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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份的一天，在北四环边新落成不久的理想国际大厦上，百度公司在一楼举行了一个签约仪式。他们买得了上地开发区最后一块土地。
这块土地的价钱可不低。上地开发区的负责人说，这块地很抢手，许多人都表示过使用的愿望，但是，获得这块地有个条件，就是必须符合“中关村的创新精神”。他们认为，百度是创新型公司的代表之一。因此，双方的合作非常愉快。
当时人们提了很多问题，可没有人向百度公司总裁李彦宏提问：“你会把这个大楼盖成节能楼吗？你会给楼的立面装上太阳能电池，在楼顶安装上太阳能热水器，整个楼宇都不使用传统空调系统吗？”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他们关心能量的获得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核聚变，二是核裂变。二者都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控制得好，甚至都能成为和平型能源、清洁能源和可持续能源。因此，今天在这里，我要借用一个词，就是“核裂变”，如果把创新比成能量爆发的过程，那么，二十来年的中关村，就是不断地有“受控核裂变”，又有“受控核聚变”的过程。这种创新中充满了美好的抒情，充满了善良的愿望。
那么我在这里也改变一下传统的报道思路，用一套文学化的语言，试着来绘一绘中关村“创新百花图”。
IT作为“迎春花”
中关村一直在缓慢地、和平地、激情满怀又心怀不乱地引爆一颗“创新中子弹”。今后，中关村的这颗“创新中子弹”，将会有更多的可持续能量供养到社会。因为，中关村正从一枝独秀型，走向百花齐放型，走向“创新多样性丰富型”。
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关村等于IT业，中关村等于“电子一条街”；现在人津津乐道的几大集团，不管他们是在内地上市，在香港上市，还是在纳斯达克上市；不管他们是在上地办公，在海淀办公，在电子城办公，在丰台办公，在美国纽约办公，在英属开曼岛注册，都脱离不开IT金身。他们似乎要么是传统的IT制造、销售、渠道，要么是IT的变身，IT的延展，从硬件上说延伸到各种消费类数码产品，从产品链上延伸到网络接入服务、网络内容服务，从载体的花样上说，从PC机延伸到手机，到PDA，到GPS，从有线到无线。
让人觉得，中关村一年到头，都只有迎春花在开放。
生态学家把人工纯林或者某种物种过分占优势的地块，形象地称为“绿色沙漠”。如果中关村只有IT业，中关村在创新就会简单地集中于一个狭小的领域。中关村将与周围那么多的院所不太关联，中关村将与“全中国的精英”集粹之地不够对称。中关村要发展，就要寻找创新“正相关”的生态，要成为里面什么都敢长的天然林。人们进来之后，会感觉这里鸟语花香，溪流淙淙，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不必对其进行任何的干预，林子里自然就会出现协作，出现共享，让人永远无法估量它们的创新能量到底有多大，每一个角落里的创新嫩芽何时萌发，每一个花朵将会结成什么样的硕果。
这是一片让人无法预测的地方，却是一个让人备感放心的地方，让人感觉心神通畅的地方。这里有一定的神秘性，但这里总能让人时时感觉到明确的欣喜。
IT业，留给中国的创新机会并不多，不管是硬件、软件、服务还是各种延种产品，每每我们都只能在做一些细节修补、产品汉化、销售渠道建设和非高科技配件的生产上，直到有一天，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说：“我们已经不把IT制造业当成高科技产业。方正要想创新，必须在其他领域有所作为。”
方正的起家创新点，现在总结起来有那么两大条，一是寻找到了一个明确的领域进行应用技术的开发，让传统的中文印刷术在数码时代得到了延展，而且由此培育出了一个世界级企业的雏形。二是找到了合适的“买主”，激光照排系统针对的是印刷厂，这些客户愿意改造设备，也付得起钱。记得四通的段永基说过：“我们当时与方正一起，也发明了一套排版软件，当时针对那些科学杂志社，我们能排非常繁难的各种化学方程式。但是，我们的产品用户付不起钱。”当然，方正的创新点并不是“排版软件”，其实行家都知道那只是国外软件的中国模式开发，方正的创新在于让电脑大容量持续性地输出汉字成为可能，排版软件只是其“创新整体”的要素成分之一。
每棵创新树长得不一样
创新就像文学创作，有两大特点，一是民间性、底层性，一是随机性、不可预测性。中关村如果说要想在“创新核聚变”上有所作为，只有一个任务要做，那就是尽量维护这里的自然生态，尽量扩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的领地，尤其是，不能让每一次“试图作为”，好心办坏事，造成当地水土流失，鸟兽惊走，人心惶惶，生态要么受伤要么单一化。
因为中关村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长得不一样，必须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他们自然就能长成。此时，你要用美学多样性的眼光去宽容地接待他们，而不要以为，树一定要直才好，草一定要整齐才美观，花一定要朝上开放才叫花朵。其实不然，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们应当为这种多样化的表达而欣喜，甚至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不要试图掌握所有的“表达本底”。
人们喜欢炫耀着夸示中关村有北大有清华有中科院有多少院士有多少名教授有多少名思想。会这样说话的人往往是政府官员，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人身上蕴藏着的创新多样性，他们也可能忘记了，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可能已经不是这些著名人士，著名人士往往是创新后期的人，他们的名声来源于对他们既往创新的承认，有时候由于体制性的觉察失误，这种承认要比创新成就出现时往到好长一段时间。在写这篇稿件时，突然得到王选院士逝世的消失。王选院士是我很佩服的人，记得王选院士说过一句很开明的话：“我年轻的时候，脑中有许多想法，可是得不到支持。现在我老了，大家却拼命来支持我，给我经费，给我荣耀，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创新的力量了。我能做的，就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帮助他们创新。”
虽然中国人相对来说晚熟，心里稳定期到来时，多半已经过了35岁，此时，年富力强，心安神定，家庭沉稳，感情镇静，名声尚未鹊起，心里仍有理想，所以，创新能量可能是最丰富的时候。而中国人，不是一个对年轻人充分信任的国家，中国的家庭生活方式，往往也让年轻人有太多的牵绊，而中国的教育方式，几乎就是扼杀年轻人的创新能量。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把中国人的最佳创新时段，顺延一段时间。
在中关村地区学院和研究所里闷着的人，脑中有无数的想法，这里既有最基础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也有计算机、通信、农业、林业、种业、基因、环保、生态、新能源、新材料、新化工等时代呼唤的技术。这里更有与之相配套的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管理学、经济学、咨询学、律师学、文化学、金融学、广告学、公关学、合作学、并购学、融资学、上市学、销售学、渠道学等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学问。想像一下就知道，这些创新基本要素在一片小区域内像化学元素一样互相激荡，互相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创新成果，完全不可预料。但恰恰是这种不可预料，让人最为信任，因为你随时听到、拍到、看到创新苗木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场景，这个场景你一天可以碰到无数次。
企业要生长更多的创新细胞
很多人非常看重中关村的微小企业，认为这些企业是中关村的创新主源头。因为这里面既有技术创新，又有技术创新而集成在一起的各种智力团队。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中关村正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细胞。
中关村有一批中型企业集团，像中科院的联想、中科三环等系列，像北大的方正、青鸟、未名、资源、纵横系列，像清华的紫光、同方、阳光系列；其他大学，如化工大学、林业大学、农业大学，都有一些挂靠和自生的符合本校特点的企业集团，这些科研机构的创收来源，比起以往的“招待所”和“出租房”，当然是质的转变，很能够给学校增光添彩。
中关村现在又有许多孵化器，更有许多新型的创业园、科技园和“智能办公大楼”，这些大楼里躲藏着不少来自国外的著名科技型企业，他们出于对中关村的信任，也是为了充分利用中关村的资源，往往把研发中心、机关总部也设立在这里，这些人，与相对成熟的企业集团一起，对中关村起着举足轻重。
因为他们改变了中关村的创新格局，中关村由此将技术创新催化企业，走向企业引导技术创新。这些企业本身具有强大的创新能量，他们的技术研究院里每天都可能诞生新鲜事物。由于大企业走出了暴利时代，到了靠管理获得利润的阶段，他们的稳重可能是对创新最重要的扶持。
而出于对市场的积极应对，这些企业会有非常好的嗅觉，他们会像微软一样，迅速从市场上发现创新的火花，然后把这些创新的能量迅速并购入自己的体系内。可以预见，今后，中关村，大企业将出现大量的并购社会创新产品的行为。他们买来别的人创新成果，冠上自己的品牌，推入自己的渠道，既为企业增添了新活力，也给创新迅速找到了市场。
正因为如此，中关村将出现“第三方科研”和“卖技术的人”。
第三方科研与第三方设计一样，也不是国外的专有名词，只是中国有意识的实践并不多，不过中关村已经有一些团队在做这样的事业。他们有目的地与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合作，他们的创新有良好的目标，但又可以自由的驰骋。
而技术发明人卖技术就难一些了。在中国是这样，在中关村似乎也是这样。即使走过了二十来年，让技术发明人卖技术，仍旧像是让母亲卖掉她的孩子一样困难。母亲生了孩子，再难再苦，再劳再累，也要极度尊严地将他抚养成人。技术发明人似乎也像个母亲，尽管有许多领域非己所能，尽管明知社会有无数的资源可供配套，可出于对他人的不信任，也因为对自己技术的过度偏执，让身上的浩然之气天天受到消磨，认为除了自己就无法再创新下去，甚至有些人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成果。导致最创新的成果，走起了最保守的推广之路。不过，相信随着社会的开明，技术发明人会给自己的技术合理地定价，因为技术发明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技术要转化为产品，产品是肯定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和利用的。既然这样，就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卖掉手头的，再研发新的，把推广让那些公司去做吧，这样活得多么潇洒！
虽然中关村的技术交易数量在增长，中关村的知识产权交易所卖得最多的仍旧是微小公司，这些公司是技术发明人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说起来是经受了来自市场火力的考验，其团队，其产品，都有良好的前景，缺乏的可能只是一些配套要素，而融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银行，会对这些企业感兴趣，大公司也将伸出橄榄枝。由于中关村的金融创新仍旧不够到位，大公司将是这些小公司的理想转让目标，在世界上一直都是这样：小公司是大公司进行创新并购的理想伙伴。
给“第三种人”更多的创新机会
中关村还有一批秘密武器，可是“养在街上人不识”。
中关村到现在还有两批人在互相较劲，一是海龟，一是土鳖。他们时常互相不服气。中关村一度给海龟太多的优惠政策和绿色通道，让土鳖们很是不爽。
可是夹在他们中间，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中关村的底层人士。多少年来，真正推动中关村向前发展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市场上的这些“服务人员”，你到硅谷、科贸、海龙、太平洋看看，你到中关村周边地区的平房出租房内看看，你到中关村的那些地下室看看，你会发现，真正主宰中关村命运的人，可能正是这“第三种人”。
他们多半出身于农村，他们此前根本没想过城市也没想过电脑，他们勤劳、沉默、聪明、坚忍，总是生活在嘈杂和拥挤的区域内，他们苦守着一个小柜台，他们帮全国、全北京的“文化人”，教授博士，解决了许多难言之隐。
他们比同龄人更早地被投放到社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机会不同。许多命运的古怪之手，把他们推到了“中国智力最密集的地区”。在经营时，他们共同维护着一些互相认同的潜规划；在规划未来时，他们能想到的第一步是滚动发展：先富了自己，再富老家；先带出弟妹，再带出老乡、同学。他们今年挣了一百万元，明年，可能还是挣一百万元，他们今年是卖电脑，明年仍旧是卖电脑；他们做的是小柜台生意，他们带出来的人，也是做相同的生意。
可笑的是，他们的身边，聚集的是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这些教育资源却无法让他们享用。
即使像北大这样标榜民主开放的大学，也仍旧有许多围墙。至少，这里的图书馆，对人就很苛刻，对非本校学生充满了封闭性和警惕性。好像书让人读了去，就会少了几页一样。而一个大学要体现他的人文精神，最核心的体现之处，就是他的图书馆。
中关村的所有大学都没有想过帮助这些人修正和提升。
中关村没有想到，只要对他们进行稍微的引导，他们无论是当大公司的小经理，还是当大教授的小硕士，都可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能量。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动手，而中国的好学生，一直在大学院墙里行走的学者专家们，可能从小就被剥夺了动手的可能性。如果文科的学者不做田野调查，如果理科的学生不进实验室，如果做田野调查时，不自己拿铲子挖坑洞，如果做实验时，不自己倒液体，开仪器，那么，创新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甚至，无形之中，无数表面上的英杰，已经被阉割了创新的元气。
而动手的人，要观察，要谨慎，对市场的任何点滴需求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们的脑中肯定盘旋着无数的想法。只需要稍加牵引，这些创新之泉就会涌冒，就会汇流成河，这些创新之柴就会星火燎原。
因此，用哲学的话来说，这是社会公正的呼唤；用功利的话来说，这是寻找中关村特色的需求。中关村要赶紧激活这些人身上的潜能，创造条件让他们提升和改善，让他们进入“创新主渠道”。一旦这些人的能量被激发出来了，中关村就不必再和硅谷较劲。
这块土地的价钱可不低。上地开发区的负责人说，这块地很抢手，许多人都表示过使用的愿望，但是，获得这块地有个条件，就是必须符合“中关村的创新精神”。他们认为，百度是创新型公司的代表之一。因此，双方的合作非常愉快。
当时人们提了很多问题，可没有人向百度公司总裁李彦宏提问：“你会把这个大楼盖成节能楼吗？你会给楼的立面装上太阳能电池，在楼顶安装上太阳能热水器，整个楼宇都不使用传统空调系统吗？”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他们关心能量的获得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核聚变，二是核裂变。二者都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控制得好，甚至都能成为和平型能源、清洁能源和可持续能源。因此，今天在这里，我要借用一个词，就是“核裂变”，如果把创新比成能量爆发的过程，那么，二十来年的中关村，就是不断地有“受控核裂变”，又有“受控核聚变”的过程。这种创新中充满了美好的抒情，充满了善良的愿望。
那么我在这里也改变一下传统的报道思路，用一套文学化的语言，试着来绘一绘中关村“创新百花图”。
IT作为“迎春花”
中关村一直在缓慢地、和平地、激情满怀又心怀不乱地引爆一颗“创新中子弹”。今后，中关村的这颗“创新中子弹”，将会有更多的可持续能量供养到社会。因为，中关村正从一枝独秀型，走向百花齐放型，走向“创新多样性丰富型”。
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关村等于IT业，中关村等于“电子一条街”；现在人津津乐道的几大集团，不管他们是在内地上市，在香港上市，还是在纳斯达克上市；不管他们是在上地办公，在海淀办公，在电子城办公，在丰台办公，在美国纽约办公，在英属开曼岛注册，都脱离不开IT金身。他们似乎要么是传统的IT制造、销售、渠道，要么是IT的变身，IT的延展，从硬件上说延伸到各种消费类数码产品，从产品链上延伸到网络接入服务、网络内容服务，从载体的花样上说，从PC机延伸到手机，到PDA，到GPS，从有线到无线。
让人觉得，中关村一年到头，都只有迎春花在开放。
生态学家把人工纯林或者某种物种过分占优势的地块，形象地称为“绿色沙漠”。如果中关村只有IT业，中关村在创新就会简单地集中于一个狭小的领域。中关村将与周围那么多的院所不太关联，中关村将与“全中国的精英”集粹之地不够对称。中关村要发展，就要寻找创新“正相关”的生态，要成为里面什么都敢长的天然林。人们进来之后，会感觉这里鸟语花香，溪流淙淙，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不必对其进行任何的干预，林子里自然就会出现协作，出现共享，让人永远无法估量它们的创新能量到底有多大，每一个角落里的创新嫩芽何时萌发，每一个花朵将会结成什么样的硕果。
这是一片让人无法预测的地方，却是一个让人备感放心的地方，让人感觉心神通畅的地方。这里有一定的神秘性，但这里总能让人时时感觉到明确的欣喜。
IT业，留给中国的创新机会并不多，不管是硬件、软件、服务还是各种延种产品，每每我们都只能在做一些细节修补、产品汉化、销售渠道建设和非高科技配件的生产上，直到有一天，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说：“我们已经不把IT制造业当成高科技产业。方正要想创新，必须在其他领域有所作为。”
方正的起家创新点，现在总结起来有那么两大条，一是寻找到了一个明确的领域进行应用技术的开发，让传统的中文印刷术在数码时代得到了延展，而且由此培育出了一个世界级企业的雏形。二是找到了合适的“买主”，激光照排系统针对的是印刷厂，这些客户愿意改造设备，也付得起钱。记得四通的段永基说过：“我们当时与方正一起，也发明了一套排版软件，当时针对那些科学杂志社，我们能排非常繁难的各种化学方程式。但是，我们的产品用户付不起钱。”当然，方正的创新点并不是“排版软件”，其实行家都知道那只是国外软件的中国模式开发，方正的创新在于让电脑大容量持续性地输出汉字成为可能，排版软件只是其“创新整体”的要素成分之一。
每棵创新树长得不一样
创新就像文学创作，有两大特点，一是民间性、底层性，一是随机性、不可预测性。中关村如果说要想在“创新核聚变”上有所作为，只有一个任务要做，那就是尽量维护这里的自然生态，尽量扩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的领地，尤其是，不能让每一次“试图作为”，好心办坏事，造成当地水土流失，鸟兽惊走，人心惶惶，生态要么受伤要么单一化。
因为中关村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长得不一样，必须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他们自然就能长成。此时，你要用美学多样性的眼光去宽容地接待他们，而不要以为，树一定要直才好，草一定要整齐才美观，花一定要朝上开放才叫花朵。其实不然，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们应当为这种多样化的表达而欣喜，甚至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不要试图掌握所有的“表达本底”。
人们喜欢炫耀着夸示中关村有北大有清华有中科院有多少院士有多少名教授有多少名思想。会这样说话的人往往是政府官员，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人身上蕴藏着的创新多样性，他们也可能忘记了，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可能已经不是这些著名人士，著名人士往往是创新后期的人，他们的名声来源于对他们既往创新的承认，有时候由于体制性的觉察失误，这种承认要比创新成就出现时往到好长一段时间。在写这篇稿件时，突然得到王选院士逝世的消失。王选院士是我很佩服的人，记得王选院士说过一句很开明的话：“我年轻的时候，脑中有许多想法，可是得不到支持。现在我老了，大家却拼命来支持我，给我经费，给我荣耀，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创新的力量了。我能做的，就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帮助他们创新。”
虽然中国人相对来说晚熟，心里稳定期到来时，多半已经过了35岁，此时，年富力强，心安神定，家庭沉稳，感情镇静，名声尚未鹊起，心里仍有理想，所以，创新能量可能是最丰富的时候。而中国人，不是一个对年轻人充分信任的国家，中国的家庭生活方式，往往也让年轻人有太多的牵绊，而中国的教育方式，几乎就是扼杀年轻人的创新能量。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把中国人的最佳创新时段，顺延一段时间。
在中关村地区学院和研究所里闷着的人，脑中有无数的想法，这里既有最基础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也有计算机、通信、农业、林业、种业、基因、环保、生态、新能源、新材料、新化工等时代呼唤的技术。这里更有与之相配套的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管理学、经济学、咨询学、律师学、文化学、金融学、广告学、公关学、合作学、并购学、融资学、上市学、销售学、渠道学等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学问。想像一下就知道，这些创新基本要素在一片小区域内像化学元素一样互相激荡，互相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创新成果，完全不可预料。但恰恰是这种不可预料，让人最为信任，因为你随时听到、拍到、看到创新苗木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场景，这个场景你一天可以碰到无数次。
企业要生长更多的创新细胞
很多人非常看重中关村的微小企业，认为这些企业是中关村的创新主源头。因为这里面既有技术创新，又有技术创新而集成在一起的各种智力团队。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中关村正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细胞。
中关村有一批中型企业集团，像中科院的联想、中科三环等系列，像北大的方正、青鸟、未名、资源、纵横系列，像清华的紫光、同方、阳光系列；其他大学，如化工大学、林业大学、农业大学，都有一些挂靠和自生的符合本校特点的企业集团，这些科研机构的创收来源，比起以往的“招待所”和“出租房”，当然是质的转变，很能够给学校增光添彩。
中关村现在又有许多孵化器，更有许多新型的创业园、科技园和“智能办公大楼”，这些大楼里躲藏着不少来自国外的著名科技型企业，他们出于对中关村的信任，也是为了充分利用中关村的资源，往往把研发中心、机关总部也设立在这里，这些人，与相对成熟的企业集团一起，对中关村起着举足轻重。
因为他们改变了中关村的创新格局，中关村由此将技术创新催化企业，走向企业引导技术创新。这些企业本身具有强大的创新能量，他们的技术研究院里每天都可能诞生新鲜事物。由于大企业走出了暴利时代，到了靠管理获得利润的阶段，他们的稳重可能是对创新最重要的扶持。
而出于对市场的积极应对，这些企业会有非常好的嗅觉，他们会像微软一样，迅速从市场上发现创新的火花，然后把这些创新的能量迅速并购入自己的体系内。可以预见，今后，中关村，大企业将出现大量的并购社会创新产品的行为。他们买来别的人创新成果，冠上自己的品牌，推入自己的渠道，既为企业增添了新活力，也给创新迅速找到了市场。
正因为如此，中关村将出现“第三方科研”和“卖技术的人”。
第三方科研与第三方设计一样，也不是国外的专有名词，只是中国有意识的实践并不多，不过中关村已经有一些团队在做这样的事业。他们有目的地与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合作，他们的创新有良好的目标，但又可以自由的驰骋。
而技术发明人卖技术就难一些了。在中国是这样，在中关村似乎也是这样。即使走过了二十来年，让技术发明人卖技术，仍旧像是让母亲卖掉她的孩子一样困难。母亲生了孩子，再难再苦，再劳再累，也要极度尊严地将他抚养成人。技术发明人似乎也像个母亲，尽管有许多领域非己所能，尽管明知社会有无数的资源可供配套，可出于对他人的不信任，也因为对自己技术的过度偏执，让身上的浩然之气天天受到消磨，认为除了自己就无法再创新下去，甚至有些人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成果。导致最创新的成果，走起了最保守的推广之路。不过，相信随着社会的开明，技术发明人会给自己的技术合理地定价，因为技术发明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技术要转化为产品，产品是肯定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和利用的。既然这样，就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卖掉手头的，再研发新的，把推广让那些公司去做吧，这样活得多么潇洒！
虽然中关村的技术交易数量在增长，中关村的知识产权交易所卖得最多的仍旧是微小公司，这些公司是技术发明人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说起来是经受了来自市场火力的考验，其团队，其产品，都有良好的前景，缺乏的可能只是一些配套要素，而融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银行，会对这些企业感兴趣，大公司也将伸出橄榄枝。由于中关村的金融创新仍旧不够到位，大公司将是这些小公司的理想转让目标，在世界上一直都是这样：小公司是大公司进行创新并购的理想伙伴。
给“第三种人”更多的创新机会
中关村还有一批秘密武器，可是“养在街上人不识”。
中关村到现在还有两批人在互相较劲，一是海龟，一是土鳖。他们时常互相不服气。中关村一度给海龟太多的优惠政策和绿色通道，让土鳖们很是不爽。
可是夹在他们中间，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中关村的底层人士。多少年来，真正推动中关村向前发展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市场上的这些“服务人员”，你到硅谷、科贸、海龙、太平洋看看，你到中关村周边地区的平房出租房内看看，你到中关村的那些地下室看看，你会发现，真正主宰中关村命运的人，可能正是这“第三种人”。
他们多半出身于农村，他们此前根本没想过城市也没想过电脑，他们勤劳、沉默、聪明、坚忍，总是生活在嘈杂和拥挤的区域内，他们苦守着一个小柜台，他们帮全国、全北京的“文化人”，教授博士，解决了许多难言之隐。
他们比同龄人更早地被投放到社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机会不同。许多命运的古怪之手，把他们推到了“中国智力最密集的地区”。在经营时，他们共同维护着一些互相认同的潜规划；在规划未来时，他们能想到的第一步是滚动发展：先富了自己，再富老家；先带出弟妹，再带出老乡、同学。他们今年挣了一百万元，明年，可能还是挣一百万元，他们今年是卖电脑，明年仍旧是卖电脑；他们做的是小柜台生意，他们带出来的人，也是做相同的生意。
可笑的是，他们的身边，聚集的是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这些教育资源却无法让他们享用。
即使像北大这样标榜民主开放的大学，也仍旧有许多围墙。至少，这里的图书馆，对人就很苛刻，对非本校学生充满了封闭性和警惕性。好像书让人读了去，就会少了几页一样。而一个大学要体现他的人文精神，最核心的体现之处，就是他的图书馆。
中关村的所有大学都没有想过帮助这些人修正和提升。
中关村没有想到，只要对他们进行稍微的引导，他们无论是当大公司的小经理，还是当大教授的小硕士，都可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能量。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动手，而中国的好学生，一直在大学院墙里行走的学者专家们，可能从小就被剥夺了动手的可能性。如果文科的学者不做田野调查，如果理科的学生不进实验室，如果做田野调查时，不自己拿铲子挖坑洞，如果做实验时，不自己倒液体，开仪器，那么，创新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甚至，无形之中，无数表面上的英杰，已经被阉割了创新的元气。
而动手的人，要观察，要谨慎，对市场的任何点滴需求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们的脑中肯定盘旋着无数的想法。只需要稍加牵引，这些创新之泉就会涌冒，就会汇流成河，这些创新之柴就会星火燎原。
因此，用哲学的话来说，这是社会公正的呼唤；用功利的话来说，这是寻找中关村特色的需求。中关村要赶紧激活这些人身上的潜能，创造条件让他们提升和改善，让他们进入“创新主渠道”。一旦这些人的能量被激发出来了，中关村就不必再和硅谷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