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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提出了两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人自身生产）理论，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引起了长时期的争论，主流思想可总结为以下四种：一同决定论、依次决定论、一元决定论和一体决定论。通过对两种生产理论之文本考辨，澄清学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误解，提出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并结合当下现实阐述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对构建现代和谐家庭观、推进人才战略强国梦以及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三重决定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备受学界争议，主流思想可总结为以下四种：一同决定论、依次决定论、一元决定论和一体决定论。首先通过回归《起源》，基于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缘起、背景和内容的文本考辩，以澄清主流思想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误解，从而对两种生产抽丝剥茧，提出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两种生产理论蕴含丰富、关系错杂，三重决定论不仅裨补了主流思想的缺漏，而且较为真实地体现了《起源》文本之两种生产理论的原初意涵。真正厘析两种生产理论，对于当代具有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一、两种生产理论之文本考辨
马克思从人是历史的主体出发，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依靠关系的阶段、依靠物的人自身发展的阶段以及人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三阶段实际上与摩尔根的三分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未能得到更深层次的论证，便去世了。而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生前手稿时，发现于1880-1881年间马克思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曾作了细致的摘要，于是恩格斯为完成亡友遗作，按照马克思的摘要，写出了《起源》这篇巨作，确定了两种生产理论，文章中提到：“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1]恩格斯科学系统地考察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此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这并非是主观臆想的东西，而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因为恩格斯不仅经过夜以继日的推敲和反复调查，同时结合马克思和其他学者的材料，还分析了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在《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论述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这段话体现的便是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类历史孕育于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此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以满足人自身基本的生理需求，必然是人类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显见，人类创造历史的首要因素便是物质生活，回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维持自身的正常生活。在《起源》中，恩格斯也已经向我们论证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仅仅是人类得以存在重要基础，同时还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依赖。正如《起源》中所指出的：“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3]恩格斯指出了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的实践活动，智慧人类的出现创造出各种生产工具，加快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文明也应运而生。这深刻说明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4]
此前，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人自身的生产”包括“种的繁衍”与“自己生活资料的生产”，实际上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人自身的生产”特指通过“种的繁衍”以实现人自身的生产。简析恩格斯描述“人自身的生产”的众多修饰语和说明语：无论是直接叙述“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还是间接叙述“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等，[5]无一例外地将“人自身的生产”规定为实现他人生命的生产——在家庭范围内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类的繁殖。由于人类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自身生产过程依次是人自身的自然演化，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人的发育、成长以及后代的养育。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学说，认为人类历史必将经历由“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演进”，[6]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类社会形态。实际上，无论是原始的亚细亚社会，还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自身的生产过程像社会组织细胞遍布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
我们知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7]可见，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同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唯有同时对两种生产都予以肯定，才能更加系统全面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更好理解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历史唯物论中，物质基础的概念必须得到延伸——即把人类自身生产纳入其中。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总体把握上，挖掘社会历史发展特点，深入考辨两种生产理论各自的原初意义与衍生性发展向度，为准确厘析两种生产的真正含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两种生产决定论之误解澄清
（一）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决定论 哲学意义上的二元决定论，是把物质和精神作为两种彼此独立、互相平行的世界本原，而两种生产理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都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范畴，显然不是二元决定论，恰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此外，学界存在普遍争议的还有另一个意义上的“二元决定论”，即主张社会历史发展背后存有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两个元，二者并行不悖，互不依赖，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原。苏联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以前，大都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二元决定论”。比如在《简明哲学辞典》中与《起源》相关的论述：“恩格斯在序言中犯了一个错误。实际上，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8]1947年，俄译本《起源》序言中提到“恩格斯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有一个不精确的地方……家庭是不能与劳动、与作为社会发展底决定原因的物质生产相提并论的”;[9]1955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编者注中指出“恩格斯在这里将种属蕃衍和生活资料生产同等当作决定社会及社会制度发展的原因来看待，是不确切的。”[10]那么，两种生产理论是否真如苏联学界所认为的属于二元决定论？实际上，仔细翻看1890年恩格斯答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不难发现恩格斯曾明确谈及“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1]再看1894年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其中提到：“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12]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业已明确提到“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这种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3]显而易见，两种生产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实质上属于物的生产方式和人的生产方式，因此两种生产理论是对唯物史观一元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平行线般永不相交的二元决定论，批评两种生产理论为二元论的观点可谓不攻自破。
（二）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依次决定论
学界中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依次决定论（或交替决定论），具体而言，是指在原始社会的多数历史时期，“人自身的生产”较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其对原始社会形态的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更为重要，决定着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至原始社会后期，“人自身的生产”才逐渐地被取代，从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成为制约社会制度和发展的支配力量，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14]经由分析，两种生产是辩证交互的作用，而不是交替作用，这是贯穿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如若原始社会后期，人自身生产不起决定作用，而对社会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以下三种假设：其一，若人口无限地繁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必将无法满足过剩人口的需求;其二，若人口无限地下降，一定量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则可能因劳动力极度缺乏而无法继续进行;其三，人口繁衍保持某一合适的速度，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量相适应。那么，只有在第三种假设情况下，两种生产处于相对正常的状态，而前面两种假设表明，如若只单纯强调两种生产中的一种，是不符合现实的。比如，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大力宣扬“人多力量大”口号，批判了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在人口政策上，放开生育政策，结果是人口高度膨胀，遭受了一系列由高压人口带来的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因此，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使两种生产互不分离、相互协调、相辅相成，而非交替地散离于不同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中各自占据支配地位。
（三）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一元决定论
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一元决定论”，此处的“一元决定论”指两种生产理论中社会历史发展仅仅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而与人自身的生产无关。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一元决定论忽略了人自身生产在历史上的作用，夸大了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仅通过恩格斯《起源》第一版序言著名论述中的“归根结底”意义上，便认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决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且人自身生产只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附属品，而完全无视恩格斯紧接其后的“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15]的观点，实际上恩格斯并非只承认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支配作用。一元决定论还悖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统一思想，对两种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置若罔闻;另一方面，一元决定论混淆了人口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和“人口的增长”影响生产，其中“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但它们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者。[16]基于此，所以一些人便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人自身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便误认为两种生产中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能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误解之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人口的因素或人口生产主要从人口增长角度而内涵和外延，指人口数量的增长及人口密度、人口过剩等相关条件，而人自身生产同生产关系和人类的文明进步程度密切相关，不仅包括人口繁衍，还包括人口繁衍而产生的婚姻家庭关系等，切不可将二者进行等同。所以，两种生产理论绝不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决定论，而是“人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某种方式共同决定人类的社会发展。
三、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之三重解析
两种生产并非学界普遍认为的一同决定论、依次决定论、一元决定论和一体决定论，而是三重决定论。简言之，一同决定论（即“二元决定论”）指两种生产并行不悖，都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依次决定论（即交替决定论）是两种生产散离交替，单独一方决定社会发展;一元决定论即一方独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论;一体决定论为两种生产彼此互补，一体两面决定社会发展。质言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同决定论、依次决定论和一体决定论都体现为两种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但是它们和“一元”决定论在本质上都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它们并没有体现两种生产关系的互动、交叉或辩证联系，至多分别达成了平行、前后、合并、独行的联系，最终都只是边缘地、孤立地、机械地谈论两种生产之间、两种生产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两种生产之一重：相伴相生、相互合作
两种生产渗透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形态中，相伴相生、相互合作。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关系是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再以五形态说为例，最初的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两种生产同时决定社会发展，但其中人自身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其它三种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支配人自身的生产，二者共同决定社会历史发展。比如，原始社会“生产极不发展，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17]可见两种生产在原始社会就如一对孪生兄弟——生产的极不发展与人口稀少相依相伴，而“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8]即原始社会中人自身的生产占主导地位。此外，“生活资料无限制地增加……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内”，[19]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促进人自身的生产，二者不仅相伴相生，还相互合作。两种生产关系与上述依次决定论根本性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管社会发展到哪种阶段，两种生产就像风筝的线和轴，属于有机体的组织，是相伴相生的合作关系，并非仅仅认可主导一方的作用。虽然在放飞风筝的各个过程中，线和轴中有一方支配另一方，但这反而促进了二者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了社会这只风筝遨游天际。
（二）两种生产之二重：相互交织、互为创造
两种生产同处于人类社会这个大的集合体中，相互交织、互为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一定是泾渭分明、互不相交的吗？若是如此，便又陷入了前面提到的一同决定论。那么两种生产的交织从何而来？第一，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同样，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0]正如大自然中植物、石头等不仅是人自身繁衍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食粮，还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对象和工具，因此在以自然界为对象的社会活动中，两种生产的内容构成中都有共同的对象元素，故两种生产在人化的自然世界相交织;第二，两种生产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但促使两种生产成为现实的正是作为主体的人，人自身生产是人的自然性的体现，而人的社会性推动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显然人的因素贯穿于两种生产的演进发展过程中，故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相交织。此外，两种生产不仅相互交织，还互为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激发人走向反思、创新与变革，孕育出人的新需求，例如新的思维方式与生产能力，新的沟通方式和语言文字等，这为人自身生产创造了光明的前景;而人自身生产过程中，家庭后代的養育模式的变化、不同种族间的联姻等，导致人本身也会进行创造性地发挥，比如情感、智力与人体机能的开发，这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创造了强大的原生动力。
（三）两种生产之三重：对立统一、共同发展
两种生产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对立统一、共同发展。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21]另一方面，恩格斯在《起源》中明确写道，“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22]从中都能看出恩格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两种生产之间的对立关系，血族关系与劳动生产的发展不是同增同减成正比，而是一增一减的反比关系，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发展路径是相反的，其中一种生产从峰点往下降，支配地位逐渐弱化，另一种生产从低谷往上升，支配地位逐渐增强。但是，恩格斯在分析两种生产对立性的同时，更加强调的是二者的统一性与共同发展，若没有统一为前提的对立，则不存在两种生产。恩格斯实际上设置了历史发展阶段性的节点，这个节点是两种生产路径的交汇时刻，即“两者的不相容性”导致最终的彻底变革，两种生产所附有的支配与从属地位也在那一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这是两种生产关系矛盾的终点，同时也是起点。正是这一变革的交汇点或节点，暂时统一了两种生产，为两种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划上了句号，同时也开启了两种生产新的发展路径、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新的需要，驶向新的时代。由此可见，两种生产的对立关系是为了二者更好地走向统一与发展，二者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阶段，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形态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制度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且这两种生产活动最终都要统一于现实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当中。
如是而观，三重决定论涵盖了两种生产的三重运动向度，分别是相伴、相交与相对立统一，其体现了两种生产内蕴的互动性、交叉性与辩证性。那么三重关系之间是纯粹的平行关系吗？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如果把社会历史发展比作人身体的成长，那么恩格斯在《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显然与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息息相关。两种生产分别是细胞，两种生产通过三重关系构成组织，而三重关系之间仍然进行交叉组合形成器官。可见，三重关系之间不是彼此平行独立、互不相干的散乱碎片，而是类似排列组合般相互交融、相互决定的有机联系。无论如何，由两种生产之间形成的三重关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并未脱离两种生产的交叉互动与辩证关系，仍处于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的思想框架内。总之，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的提出，为我们重新品读恩格斯的《起源》打开了新的视野。 四、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之当下回响
（一）构建现代和谐家庭观
三重决定论之一重表示两种生产无论在哪个阶段始终相伴相生，相互合作，共同推进社会历史的和谐发展。实际上，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亚细亚时代结束至今，家庭形式的人自身生产屡遭边缘化的风险：随着私有制的兴起和物质生产的主导作用，物质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基础，同时由于物质的影响力被恣意放大，与恩格斯在《起源》中关于婚姻家庭所描述的纯粹的、感性的未来世界渐行渐远：“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23]进入新时代，以家庭为载体的人自身的生产面临新的、更为严重的威胁，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持续变化，家庭的规模、结构、形态和观念伦理等相继发生较大变化。现代家庭建设面临的环境越发复杂，比如婚姻不稳、家教家风弱化、家庭功能失衡等挑戰。而随着人口流动的持续增长、婚姻的不稳定性增加，家庭在生育、养老等方面功能的发挥也受到较大程度影响，单身、单亲、丁克、隔代、重组、空巢等“家庭”形态越来越普遍，人自身的生产被无限稀释，意味着当前的趋势正逐渐脱离两种生产相伴相生的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的和谐发展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分割，因此不可忽视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其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同样强调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发挥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作用。因此建立现代和谐家庭观，复归人自身的生产，恢复当前社会两种生产的失衡状态，是当下社会的重中之重，而这恰恰也是对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的回应与发展。
（二）推进人才战略强国梦
三重决定论之二重中两种生产相互交织于人类社会，由于生产主体都是“人”，二者在“人”这个范畴中得到统一，这为推进人才战略强国梦提供了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当今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人民告别了过去温饱问题，迈向小康生活，国民观念也发生巨大转变，人们不仅全面支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注重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即作为生产主体的“人自身生产的衍生性发展”，这是关乎国家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人自身生产的衍生性发展”意味着“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24]，也就是人们开始在追求繁衍的需要的同时，以实现全面性的、更高程度的人自身生产为最高追求。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人才战略强国梦正是对三重决定论的思想遵循，是对生产人自身的全面性的具体战略体现。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在应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中，强调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特别是能够与时俱进、引领世界潮流的创新型人才，人才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手段。具体而言，在一些如信息产业、软件产业的高新技术生产领域中，人自身的生产再次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因为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知识能力已经成为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大批量地培养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奠基。此时“人自身的生产”已不再是原始社会中的种群扩大或个体生命的简单再生产，而是前面提到的“衍生性生产”，即再生产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实践主体，这有力推动了人才战略强国梦目标的实现。
（三）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
三重决定论之三重强调两种生产“统一”的状态，也就是恩格斯《起源》中两种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之终结，由对立的矛盾转为和谐的统一。在当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为避免演变为恩格斯所说的无法挽回的“不相容”，我国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显见，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的继承与创新。建国以来，我国虽然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但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25]恩格斯同样也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6]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大气等，最终还是会反作用于人自身。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党的十九大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人类应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27]因此，“生命共同体”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体，强调人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良性循环。在当今社会，只有深入贯彻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其日益衍生的世界各国的最大公约数，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承载能力和行动空间，才能为两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保障，最终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幸福发展，这同时也是对恩格斯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思维的回应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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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淑娟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三重决定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备受学界争议，主流思想可总结为以下四种：一同决定论、依次决定论、一元决定论和一体决定论。首先通过回归《起源》，基于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缘起、背景和内容的文本考辩，以澄清主流思想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误解，从而对两种生产抽丝剥茧，提出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两种生产理论蕴含丰富、关系错杂，三重决定论不仅裨补了主流思想的缺漏，而且较为真实地体现了《起源》文本之两种生产理论的原初意涵。真正厘析两种生产理论，对于当代具有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一、两种生产理论之文本考辨
马克思从人是历史的主体出发，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依靠关系的阶段、依靠物的人自身发展的阶段以及人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三阶段实际上与摩尔根的三分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未能得到更深层次的论证，便去世了。而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生前手稿时，发现于1880-1881年间马克思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曾作了细致的摘要，于是恩格斯为完成亡友遗作，按照马克思的摘要，写出了《起源》这篇巨作，确定了两种生产理论，文章中提到：“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1]恩格斯科学系统地考察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此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这并非是主观臆想的东西，而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因为恩格斯不仅经过夜以继日的推敲和反复调查，同时结合马克思和其他学者的材料，还分析了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在《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论述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这段话体现的便是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类历史孕育于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此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以满足人自身基本的生理需求，必然是人类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显见，人类创造历史的首要因素便是物质生活，回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维持自身的正常生活。在《起源》中，恩格斯也已经向我们论证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仅仅是人类得以存在重要基础，同时还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依赖。正如《起源》中所指出的：“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3]恩格斯指出了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的实践活动，智慧人类的出现创造出各种生产工具，加快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文明也应运而生。这深刻说明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4]
此前，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人自身的生产”包括“种的繁衍”与“自己生活资料的生产”，实际上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人自身的生产”特指通过“种的繁衍”以实现人自身的生产。简析恩格斯描述“人自身的生产”的众多修饰语和说明语：无论是直接叙述“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还是间接叙述“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等，[5]无一例外地将“人自身的生产”规定为实现他人生命的生产——在家庭范围内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类的繁殖。由于人类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自身生产过程依次是人自身的自然演化，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人的发育、成长以及后代的养育。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学说，认为人类历史必将经历由“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演进”，[6]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类社会形态。实际上，无论是原始的亚细亚社会，还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自身的生产过程像社会组织细胞遍布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
我们知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7]可见，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同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唯有同时对两种生产都予以肯定，才能更加系统全面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更好理解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历史唯物论中，物质基础的概念必须得到延伸——即把人类自身生产纳入其中。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总体把握上，挖掘社会历史发展特点，深入考辨两种生产理论各自的原初意义与衍生性发展向度，为准确厘析两种生产的真正含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两种生产决定论之误解澄清
（一）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决定论 哲学意义上的二元决定论，是把物质和精神作为两种彼此独立、互相平行的世界本原，而两种生产理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都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范畴，显然不是二元决定论，恰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此外，学界存在普遍争议的还有另一个意义上的“二元决定论”，即主张社会历史发展背后存有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两个元，二者并行不悖，互不依赖，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原。苏联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以前，大都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二元决定论”。比如在《简明哲学辞典》中与《起源》相关的论述：“恩格斯在序言中犯了一个错误。实际上，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8]1947年，俄译本《起源》序言中提到“恩格斯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有一个不精确的地方……家庭是不能与劳动、与作为社会发展底决定原因的物质生产相提并论的”;[9]1955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编者注中指出“恩格斯在这里将种属蕃衍和生活资料生产同等当作决定社会及社会制度发展的原因来看待，是不确切的。”[10]那么，两种生产理论是否真如苏联学界所认为的属于二元决定论？实际上，仔细翻看1890年恩格斯答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不难发现恩格斯曾明确谈及“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1]再看1894年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其中提到：“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12]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业已明确提到“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这种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3]显而易见，两种生产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实质上属于物的生产方式和人的生产方式，因此两种生产理论是对唯物史观一元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平行线般永不相交的二元决定论，批评两种生产理论为二元论的观点可谓不攻自破。
（二）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依次决定论
学界中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依次决定论（或交替决定论），具体而言，是指在原始社会的多数历史时期，“人自身的生产”较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其对原始社会形态的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更为重要，决定着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至原始社会后期，“人自身的生产”才逐渐地被取代，从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成为制约社会制度和发展的支配力量，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14]经由分析，两种生产是辩证交互的作用，而不是交替作用，这是贯穿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如若原始社会后期，人自身生产不起决定作用，而对社会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以下三种假设：其一，若人口无限地繁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必将无法满足过剩人口的需求;其二，若人口无限地下降，一定量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则可能因劳动力极度缺乏而无法继续进行;其三，人口繁衍保持某一合适的速度，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量相适应。那么，只有在第三种假设情况下，两种生产处于相对正常的状态，而前面两种假设表明，如若只单纯强调两种生产中的一种，是不符合现实的。比如，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大力宣扬“人多力量大”口号，批判了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在人口政策上，放开生育政策，结果是人口高度膨胀，遭受了一系列由高压人口带来的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因此，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使两种生产互不分离、相互协调、相辅相成，而非交替地散离于不同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中各自占据支配地位。
（三）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一元决定论
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一元决定论”，此处的“一元决定论”指两种生产理论中社会历史发展仅仅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而与人自身的生产无关。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一元决定论忽略了人自身生产在历史上的作用，夸大了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仅通过恩格斯《起源》第一版序言著名论述中的“归根结底”意义上，便认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决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且人自身生产只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附属品，而完全无视恩格斯紧接其后的“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15]的观点，实际上恩格斯并非只承认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支配作用。一元决定论还悖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统一思想，对两种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置若罔闻;另一方面，一元决定论混淆了人口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和“人口的增长”影响生产，其中“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但它们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者。[16]基于此，所以一些人便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人自身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便误认为两种生产中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能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误解之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人口的因素或人口生产主要从人口增长角度而内涵和外延，指人口数量的增长及人口密度、人口过剩等相关条件，而人自身生产同生产关系和人类的文明进步程度密切相关，不仅包括人口繁衍，还包括人口繁衍而产生的婚姻家庭关系等，切不可将二者进行等同。所以，两种生产理论绝不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决定论，而是“人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某种方式共同决定人类的社会发展。
三、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之三重解析
两种生产并非学界普遍认为的一同决定论、依次决定论、一元决定论和一体决定论，而是三重决定论。简言之，一同决定论（即“二元决定论”）指两种生产并行不悖，都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依次决定论（即交替决定论）是两种生产散离交替，单独一方决定社会发展;一元决定论即一方独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论;一体决定论为两种生产彼此互补，一体两面决定社会发展。质言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同决定论、依次决定论和一体决定论都体现为两种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但是它们和“一元”决定论在本质上都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它们并没有体现两种生产关系的互动、交叉或辩证联系，至多分别达成了平行、前后、合并、独行的联系，最终都只是边缘地、孤立地、机械地谈论两种生产之间、两种生产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两种生产之一重：相伴相生、相互合作
两种生产渗透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形态中，相伴相生、相互合作。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关系是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再以五形态说为例，最初的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两种生产同时决定社会发展，但其中人自身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其它三种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支配人自身的生产，二者共同决定社会历史发展。比如，原始社会“生产极不发展，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17]可见两种生产在原始社会就如一对孪生兄弟——生产的极不发展与人口稀少相依相伴，而“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8]即原始社会中人自身的生产占主导地位。此外，“生活资料无限制地增加……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内”，[19]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促进人自身的生产，二者不仅相伴相生，还相互合作。两种生产关系与上述依次决定论根本性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管社会发展到哪种阶段，两种生产就像风筝的线和轴，属于有机体的组织，是相伴相生的合作关系，并非仅仅认可主导一方的作用。虽然在放飞风筝的各个过程中，线和轴中有一方支配另一方，但这反而促进了二者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了社会这只风筝遨游天际。
（二）两种生产之二重：相互交织、互为创造
两种生产同处于人类社会这个大的集合体中，相互交织、互为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一定是泾渭分明、互不相交的吗？若是如此，便又陷入了前面提到的一同决定论。那么两种生产的交织从何而来？第一，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同样，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0]正如大自然中植物、石头等不仅是人自身繁衍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食粮，还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对象和工具，因此在以自然界为对象的社会活动中，两种生产的内容构成中都有共同的对象元素，故两种生产在人化的自然世界相交织;第二，两种生产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但促使两种生产成为现实的正是作为主体的人，人自身生产是人的自然性的体现，而人的社会性推动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显然人的因素贯穿于两种生产的演进发展过程中，故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相交织。此外，两种生产不仅相互交织，还互为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激发人走向反思、创新与变革，孕育出人的新需求，例如新的思维方式与生产能力，新的沟通方式和语言文字等，这为人自身生产创造了光明的前景;而人自身生产过程中，家庭后代的養育模式的变化、不同种族间的联姻等，导致人本身也会进行创造性地发挥，比如情感、智力与人体机能的开发，这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创造了强大的原生动力。
（三）两种生产之三重：对立统一、共同发展
两种生产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对立统一、共同发展。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21]另一方面，恩格斯在《起源》中明确写道，“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22]从中都能看出恩格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两种生产之间的对立关系，血族关系与劳动生产的发展不是同增同减成正比，而是一增一减的反比关系，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发展路径是相反的，其中一种生产从峰点往下降，支配地位逐渐弱化，另一种生产从低谷往上升，支配地位逐渐增强。但是，恩格斯在分析两种生产对立性的同时，更加强调的是二者的统一性与共同发展，若没有统一为前提的对立，则不存在两种生产。恩格斯实际上设置了历史发展阶段性的节点，这个节点是两种生产路径的交汇时刻，即“两者的不相容性”导致最终的彻底变革，两种生产所附有的支配与从属地位也在那一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这是两种生产关系矛盾的终点，同时也是起点。正是这一变革的交汇点或节点，暂时统一了两种生产，为两种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划上了句号，同时也开启了两种生产新的发展路径、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新的需要，驶向新的时代。由此可见，两种生产的对立关系是为了二者更好地走向统一与发展，二者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阶段，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形态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制度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且这两种生产活动最终都要统一于现实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当中。
如是而观，三重决定论涵盖了两种生产的三重运动向度，分别是相伴、相交与相对立统一，其体现了两种生产内蕴的互动性、交叉性与辩证性。那么三重关系之间是纯粹的平行关系吗？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如果把社会历史发展比作人身体的成长，那么恩格斯在《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显然与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息息相关。两种生产分别是细胞，两种生产通过三重关系构成组织，而三重关系之间仍然进行交叉组合形成器官。可见，三重关系之间不是彼此平行独立、互不相干的散乱碎片，而是类似排列组合般相互交融、相互决定的有机联系。无论如何，由两种生产之间形成的三重关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并未脱离两种生产的交叉互动与辩证关系，仍处于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的思想框架内。总之，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的提出，为我们重新品读恩格斯的《起源》打开了新的视野。 四、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之当下回响
（一）构建现代和谐家庭观
三重决定论之一重表示两种生产无论在哪个阶段始终相伴相生，相互合作，共同推进社会历史的和谐发展。实际上，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亚细亚时代结束至今，家庭形式的人自身生产屡遭边缘化的风险：随着私有制的兴起和物质生产的主导作用，物质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基础，同时由于物质的影响力被恣意放大，与恩格斯在《起源》中关于婚姻家庭所描述的纯粹的、感性的未来世界渐行渐远：“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23]进入新时代，以家庭为载体的人自身的生产面临新的、更为严重的威胁，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持续变化，家庭的规模、结构、形态和观念伦理等相继发生较大变化。现代家庭建设面临的环境越发复杂，比如婚姻不稳、家教家风弱化、家庭功能失衡等挑戰。而随着人口流动的持续增长、婚姻的不稳定性增加，家庭在生育、养老等方面功能的发挥也受到较大程度影响，单身、单亲、丁克、隔代、重组、空巢等“家庭”形态越来越普遍，人自身的生产被无限稀释，意味着当前的趋势正逐渐脱离两种生产相伴相生的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的和谐发展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分割，因此不可忽视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其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同样强调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发挥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作用。因此建立现代和谐家庭观，复归人自身的生产，恢复当前社会两种生产的失衡状态，是当下社会的重中之重，而这恰恰也是对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的回应与发展。
（二）推进人才战略强国梦
三重决定论之二重中两种生产相互交织于人类社会，由于生产主体都是“人”，二者在“人”这个范畴中得到统一，这为推进人才战略强国梦提供了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当今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人民告别了过去温饱问题，迈向小康生活，国民观念也发生巨大转变，人们不仅全面支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注重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即作为生产主体的“人自身生产的衍生性发展”，这是关乎国家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人自身生产的衍生性发展”意味着“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24]，也就是人们开始在追求繁衍的需要的同时，以实现全面性的、更高程度的人自身生产为最高追求。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人才战略强国梦正是对三重决定论的思想遵循，是对生产人自身的全面性的具体战略体现。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在应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中，强调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特别是能够与时俱进、引领世界潮流的创新型人才，人才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手段。具体而言，在一些如信息产业、软件产业的高新技术生产领域中，人自身的生产再次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因为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知识能力已经成为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大批量地培养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奠基。此时“人自身的生产”已不再是原始社会中的种群扩大或个体生命的简单再生产，而是前面提到的“衍生性生产”，即再生产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实践主体，这有力推动了人才战略强国梦目标的实现。
（三）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
三重决定论之三重强调两种生产“统一”的状态，也就是恩格斯《起源》中两种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之终结，由对立的矛盾转为和谐的统一。在当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为避免演变为恩格斯所说的无法挽回的“不相容”，我国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显见，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的继承与创新。建国以来，我国虽然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但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25]恩格斯同样也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6]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大气等，最终还是会反作用于人自身。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党的十九大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人类应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27]因此，“生命共同体”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体，强调人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良性循环。在当今社会，只有深入贯彻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其日益衍生的世界各国的最大公约数，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承载能力和行动空间，才能为两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保障，最终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幸福发展，这同时也是对恩格斯两种生产三重决定论思维的回应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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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