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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学术界有一种照搬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应对当今我国面临的生态危机的观点。确实，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丰富生态话语资源，为我国介入全球性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文化自信，为全球生态批评研究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但因传统生态智慧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面对的生态问题有别于现代，再加上思想内涵的杂糅性，我们不能把它直接拿来用于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因此，在中国生态批评研究中对传统生态智慧进行审视从而进行现代性转换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 传统生态智慧 现代性转换 生态批评 生态危机
中国文化尤其传统文化中蕴涵有非常丰富的生态话语资源，是全球性生态批评研究想要获得长足发展绝对绕不过去的宝贵资源，为中国介入这场全球性的生态批评运动提供文化自信。正如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对中国生态批评满怀信心一样：“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艺术和文化中肯定存在丰富的资源，保证中国的生态家在介入这场运动时是具有十足潜力的。”[1]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态批评开端以来，中国理论界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挖掘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拓宽了全球生态批评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生态批评的实践维度。另一方面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积累了建设性的元素。然而，当前学术界有一种照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理念构建我国当前生态文明的观点，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加以重新审视，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性转换。
一、古今时代背景的差异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丰富的生态智慧，却不能直接拿来作为医治现代生态危机的良方，要发挥它的生态价值，必须对传统生态智慧进行现代性转换。因为传统生态智慧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别于现代社会，而不同时代背景又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差异性。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产生于古代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它的社会特征表现为物质生产技术相对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下，粮食种植、桑蚕养殖、牲畜饲养和渔业捕养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定居分散的农村院落则是社会主体的主要生活方式，在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央集权的、基层间缺乏交往联系的社会制度。因此这种传统文明限制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内容及扩张，限制人们发现尝试满足新需要的生产方式及手段，人们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自然界的现有状态和秩序做出根本改变。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要体现为消极被动的特征，即只讲对自然规律的适应，缺乏对自然的能动改造性。尽管相对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在这个时代的主体意识已有所增强，但自然对人类依然充满神秘性，人类主要还是以敬畏、服从的意识对待自然界，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在古代中国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挖掘的传统生态智慧正源于这一思想体系。如儒家主流主张的“天人合一”、“天人一体论”，道家主张的“天人交融”，人的行为应建立在“顺天”基础上，还有老子“道法自然”中的“道”等思想，都体现人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传统生态智慧强调顺应、服从、敬畏、和谐是由当时时代背景决定的。即使把这些传统生态智慧作为对当时环境问题起纠偏功能的产物，也不能拿它用以改善今天的生态危机问题。尽管环境破坏自古有之，然而在漫长的农耕社会，因为人类活动规模小、水平低、进展慢，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仅限于局部范围，破坏强度还未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是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再加上当时产生的生态智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环境问题。
然而，现代文明主要是工业文明或技术文明的发展，主要特征表现为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改善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自然对人类不再充满神秘，而是被人类征服的对象，现代生态危机就是这一欲望膨胀的结果。可以说迄今为止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都是以损害生态环境、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工业文明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反生态性。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体现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不仅为了生产人类所需的产品，从自然界中索取大量的资源，而且在产品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还产生大量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另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观念体现了反生态性，极大地张扬人类的理性、认识主体性，把人与自然环境隔绝起来，而且把宇宙看做由单个物体组成的机械系统，可以任意分解与宰割。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极度对立状态，生态危机就是其产物[2]。因此，我们现在已不具备传统生态智慧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当时生态智慧就算针对当时的生态问题，而那时生态问题最多只能算是人类的偏误，生态智慧体现的是纠偏的功能。然而，现代生态危机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偶尔偏误，而是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如果我们要重回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能仅靠一些生态智慧来纠偏，必须实现文明观念的转向。对于传统生态智慧要发挥它的生态价值，只能从现代社会出发，对其进行现代价值转换方可为今所用。否则，尽管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也只能体现其历史文化价值，而不具现实可行性。
二、古今生态问题的差异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生态问题不是20世纪才开始的，它同人类文明一道很早就存在了。只因为各时代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差异，从而决定了生态问题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我国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粮食种植、桑蚕养殖、牲畜饲养和渔业捕养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因此当时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生态问题。如因为巨大的人口压力，经济结构中的农业偏向等生态问题，或者因为人类盲目地开垦采伐和围湖造田，使自然环境本身的平衡遭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化和黄河泥沙化等生态问题。对于这些生态问题因受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活动规模小等现状影响，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范围是有限的。最主要原因是当时生态问题都属于自然生态问题，通过自然的净化可以使部分得以恢复，即使无法通过自然调节的生态问题，因其严重性还未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也不至于危及人类生存。另外，如果说传统生态智慧是当时生态危机的产物，是人类在尊重自然界的存在及其规律前提下提出的生态思想，可以起到缓解当时生态问题的作用。如传统生态智慧体现出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可以限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活动。儒家学者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3]。道家也提出一些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的观点，从宇宙万物诞育生存总根源上揭示人与自然普遍共生的关系，还提出“人与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5]，即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等思想。此外，古代思想家针对当时面临的生态问题，提出一些“生态”保护思想。儒家的生态保护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草木零落，再入山林”的保护山林资源的思想，二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保护动物资源的思想，三是“往来井井，涣其群吉”的保护水资源的思想，四是“得地则走，失地则死”的保护土地资源的思想[6]。通过这些措施，人与自然关系长时间延续。 然而现代人面对的却是以工业污染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资源和人口结合在一起的环境问题系统。其复杂性、艰巨性、危害性是古代社会的生态问题不可比拟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环境问题成为大问题，从社会生活的边缘问题上升为中心问题，表现出全球化特征，即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在解决时要求全世界范围内协同一致的努力”[7]。另一方面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再是可以通过自然净化能自我恢复的生态问题，而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正如弗里乔夫·卡普拉在《转折点》一书中所说的：“在本世纪（即20世纪，作者注）最后20年伊始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深刻的、世界范围的危机状态之中。这是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危机……我们第一次不得不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可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8]“全球生态系统和地球生命的进一步演化将遭到严重危害，并有可能在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中彻底终结”[8]。其次，环境问题不再仅限于农业方面的纯自然生态问题，而是涉及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伴的危害性更大的生态问题，如大气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产生的酸雨，危险性化工业废物等。工业生产和使用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农业文明时代的污染，而且任何一样污染都可以导致人类灭绝，生态系统受损，更不用说我们面临的是所有问题的集合。由此看来，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不再可能寄希望用以前方式解决现在的生态危机。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传统生态智慧对解决纯粹的自然生态问题有用，再加上那时的人们本身与自然的关系更亲密，传统生态思想可以起到平衡生态系统的功能。然而，现代社会面临的却是威胁人类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危机，再加上现代人类对自然的狂妄自大，把自然只当着他们征服的对象，失去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之情，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境地，传统生态思想在现代是很难实现它的生态价值的。
三、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的杂糅性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威胁，人们开始转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认为中国文化尤其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可以为解决当今生态危机提供帮助，如认为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等重要生态思想，这是全球性生态批评研究要获得长足性发展绝对绕不过去的宝贵资源。但是这些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思想内涵复杂，并不单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生态问题并不是社会主流问题，生态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也不是主流思想。如以“天人合一”为例考察，我们会发现它并不简单等于现代大多人理解的“天人和谐”之意，实际上是一个内涵非常复杂的思想。选择“天人合一”加以考察，是因为它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朱立元先生所说：“中华文化有一个基本内核，超越时空，贯穿始终，它就是‘天人合一’。”[9]但是“天人合一”的内涵并不是我们字面意思理解的“天与人合二为一”，指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谐性。事实上“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天”的理解，，冯友兰先生认为它包含五种含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对“人”的理解有两种说话：一指芸芸众生，一指圣人天王。更多学者认为在封建统治社会。“王”更偏向后者之“义”。“合”也有“统一”和审美意义上的“合规律、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争论。“一”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同一”和“整体性”。曾振宇指出“一”应指亚里士多德所说是“万物由之而受归之”的终极存在，就是本体。由此看来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意并不是“天人合一”的全部思想。
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派之间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或命题出现得很晚，是北宋哲学家张载在其名篇《正蒙》里首次提出的：“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但是现代学者却把“天人合一”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因为中国历代思想家的观点中大多涉及“天”与“人”的关系，从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开始，到宋代的理学家王阳明，包括道家、儒家和禅宗，在每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他们的观点或理论的基本走向都是“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为二”。但是历代思想家的“天人合一”观点几乎难以找到完全相同的，他们之间存在继承、并列、创新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天人相类，或天人相副、天人同构。此论认为人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复制出来的，所以人副天数，结构相同。它以《黄帝内经》、董仲舒为代表。（2）天人一体。天人一体比天人相类逻辑上更进一步。天人一体，故同质；同质则源于同气；同气相求，故同类相感。这主要是阴阳家的理论，后融入各家中。（3）天人同性，即天地之性亦人之性，尽性则可以知天。这一观点由儒家思孟学派提出，被理学家张载发扬光大，是儒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4）天人同理，“天道”即“人道”。此论以老子开其端，理学集大成，是中国传统天人观的基本内容[10]。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多层次、多方位的。
此外，“天人合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虽然涉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但并不是它的核心思想，核心内容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着力阐发和论证的是封建宗法伦理规范的神圣性、至上性及人的内在超越性。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宇宙划分为“天、地、人”三大要素，但这三者并非处于同一层次或序列中。如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由此看来天、地、人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关系系统。也就是说，人在宇宙之中是一种有卓越地位的存在物。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探究，但在天、地、人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弥散着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这一点可以反证明为什么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天人合一”思想，但中国生态问题一直存在，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并不是“天人合一”的主流思想，其核心在于“人”。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文化中尽管蕴涵丰富的生态智慧，为我国介入全球性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信心和保证，但传统生态智慧因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生态问题有别于现代，再加上思想内涵的杂糅性，我们不能把它直接拿来用于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必须对它进行现代化转化方能为今所用。关于转化的具体举措，将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美]劳伦斯·布依尔，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文艺研究，2004（1）：69.
[2]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7-89.
[3][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
[4][晋]王弼.老子注.道德经上.诸子集成：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14.
[5][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山木.诸子集成：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127.
[6]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71-89.
[7]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6.
[8][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5.
[9]朱立元.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前言，第1页.
[10]刘立夫.“天人合一”不能规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哲学研究，2007（2）：6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四川省教育厅基金项目“生态批评的中国本土化研究”（13SB011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系南充市2013年度社科规划课题“生态文学与高校生态教育研究”（NC2013B016）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传统生态智慧 现代性转换 生态批评 生态危机
中国文化尤其传统文化中蕴涵有非常丰富的生态话语资源，是全球性生态批评研究想要获得长足发展绝对绕不过去的宝贵资源，为中国介入这场全球性的生态批评运动提供文化自信。正如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对中国生态批评满怀信心一样：“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艺术和文化中肯定存在丰富的资源，保证中国的生态家在介入这场运动时是具有十足潜力的。”[1]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态批评开端以来，中国理论界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挖掘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拓宽了全球生态批评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生态批评的实践维度。另一方面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积累了建设性的元素。然而，当前学术界有一种照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理念构建我国当前生态文明的观点，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加以重新审视，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性转换。
一、古今时代背景的差异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丰富的生态智慧，却不能直接拿来作为医治现代生态危机的良方，要发挥它的生态价值，必须对传统生态智慧进行现代性转换。因为传统生态智慧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别于现代社会，而不同时代背景又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差异性。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产生于古代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它的社会特征表现为物质生产技术相对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下，粮食种植、桑蚕养殖、牲畜饲养和渔业捕养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定居分散的农村院落则是社会主体的主要生活方式，在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央集权的、基层间缺乏交往联系的社会制度。因此这种传统文明限制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内容及扩张，限制人们发现尝试满足新需要的生产方式及手段，人们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自然界的现有状态和秩序做出根本改变。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要体现为消极被动的特征，即只讲对自然规律的适应，缺乏对自然的能动改造性。尽管相对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在这个时代的主体意识已有所增强，但自然对人类依然充满神秘性，人类主要还是以敬畏、服从的意识对待自然界，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在古代中国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挖掘的传统生态智慧正源于这一思想体系。如儒家主流主张的“天人合一”、“天人一体论”，道家主张的“天人交融”，人的行为应建立在“顺天”基础上，还有老子“道法自然”中的“道”等思想，都体现人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传统生态智慧强调顺应、服从、敬畏、和谐是由当时时代背景决定的。即使把这些传统生态智慧作为对当时环境问题起纠偏功能的产物，也不能拿它用以改善今天的生态危机问题。尽管环境破坏自古有之，然而在漫长的农耕社会，因为人类活动规模小、水平低、进展慢，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仅限于局部范围，破坏强度还未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是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再加上当时产生的生态智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环境问题。
然而，现代文明主要是工业文明或技术文明的发展，主要特征表现为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改善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自然对人类不再充满神秘，而是被人类征服的对象，现代生态危机就是这一欲望膨胀的结果。可以说迄今为止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都是以损害生态环境、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工业文明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反生态性。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体现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不仅为了生产人类所需的产品，从自然界中索取大量的资源，而且在产品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还产生大量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另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观念体现了反生态性，极大地张扬人类的理性、认识主体性，把人与自然环境隔绝起来，而且把宇宙看做由单个物体组成的机械系统，可以任意分解与宰割。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极度对立状态，生态危机就是其产物[2]。因此，我们现在已不具备传统生态智慧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当时生态智慧就算针对当时的生态问题，而那时生态问题最多只能算是人类的偏误，生态智慧体现的是纠偏的功能。然而，现代生态危机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偶尔偏误，而是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如果我们要重回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能仅靠一些生态智慧来纠偏，必须实现文明观念的转向。对于传统生态智慧要发挥它的生态价值，只能从现代社会出发，对其进行现代价值转换方可为今所用。否则，尽管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也只能体现其历史文化价值，而不具现实可行性。
二、古今生态问题的差异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生态问题不是20世纪才开始的，它同人类文明一道很早就存在了。只因为各时代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差异，从而决定了生态问题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我国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粮食种植、桑蚕养殖、牲畜饲养和渔业捕养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因此当时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生态问题。如因为巨大的人口压力，经济结构中的农业偏向等生态问题，或者因为人类盲目地开垦采伐和围湖造田，使自然环境本身的平衡遭到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化和黄河泥沙化等生态问题。对于这些生态问题因受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活动规模小等现状影响，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范围是有限的。最主要原因是当时生态问题都属于自然生态问题，通过自然的净化可以使部分得以恢复，即使无法通过自然调节的生态问题，因其严重性还未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也不至于危及人类生存。另外，如果说传统生态智慧是当时生态危机的产物，是人类在尊重自然界的存在及其规律前提下提出的生态思想，可以起到缓解当时生态问题的作用。如传统生态智慧体现出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可以限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活动。儒家学者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3]。道家也提出一些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的观点，从宇宙万物诞育生存总根源上揭示人与自然普遍共生的关系，还提出“人与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5]，即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等思想。此外，古代思想家针对当时面临的生态问题，提出一些“生态”保护思想。儒家的生态保护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草木零落，再入山林”的保护山林资源的思想，二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保护动物资源的思想，三是“往来井井，涣其群吉”的保护水资源的思想，四是“得地则走，失地则死”的保护土地资源的思想[6]。通过这些措施，人与自然关系长时间延续。 然而现代人面对的却是以工业污染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资源和人口结合在一起的环境问题系统。其复杂性、艰巨性、危害性是古代社会的生态问题不可比拟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环境问题成为大问题，从社会生活的边缘问题上升为中心问题，表现出全球化特征，即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在解决时要求全世界范围内协同一致的努力”[7]。另一方面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再是可以通过自然净化能自我恢复的生态问题，而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正如弗里乔夫·卡普拉在《转折点》一书中所说的：“在本世纪（即20世纪，作者注）最后20年伊始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深刻的、世界范围的危机状态之中。这是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危机……我们第一次不得不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可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8]“全球生态系统和地球生命的进一步演化将遭到严重危害，并有可能在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中彻底终结”[8]。其次，环境问题不再仅限于农业方面的纯自然生态问题，而是涉及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伴的危害性更大的生态问题，如大气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产生的酸雨，危险性化工业废物等。工业生产和使用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农业文明时代的污染，而且任何一样污染都可以导致人类灭绝，生态系统受损，更不用说我们面临的是所有问题的集合。由此看来，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不再可能寄希望用以前方式解决现在的生态危机。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传统生态智慧对解决纯粹的自然生态问题有用，再加上那时的人们本身与自然的关系更亲密，传统生态思想可以起到平衡生态系统的功能。然而，现代社会面临的却是威胁人类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危机，再加上现代人类对自然的狂妄自大，把自然只当着他们征服的对象，失去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之情，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境地，传统生态思想在现代是很难实现它的生态价值的。
三、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的杂糅性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威胁，人们开始转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认为中国文化尤其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可以为解决当今生态危机提供帮助，如认为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等重要生态思想，这是全球性生态批评研究要获得长足性发展绝对绕不过去的宝贵资源。但是这些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思想内涵复杂，并不单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生态问题并不是社会主流问题，生态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也不是主流思想。如以“天人合一”为例考察，我们会发现它并不简单等于现代大多人理解的“天人和谐”之意，实际上是一个内涵非常复杂的思想。选择“天人合一”加以考察，是因为它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朱立元先生所说：“中华文化有一个基本内核，超越时空，贯穿始终，它就是‘天人合一’。”[9]但是“天人合一”的内涵并不是我们字面意思理解的“天与人合二为一”，指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谐性。事实上“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天”的理解，，冯友兰先生认为它包含五种含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对“人”的理解有两种说话：一指芸芸众生，一指圣人天王。更多学者认为在封建统治社会。“王”更偏向后者之“义”。“合”也有“统一”和审美意义上的“合规律、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争论。“一”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同一”和“整体性”。曾振宇指出“一”应指亚里士多德所说是“万物由之而受归之”的终极存在，就是本体。由此看来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意并不是“天人合一”的全部思想。
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派之间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或命题出现得很晚，是北宋哲学家张载在其名篇《正蒙》里首次提出的：“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但是现代学者却把“天人合一”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因为中国历代思想家的观点中大多涉及“天”与“人”的关系，从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开始，到宋代的理学家王阳明，包括道家、儒家和禅宗，在每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他们的观点或理论的基本走向都是“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为二”。但是历代思想家的“天人合一”观点几乎难以找到完全相同的，他们之间存在继承、并列、创新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天人相类，或天人相副、天人同构。此论认为人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复制出来的，所以人副天数，结构相同。它以《黄帝内经》、董仲舒为代表。（2）天人一体。天人一体比天人相类逻辑上更进一步。天人一体，故同质；同质则源于同气；同气相求，故同类相感。这主要是阴阳家的理论，后融入各家中。（3）天人同性，即天地之性亦人之性，尽性则可以知天。这一观点由儒家思孟学派提出，被理学家张载发扬光大，是儒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4）天人同理，“天道”即“人道”。此论以老子开其端，理学集大成，是中国传统天人观的基本内容[10]。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多层次、多方位的。
此外，“天人合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虽然涉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但并不是它的核心思想，核心内容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着力阐发和论证的是封建宗法伦理规范的神圣性、至上性及人的内在超越性。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宇宙划分为“天、地、人”三大要素，但这三者并非处于同一层次或序列中。如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由此看来天、地、人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关系系统。也就是说，人在宇宙之中是一种有卓越地位的存在物。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探究，但在天、地、人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弥散着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这一点可以反证明为什么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天人合一”思想，但中国生态问题一直存在，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并不是“天人合一”的主流思想，其核心在于“人”。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文化中尽管蕴涵丰富的生态智慧，为我国介入全球性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信心和保证，但传统生态智慧因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生态问题有别于现代，再加上思想内涵的杂糅性，我们不能把它直接拿来用于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必须对它进行现代化转化方能为今所用。关于转化的具体举措，将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美]劳伦斯·布依尔，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文艺研究，2004（1）：69.
[2]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7-89.
[3][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
[4][晋]王弼.老子注.道德经上.诸子集成：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14.
[5][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山木.诸子集成：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127.
[6]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71-89.
[7]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6.
[8][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5.
[9]朱立元.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前言，第1页.
[10]刘立夫.“天人合一”不能规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哲学研究，2007（2）：6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四川省教育厅基金项目“生态批评的中国本土化研究”（13SB011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系南充市2013年度社科规划课题“生态文学与高校生态教育研究”（NC2013B01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