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宁县位于山西省吕梁山南麓，境内沟壑纵横，高山耸立，易守难攻。抗战初期的１９３８年２月，中共大宁县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同时，配合县牺盟分会，建立抗日武装，组建抗日群众团体，使大宁县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极大地孤立了反动顽固势力。
大宁境内有两个黄河码头，马头关和平渡关是天然的渡河良港，这里水面开阔，水流缓慢；渡船平稳，波浪不惊。前方急需的兵员、军用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运过。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也频繁从这里前往延安。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４日，太原失守前４天，阎锡山退守晋西南，计划驻军大宁。为此，阎锡山曾在大宁的太德垣逼令群众赶收未成熟的晚秋庄稼，调集民工赶修飞机场。然而在阎等一行退守途中，王靖国临阵怯敌逃走，致使日军乘虚而入，使阎军遭受重创。二战区长官部执法总监张培梅愤恨不已，电阎要将王执行军法，阎再三不依。张培梅悲愤交加，吞服大量鸦片，死于大宁。阎锡山觉得晦气，由是打消了在大宁驻扎的念头，前往吉县克难坡（此地原名南村坡，阎锡山来后改名克难坡）。
阎锡山驻扎克难坡后，为了达到他对晋南铁桶般的统治，开始压制和打击包括大宁在内的进步力量。从我方来说，面临日军大举进攻，中共加紧了对阎政权的统战工作，许多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进入阎政权。在晋南，阎政权的六专署就驻扎于隰县车家坡，主任张文昂就是共产党员。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张文昂以专署主任的身份，以在各县派遣牺盟特派员为由，积极安插中共党员到各县担任牺盟特派员。因此，晋南各县党的工作，包括抗战支前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等， 都搞得相当出色。大宁位于六专署与阎锡山“行宫”的中间地带，不断发生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既受到了我党的极大关注，也触动着阎政权顽固派的每根神经。
１９３８年６月上旬，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召集各军、师主要高级军官举行秘密会议，加紧压制和打击我进步力量。１９３９年春，我党领导的进步力量与阎锡山政权内部顽固势力的摩擦日趋激烈，大宁县的反顽斗争也日趋尖锐。
大宁县反顽斗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１９３９年三四月间，反对二区区长王建基的斗争。
１９３９年春，当时的二区区长王建基消极抗日并有贪赃枉法行为。在中共大宁县委的周密策划下，县牺盟分会以县农救会的名义，组织农、青、妇各界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王（顽）运动。他们在县城召开“外攘日寇，内除贪官污吏汉奸”的动员大会，号召全县人民积极动员起来，向一切阻挠抗日的势力及贪官污吏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会后，县农救会在县城张贴标语，农民代表贺义员带领群众游行示威，他们高喊口号，要求清算王建基的罪行。王建基无奈，只好低头认罪，被迫出走。为此，阎政权将贺义员拘捕，经县牺盟会多方交涉才得释放。紧接着，由中共掌握实际权力的大宁县政府重新委派了进步人士担任二区区长，二区的领导权最终掌握在中共手中。至此，全县三个区的区长和各区的农、青、妇各群众团体都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中。
第二阶段：即１９３９年５一１０月间，发动群众赶走顽固派县长的斗争。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大宁县县长郭钦安（中共党员）调走，上级委派刘晋卿（中共党员）任大宁县县长。１９３９年５月。阎政权又要调走刘晋卿。此时，大宁县的共产党员及牺盟会等进步人士都很担心，怕阎政权派来“阎王”（阎顽）县长。中共大宁县委以牺盟会及各群众团体的名义向上报告，挽留刘晋卿继续任职。但是，阎政权终将刘晋卿调走了。１０月，又派高芸生从兴县来到大宁任县长。县牺盟会及各群众团体得知高芸生也是中共党员，就在县城东关集会，热烈欢迎高芸生县长。高芸生到达大宁县半个月左右，阎政权又要将其调走，派来了一个叫王润全的县长。中共大宁县委经过秘密研究，决定以县牺盟会的名义动员各群众团体，公开要求高芸生拒绝交权，致使王润全进不了县政府，这就是发生在大宁的著名的“双县长之谜”。大宁县党组织通过县牺盟会和各群众团体，一方面给六专署及二战区发去电文，反对调离高芸生；另一方面发动群众进城示威游行。示威群众手执小旗，在街上张贴标语并高呼口号：“拥护高县长！反对王县长，赶走王县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使王不敢抛头露面，不久就离开了大宁。
第三阶段：即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发动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顽”运动达到高潮。
１０月，阎政权派出６１军军法处陶伯符抢先到达大宁，接任大宁县长。同时派来的还有公安局局长才润生。这是阎政权顽固势力有意挑动摩擦搞分裂的阴谋。中共大宁县委以县牺盟会的名义组织千余名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拥护高县长（高芸生），反对陶伯符”、“拥护高县长，赶走陶伯符”等口号，同时组织群众日夜固守县府，使陶无法上任。为了控制局势，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阎当局调６１军一个连的部队到达大宁镇压群众，强行让陶就任了大宁县县长。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大宁县委召集牺盟会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多次召开会议，酝酿更大规模的“反顽”斗争。
陶伯符强行就任大宁县县长之后，立即接管县公安局，迫害进步力量。为了争夺武装力量，大宁县公安局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标、贺定邦、贺全录、蔡培义等人，同阎锡山当局在县公安局的顽固势力代理人宋文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扣压了宋文秀，并把他交回六专署。
由于新旧军磨擦日益加剧，时局趋于恶化。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共大宁县委指示县公安局中共支部，由局长蔡光庭、分队长刘国标及贺定邦、贺全录带领县公安局８０余人，打死部分顽固分子，连夜撤出县城，辗转到达六专署，为革命积蓄了有生力量。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日，阎军在永和袭击我决死第二纵队１９６旅旅部及部分游击队，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晋西事变”爆发。大宁的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于１２月３０日将大部分共产党员和牺盟会骨干分子撤出大宁，转移到晋西北。
“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大宁乃至全晋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使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这次斗争洗礼的大宁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新的抗日反顽斗争中。
大宁境内有两个黄河码头，马头关和平渡关是天然的渡河良港，这里水面开阔，水流缓慢；渡船平稳，波浪不惊。前方急需的兵员、军用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运过。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也频繁从这里前往延安。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４日，太原失守前４天，阎锡山退守晋西南，计划驻军大宁。为此，阎锡山曾在大宁的太德垣逼令群众赶收未成熟的晚秋庄稼，调集民工赶修飞机场。然而在阎等一行退守途中，王靖国临阵怯敌逃走，致使日军乘虚而入，使阎军遭受重创。二战区长官部执法总监张培梅愤恨不已，电阎要将王执行军法，阎再三不依。张培梅悲愤交加，吞服大量鸦片，死于大宁。阎锡山觉得晦气，由是打消了在大宁驻扎的念头，前往吉县克难坡（此地原名南村坡，阎锡山来后改名克难坡）。
阎锡山驻扎克难坡后，为了达到他对晋南铁桶般的统治，开始压制和打击包括大宁在内的进步力量。从我方来说，面临日军大举进攻，中共加紧了对阎政权的统战工作，许多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进入阎政权。在晋南，阎政权的六专署就驻扎于隰县车家坡，主任张文昂就是共产党员。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张文昂以专署主任的身份，以在各县派遣牺盟特派员为由，积极安插中共党员到各县担任牺盟特派员。因此，晋南各县党的工作，包括抗战支前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等， 都搞得相当出色。大宁位于六专署与阎锡山“行宫”的中间地带，不断发生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既受到了我党的极大关注，也触动着阎政权顽固派的每根神经。
１９３８年６月上旬，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召集各军、师主要高级军官举行秘密会议，加紧压制和打击我进步力量。１９３９年春，我党领导的进步力量与阎锡山政权内部顽固势力的摩擦日趋激烈，大宁县的反顽斗争也日趋尖锐。
大宁县反顽斗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１９３９年三四月间，反对二区区长王建基的斗争。
１９３９年春，当时的二区区长王建基消极抗日并有贪赃枉法行为。在中共大宁县委的周密策划下，县牺盟分会以县农救会的名义，组织农、青、妇各界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王（顽）运动。他们在县城召开“外攘日寇，内除贪官污吏汉奸”的动员大会，号召全县人民积极动员起来，向一切阻挠抗日的势力及贪官污吏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会后，县农救会在县城张贴标语，农民代表贺义员带领群众游行示威，他们高喊口号，要求清算王建基的罪行。王建基无奈，只好低头认罪，被迫出走。为此，阎政权将贺义员拘捕，经县牺盟会多方交涉才得释放。紧接着，由中共掌握实际权力的大宁县政府重新委派了进步人士担任二区区长，二区的领导权最终掌握在中共手中。至此，全县三个区的区长和各区的农、青、妇各群众团体都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中。
第二阶段：即１９３９年５一１０月间，发动群众赶走顽固派县长的斗争。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大宁县县长郭钦安（中共党员）调走，上级委派刘晋卿（中共党员）任大宁县县长。１９３９年５月。阎政权又要调走刘晋卿。此时，大宁县的共产党员及牺盟会等进步人士都很担心，怕阎政权派来“阎王”（阎顽）县长。中共大宁县委以牺盟会及各群众团体的名义向上报告，挽留刘晋卿继续任职。但是，阎政权终将刘晋卿调走了。１０月，又派高芸生从兴县来到大宁任县长。县牺盟会及各群众团体得知高芸生也是中共党员，就在县城东关集会，热烈欢迎高芸生县长。高芸生到达大宁县半个月左右，阎政权又要将其调走，派来了一个叫王润全的县长。中共大宁县委经过秘密研究，决定以县牺盟会的名义动员各群众团体，公开要求高芸生拒绝交权，致使王润全进不了县政府，这就是发生在大宁的著名的“双县长之谜”。大宁县党组织通过县牺盟会和各群众团体，一方面给六专署及二战区发去电文，反对调离高芸生；另一方面发动群众进城示威游行。示威群众手执小旗，在街上张贴标语并高呼口号：“拥护高县长！反对王县长，赶走王县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使王不敢抛头露面，不久就离开了大宁。
第三阶段：即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发动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顽”运动达到高潮。
１０月，阎政权派出６１军军法处陶伯符抢先到达大宁，接任大宁县长。同时派来的还有公安局局长才润生。这是阎政权顽固势力有意挑动摩擦搞分裂的阴谋。中共大宁县委以县牺盟会的名义组织千余名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拥护高县长（高芸生），反对陶伯符”、“拥护高县长，赶走陶伯符”等口号，同时组织群众日夜固守县府，使陶无法上任。为了控制局势，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阎当局调６１军一个连的部队到达大宁镇压群众，强行让陶就任了大宁县县长。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大宁县委召集牺盟会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多次召开会议，酝酿更大规模的“反顽”斗争。
陶伯符强行就任大宁县县长之后，立即接管县公安局，迫害进步力量。为了争夺武装力量，大宁县公安局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标、贺定邦、贺全录、蔡培义等人，同阎锡山当局在县公安局的顽固势力代理人宋文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扣压了宋文秀，并把他交回六专署。
由于新旧军磨擦日益加剧，时局趋于恶化。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共大宁县委指示县公安局中共支部，由局长蔡光庭、分队长刘国标及贺定邦、贺全录带领县公安局８０余人，打死部分顽固分子，连夜撤出县城，辗转到达六专署，为革命积蓄了有生力量。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日，阎军在永和袭击我决死第二纵队１９６旅旅部及部分游击队，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晋西事变”爆发。大宁的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于１２月３０日将大部分共产党员和牺盟会骨干分子撤出大宁，转移到晋西北。
“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大宁乃至全晋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使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这次斗争洗礼的大宁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新的抗日反顽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