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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救过周恩来、关向应，屡建奇功的“女间谍”；
她，在郭沫若的长篇小说《骑士》中化身女主人公金佩秋；
她，也是谍战大戏《风声》《旗袍》中中共女地下党员的原型之一
她，就是黄慕兰。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这位1907年出生，20世纪2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先驱者，在历经磨难、跨越百年之后，在杭州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安享晚年。她的邻居们不知道，这位爱看电视、爱打麻将的百岁老人，原是被周恩来称为“党的百科全书”的红色特工。
壮志慕兰，风云际会
“你若是个男孩，一定能光宗耀祖。”从小，父亲就常对原名“彰定”的长女黄慕兰这么说。出身湘中名门，黄慕兰本可以像大多数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然后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毅然逃离了包办婚姻，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1926年，黄慕兰剪掉长发，在汉口投身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她说：“我要以革命志士秋瑾为榜样。”
黄慕兰进步神速。演讲、演话剧、主持会议，她都毫不怯场。1926年，她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入团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那一年，19岁的黄慕兰当了妇女部长。她天生丽质，秀外慧中，而且能力强、有魄力，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差点被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但最终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而未成行。
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黄慕兰任大会主席。那次活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等人都去了。当天活动之后，她与革命家宛希俨举行了婚礼。他们登报发布了启事，董必武为这门婚事办了一个小聚会。如此结婚，开一时风气之先。
当时正是多事之秋。国共分裂之后，宛希俨、黄慕兰夫妇奉命转入地下工作。从此，她开始了一種不同凡响的“潜伏”人生。
在南昌，身怀六甲的黄慕兰学会了用米汤在《圣经》的间隙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
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四个月后牺牲。
“服从组织安排”，从1926年起就成了黄慕兰的人生信条。她强忍着巨大的悲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到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自己则奉地下党组织的调遣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
地下奇兵，义救群贤
不久后，上海的工人酝酿罢工斗争，黄慕兰主动要求下到工厂去，投身斗争的第一线。
她扮成女工，买通“那摩温”（来自上海人讲的洋泾浜英语Number one，即“工头”），冒名顶替去丝厂工作，发动工人罢工。她还曾乔装成贵夫人，乘坐豪华游轮，将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从香港护送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29年，黄慕兰与中共中央委员贺昌在上海结婚。两年后，作为革命领导人，贺昌主动申请独自前往苏区，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
这一次，黄慕兰哭了三天三夜。但当时她身上也承担着新的任务：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委任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第一个要救的，是工联领导人关向应。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个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是海宁望族之后，其父陈其寿在法租界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陈其寿一家都很欣赏黄慕兰。经组织同意，黄慕兰被陈老爷子收为干女儿。在陈氏父子的周旋下，关向应被放了出来。
在此期间，黄慕兰还立下“奇功”一件。那天，黄慕兰在与陈志皋去看电影的路上意外得知：码头工人出身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已经叛变。当时向忠发与周恩来夫妇同住，掌握的情报非同寻常。
黄慕兰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马上借口身体不适放弃观影，打电话约见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潘汉年。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康生，最后送达周恩来。
当日午夜，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去抓捕周恩来，扑了个空。多亏了黄慕兰，才确保了党的核心人物安然无恙。
肝胆照人，百折无悔
1935年，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同年，在“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这三项约定下，黄慕兰与陈志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改名“定慧”，上海社交圈皆以为她是初婚。
“我嫁给陈志皋是因为我决定牺牲自己。因为志皋曾经救出一位中央委员，而且为党做事花了很多钱。”对于这一次婚姻，黄慕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这样说。
在陈志皋的掩护下，己然是“上海名媛”的黄慕兰进入金融界，主理当时已经破产的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事务。复业成功后，她成为上海最上层的銀行家俱乐部的一员，与上海当时的头而人物虞洽卿、杜月笙等都有来往。
从此，黄慕兰可以利用她的资源游刃有余地仂、助进行上海的地下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抗日刊物《文献》的编辑人员，就藏在通易公司办公；各种机密文件和珍贵手稿，都安全地保存在通易公司的保险箱中；当时的很多进步社会运动，都得到黄慕兰出面办妥的无限透支账户的资助。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还捉到过自己跟着母亲许广平去向“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筹借款项的情形。
就这样，黄慕兰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这也使得她日后一再受到怀疑和审查，命运十分坎坷，一些传记作者甚至将她说成是“国民党的政治掮客”。
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大多数时间都在用笔回顾历史。除了2003年出版的《黄慕兰自传》，她还有更长的一部自传，但依照纪律至今仍不能公开，因为里而埋藏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
她，在郭沫若的长篇小说《骑士》中化身女主人公金佩秋；
她，也是谍战大戏《风声》《旗袍》中中共女地下党员的原型之一
她，就是黄慕兰。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这位1907年出生，20世纪2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先驱者，在历经磨难、跨越百年之后，在杭州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安享晚年。她的邻居们不知道，这位爱看电视、爱打麻将的百岁老人，原是被周恩来称为“党的百科全书”的红色特工。
壮志慕兰，风云际会
“你若是个男孩，一定能光宗耀祖。”从小，父亲就常对原名“彰定”的长女黄慕兰这么说。出身湘中名门，黄慕兰本可以像大多数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然后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毅然逃离了包办婚姻，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1926年，黄慕兰剪掉长发，在汉口投身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她说：“我要以革命志士秋瑾为榜样。”
黄慕兰进步神速。演讲、演话剧、主持会议，她都毫不怯场。1926年，她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入团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那一年，19岁的黄慕兰当了妇女部长。她天生丽质，秀外慧中，而且能力强、有魄力，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差点被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但最终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而未成行。
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黄慕兰任大会主席。那次活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等人都去了。当天活动之后，她与革命家宛希俨举行了婚礼。他们登报发布了启事，董必武为这门婚事办了一个小聚会。如此结婚，开一时风气之先。
当时正是多事之秋。国共分裂之后，宛希俨、黄慕兰夫妇奉命转入地下工作。从此，她开始了一種不同凡响的“潜伏”人生。
在南昌，身怀六甲的黄慕兰学会了用米汤在《圣经》的间隙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
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四个月后牺牲。
“服从组织安排”，从1926年起就成了黄慕兰的人生信条。她强忍着巨大的悲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到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自己则奉地下党组织的调遣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
地下奇兵，义救群贤
不久后，上海的工人酝酿罢工斗争，黄慕兰主动要求下到工厂去，投身斗争的第一线。
她扮成女工，买通“那摩温”（来自上海人讲的洋泾浜英语Number one，即“工头”），冒名顶替去丝厂工作，发动工人罢工。她还曾乔装成贵夫人，乘坐豪华游轮，将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从香港护送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29年，黄慕兰与中共中央委员贺昌在上海结婚。两年后，作为革命领导人，贺昌主动申请独自前往苏区，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
这一次，黄慕兰哭了三天三夜。但当时她身上也承担着新的任务：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委任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第一个要救的，是工联领导人关向应。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个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是海宁望族之后，其父陈其寿在法租界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陈其寿一家都很欣赏黄慕兰。经组织同意，黄慕兰被陈老爷子收为干女儿。在陈氏父子的周旋下，关向应被放了出来。
在此期间，黄慕兰还立下“奇功”一件。那天，黄慕兰在与陈志皋去看电影的路上意外得知：码头工人出身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已经叛变。当时向忠发与周恩来夫妇同住，掌握的情报非同寻常。
黄慕兰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马上借口身体不适放弃观影，打电话约见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潘汉年。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康生，最后送达周恩来。
当日午夜，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去抓捕周恩来，扑了个空。多亏了黄慕兰，才确保了党的核心人物安然无恙。
肝胆照人，百折无悔
1935年，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同年，在“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这三项约定下，黄慕兰与陈志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改名“定慧”，上海社交圈皆以为她是初婚。
“我嫁给陈志皋是因为我决定牺牲自己。因为志皋曾经救出一位中央委员，而且为党做事花了很多钱。”对于这一次婚姻，黄慕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这样说。
在陈志皋的掩护下，己然是“上海名媛”的黄慕兰进入金融界，主理当时已经破产的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事务。复业成功后，她成为上海最上层的銀行家俱乐部的一员，与上海当时的头而人物虞洽卿、杜月笙等都有来往。
从此，黄慕兰可以利用她的资源游刃有余地仂、助进行上海的地下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抗日刊物《文献》的编辑人员，就藏在通易公司办公；各种机密文件和珍贵手稿，都安全地保存在通易公司的保险箱中；当时的很多进步社会运动，都得到黄慕兰出面办妥的无限透支账户的资助。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还捉到过自己跟着母亲许广平去向“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筹借款项的情形。
就这样，黄慕兰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这也使得她日后一再受到怀疑和审查，命运十分坎坷，一些传记作者甚至将她说成是“国民党的政治掮客”。
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大多数时间都在用笔回顾历史。除了2003年出版的《黄慕兰自传》，她还有更长的一部自传，但依照纪律至今仍不能公开，因为里而埋藏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