士(Miss Harriette Lewis)两位,毕女士大学毕业,于1881年受美长老会遣派,任真光书院教职至1923年,廖女士专授圣经,服务真光四十多年。此外初期在真光服务的外籍教员还有嘉约翰夫人(Mrs. John Kerr),时人称为那大姑,即那夏理的姐姐,主要担任宗教类事宜。丕六姑即尹士嘉夫人(Mrs. O. F. Wisner),在真光担任音乐课程,1890年后,转为主要协助尹士嘉创办岭南学堂。李爱明女士(Nellie Read),1903年自美来华后,在真光学习中文,兼教授课程。这几位西籍教员在真光服务年限不长,均为女传教士,婚后工作重心转移,且受教育程度不高。此为真光早期西籍教员情况。
至于早期华人教员,情形更不乐观。据那夏理在书中记载,真光开办时,将至开学日期,尚无华人教员,但开学前四日,一日之间,突然有两位应聘,解燃眉之急。⑤初期华人教员程度甚低,且更换频繁,⑥那夏理为聘请教员事,经常烦恼。1884年江李两位华人教员辞职,那夏理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由时年仅十三岁的高班学生刘心慈为教员,刘心慈成为真光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教员,且在真光服务62年,为真光的发展贡献良多。早期的华人教员尚有刘兴贤夫人,即刘心慈母亲,识普通文字,主要负责管理学生,1885年去世。孔仁宝女士,为伦敦会女传道,在真光服务22年。罗圣爱女士,惠师礼会教徒,毕业于广州早期另一教会女校淑正女校,在真光服务15年。
从真光早期的中西籍教员情况来看,教员多为基督教徒,未受过教育专业训练,除那夏理几人有过大学教育经历外,受教育程度低。中籍教员的情况更是缺乏,当时中国社会,女子受教育机会缺乏,粗通文史者,多为大家女子,一般不会外出就业。通文史兼为基督教徒,人数更少,所以早期教会女校的华人教员非常缺乏,多数女校都是由自身进行师资的培养,在数十年后,开始见效,至20世纪后,教会女校的中籍教师出自于教会教育系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经过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真光书院已经发展为华南地区著名的教会女校。1917年真光增办中学,校址位于白鹤洞,真光书院校址仍位于仁济路,学校无论在校舍设备还是师资状况,与早期相比,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首先学校师资的中外籍比例有了显著的变化。与早期学校师资主要依赖外籍传教士担任教师相比,华人师资的人数显著上升,占有绝对优势。1921年真光中学19名师资中,10名为美国籍教师,9名为华人。⑦真光教职员32人,只有2人为美国国籍,且所授科目均为英文。⑧对照真光校刊所载的教职员信息,1928年后真光的教职员大多是华人,只有少数为外籍教师,据资料显示,美北长老会,定期为真光承担一至二位外籍传教士教师的薪酬,上文所示的两位外籍教师应该即是这种情况。1917--1928年,真光中學的第一任校长为祁约翰博士(Dr. J.W.Creighton),1928年立案以后,担任校长均为华人,分别为麦廷锦(1930-1934)何荫棠(1934-1944)李耀宇(1944-1950)。仁济路真光小学则从1917年那夏理退休后,即由刘心慈担任校长,她也是真光校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
其次,真光的教职员由原先主要由传教士兼任逐步由专业职业教师担任,大多拥有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背景,专业化程度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亦有显著提高。十九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的兴起,一批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背景的传教士和平信徒涌入中国,且有相当数量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真光中学的10名外籍教员中,均有大学学历,其中校长祁约翰还拥有博士学位,师资力量在当时的广东地区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至1934年,据真光的教职员一览表显示,该年真光教职员共有3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者1人,为何荫棠校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行政博士,硕士2人,拥有大学学士学历或修业者23人,其他5人。其中美国籍教师3人,1人为硕士,2人为大学学历。⑨华人教职员逐步取代外籍教师,且教育背景雄厚。开设的课程也由最初的宗教课程、国文、英语、格致等少量课程逐渐发展为课程完备,包括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社会、体育等。
再次,由依赖外籍教师逐步转变为培养本土师资。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迅速,不仅在教会学校中,在国人自办的新式学校中,符合新式教育要求的教师人才极为缺乏。为解决本土师资的问题,1909年,真光在广东各校中首创开设师范班,由真光毕业的学生,再经两年的师范训练,补充教师人才的需求。⑩师范班在1917年真光开办中学后停办,学生转入中学班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本土师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渐多,真光的华人师资多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海外教育的经历,但其中仍有相当比例为在真光接受初中等教育,之后深造,再回馈母校者。
真光作为教会学校的一个典型个案,从其创办到发展为华南著名教会学校,在社会有相当影响力,她的发展轨迹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教会学校的缩影,对真光从早期到兴盛期师资演变的状况来看,经历了一个世俗化、本土化、专业化的历程。
注释
①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尹文涓.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②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一1917,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19:16.
③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432.
④刘心慈.真光光荣简史.香港真光中学,1872:4～12.
⑤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一1917,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19:23.
⑥真光光荣简史,第36页.
⑦广州基督教真光女中学校章程(单行本),民廿三年.
⑧真光校刊(第二卷第五号),民廿四年二月廿五日,第6～9页.
⑨真光校刊(第三卷第一期),民廿四年十二月一日,第6～8页.
⑩真光光荣简史,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