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记忆力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非常难过。那是2000年的夏天——她离开唐宁街10年之后——我们坐在咖啡厅里向外看海德公园，夏日的阳光下，有的人在慢跑，有的人推着童车，有的人骑自行车，看上去人人自得其乐。
　　这样的母女相聚是很难得的，以前妈妈好像总是没有空和我在一起，好几个月才有一次机会跟她坐在一起。
　　虽然妈妈已经离开办公室10年了，但她对国际事务仍然感兴趣。我在等她详细地跟我讲波斯尼亚战争，但她没讲几句就不记得了，后来竟把马岛战争跟南斯拉夫战争混为一谈。
　　看着她艰难地回忆，却想不起什么东西，许久没说出几句话，我难过极了。她当时已经75岁，我却总是以为她还没老，还是那个“铁娘子”。反差太大了，以前她的记忆如网一样细密而清晰。
　　当妈妈在学校里学拉丁文的时候，她的大脑像吸水纸一样，那些词汇和文法学一遍就记住了。这样的学习能力也使她在牛津大学攻读化学学位的时候取得了极优异的成绩，后来，学习法律并考取了高等法庭辩护律师资格。
　　进入政坛后，她的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依然那么好，看过的材料都了然于心。在接受议会的质询时，她不看笔记就可以讲出从她的任期内前溯到威廉·格拉德斯通任期内每一年的通胀率。
　　那次共进午餐后我开始发现，妈妈开始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而且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比如她老是问：“车什么时候来接我？”或者：“我去哪里做头发？”可是，她老是这样重复使我的心里很难受。
　　不断重复相同的一个问题，那是患痴呆症的表现，患者没有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但患者的亲友们却发现患者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一样。
　　妈妈的私人医生叫她不要再发表公众演讲，因为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但她很不情愿。她的记性越来越差，她往往说完一句话就记不起那句话的开头是什么了。
　　从首相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妈妈在伦敦南部的达威奇买了一所房子。离开唐宁街后第一个星期天，我看见她在达威奇的房子里用放大镜看报纸。在她当首相的11年里，她看报纸没有什么稀奇，但很少在星期天也看。她说：“我必须了解发生什么大事了。”很多次，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危机发生时，本能地拿起电话，但在说话之前才意识到，现在处理问题的是别人了。
　　妈妈的司机告诉我，他不敢把车开过唐宁街，因为经过首相官邸时妈妈老是往里面看，并问司机为什么不开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