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按理说．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不必听别人说三道四，可一股新的阶级斗争的浪潮有细水长流之势——你在饭馆里点的“西芹炒百合”被指定为“小资菜”，你要是感叹天气的变化也会听到这样的忠告：“小资是不穿秋裤的。”
这不光是生活方式问题，而是有些人生来就有的品性，或者说文化特质。“小资”一词没有什么贬义，也没多少褒义，如果它意味着“向世界开放”的心灵，以及“向内心看齐”的物质要求，那也没什么不好。
我跟一个姑娘逛街，她刚刚租了一套房子，自己花钱装修了厕所，所以对家居类的产品兴趣正浓。那天，她想买的是日本木桶，就是早年间抗日战争的电影里偶尔会出现的鬼子洗澡用的木桶，她说洗澡泡着要比冲着舒服多了，可在租来的房子里安浴缸太不划算。
我记得林语堂说过，英国人用太阳伞和下午茶征服印度，日本人用刺刀征服中国，所以日本人总会被中国人打跑。当年，鬼子的生活方式可能没英国人那么值得炫耀，你看，美国人早把英国人打跑了，可他们要是有一个“殖民风格”的房子还挺自豪，日本人那时不可能在我们的乡野上拆掉炮楼摆上一溜儿木桶。
日本人被打跑了，可日本木桶要回来。我跟那姑娘说，木桶没问题，可你怎么才能钻进去，洗完之后怎么出来，所以你要配一个梯子。这样就太麻烦了，不如直接去美容中心来个木桶浴。姑娘说，Shit美容中心，不过是公共浴池。谁会去那里！
那天那姑娘还看中了一件和服式的浴袍，花团锦簇，她说在家里洗完澡穿上这浴袍看书一定很舒服。必须说明，这姑娘酷爱看书，看的书如《费里尼笔记》、《高更在塔西提岛》、《余华的散文》等等，精通英语和法语，原来在一家很有名的化妆品公司上班，薪水不错，但她在28岁高龄时毅然辞职，当了个自由职业者。我对她充满敬意，但免不了说她“小资”，当然，她听了这个词一定会反唇相讥：“你才是小资呢。”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有个姑娘深情地说：我的愿望是去巴黎，在那里的林荫道上散步。周围的人都静下来——我由衷赞美这姑娘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我们有一种与世界同步的幻觉，但这幻觉还没有强大到让我们以为北京就是巴黎，上海就是纽约，但也不妨碍我们做文化上的意淫。
“我个人喜欢记住的是斯坦因小姐的客厅，如果赶巧的话，在这里你可以一边喝着朗姆酒，让毕加索给你画像，读海明威的小说，听马蒂斯的胡说八道……1928年才来到巴黎的爱尔兰青年塞缀尔·贝克特被这里的生活惊呆了——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是青年人生活的好去处。”这是2001年一位中国年轻诗人写下的缅怀之辞。
我可以这样说，2001年来到北京的安徽青年被这里的生活惊呆了，你可以看盗版VCD的法国电影和伍迪·艾伦，去听地下摇滚把那里的瘦子错当成鲍勃·迪伦，去参加诗歌朗诵会并把那里的胖子误认为是金斯伯格，你还可以找到一家名叫“雕刻时光”的咖啡馆并把那里想象成巴黎的“两个烟屁”。
有一位也酷爱看书的姑娘，她的习惯是从家打车8公里前往“雕刻时光”读书，用她的话来说：“那里下午的阳光很好”。你可以从不少时髦杂志中知道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原来是学电影的，毕业后开了这小店，经常在店里放电影，店里还有不少书，你还会知道老板和老板娘的温馨爱情甚至知道老板娘养的那只猫叫什么名字。咖啡、艺术电影、书籍，这些符号是这家咖啡馆声名远扬的因素，一些外地来京的小资甚至把它当成“艺术青年会馆”。
两年前，有记者去采访这家店时就听说它要被拆掉，北京到处都在修马路盖高楼，这样被拆掉的地方数不胜数，如今风声更紧，致使许多人感叹这么好的“人造人文景观”行将消失。
几年前，北京东三环上的“真锅咖啡”是小资的“瓦窑堡”，我在那里结识了个长发青年，他喝着“卡布其诺”，面前摊着个活页本，在那里写电影剧本。那个场景跟海明威在巴黎也差不太多，海明威喝的是葡萄酒，一升一升的喝，我们的青年艺术家不胜酒力，用甜腻腻的咖啡代之。他让我明白为什么“文学青年”这个词会被“小资”取代，没有把生活泛艺术化的能力，没有和精神生活同步的物质追求，他就是当年那个上班去白塔寺药店下班回家写作的王朔。
后来，“星巴克”开进北京，“真锅咖啡”的老板知道干不过这家大连锁店，关门去也。长发青年则频繁出现在星巴克店，那里虽然不适合写剧本，但适合谈剧本，“往来无白丁，全是小白领”，衣着光鲜的顾客能满足我们对城市生活的幻觉。按理说，星巴克该是反“全球化”的目标之一，“真锅咖啡”和“雕刻时光”的关门或拆掉，应该激起大家对星巴克的义愤，凭什么我们自己有点儿特色的地方关张，你兔崽子的店却开进了故宫？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拥抱这类玩意，如同早年间市民阶层拥抱肯德基。
“瞧着不顺眼，百万富翁也不嫁；瞧着顺眼了，亿万富翁也嫁了。”这句名言好像是“小资师奶奶”三毛说的。三毛现在不行了，小资们把文化也当成消费品，三毛不时髦了就再不消费她，小资生怕自己有什么东西不知道，生怕自己知道的东西别人早知道。可是，这句关于婚姻的名言却清楚地勾勒出小资们对物质生活的复杂心态：小资最穷，他们挣的钱和他们想要的东西差得最多，他们精神先行物质匮乏，品位先行金钱匮乏。他们从外国小说外国电影里找到文化根基精神根基，可他们还不习惯从资本家那里找到经济根基。
有必要提起我认识的另一个姑娘，她原来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天天抱怨她的老板给她气受，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过了些日子，她辞职了，在互联网上弄了块地方大谈爵士乐，她的自我介绍上恨不得把自己的辞职当成个事件来说，就跟多年前卫华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去弄摇滚乐似的。说实话，我反感这样的作秀，这姑娘分明是受不了等级制度，无法接受办公室哲学，根本升职无望，她接受的大学教育也不够她在大公司里混的，何必把自己弄得特洒脱的样子呢。小资身上混杂着革命无产者的气息，这跟8O年代的文学青年、流浪歌手没什么两样。
一间脆弱的咖啡馆，这挺像今日小资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他们把那里弄得很廉价和精致，用书籍电影音乐把那里装点成个殿堂，咂摸着杯中的咖啡和自己的旧时光，身后如果有推土机的声音响起来，他们说：“走，换个地方。”
这不光是生活方式问题，而是有些人生来就有的品性，或者说文化特质。“小资”一词没有什么贬义，也没多少褒义，如果它意味着“向世界开放”的心灵，以及“向内心看齐”的物质要求，那也没什么不好。
我跟一个姑娘逛街，她刚刚租了一套房子，自己花钱装修了厕所，所以对家居类的产品兴趣正浓。那天，她想买的是日本木桶，就是早年间抗日战争的电影里偶尔会出现的鬼子洗澡用的木桶，她说洗澡泡着要比冲着舒服多了，可在租来的房子里安浴缸太不划算。
我记得林语堂说过，英国人用太阳伞和下午茶征服印度，日本人用刺刀征服中国，所以日本人总会被中国人打跑。当年，鬼子的生活方式可能没英国人那么值得炫耀，你看，美国人早把英国人打跑了，可他们要是有一个“殖民风格”的房子还挺自豪，日本人那时不可能在我们的乡野上拆掉炮楼摆上一溜儿木桶。
日本人被打跑了，可日本木桶要回来。我跟那姑娘说，木桶没问题，可你怎么才能钻进去，洗完之后怎么出来，所以你要配一个梯子。这样就太麻烦了，不如直接去美容中心来个木桶浴。姑娘说，Shit美容中心，不过是公共浴池。谁会去那里！
那天那姑娘还看中了一件和服式的浴袍，花团锦簇，她说在家里洗完澡穿上这浴袍看书一定很舒服。必须说明，这姑娘酷爱看书，看的书如《费里尼笔记》、《高更在塔西提岛》、《余华的散文》等等，精通英语和法语，原来在一家很有名的化妆品公司上班，薪水不错，但她在28岁高龄时毅然辞职，当了个自由职业者。我对她充满敬意，但免不了说她“小资”，当然，她听了这个词一定会反唇相讥：“你才是小资呢。”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有个姑娘深情地说：我的愿望是去巴黎，在那里的林荫道上散步。周围的人都静下来——我由衷赞美这姑娘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我们有一种与世界同步的幻觉，但这幻觉还没有强大到让我们以为北京就是巴黎，上海就是纽约，但也不妨碍我们做文化上的意淫。
“我个人喜欢记住的是斯坦因小姐的客厅，如果赶巧的话，在这里你可以一边喝着朗姆酒，让毕加索给你画像，读海明威的小说，听马蒂斯的胡说八道……1928年才来到巴黎的爱尔兰青年塞缀尔·贝克特被这里的生活惊呆了——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是青年人生活的好去处。”这是2001年一位中国年轻诗人写下的缅怀之辞。
我可以这样说，2001年来到北京的安徽青年被这里的生活惊呆了，你可以看盗版VCD的法国电影和伍迪·艾伦，去听地下摇滚把那里的瘦子错当成鲍勃·迪伦，去参加诗歌朗诵会并把那里的胖子误认为是金斯伯格，你还可以找到一家名叫“雕刻时光”的咖啡馆并把那里想象成巴黎的“两个烟屁”。
有一位也酷爱看书的姑娘，她的习惯是从家打车8公里前往“雕刻时光”读书，用她的话来说：“那里下午的阳光很好”。你可以从不少时髦杂志中知道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原来是学电影的，毕业后开了这小店，经常在店里放电影，店里还有不少书，你还会知道老板和老板娘的温馨爱情甚至知道老板娘养的那只猫叫什么名字。咖啡、艺术电影、书籍，这些符号是这家咖啡馆声名远扬的因素，一些外地来京的小资甚至把它当成“艺术青年会馆”。
两年前，有记者去采访这家店时就听说它要被拆掉，北京到处都在修马路盖高楼，这样被拆掉的地方数不胜数，如今风声更紧，致使许多人感叹这么好的“人造人文景观”行将消失。
几年前，北京东三环上的“真锅咖啡”是小资的“瓦窑堡”，我在那里结识了个长发青年，他喝着“卡布其诺”，面前摊着个活页本，在那里写电影剧本。那个场景跟海明威在巴黎也差不太多，海明威喝的是葡萄酒，一升一升的喝，我们的青年艺术家不胜酒力，用甜腻腻的咖啡代之。他让我明白为什么“文学青年”这个词会被“小资”取代，没有把生活泛艺术化的能力，没有和精神生活同步的物质追求，他就是当年那个上班去白塔寺药店下班回家写作的王朔。
后来，“星巴克”开进北京，“真锅咖啡”的老板知道干不过这家大连锁店，关门去也。长发青年则频繁出现在星巴克店，那里虽然不适合写剧本，但适合谈剧本，“往来无白丁，全是小白领”，衣着光鲜的顾客能满足我们对城市生活的幻觉。按理说，星巴克该是反“全球化”的目标之一，“真锅咖啡”和“雕刻时光”的关门或拆掉，应该激起大家对星巴克的义愤，凭什么我们自己有点儿特色的地方关张，你兔崽子的店却开进了故宫？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拥抱这类玩意，如同早年间市民阶层拥抱肯德基。
“瞧着不顺眼，百万富翁也不嫁；瞧着顺眼了，亿万富翁也嫁了。”这句名言好像是“小资师奶奶”三毛说的。三毛现在不行了，小资们把文化也当成消费品，三毛不时髦了就再不消费她，小资生怕自己有什么东西不知道，生怕自己知道的东西别人早知道。可是，这句关于婚姻的名言却清楚地勾勒出小资们对物质生活的复杂心态：小资最穷，他们挣的钱和他们想要的东西差得最多，他们精神先行物质匮乏，品位先行金钱匮乏。他们从外国小说外国电影里找到文化根基精神根基，可他们还不习惯从资本家那里找到经济根基。
有必要提起我认识的另一个姑娘，她原来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天天抱怨她的老板给她气受，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过了些日子，她辞职了，在互联网上弄了块地方大谈爵士乐，她的自我介绍上恨不得把自己的辞职当成个事件来说，就跟多年前卫华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去弄摇滚乐似的。说实话，我反感这样的作秀，这姑娘分明是受不了等级制度，无法接受办公室哲学，根本升职无望，她接受的大学教育也不够她在大公司里混的，何必把自己弄得特洒脱的样子呢。小资身上混杂着革命无产者的气息，这跟8O年代的文学青年、流浪歌手没什么两样。
一间脆弱的咖啡馆，这挺像今日小资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他们把那里弄得很廉价和精致，用书籍电影音乐把那里装点成个殿堂，咂摸着杯中的咖啡和自己的旧时光，身后如果有推土机的声音响起来，他们说：“走，换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