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知识人眼里，传统儒家具有截然不同的面目。秋风先生认为儒家是宪政主义，袁伟时、易中天先生则认为儒家是专制主义，各自都代表了不同观点的知识群体。从方法论上说，都是取其一点，前者强调儒家的限君主张，后者注重儒家的社会专制。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社会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当时的国家观念不是很强，新青年视儒家为专制主义的精神渊薮，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家族社会扼杀了个人自由。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指出，儒家维护的是家族制度，不符“个人独立之道”，是很有时代代表性的言论。新青年既然要搞社会革命，势必要将矛头对准家族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儒学。这与晚清最后一代士人严复、谭嗣同等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目标只是政治改革，所以很容易看清，中国专制皇朝的精神支柱是主张绝对君权的法家。
　　专制（autocracy）是政治学上的政体概念。假如将绝对君权视为专制，那么周朝封建制便不是专制。这一点秋风是对的，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盟约，是一种上下互相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而以“吾从周”为旨归的原始儒家则自然谈不上专制了。
　　不可否认，家族社会在某些方面压制了个人自由，但社会不是政权，秦以后以法家理论为内核的皇朝政体属于专制，而专制下的社会却不等于专制。正因为新文化运动将专制一词用于社会批判，将矛头对准家族制度，最终演成后来的社会革命，采用暴力摧毁乡绅主导的基层社会，造成国家权力独大，社会与个人皆被挤压至无。而更重要的是，具有普世性的传统基本道德也同时遭到破坏，对于许多没有宗教信仰的国民，道德规训沦为空白。此后的新道德一直都是无源之水，只是靠不断地推出英雄模范让社会效仿，道德变成一种强加的外来的权力规训，它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要将儒家与宪政主义联系起来，理据也是不够的。现代宪政的宗旨是限制公权力，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法治维护每个个体的权利。虽说历史上杰出的儒家思想家一直都试图限制君权，但儒家本身能否内在地发展出宪政思想？在现代人熟悉西方法治甚于儒家政治文化的前提下，从儒家思想中寻求宪政的合法性有无必要？仍是有待论证的问题。
　　汉儒曾试图限制绝对君权，由董仲舒抬出一个“天”来吓唬帝王，甚至提出“贬天子”的非常之论。但这个天是虚拟的，且与自然灾异相联系，没有在此精神源头上形成一个实在的人间约法来限制君权，故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理论，看中的是“以经术缘饰吏事”的一面，并不真的相信灾异之说，试览一部《册府元龟·谏诤部》，当谏官以灾异进行规劝时，结果常常都是“书奏不省”，何尝惧怕过上天动怒？钱穆先生称董仲舒的理论多出黄老、刑名，既非孔子本义，亦非公羊本旨，而与“民视民听”之意不同，余英时先生亦称汉儒的政治学是儒学法家化，此皆是尊儒的现代史家的持平之论。
　　对此，宋儒早已看得很清楚，所以朱熹说一千五百年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宋儒同样也有限制君权的意图，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三代之治，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似乎可以比拟为现代的精英政治，但理想一旦落到权力的世界，便会产生变化。宋朝扩张相权的结果造成权相的产生，便是一例。正是由于王安石得君行道的失败，宋儒才由外王转为内圣，走向心性之学。这表明在缺乏个体权利意识的前提下，儒家本身很难在政治学上发展出宪政思想和路径。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儒家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引进西方宪政思想的正是近代一批有眼光的儒家士大夫。今天将董仲舒的公羊学视为宪政理论的认识，总不能落后于当年严复“群己权界”、“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吧。故此，儒学的现代转型不在政治学，而在伦理学。没有一个社会是只靠法律维系的，在当下中国，如何使仁、义、礼、智、信超越亲情社会关系，成为现代公民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或许才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